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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与《文心雕龙》之性质略论

——兼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

陶礼天

 

世纪之交,我国学术界有两种研究大势:其一是上个世纪末,各学科都开始对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进行总结,这是非常必要的,出版和发表了不少学术研究史方面的论著。各学科这种对现代学术研究进行总结的工作,在世纪末的最后几年,似乎达到了高潮,而直至今天其势头仍然不小,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也是如此,仅《文心雕龙》研究方面,就出版了两种《文心雕龙研究史》著作,现在还有一些学者在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自近世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基本放弃了经史子集的传统国学的分类研究方法,尽管这种分类方法作为目录学或其它某些学科中还在讲,还在运用,但就学科意义而言,是基本舍弃的了,而是参照西方的现代学术研究,建构起我们自己的各种现代学科,文艺学就是其中之一。其二就是总结的同时,各学科也都在思考中西古今的异同问题,学术研究规范问题等等,进而必然就要讨论和思考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传承问题。就文艺学而言,也必然存在着如何继承传统,如何进行当代文艺学建设的问题。从学术研究的总结方面看,我们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理念,比如学术史写作要科学、客观,要突出学术研究典范,总结学术研究“范式”等等;而就如何建设的问题,认识就相当复杂了,在社会经济改革的转型时期,价值观念多元化了,不可能再是单元式的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中西古今之学有一个“离、同、合、异”的学理问题,非知之难也,乃能之难矣。因为就理论认识而言,中西古今之学具有“离、同、合、异”的学理问题,早在上世纪初西学大潮东渐伊始,就有不少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立场等方面论述过,关键是需要对过去和现在的实际研究情况进行深入思考和再研究。二十世纪,随着西学大潮的涌入,旧的社会体制被推翻,新的社会不断走向一个又一个的建设高潮,我们实际上更多地重视了中西古今之异的方面,其中复杂的情况难以三言两语地进行概括;而今天当我们在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建设当代文化时,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深入思考中西古今之通的问题,并将之切实贯注到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和建设之中。我国当代文艺学的建设,不仅要注意古今之异、中西之别,更要考察古今之同、中西之通。这也是笔者对于《文心雕龙》以及整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这个大课题的基本思考。这篇短文主要想从《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方面谈谈看法,进而讨论一下《文心雕龙》是不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的性质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如何认识、继承和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或者称之为“古代文艺学”的问题,庶几有益于当代文艺学建设的思考。

 

 

 

 

 

 

虽然文化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见仁见智,均非不可,但我们很难赞同仅仅从某一个角度,以偏概全地概括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征[1]。《文心雕龙》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传统特征,是十分丰富的、多方面的,如其在论述文学观念、创作表现及其具体批评的许多理论观点中,所反映出的以儒道释为中心的各种不同思想文化派别的会通整合的特点,其所主张的道、圣、文三位一体观、会通适变的思想,其所本之于“天人合一”思维模式而建立的文学观,其所从才性与主体人格精神的角度来论述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性要求,其所体现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华实相辅的审美心理特征,其所运用的“折中”、“圆通”之研究方法等等[2],就是明证。

 

宽泛地说“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文化”概念之内涵,犹如钱穆先生所说:“普通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人类的生活;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总括汇总起来,就叫做文化。”[3]换句话说,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与自然界、动物界相区别的一切。学术界对此有三分法和两分法的区别,三分法是把人类创造的一切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法是把人类创造的一切只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笔者以为两种说法均是可以的,并无实质性的区别。狭义的“文化”概念,主要是指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本文主要侧重点,亦在于此。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周易》,其《贲卦·彖辞》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4]这就是中国古代常常论及的所谓“人文化成”的观念,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文化”一词的最早出处,刘勰的文学观,实质上,就是植根在这一传统思想的基础上的。“天文”、“地文”,乃是自然之“文”,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看问题,也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因而我们可以简要的说,《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是刘勰本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生成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也才能真正理解刘勰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的观念。

 

《文心雕龙·原道》篇云:“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又云:“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5]。刘勰等六朝文论家突出强调“自然”有“文”,因此本之于有文采的“自然”之“人文”,当然也就要突出“雕龙”之美。这种观念贯串《文心雕龙》全书,如其《隐秀》篇云:“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人文”本于自然之“天地之文”而生成,生成的中间环节,乃在于“人心”(性灵)对自然之道的体验,刘勰的庞大文学理论批评体系,乃是建构在这样一种传统的“人文化成”的文化观念之上的。五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关于刘勰世界观乃至其文学观是唯物还是唯心的争论,主张其为唯物者,极力要把《原道》诸篇所说的“自然之道”,说成是纯粹客观的“道”;主张其为唯心者,极力抓住其“神理”观念、谶纬思想,又把刘勰所说的“自然之道”视为主观的东西,均明显脱离了中国固有的“天人和合”的文化传统精神。解析刘勰《文心雕龙》与文化传统的关系,首先就应该尽力贴近《文心雕龙》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

 

关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区别,学术界讨论犹多。庞朴先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一文讲得比较清楚,他说:“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又说:“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Culture  traditional),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摩,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6]文中还说到关于文化的体用之争的问题,以为文化传统是体,传统文化是用,体和用都是可以变革创新的,只是作为“体”的文化传统的变化是渐进的,无论怎样变化,它作为一种民族精神,仍然具有其个性。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在传统文化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所以我们研究《文心雕龙》与传统文化、文化传统问题,一定要注意六朝时期文化的时代性,它与前此的两汉时代和后此的唐宋时代的文化,既有前后一贯的承续性,又存在着一个相对的定位性问题。

 

另外,六朝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南北的政治对立格局,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于其时表现得尤为突出[7]陈寅恪先生曾指出:“盖汉代学校制度废驰,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8]此说可谓不移之论。南朝时期,南方的地域文化风气、学术思想,是形成南朝文学以“清绮”为尚的地域风格特色的重要原因,而南朝的文化风气、学术思想又以佛、玄之学为核心,无论是在佛学还是儒学上,与北朝并不完全相同。故《北史·儒林传序》有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说法[9]。由于南北双方政治上互争“正朔”的地位,加以六朝门第观念的影响,导致选拔人才乃至文化思想等方面产生“褒南贬北”和“扬北抑南”的种种冲突,这也是应该加以注意的文化现象。这在《文心雕龙》中也有所反映,如《序志》篇刘勰云其“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这除了表明其论文要崇儒宗经以外,透露的就是以自己所在的南齐,为当时天下“正朔”之所在的思想。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地域的思想来看问题,刘勰在这个“随仲尼而南行”的梦中,主要表现的是其时政治上的“褒南贬北”的倾向,也表现了政治上的“正统”、儒学上的“正统”(学统),是由北方迁移至南方的。《文心雕龙》在具体作家的品评上,据笔者自己阅读的体会,作为祖籍属“北人”的刘勰并无主观的“褒南贬北”或“扬北抑南”的偏重,有人这样看,我以为是不正确的,这与其论文主张圆通、中正的思想态度是相关的、一贯的,与当时现实社会中,一些出身高门的“北人”轻视“南人”的情形,是不能随意牵扯到一起的。对此,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自“五四”运动前后至今,许多研究者都无不参照西方文学理论、文学观念来研究《文心雕龙》,因为尽管我们的传统文论中有“文笔之辨”论、“诗歌分野”论、“诗文分野”论等等,但是对其进行研究考辨时,实质上已经先在我们研究者的内心中有了一个“杂文学”、“纯文学”以及“俗文学”之类的概念与认识,而这种“文学观念”无疑是由“西学东渐”而来,所以我们是十分容易弄成强加古人而过于“现代化”的阐释的。可是,我们别无选择,似乎命运注定要我们在这两难境界中前行,而对我们拥有的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传统文化“经典”的研究和解说,只能在这两难境界的阐释过程中,才能使那种有益于我们今天文化建设的“现代意义”得以生成。

 

既有古与今、中与西这样两边,我们也难以不偏不倚地站在“中间”,过分地强调“古”为“今”用、“西”为“中”用,就会产生强加古人的流弊,最终会失去我们的《文心雕龙》的“个性”,失去我们自己传统文论的“个性”,因此我们应该立足于“古”与“中”,究明其本来意;而又要放眼于“今”和“西”,阐释其现代性,区别其差异,也注重其会通。在此,我们不妨从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关于“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的论述出发,来讨论一下《文心雕龙》的性质问题。

 

先生论说道:“从目录学上看,俗文学或民间文学的歌谣部分虽然用作乐歌,早得著录,但别的部分差不多从不登大雅之堂。……诗文评的系统著作,我们有《诗品》和《文心雕龙》,……可是一向只附在‘总集’类的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类来容纳这些书。这‘文史’类后来演变为‘诗文评’类。著录表示有地位,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这反映着各类文学本身如何发展,并如何获得一般的承认。”又说“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文学意念,加上新文学的创作,小说、词曲、诗文评,才升了格,跟诗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统文学。……诗文评虽然极少完整的著作,但从本质上看,自然是文学批评。”又说:“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也不放松,象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10]先生这里谈到研究方法问题,要注意搜集材料,分析文学批评意念的发生发展的“史迹”。我们认为对《文心雕龙》研究而言,就要注意其许多范畴诸如其“折衷”这一方法论范畴进行考辨分析,从而能够与儒道释三教尚“中”思想联系起来看问题,然后可能对刘勰的“批评意念”有深刻的把握,《文心雕龙》在这方面的研究实绩,十分突出,但还应该继续去做的。不过,笔者引用先生的上面的论述,目的在于由此先来分析一下《文心雕龙》的性质,就是《文心雕龙》是一部怎样的书的问题。

 

按照先生的观点,《文心雕龙》无疑是一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分析其持论的理由,第一是“文”、“文学”的观念本来在我国传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就在不断的演进,从目录学著作的著录看,《文心雕龙》从著录于“总集类”到“文史类”再到“诗文评类”,不仅表明“文学”的地位逐渐走向“独立”,而且也反映了《文心雕龙》作为文学理论批评著作的性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先生明确说:“诗文评类”著作,“从本质上看,自然是文学批评”;第二是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文学意念,现在我们许多学者按照这种“文学意念”(尽管西方有各种各样的文学意念),来反观,来检查,发现《文心雕龙》之类的“诗文评”,原来就是“文学批评”;第三是《文心雕龙》属于“诗文评”,而“从本质上看”,是“文学批评”。用先生的话去检讨自“五四”运动以来直至今天《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许多学者已经将《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批评”的体系结构作了各种不同又基本类似的解说。可是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反对将《文心雕龙》看作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认为只是一部“文章学”,并用宽泛的“写作之道”之类的说法,来代替“文学理论批评”的论定;进而又有些专家学者来重新讨论“刘勰是个什么家”的问题,其新的观点认为“刘勰是文学思想家”或者“文章学家”等,来取代过去“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理论批评家”的说法[11]

 

笔者以为这些新的观点,也能够揭示刘勰《文心雕龙》的重要特征,我们不必去搞“概念”的争论;但我们还是赞同朱自清先生的论断,以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刘勰是一个文学理论批评家,我们当然大不必倒回到“五四”运动之前去。杨明照先生曾详细地列举历代目录学对《文心雕龙》的著录情况,计先后有一十三种类别,即总集类、别集类、集部类、文集类、古文类、诗文名选类、杂文类、子类、子杂类、文史类、文说类、诗文格评类、诗文评类等。关于目录学的著录意义,自班固《汉书·艺文志》以来,历朝历代的著录情况,列之详矣。而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校雠通义叙》所论最为人所熟知亦最为精要,他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2]。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将《文心雕龙》列入“诗文评类”,的确远比《隋书·经籍志》入“集部”、《新唐书·艺文志》与《宋史·艺文志》入“文史类”要进步,反映了“辨章学术”的深入,反映了“文学意念”之“源流”的演变过程。

 

虽然二十篇文体论讨论几十种“文体”,从而削弱了对诗、赋、乐府等所谓“纯文学作品”的论述,但从下篇看,讨论的许多问题,不少属于文学创作的问题,并非一般“写作文章乃至应用文”的理论,而对历代大量的著名作家的分析,又补充了前文的不足。刘勰的“文”的范围绝广,几乎“弥纶”所有文体,但这不等于刘勰对文学的认识也很广很杂很泛,他主张“为情而造文”,要求具备“隐秀”的美,充分说明刘勰对“文学性”的认识,是深刻的。所以,笔者以为不能(也不必)说《文心雕龙》是“文章学著作”或“杂(泛)文学理论批评著作”的,因为这样反而容易失去对刘勰关于“文学性”的深刻理解。我们现在所谓“文学”的概念,是从西方输入的,是从“文学性”的角度看问题的,但以之参照我们传统的文论,也有一个“文学意念”在“史”的发展过程中演变的问题,而且有着“文笔之辨”等问题的讨论,我们也需要尽力从传统文论和其它史料之中去发掘“文学意念”发展进步的材料,去发掘“文学”这个汉语“词汇”,是如何由文章的意义一步步演变为今天的“文学”的意义的。

 

刘勰论“文”的范围广、杂、泛,而我们研究的是在这广、杂、泛之中的刘勰的文学观,而不是广、杂、泛之类的所谓“文学观”。而笔者也无意反对用“杂文学观”这种看问题的角度去研究问题,因为实质上,许多主张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本与我们要阐明的意见,并无本质的区别,对此一问题,我们同样也大不必流于“概念”的争执的。

 

 

 

 

 

 

黄侃先生评说章太炎先生与清代阮元等人所主张的一广一狭的“文”之观念时说:“窃谓文辞封略,本可弛张,推而广之,则凡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抑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此至大之范围也。故《文心·书记》篇,杂文多品,悉可入录。再缩小之,则凡有句读者皆为文,而不论其文饰与否,纯任文饰,固谓之文矣,即朴质简拙,亦不得不谓之文。此类所包,稍小于前,而经传诸子,皆在其笼罩。若夫文章之初,实先韵语;传久行远,实贵偶词;修饰润色,实为文事;敷文摛采,实异质言;则阮氏之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然则拓其疆宇,则文无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这里对清代重新讨论的“文笔之辨”问题(这一讨论本身就反映了我们传统文学观念的进步),黄侃先生联系《文心雕龙》作了评判[13]

 

黄侃先生的论说,其中也表现了自“五四”运动前后数十年中“西方文化输入”的“新的文学意念”。推寻黄侃先生所论,结合《文心雕龙》的理论批评的内容,我们认为刘勰《原道》篇论“文之原”(本原、本体),“文体论”各篇论各种“文体之源”(发生源流),这是论述了“文”的宽泛之义和各种“文体”;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虽然从本原论讨论了“文”的宽泛义,但其下篇内容实际上主要是文学理论批评,正如黄侃先生接着上面所引的论说又分析云:“即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以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于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14]笔者以为这是精确之论,也是对《文心雕龙》性质的定性之定评,可惜为人所注意不够。

 

根据以上所论,可见《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这可以从全书的内在理论结构、讨论问题的重点、论述文学性质的历史性深度等等“中和”起来看问题,而这一性质只能是今人根据今日之学科的分类来给定的,犹如我们承认《庄子》是一部哲学著作,《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其间的道理是相同的。辨明这个问题,也有助于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学理论批评”性质,这对于如何继承我们“古代的文艺学”去建设当代文艺学,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这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作者简介:陶礼天,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员。主要致力于《文心雕龙》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的研究,侧重从诗、书、画、乐等各门古代艺术论的整体发展和中国古代哲学、文化传统角度,对古代文论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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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静的文化”(钟天纬)、“道的文化”(薛福成)、“精神文化”(梁启超)等等,是为了去和被想象为西方文特征的“动的文化”、“器的文化”、“物质的文化”等等相比较相区别的。又,如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特质在于“忧患意识”,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而庞朴认为“忧乐圆融”才是中国文化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如此等等论述,从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文化心理的、伦理道德的、求“真”态度的(科学的)、人文精神的、思维方式的、审美的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作出的论断。以其一端,以该全体,是不太科学的,容易流于概念化的争论。参考庞朴《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一文,见《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辨》第295页,(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年版。

 

[2] 参见拙作《刘勰的经典视域与理论建构——“文德”与“神理”诸范畴考释》(收录《叩问经典》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05年版),《试论〈文心雕龙〉“折中”精神的主要体现》(《镇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儒道释之尚“中”论与刘勰的“执中”精神》(《文心雕龙研究》第5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刘勰“风骨”论新探》(《文心雕龙研究》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文心雕龙〉与六朝审美心物观》(《文艺研究》1995年第4期),《〈文心雕龙〉思想倾向平议》(载《文学前言》第4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文。

 

[3] 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引见其《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31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4] 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册)第37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5] 本文所引《文心雕龙》语,均据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 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辨》第326327页。

 

[7] 对这些问题,参见拙作《〈文心雕龙〉与经今古文学述略》(《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文心雕龙〉与六朝思想文化及文学艺术发展的关系》(《安徽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文心雕龙〉审美心物观的理论渊源》(《原学》第6辑)等文。

 

[8]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7页,三联书店1954年版。

 

[9] 唐李延寿《北史》卷八十一,第270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10] 朱自清《诗言志辨》第12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重印本。

 

[11] 参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文心雕龙学综览》第8690页有关评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

 

[12] 引见叶瑛《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第94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 参见拙文《六朝“文笔”论与文学观——〈文心雕龙〉“文笔之辨”辨微》,《文艺研究》第5期。

 

[14]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8页,中华书局出版,1962年版。

 

 

 

 

原载:《文学前沿》200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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