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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术界读到了怎样的《管锥编》?

——评艾朗诺的英文选译本

陆文虎

艾朗诺(Ronald Egan)于1976年以论文《<左传>及先秦叙述形式》取得哈佛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19771983年间,他在哈佛大学维莱斯勒学院教授中文,并兼任《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的执行主编。1987年至今,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研究系担任系主任及中文教授,并不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授课。他曾两度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美国学术界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研究员资格。艾朗诺是美国汉学家中的后起之秀。据艾朗诺的夫人陈毓贤说,她丈夫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念书时,开玩笑地选了白先勇先生教的中文课,从此便走火入魔,几十年如一日,才有了今天的东亚语言文化研究系的系主任。作为中文教授,艾朗诺对中国唐、宋时期的诗歌、美学和文人文化有多年的深入研究,已出版的关于宋代诗词和美学的专著,主要有《欧阳修的文学著作》(1984年)、《苏轼的一生:言论、思想和行为》(1994年)等。近年来,他研究中国传统中的音乐与“哀伤”、苏轼和黄庭坚的题画诗、北宋书法理论以及宋徽宗宫词等问题,他还在加州大学讲授《红楼梦》,可见其学术领域之深广。前几年,他用力最劬、影响最大、对美国学术界最有意义的工作,是将钱钟书先生的巨著《管锥编》选译为英文,书名为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由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于1998年出版。印了1500本,这个数量在美国学术界很正常,不多也不少。精装本483页,定价40美元。

大约1993年前后,钱钟书先生告诉我:“美国有位汉学家来信要求翻译《管锥编》,我同意他译,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问我问题。”开工之前,居间写信请求钱先生允许翻译的是张光直;这位汉学家就是艾朗诺。这项独立完成的翻译工程一直持续到1997年。1998年,艾朗诺把刚刚印出的书寄到北京时,钱钟书先生已经病重,只能由杨绛先生将书带到医院给他读了其中的几篇。

促使艾朗诺选译《管锥编》的人,是他从前在哈佛大学的一位老师。方志彤是钱钟书先生清华大学的同学和至交。当年《管锥编》新出版,方先生极为兴奋,买了几套,读来读去,竟把几本书都翻破了。方先生多次告诉艾朗诺应该多注重钱先生的文章。因此,本书扉页的题签是:“谨以此书纪念无与伦比的老师方志彤博士,他曾引导我阅读他清华同学和朋友钱钟书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我和艾朗诺有些相似。我之酷喜钱著,也是受我的导师郑朝宗教授指点的结果。而郑教授也是钱钟书先生清华大学的同学和好友。

艾朗诺教授深知,《管锥编》尽管在中国的名声很响亮,但是读者也仅限于专业人员,而且真正能读懂的人并不多。艾朗诺在《导言》中自述选译此书的初衷,就是为了“给钱钟书博大精深的《管锥编》提供一部简明读本,所选篇章翻译时尽量保持原作风格,以引起专业和非专业的英语读者的极大兴趣。虽然这些条目只占中文原书的一小部分,但《管锥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已在其中。”艾朗诺教授告诉我说:“在美国,搞文学理论的学者可以说对中国文学没有什么认识,也不知道应该有认识。我翻译的目的是把钱先生的巨作介绍给美国学者,希望让他们了解搞文学理论也应该考虑到中国文学,尤其应该考虑到像钱先生那么有深远见识的中国学者。实际上,即使是美国的汉学家,也会觉得《管锥编》的原著是很难懂的。所以,希望这本选译本对他们有点用处。”他在给我的函件里说:“希望本书的读者包括汉学家、文学理论家以及美国大学里比较文学系的教授和研究生。”我想,此书出版后,很可能会成为欧美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学者和学生的必读手册。

我们且看艾朗诺教授给美国读者准备了怎样一本《管锥编》。要评价这个译本,须先看选的眼光,再看译的水准。《管锥编》原书收有钱钟书先生对十部中国古籍所作的1400多则读书笔记,艾朗诺只选了其中65则,还不到原书的5%。应当说,这些条目的选取是有眼光的。

为了便于美国读者阅读,艾朗诺写了一篇长达23页的《导言》,前半篇介绍了钱钟书的简历和主要著述的情况;后半篇重点介绍了《管锥编》和钱钟书治学方法的特点,并谈到自己选译本书的初衷和一些需要向读者交待的问题。

选译本分为六个部分,标题都是艾朗诺拟定的。

一、美学和批评概论。《管锥编》是一部用现代观念反观古代文学、用西方文艺理论分析中国文学、用观念史的方法研究文学现象的著作。钱钟书先生在书中大量引用中西典籍,精研美学和艺术批评,对许多基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这类内容是《管锥编》中最主要的部分,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例如,在艾朗诺选译的“发愤著书”条中,钱钟书指出:“坎坷可激思力,牢骚必吐胸臆”;“撰述每出于侘傺困穷,抒情言志尤甚”。《管锥编》另一处还有精彩论述,略云:“不平之善鸣,当哭之长歌……化一把辛酸泪为满纸荒唐言。使无绪之缠结,为不紊之编结,因写忧而造艺是矣。”倘能捉置于此则更善。本部分包括的条目还有:“意余于象”、“立身与文章”、“诗文中景物不尽信而可征”、“落英”、“‘有见’与‘无见’——能作与能评”、“好音以悲哀为主”、“伤高怀远”、“杂糅情感”、“‘乐志’于山水”、“书法观物取象——书法通于画法”、“‘六法’失读……‘韵’乃取音乐为喻”等。

二、隐喻、象征和感知心理学。钱钟书先生因创造过许多绝妙的比喻而素有“比喻大师”的美名,从这部分内容可知,他在比喻理论上也极有创新和建树。同时,他对于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心理学现象也有匠心独运的研究。有些创作方法、表现技巧和心理活动虽然在中国古代文艺中常见,但从未被论者拈出来分析、综合并上升到理论。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开创性的。例如,艾朗诺所选译的“通感”条,就是一种在中国诗文中常用的修辞手法,但是都没有引起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家的注意。钱钟书在国内最早撰文提出“通感”说,他在本书中指出:“五蕴异趣而可同调,分床而亦通梦,此官所接,若与他官共,故‘声’能具‘形’”;“寻常官感,时复‘互用’,心理学命曰‘通感’”。本部分包括的条目还有:“比喻有两柄亦有多边”、“冰水之喻”、“体用之名”、“崔氏报张生书”、“革为反象以征”、“诗取鄙琐物为喻”、“假象过大”、“名同分异”、“有名无实之喻”、“反经失常之喻”、“不识镜”、“以音声烘托寂静”、“‘在水一方’为企慕之象征”等。

三、语义学和文学风格学。语义学是当代欧美的一门显学,与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有密切关系,研究的对象是“意义”、“语词意义”、“语义场”以及“语词意义的历史变迁”等,又称语言分析学。文学风格学则是一门极为古老的学科,也是一门语言学和文学的边缘学科。例如,在艾朗诺拈出的“二王法帖文体”条中,钱钟书先生提出“语言天地”说:“彼此同处语言天地间,多可勿言而喻,举一反三”,“而外人碎闻,每不识所谓”。正是在阐发语义学中的“语义场”、“指号情境”理论。本部分包括的条目还有:“阐释之循环”、“论易之三名:一字多义之同时合用”、“字之多义与情之多绪”、“丫杈法”、“断章取义”、“语法程度”、“中必叠双”、“文词风格与辨伪”、“骈偶之文”、“笔与文”、“详事与略境”等。

四、论老子,以佛教和其他神秘宗教哲学为参照。《管锥编》共考论了十部中国古籍,艾朗诺将对《老子》的考论列为一个专门部分,并且特别强调其“以佛教和其他神秘宗教哲学作为参照”的特点,也许是为了给读者展示本书是如何考论一部古籍的。或许还和《老子》是这十部书中最为西方读者所熟知有关。例如,艾朗诺选译了“分散眢论”条。分散眢论即“错误的划分”,是一种逻辑错误。钱钟书先生慧眼发现老、庄之摧破“分散眢论”:“以辐若毂之不可称舆也,遂谓无舆;以蹄若尾之不可称马也,遂谓无马;执散而为各一以破合而成同一。似是而非,故老、庄辞而辟之。各别而指数之,则合为‘丘里’者散为‘十姓百名’,‘一’亦分‘裂’散‘发’而无从‘得’矣。”本部分包括的条目还有:“‘道’与‘名’”、“神秘宗之见与蔽”、“‘天地不仁’与‘圣人不仁’”、“有身为患”、“法自然”、“知者不言”、“正言若反”。

五、魔与神。《管锥编》书中涉及了大量有关初民生活的内容、神话传说和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习俗等等,钱钟书先生或从哲学研究的高度或从文化人类学分析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意而且妙趣横生的见解。例如,艾朗诺选译的“鬼能死”条,就很有意思。《太平广记》有数则记鬼死之事。钱钟书谓:“鬼亦有死之说,由来已久,然在蒲松龄以前,似未有本斯意弄狡桧以出奇者。”本部分包括的条目还有:“天道”、“左氏之‘怪’‘巫’……神不聪明正直”、“‘媚道’与‘射刺’”、“天上乐不如人间”、“人间天上日月迟速不同”、“怨天”、“妙画通灵”、“文人入地狱”等。

六、社会和思想。虽然是纯学术性著作,《管锥编》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和中国的历史进程、社会发展和现实生活。恰恰相反,本书对政治、经济、战争、国际关系、人际关系、人的思想等,都有深刻的见解。艾朗诺所选译而列为本部分第一条的是“愚民说”。古代统治者愚民之说,由来已久,绝圣弃智,使由而不使知。钱钟书先生认为:“盖斯论早流行于周末,至始皇君臣乃布之方策耳。”然而,“文章学问复可以为愚民之具,‘明’即是‘暝’,见即为蔽”,则古之王者之所未窥也。“‘文章’以及‘明理载道’之事固无不足以自愚愚人。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并自愚耳。”常谈出新意矣。本部分包括的条目还有:“《谏逐客书》”、“华夷直辨”、“以书籍‘给虏’”、“无喜怒哀乐”、“言妃匹而及命”、“信巫不信医”、“僧不杀蚊虱”、“断肉而心未净——持斋食鱼”、“别泪”等。

很显然,艾朗诺所选的条目,都是那些带有世界文学普遍性的问题,或者是那些会引起比较文学学者兴趣的问题。正如他在《导言》中所说的那样,他避免选那些专门讨论一个字或一句话的意义的部分。我同意艾朗诺的一个说法:《管锥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已在其中。读了译文,我发现艾朗诺教授的工作确实是谨严密致、一丝不苟。为了便于美国读者翻检,他对所选《管锥编》条目中的引文都重新进行了核对。也许最困难的是从中国古代典籍和欧洲的文学、哲学书籍里,找出钱先生引述的片言断语来。这些资料太多,几乎无法数计。因为《管锥编》写作时间很长,钱先生所用的版本并不固定而且多半很旧,所以,即使是注明了页码的著作,也无从查考。有的书的版本很明确,但在美国又找不到。艾朗诺没办法找到钱先生所用的版本,只能从能找到的版本中去把引文查出来,与《管锥编》对照后标示出处。我发现,这些出处标示甚至比《管锥编》原著都更详细,也更准确。钱先生的原文有的长达一两页不分段,就中文来看,固然是一气呵成,但如翻译成英文,密密麻麻好几页一贯到底,恐怕不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遇到这种情况,艾朗诺就将原文分成几段,而且为了使全篇的理论结构和曲折的意义更明白,更容易看懂,他便在各段开头加几句承上启下、有时是表示语义转折的解释性的话。我认为这些话都是有益而无害、甚至是必要的。整个翻译工作,堪称苦心孤诣。艾朗诺在译文中纠正了原文的某些错误,当然,他也有认错汉字的时候。但我想,出现一些错误,不但是难免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

哈佛大学出版社对这个选本给了较高的评价,它这样介绍《管锥编》及其英译本:“《管锥编》于1979年刚一出版,就被认为是本世纪关于古代中国问题的最有洞察力和最包罗万象的著作。学者、小说家、散文家钱钟书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第一人,《管锥编》则是他研究中西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选译自钱钟书《管锥编》的这65篇文章,使这部有皇皇四大本的读书笔记巨著,第一次有了有代表性的英文译本。”

本书出版后,即屡获好评。有几种在西方很有影响的汉学或东亚学学刊上都发表书评,对译本予以高度评价,并且都很赞成钱先生学术的优点和重要性。我注意到一些并非汉学家的普通读者的评论,也是很有意思的。有一篇来自英国牛津、题为《发现钱钟书》的评论说,英译钱钟书的著作是很费时间的,即使只是一个选本,也是一件极端困难的工作,因为该书是用一种如同拉丁文和古希腊文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使用的古汉语写成的。然而,对那些能够阅读古汉语的人来说,古汉语是一种奇妙的语言,特别是对在今日中国仍能自由驱遣古汉语的钱钟书这样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认为,由于大多数中国人读不懂巨著《管锥编》,操英语的西方读者能读到这个选本,就比中国人还要幸运些。有一位纽黑文的读者惊呼:难道出现了一种新的文献学吗?另一位圣路易斯的读者认为,钱钟书就像是本雅明。一位正在美国求学的台湾青年桑梓贤所写的评论要亲切得多。他说,他用八年时间才读完了这部《管锥编》中文版的五册原著。在读了英译本引言和其中的几篇后,他就完全确信,译者艾朗诺教授对汉语的理解是很准确的。他初次读到本书的中文版时,感到兴奋和困惑:一个作家毫不费力地引述那么多的西方著作,真令人叹为观止。他认为钱钟书通过对文学的比较研究显示:研究、理解和欣赏人类思想的每一个片断,能给我们多大的愉快。钱钟书相信,无论如何,只要通过更富于同情心的阅读,就能够从一片混乱的思想片断中神奇地提升对人性的欣赏水平。桑梓贤说,在读英译本时,中读者可以发现,英译本更好读。但这并不意味着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更有优势,因为有那么多中国典故和中文的细微差别,没有这方面较高修养的读者会有一种挫败感。他最后说,本书暗示着我们对知识的愿望,本书的博大精深,对我们的浅薄贫弱充当了一个冷酷的提醒者。他的结论最为有趣,因为他竟然发现,《管锥编》是他所读过的书里最“后现代”的一部。

总而言之,英文选译本《管锥编》保持了原著的精髓,艾朗诺的工作对于中西文化的交通是功德无量的。我读了译本,也明显感到加深了对中文原著的理解。我设想,以艾朗诺的选译本为基础,略作调整,再加上一些注解,就可以为中国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出一本普及性的《管锥编》了。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陆文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

原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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