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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钱鍾书的《百合心》

沈治钧

    钱鍾书先生的《围城》一度险些被人们遗忘,现在则已经是家传户诵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亚洲周刊》等组织评选本世纪百部中文文学经典,《围城》均高标入围,显示出知识界对它的青睐。另据《中华读书报》在读者中广泛进行的“我心目中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的最终调查统计显示,《围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受当代读者欢迎的长篇小说[1]。在学术界,钱鍾书及其作品也已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以至出现了“钱学”的称呼。这种雅俗共赏的热烈接受局面,以前大概只有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少数几部古典说部营造过。当然,就小说创作的总体成就而言,钱鍾书并没有超越曹雪芹。这就不免使那些偏爱钱鍾书的读者连连叹息,为他后来没能继续小说创作而扼腕,特别是惋惜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百合心》未及完成而遗失不存,恰像“红迷”们惋惜《红楼梦》后三十回书稿不幸“被借阅者迷失”一样。这都是我国小说史上有名的憾事。本文所要谈的就是有关《百合心》的这桩不算陈旧的往事。

钱鍾书逝世后,海内外知识界人士撰写了许多悼念文章,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有关他生平与著述的材料。他的高尚的人品、深湛的学问和精彩的文学创作,引无数读书人竞折腰。大家用笔墨纸砚为这位文化宗师铸造了一座辉煌的纪念碑,其隆重热烈的景象与他丧仪的简朴清冷适成鲜明对比。在那些悼文中,最令我感觉有趣的是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教授的一篇,标题就是《钱氏未完稿〈百合心〉遗落何方?——钱鍾书先生的著作及遗稿》[2]。算起来,这是夏志清专为钱氏所撰写的第二篇悼文了。 第一篇《追念钱鍾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趋向》写于一九七五年[3],那是他听信了误传的结果。现在,夏志清最关心的是钱鍾书未刊遗稿的整理出版事宜,这自然也是大家所普遍关切的。尤其是对《百合心》,夏志清三致意焉,不免有些出人意料之外。我们都熟悉《围城》卷首的那篇《重印前记》,正是从那儿,普通读者最初得知了一些有关《百合心》的情况。钱鍾书说: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以后,我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le coeurd' 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4]

但是,夏志清似乎并不相信钱鍾书的自白。他当然不是无端怀疑,证据是,一九七九年钱鍾书访美,两位老友睽违三十六年后重晤,接谈甚欢,“就讲起了《百合心》”。钱鍾书自称它“写得可比《围城》更精彩”,并谓“已写了三万四千字”。夏志清很精细,指出这个数字“比《重印前记》所载多了一万四千字”。看来他当时没有疑心而追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时候《围城》在国内尚未重印。钱氏的《重印前记》写于一九八零年二月,刊于同年十一月印行的新版《围城》卷首,夏志清自然不可能预知另有“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说。可见事出有因,疑之有据。于是他说:

《百合心》原稿一共几万字?他是否迁京前即给扔掉?只有杨绛才知道答案。在我看来,钱氏夫妇皆心细如发,误扔尚未完成之手稿简直是不可能的事。钱要我,也要世人知道,当年他有自信写出一部比《围城》更为精彩的小说,却又不便明说为什么没把它写下去。假如《百合心》手稿还在,真希望杨绛女士及早把它印出,因为这是部大家抢着要看的作品。

        夏志清是钱鍾书的至交,而且,正是由于他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围城》的评骘,才使钱氏在文学创作领域获得了最初的国际声誉,并促使国内文化界重新认识了这部几乎已湮没无闻的小说。因此,夏氏对《百合心》的关切,自然是值得重视的。不过,坦率地讲,我觉得他提出的证据似乎还不够充分。所谓“已写了三万四千字”与“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两种说法之间,数字悬殊毕竟还不很大,而且后者明明是一个约举的概数,似乎不宜以简单的减法来处理。另外,也不要忘记,《百合心》还是“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定稿,则“写了”与“写成了”之间容或有一些差距。一九七九年访美时,钱鍾书也去了柏克莱加州大学。在与该校学者座谈时,他也曾谈及《百合心》。水晶《两晤钱鍾书先生》记录道:

他还是承认,他在《围城》以后,仍然写了一个中篇《百合心》,约三四万字,篇名是以江南的一种夏季水果为主要意象,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剥来剥去,剥极而复,最后完全没有了。这和亨利·詹姆斯说小说原是一堆文字的累积,是二为一、一为二的看法一致。小说本来从无处来,还该还它一个无中去。换句话说,小说原是一种文字的游戏,是一瓣虚无的百合心,建筑在花果山水帘洞里,灌愁海上大观园里,或是梁山水泊之中。可惜这个中篇《百合心》没有问世,听钱先生说原稿散佚了。[5]

这里说《百合心》是“中篇”,不确,当是英语novel一词辞义双关所致。至于对小说创作旨意的解释,不知是复述钱鍾书的话,还是水晶先生自己的推测,语意不明,难以判断。文中所谓“写了……约三四万字”,倒是与夏志清的记录相近。然而,这对夏氏的支持仍是有限的,因为钱鍾书明明说“原稿散佚了”。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钱鍾书在《围城·重印前记》及其他场合的明确说明,而怀疑他隐瞒了《百合心》尚存的事实。

 

关于《百合心》的大旨和情节人物,钱鍾书只说“也脱胎于法文成语(le coeur d' 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言而未详,也是颇令读者纳闷的一件事。依那个成语的含义推测,小说似乎是讲女子的芳心其实很软,易受感动和诱惑,犹如层层花瓣包裹,远观之则神秘幽艳,若迫察而亵食之,花瓣一一剥落,核心也被吞噬,就只剩下了恍然若失的空虚,和寥落凄迷的寂寞[6]。这样的主题,不免使人联想起钱氏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纪念》。我估计,《百合心》很可能是《纪念》的加详和放大,具体情节当然是会重新设计的。大家知道,青年钱鍾书久蓄创制小说之心,杨绛几部喜剧的成功,更逗起了他的创作欲望。于是,他先写短篇,显然是要练笔,旋即投入长篇小说的结撰。在这种情况下,短篇成为长篇的胚胎,可以说是势在必然的。我们看他另一个短篇《猫》,就俨然是一部“小《围城》”。《人·兽·鬼》里的四个短篇,水准参差,仪态殊异,试验的性质很明显。《上帝的梦》离奇荒诞,是他所痴迷的《西游记》的样式;《猫》讽刺士人,是他所激赏的《儒林外史》的风格。《灵感》则情节荒诞,笔调辛辣,似乎显露出糅合前两种风格的企图。至于《纪念》,故事是演绎情感问题,主角变成了女性,大大加强了心理刻画,笔触精细入微,韵致缠绵,与前三篇格调迥异,显而易见是他所酷爱的《红楼梦》的风貌[7]。比较起来,还是《猫》和《纪念》更为成熟,其中,尤以《纪念》最为成功。既然《猫》能摇身一变成了《围城》,《纪念》当然也能加详和放大为《百合心》,这无疑是顺理成章的,合乎钱鍾书小说创作的内在逻辑。也可以说,正是《纪念》的创作成功,才使他真正找到了小说创作的艺术感觉,建立了充足的自信心,于是便开始了长篇小说的经营。其实,在《围城》里,读者也能领略到他对女性心理的出色把握。不过,钱鍾书显然意犹未尽,写作《百合心》就是要进一步发挥这方面的艺术特长。作为长篇小说,《围城》也是练笔之作——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三十多年后依然相当自信,在公开场合也“顽固”地坚持认为“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私下里更坦率地对友人说“可以比《围城》写得更精彩”。看过《纪念》的读者,相信会与钱鍾书抱有同感。这篇小说写少妇曼倩不满于丈夫的平庸,难耐山城生活的单调,身不由己地跟飞行员天健玩儿了一场感情游戏。作者的笔锋象灵巧锐利的解剖刀,将红杏出墙女子的心灵果瓣层层剔开,让读者随着一缕缕微妙的感觉和袅娜起伏的情绪,步入了她深幽空廓的心房。试看情人死后曼倩的心理活动——

曼倩开始觉得天健可怜,像大人对熟睡的淘气孩子,忽然觉得它可怜一样。天健生前的漂亮、能干、霸道、圆滑,对女人是可怖的诱惑,都给死亡勾消了,揭破了,仿佛只是小孩子的淘气,算不得真本领。同时曼倩也领略到一种被释放的舒适。至于两人间的秘密呢,本来是不愿回想,对自己也要讳匿的事,现在忽然减少了可恨,变成一个值得保存的私人纪念,像一片枫叶、一瓣荷花,夹在书里,让时间慢慢地减退它的颜色,但是每打开书,总看得见,她还不由自主地寒栗,似乎身体上沾染着一部分死亡,又似乎一部分身体给天健带走了,一同死去。亏得这部分身体跟自己隔离得远了,像蜕下的皮、剪下的头发和指甲,不关痛痒。[8]

这段描写,手法娴熟,意蕴精妙,显示出作者对情感、道德、心理问题的透辟认识,揭示了女性虚荣心的盲目性和复杂性,是不可多得的美文。女主角玩弄由微妙而日趋香艳的婚外恋,本意是要填补美丽外表包裹着的空虚,结果诱人者反遭诱惑,情感花瓣脱落净尽后,剩下的依旧是冷漠寂寥的心,“像新给虫蛀空的,不复萌芽生意”[9]——尽管她已珠胎暗结,肚子里种下了偷情的种子,留下了一份不得不保存的“纪念”。这跟那句法文成语所显示的意旨,何其相似。如此看来,《纪念》当是“小《百合心》”无疑。如果说脱胎于《猫》的《围城》是一部“新《儒林外史》”的话,那么,换骨于《纪念》的《百合心》就应当是一部“新《红楼梦》”。令人叹惋不已的是,《红楼梦》好在还留下了大半部分,《百合心》却连两三万字的开头也遗失了。当然,照夏志清的猜测,它是被钱氏夫妇隐匿收藏了起来。我则没有那么乐观。要杨绛女士拿出已不存于世的《百合心》手稿,就仿佛让红学家们寻觅到《红楼梦》后三十回原作一样,简直是有点异想天开了。钱氏夫妇伉俪情深,夫人向来是丈夫新作的第一位读者。《围城》如此,《宋诗选注》如此,《槐聚诗存》也如此,这都是杨绛公开说明过的[10]。想来,《百合心》决不可能是一个例外[11]。曾经有幸读到《红楼梦》后三十回书稿的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在批语中透露了一些有关的情节内容,可惜语焉不详,令醉心于“探佚”的红学家一直耿耿于怀。以至于,有些人至今仍然以为“《红楼梦》未完”,并进而怀疑起曹雪芹是否具有收束长篇小说的能力来了,给红学研究设置了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障碍。杨绛是钱鍾书的脂砚斋,关于《百合心》的情节内容,她若噤口不谈,别人自然难以置喙,那就势必在这件憾事上面又平添了一层憾意。解开这个疑团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不言而喻。钱鍾书已归道山,我们只能将一线微末的希望寄托在他夫人的一念之慈上了。

        世间憾事的酿成,无不隐含着局外人难以亲切体察的痛苦和怅惘。倘若憾事发生在不具备什么代表性的个人身上,还则罢了,因为那基本上只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况且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可哀的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不幸往往落在“天将降大任”的文化精英头上,则此类缺憾便喻示了某种文化的悲剧、民族的苦痛和国家的灾难,文学上则表示缪斯女神从华夏大地高飞远遁而去。《百合心》之未完及遗失,就属于这种颇具象征意味的事件要知道,钱鍾书本来是能够为后世精心结撰一部“比《围城》写得更精彩”的煌煌大著的,却由于社会变故而使这部“新《红楼梦》”不幸夭折了。夏志清说,“钱要我,也要世人知道”,世间曾有一件憾事发生。此真知钱鍾书者也。我们看《围城·重印前记》谁能充分地体会那诙谐轻松的笔调里暗藏着的隐痛呢?钱鍾书说,《百合心》起笔于《谈艺录》出版之后。查该书补订本《引言》,它初版印行是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翌年七月再版而止。其间的这一年,就是《百合心》形成的时间。钱鍾书写作态度之严谨苛刻是出了名的,总是在无休止地增删修改。《围城》“整整写了两年”,而《百合心》写了大约一年还只有两三万字,可见经营惨淡,沥血呕心,似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垂”的境象。之后大军攻克上海,山河易帜,钱家由沪徙京,创作遂告中辍。这是无可奈何的。进京以后,他应当有一段安定的生活,本来是可以继续创作的,无奈文化气氛已焕然一新,“洗澡”、批《武训传》、批《清宫秘史》、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批丁陈、反右等等,泛政治化的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直到文化大革命,渐渐连一张书桌都摆不稳摆不住了,何谈小说创作。只要看看杨绛的《洗澡》,就能明白,像许彦成那样的旧知识分子,在当时是不可能具备写作长篇小说的起码心境的。更何况,钱鍾书要写的是一部典型的洋溢着“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品,完全不合时宜。《围城·重印前记》谈到《百合心》手稿遗失,之后说:

(我因而)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省心省事。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

        这真是现代小说史上的一大憾事。然而他仅以淡写轻描的语调道出,好象放弃他所醉心的小说创作只是由于《百合心》手稿不慎遗失,心里似乎只有一点点无奈,一点点伤感。其实,只要细细品味,就不难感觉到作者的心在隐隐作痛。

 

现在,我们不时可以看到或听到对钱鍾书的学术个性的微辞,如说他的研究过于琐碎而不成体系,仅满足于排比材料而缺少独创性见解等。这种意见可商榷之处很多,这里不便展开。我们只想指出,持此论者至少是对钱鍾书的治学目的缺乏同情的了解。要知道,他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那类学者,而是为创作而学术的文化双栖者。至少在撰述《谈艺录》时是这样,他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文学创作,当然反之亦然。因此,在他的学术著作里才会弥漫着浓郁的散文风和小说味,而在他的散文和小说里又是扑面而来的书卷气。有人惊诧《围城》居然像学术专著,故名之以“学者小说”[12];有人读《宋诗选注》而“惊讶得瞠目结舌: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来写学术文章的”?于是概括为“文人的手眼”[13]。浙江文艺出版社印行的《钱鍾书散文》,其篇目是杨绛亲自审订的,意味着也是钱鍾书认可的,其中既收入了《写在人生边上》,也编进了《七缀集》,论文与散文浑然一体。在论文中,钱鍾书曾明确表白:“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14]在散文中,他讥讽那些“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的人是“文盲”,说他们“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15]这些都表明,他治学为创作服务的自觉性是十分强烈的。这种独特的学术个性,浸透着“文人”的“痴气”,培育并滋养着作家的素质。钱鍾书是位大学者,但大家不难感觉到他的作家气质其实更浓。对此,他本人是深以为荣的,我们看《论文人》就可确信无疑。《读拉奥孔》说:“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所以,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那是一种粗浅甚至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疏忽的借口。”[16]他确实对构建所谓理论体系不感兴趣,因为那些“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只能算作者表了个态,对理论没有什么实质性贡献。”[17],当然对创作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帮助。我们看他的文学作品《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及《槐聚诗存》,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学术研究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与实质性帮助。简言之,在很大程度上,钱鍾书治学是为创作做准备的,特别是为长篇小说的写作积蓄力量的。《围城》只是牛刀小试,“更精彩”的《百合心》原本就在后头。如果客观条件允许的话,《百合心》之后,必然还会有一系列精彩的创作。凭籍深厚而富于针对性的学术积蓄,依恃深湛之思和优异的艺术素养,加之游历海外和流离国内的丰富阅历,以及心裁别出并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相信钱鍾书最终修炼为雄视古今、笑傲中外的大文豪,当是能够胜任愉快的。可惜,这一切都成了追悔不及的美好假设,徒然增添着人们的烦恼。《百合心》宿命般地未完而遗失,且不能及时续写,象征着整整一代文学家事业的中辍、精神的放逐与创造力的阉割。当此际也,中国新文学超越古典并与欧美并驾齐驱的百年梦想,已顿然化为空花泡影。

        有些学者因而抱怨钱鍾书过于聪明,没能像撰述《柳如是别传》的陈寅恪先生那样,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克服环境困难,成就名山事业。不能说这种意见毫无道理,但是,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分析一下,就可以了解他绝对不可能把写作《百合心》当作名山事业来做。应该澄清概念,《柳如是别传》属于学术著作,而我们所谈的是小说创作,两者不能类比。若就学术研究而言,《宋诗选注》和《管锥编》就足可证明,钱鍾书的执著并不输于陈寅恪、顾准等著名的学术英雄。若就小说创作而言,钱鍾书除了像沈从文那样选择放弃之外,实在别无他途。他不是柳青、赵树理,更不是丁玲、周立波,怎样“洗澡”也洗不掉他头脑里蒂固根深的独立之意识和自由之精神。他也不是老舍、巴金,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今是而昨非,从而天真地积极参加唱诗班。他的历史感悟与人生智慧不允许他这样做。那么,躲进小楼成一统罢,暗自撰写小说,然后把它藏诸名山,以待后世。恕笔者孤陋寡闻,当时似乎没有一位小说家有此壮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个时代不仅没有出版的自由,甚至连创作的自由也没有。可以设想,如果钱鍾书当时悄悄撰写了《百合心》,“文革”兴起,他也不得不亲手把这些“心花”烧成“焦土”[18]。否则,一旦被查抄出来,必会招来无穷祸患不说,书稿恐怕也只能化为纸灰或纸浆。钱父子泉老先生的五百大册《潜庐日记》,不就是这种悲哀的下场吗?以钱鍾书的睿智,不可能没有一点先见之明,所以当初就省却了那份无用之功。正像他一九八一年答记者问时所说:

假如——天下最快活的是“假如”,最伤心的也是“假如”,假如当时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写得成,应该比《围城》好些。但我不知是不是命运,当时大约写了二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到北京,当时乱哄哄,把稿子丢了,查来查去查不到。这我在《围城》的《重印前记》提到过,倒是省事。如果稿子没有丢,心里痒得很,解放后肯定还会继续写。如果那几年(指“文革”)给查到,肯定会遭殃。[19]

“是不是命运”?问得意味深长。是的,表面看来,那只是个偶然的不幸事件,然则,就其结果兼有悲喜两面来看,则只好归诸“命运”了。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命运,也是他同辈作家、同辈知识分子乃至于同辈中国人的共同命运。在那个荒谬的时代,作家、作品、文学、文化以及国家、民族的幸与不幸,都处在不确定的重叠而相对的祸福相倚状态,真是纠缠不清。然则,钱鍾书将《百合心》的续写与否委之于命运,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事过境迁,钱鍾书说《百合心》手稿丢了“倒也省心省事”,伤心无奈之外似乎还有些庆幸,确实道出了他二三十年前的真实心境。我们可以用《槐聚诗存》[20]来印证一下。一九五零年《答叔子》其一曰:

京华憔悴望还山,未办平生白木。病马漫劳追十驾、沉舟犹恐触千帆。文章误尽心空呕,餔餟勤来口不缄。绝倒厚颜叨薄俸,庐陵米与赵州衫。[21]

诗中流露的情绪颇为消沉,竟有归隐山林之想。他自知虽然位在公职,但赶上新的时代潮流,生恐被当作社会前进的障碍;料想只有饱食终日,封笔缄口,免却不合时宜的文学生涯,才可消灾避祸。其中“文章误尽心空呕”一句,我认为并不仅仅是泛泛而谈,很可能也特指最近才发生的《百合心》未完而遗失之事。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对自己年华虚度、才能无可施展是颇为痛心的。一九五二年《刘大杰自沪寄诗问讯和韵》曰:“心事流萤光自照,才华残蜡泪将乾。”一九五四年《大杰来京夜过有诗即饯其南还》曰:“欲话初心同负负,已看新鬓各斑斑。”尽管如此,他也无可奈何。于是,感伤、灰心、自嘲乃至自我安慰和自我警戒便成了他中年时期的主导心态。一九五三年《答叔子花下见怀之什》其一曰:“槁木寒岩万念灰,春回浑似不曾回。”其二曰:“兔毫钝退才都尽,马齿加长鬓已苍。端赖故人相慰藉,不增不减是疏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于一九五四年的《容安室休沐杂咏》十二首之九,诗云:

莺莺花放毂纹柔,少日情怀不自由,一笑中年浑省力,渐将春睡当春愁。

        像钱鍾书这类早熟的文化双栖者,“中年”正是黄金时代,也应该是辛勤耕耘和硕果累累的季节,《围城》和《谈艺录》的成就已经呈现出了相当良好的势头。然而,他此时却不得不“浑省力”,无所事事,则这“一笑”显然是涩涩的苦笑。这里所谓“省力”,与《围城·重印前记》里所说的“省心省事”是一个意思,所慨叹的当是同一件事情。看来,他不得不接受这件憾事了。几番政治风雨过来,这时候的钱鍾书对写作《百合心》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尽管自然界满眼是活泼温柔的春色,但社会气候犹然寒冷,看不到解冻的迹象,使他的文学“情怀”仍处在冰封的“不自由”状态。面对“莺啼花放”的春景,想到腹稿内那位女主人公心灵的花苞大概是永无绽放之期了,其心绪之无奈可想而知,也只好以昏昏然的“春睡”来替换推排不去的“春愁”了。不过,从诗意看,他似乎还没有彻底绝望。应该是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他才完全收心死心了。是年他有《赴鄂道中》五首,其二曰“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碧海掣鲸闲此手,只教疏凿别清浑。”诗后自注:“《宋诗选注》脱稿付印”,所指甚明。显然,他对于将才华单纯用在学术著述上,虽仍然心有未甘,却也感觉庆幸。其四则曰:

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尽,夜来无梦过邯郸。

        这是将以往的雄心和幻想都通通收起了,不一定单指《百合心》的创作,但可以肯定,那是他告戒自己“应褪尽”的颗颗“如膜妄心”中最主要的之一。对照《围城·重印前记》中所说“我慢慢地从省心到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一诗一文,语意间的内在联系昭然若揭。请注意状语“慢慢地”三字,与我们以上所简单梳理的他七年间的心路历程完全合榫。“慢慢地”也就是前引《容安室休沐杂咏》其九末句中的“渐”。放弃《百合心》的创作计划,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从雄心勃勃,到辜负“初心”,再到“省心省事”,又到“收心”死心,终至于留下一个令他“最伤心的”假设,这就是作为作家的钱鍾书的心灵痛史。这样一颗“百合心”,实不免使人陡生似谶成真的宿命感。

        直到八十年代初,文学的春天才姗姗而来,料峭犹存而钱鍾书已“如期老至”,且体弱多病。尽管他已经新出了四册《管锥编》,那是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抓紧时间撰述出来的,问世后好评如潮,但他却不能满足。他深知失去的时光太多了,要做的事情也太多了——要增订《管锥编》、补订《谈艺录》不说,各种旧文都需要整理,尤其是《管锥编续辑》、《宋诗纪事补正》、《感觉·观念·思想》(英文)等学术计划都在等待他去完成。他尽可能地谢绝应酬,以致惹人抱怨他清高得不近人情,岂知他正在与死神赛跑。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再像青年时代那样同时追赶两只兔子的了,遂自解自嘲说:“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年轻小伙子,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子的,不用说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写《洗澡》的杨绛是“例外”,他则无奈地自动归类于“公例”了,因为早已放弃了《百合心》。现在也并不是“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他知道“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因为时间不允许,另外也找不回当年的激情了。弥补缺憾的机会就此彻底地丧失了。他难道不痛心吗?非也。《围城》初版三十多年后,竟然赢得了新时代的高度评价,并有了“重新排印”出版的机会。此时,他除了“感到意外和忻幸”之外,对这部原来就“不很满意”的作品,实在没有多少肺腑之言要说。而令他感慨不已的倒是那位不幸夭折的宁馨儿——《百合心》,仿佛娶了宝姐姐的贾宝玉更感觉林妹妹可爱且死得冤枉——“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方鸿渐就始终觉得唐晓芙胜过普天下所有的女人,包括风情万种的鲍小姐、文质彬彬的苏文纨,也包括精明能干的妻子孙柔嘉。一篇《重印前记》,大半部分篇幅是谈《百合心》的。与其说是对《围城》的说明,不如说是祭奠《百合心》的诔文。一似杨绛追记“文革”苦难的《干校六记》和《丙午丁未年纪事》,这诔文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迥异于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却值得大家仔细品味。它悼念的这桩憾事,可以增多对钱鍾书及其同辈作家心灵痛苦的理解,也足以使我们加详对社会史的了解,加深对文学史的思考。

 

历史留下的缺憾着实太多了,尤其是本世纪,尤其是在中国。相比之下,文学不是最不幸的事,钱鍾书也不是最倒霉的人。如同有清一代,小说被视为闲书,作家被当作闲人,与剃发屠城、割地赔款等重重国难和惨死于文字狱的无数冤魂相比,《红楼梦》“迷失”了后半部真算不了什么,曹雪芹即便是“举家食粥酒常赊”也算是够幸运的了。然而,大灾大难往往是由点点滴滴的细小缺憾累积酝酿而成的,许多历史细节也并不像人们原本想象的那样无足轻重,因而是不应该忽略的。大家常说,文学是社会的神经,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则发生在一颗重要良心的神经之上的憾事,其意义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一再将《百合心》的未完而遗失与《红楼梦》后半部的未及定稿而“迷失”连类相比,这不是由于我们读过几遍《红楼梦》而危言耸听,更不是因为偏爱钱鍾书的著作而无事生非。两件憾事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钱鍾书已经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了。他说:

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因为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要不然,谁都可以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的学者们也就可以凑得成和抵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

        可见,在钱鍾书的心里,至少是在他的潜意识里,《百合心》与《红楼梦》后半部具有相似的价值并且是同样不幸的,他对曹雪芹有同病相怜的感觉。钱鍾书一向自信,况且两书确有相近的风韵,他有这样的想法和感觉是很自然的事。即便这只是沉伏在他潜意识里的东西,我们也有责任使之浮现出来,阐明其意义,并昭示予世人。当今天下,西方文化的势力日益强大,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化的前途相当忧虑,这显然不是杞人之忧。在这种时候,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桩桩憾事,尤其令人感觉痛心不已。如果这一滴滴“辛酸泪”还不能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深思,还不能激发我们在文化事业上迅起亡羊补牢的责任心及工作热情,那么,所谓复兴中国文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了。果真如此,必将酿成更多的憾事,造成更大的灾难。“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们愿以此老生常谈与知识界同仁共勉。

 

附注:

[1]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915日“排行榜”,榜上列前100名作品,包括世界各国诗歌集、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围城》列第六位。

[2]载香港《明报月刊》19992月号《我看钱鍾书》特辑。以下凡引夏文,出处同此,不另注。[3]载台湾《中国时报》1976910日;收入夏志清《人的文学》,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4]钱鍾书《围城·重印前记》,《围城》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以下凡引钱文而未说明出处者,均出此文,不另注。

[5]水晶文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797月号。依《围城》例,“百合心”当不只指写作技巧,更重要的是说明作品的主旨。

[6]法文artichaut汉译“菊蓟”,亦称“洋蓟”或“朝鲜蓟”,指一种多年生草本菊科植物,春季抽花茎,夏季现蕾,开紫红色花。其花苞可供食用,大如拳,花瓣层层叠叠包裹花心,故钱鍾书名以“百合”。coeur即花心,其大如鸽卵,柔软,亦可食。法人根据菊蓟花心(le coeur d' ar-tichaut,即“百合心”)的特点,用以比喻心软而易受感动和诱惑的女人之心。

[7]关于钱鍾书对《红楼梦》的谙熟与喜爱,可参看拙文《万点花飞梦逐飞——钱鍾书论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1辑。

[8][9]钱鍾书《纪念》,《人·兽·鬼》第124125页、123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

 [10]参看杨绛《记钱鍾书与围城》,《将饮茶》第1191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另见钱鍾书《槐聚诗存·序》。

[11]杨绛在《记钱鍾书与围城》中已谈及《百合心》,说:“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他,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将饮茶》第152)可惜过于简略。最后一句话,也是手稿遗失之意。其所谓穿紫红毛衣的女子,似即女主角,钱鍾书设意当从菊蓟开紫红色花而来。

[12]参看茅国权《围城英译本导言》,载《钱鍾书研究》第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

[13]参见黎兰《文人的手眼——宋诗选注的一个特色》,书同上。

[14]钱鍾书《中国诗与中国画》,《旧文四篇》第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15]钱鍾书《释文盲》,《写在人生边上》第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6][17]钱鍾书《读拉奥孔》,书同1027页、26页。

[18]康熙四年(1665),丁耀亢小说《续金瓶梅》被禁毁,其《焚书》诗云:“心花已化成焦土,口债全消净业根。”

[19]见《答某记者问》,《钱鍾书散文》第583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20]参见钱鍾书《槐聚诗存》,三联书店1995年版。以下凡引钱诗,均出此书,仅随文说明写作年代,不另注。

[21]此诗首联下句典出杜诗。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二:“长鑱长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鑱,犁锄。腹联下句“餔餟”,意为吃喝饮食,通哺啜。

 

作者简介:

沈治钧 1960年生,河北广平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副教授。著有《清代小说简史》。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总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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