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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鍾书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翟振业
内容提要 钱鍾书楚辞研究新思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比较法,他以深厚的中西文化底蕴,相互融通,解读楚辞;二是感悟与思辩相统一,他将诗歌艺术与考据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为楚辞学作出新的贡献。
关键词 钱鍾书;楚辞研究;新思维

钱鍾书先生研究楚辞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管锥篇》卷2的《楚辞洪兴祖补注一八则》和增订14条,采用了文艺札记和随笔的形式加以阐述。虽仅5万余言,但涉及了多种重要的楚辞注本,含金量极高。无论探索视角,还是论述方法,均显得独特而凝重,具有审美判断价值,不亚于他对《诗经》倾心思考研究所化的心血;与《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太平广记》等所作出的贡献,同样占有重要的一席位置。先生对楚辞的研究,表现了一贯的传统风格:中西融通比较,思维新颖独特,善于抓难点,提出新见解。他的楚辞研究新思维重在方法论的转变,不落旧套,走自己的路,始终以比较方法,把楚辞研究纳入中西文学、文化的广阔视野,围绕重点、难点问题广征博引,追根究底探溯源流,既继承运用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法,又兼采西方思维的理性思辩,中西融汇,然后揭示出问题的精髓,得出人们意想不到的新观点、新结论。

本文拟着重谈一谈钱先生楚辞研究的新方法———中西比较法;其次是他的感悟与思辩相统一的新思维。

 

中西文化比较方法的新思维

研究方法除了时代的、政治的、思想的因素以外,重要的是学术上的因素。学术上每个人研究方法不同往往与研究者的学术特长相联系,如经学家重义理,史学家重征引,社会学家重调查,文学家重文情,小学家重训诂,音韵学家重音读,考古学家重文物,生物学家重草木虫鱼,如果是多学科研究者,自然会运用综合研究方法,多学科相融合。如此等等,各有所长。钱鍾书精于中西文学、文化,采用中西比较方法研究楚辞也就顺理成章。这是其他楚辞学者无法与之匹敌的。钱鍾书早在50年代初与金岳霖等一起翻译《毛泽东选集》时就显现他的才华,许多疑难问题经他解释,往往即视为定论。他几乎是《毛选》英译稿4卷本的最后审定者,足可窥视钱鍾书国学与西学功底之深厚。《楚辞洪兴祖补注一八则》就是中西比较研究的产物,运用“诗心”(即文心)分析方法探讨楚辞的“诗心”,从探讨诗中的各种意境入手,突破了各种学术界限,打通了全部文艺领域,既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也会通了西方文艺和佛经中共通意境,把中外古今的“文心”,即亦“诗心”沟通起来。例如第一则对抒情诗《离骚》的题旨诠释,先旁征博引,包括传统的资料和过去未曾征引过的资料,指出对《离骚》的题解自古多有局限和片面。如王逸、司马迁的“离忧”说,班固的“遭忧”说,韦昭的“骚离”说,都不是完美的解释,是“单文孤证”。如评王逸释“离”为“别”,先生肯定“是也”;释“离骚”是“以离别而愁”,即“离愁”,先生则认为“非也”。先生在点评诸家诠释“离骚”乃“单文孤证”的同时,谦虚地称“窃亦郢书燕说,妄言而姑妄听之可乎?”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

  “离骚”一词,有类人名之“弃疾”、“去病”或诗题之“遣愁”、“送穷”;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与“愁”告“别”,非因“别”生“愁”。犹《心经》言“远离颠倒梦想”;或道士言太上老君高居“离恨天”,在“三十三天之上”(《西游记》第五回),乃谓至清极乐,远“离”尘世一切愁“恨”,非谓人间伤“离”伤别怨“恨”之气上冲而结成此天也。[1](P583)

接着先生又引《诗·泉水》、《庄子·山木》、庾信《愁赋》、李白《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韩愈《忽忽》、辛弃疾《鹧鸪天》和王逸《九思·逢尤》等,博考群书,证明自己的观点。最后再与西方文化交通印证,说:“逃避苦闷,而浪迹远逝,乃西方浪漫诗歌中一大题材,足资参印。”[1](P583)这里所说的“一大题材”,包括歌德、马拉美、利奥巴迪等。证实中西文化的融通,其方式自有共同之处。先生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圆熟的西方文化,对“离骚”两字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与愁告别”的新观点,由此可谓准确贴切,真实可信了。但先生并不停留在这一诠释层面,而是经过具体的分析引伸延展,比较这类心绪在中外诗歌形态上的表现,由个别现象推演为一种文学规律,由“点”及“面”地加以考察。这种中西文化比较思维,有别于一般楚辞学者的思维模式。它在运思的行程中,运用丰厚广博的中西文化功底作支撑点,既能放又能收,就是说既能思维扩散,又能思维聚合,散而不乱,博而不泛,充分地掌握比较法的精髓和思维的节律,扩散与集中,延伸与收缩,做到进退自如,左右逢源。释“离骚”为“与愁告别”是“奇”而不“怪”,慧眼独具,让人耳目一新,体现了先生思维的新颖和才思的敏锐。

先生对“离骚”两字的解释决非随手所得,而是建立在他的“文心”分析法的基础上的。正是他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才使楚辞的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得出崭新的结论。文心分析法和诗心分析法是艺术方法论的核心,是探讨人类——东西方共同的“文心”问题,就是说“文心”应是世界性的,不受种族、地域的限制,其时空贯穿古今中外,是文学艺术创作的中心。《文心雕龙·序志》称:“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指出“文心”在古代都是相通的,是为文的枢纽。钱鍾书先生在《谈艺录·序》中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2](P1)指的就是“文心”“诗心”和学术有着共同的心理。在《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补订本)一文中说得更为具体:

  长吉《高轩过》篇有“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此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夫天理流行,天工造化,无所谓道术学艺也。学与术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书·皋陶谟》曰:“天工,人其代之。”《法言·问题》篇曰:“或问题刻众形,非天欲。曰:以其不雕刻也。”百凡道义之发生,皆天与人之凑合耳(Homo additus naturae)。顾天一而已,纯乎自然,艺由人为,乃生分别。

先生接着又将此分析为两大宗说法:其一为“师法造化,以模写自然为主”。这种说法产生于西方的柏拉图,发扬于亚理士多德,重申于西塞罗,而大行于1618世纪,一直延伸到今天。莎士比亚所谓持镜照自然就是这种说法。在中国则可用韩昌黎《赠东野》诗“文字觑天巧”一语加以概括。此说就是造化自然还要加简择取舍之工,即所谓“觑巧”。其二是力主“润饰自然,功夺造化”。这种说法起源于西方克利索斯当,申明于普罗提诺,后世的培根、牟拉托利·儒贝拗·龚古尔兄弟、波德莱尔、惠司勒等皆有悟厥旨。但丁所谓“造化若大匠制器,手战不能如意所出,须人代之斫范”。李长吉的“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可以提要钩玄。先生认为这派论者“不特以为艺术中造镜之美,非天然境界所及:至谓自然界无现成之美,只有资料,经艺术驱遣陶熔,方得佳观,此所以‘天无功’而有待于‘补’也。”认为这两种说法“若反而实相成,貌异而心则同”。先生认为文艺作品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及其微妙变化,自然显得更全面、深刻、生动,也就是在赏析和研究作品时必须透彻地加以运用的。

先生凭借中西文化的深厚底蕴,纵横驰骋,以“文心”分析法总结出文学艺术的客观规律和法则。这种分析研究法贯穿在他的楚辞研究过程中,使楚辞研究的视野更为广阔。如对第二则《离骚》长诗的分析,选取难点,重点突破,以比较法深入探讨,以“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为例,据王逸《离骚经章句·序》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先生谓:

  忆16世纪英国讽谕名篇《狐、猿谋篡歌》中,以狮乃百兽之君,故假以喻王,是为牡(The Lyon sleeping lay in secret shade/ his Crown and scepter lying him beside),而英国时方女主(Elizabeth)当朝,牡者遂时为牝(For so braue beasts she loueth to see/ In the wilde forest raunging fresh and free To have thy princes grace yet want her peeres);亦雌亦雄,忽男忽女,真堪连类也。《楚辞》中龃龉不安,时复类斯。[1](P592)

经过中西对照,对《离骚》一诗中“众女”、“美人”、“余”的性别变化也就自然冰释了。较之游国恩先生的“楚辞女性中心说”是一大进步,更贴近文本。又,关于《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湘夫人》“鸟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及“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均违背常理,这种错乱颠倒现象与西方文学作比较,寓感全同。谓“西方诗歌题材有叹‘时事大非’(die Zeitklage)、‘世界颠倒’(le monde renversé)一门,荟萃失正背理不可能之怪事,如‘人服车而马乘之’,‘牛上塔顶’,‘赤日变黑’,‘驴骑人背’,‘牲宰屠夫’之颠,以讽世自伤。[1](P601-602)先生又举海涅的一首诗,谓“举以头代足行地、牛烹庖人、马乘骑士等为喻”。说明与屈原诗歌中“倒上以为下”有着相同寓感,进而证明中西文学的“文心”是相通的。

 

感悟与思辩相统一的新思维

在楚辞学史上,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史实考订和经验感悟。前者属考据,后者为诗话。考据重事实,拘泥于文献,忽视楚辞浓厚的诗歌特色;诗话则无法摆脱个体经验在楚辞赏析时的主观色彩,偏离文本。20世纪初,王国维《论屈子文学之精神》最早表现了美学感悟与哲理思辩相互融合的倾向,在楚辞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延续传承发扬扩展开来,因为运用这种方法要有与此相关联的中西文化功底。直至钱鍾书先生《楚辞洪兴祖补注一八则》的面世,才再现了王国维所开创的美学感悟与哲理思辩相融通的解证楚辞的新思维。不过,先生的这种方法较之王国维纯思辩性来说更多地保持了考据学的个性,无论事象引据,诗句注解等似乎从未超越考据学方法。但先生在楚辞论述中“考据”与“比较”一样,仅是一种统括中国文化现象的手段与工具,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从“比较”到“比较”。透过“考据”与“比较”的外在形式不难发现,先生运思所在重楚辞诗歌艺术形态、诗歌艺术特性和情感心理、审美意象,通过深层分析,沿着美学感悟的选择与定位,对问题深入细致辩析,表现出鲜明的哲理思辩力。先生解《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以丰富的资料辩析这“宋以来谈艺一公案”,批评古代一些学者泥于事实,以为秋菊之英不落,对“落英”之说横加非议。先生以“落英”对“坠露”为互文,证“落”为“陨落”,进而指出艺术与事实有着区别,不能等同视之,更不能以事实为准绳来评骘艺术,说:“秋菊落英,乃与文外之事实不符(correspondence);据芳谱卉笺,自可科以无知妄作之罪,而谈艺掎摭,视为小眚,如肌肤之疾而已。”至于《九歌·君》:“灵之来兮蔽日,青云衣兮白霓裳”,谓“‘灵’非他,‘日’是也,篇首所谓‘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也。‘将出’已‘照’,及‘来’乃反自‘蔽’乎?‘云衣霓裳’掩蔽容光颜焕,岂竟如《九辩》之‘泛滥浮云,壅蔽明月’乎?”先生说“此类盖文中情节不贯(conerence),犹思辩之堕自相矛盾,则病在心腹者矣。”[1](P594)正是洞若观火,一言九鼎。这样解读楚辞,极有思维层次、尺度准则。这是先生分析楚辞的高人之处,是学贯中西的新思维效应。

《楚辞洪兴祖补注一八则》对于《九歌》的探讨与传统的研究视野有别,不囿于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学等领域,而是把《九歌》组诗作为文学解读。如阐述《九歌》的巫风属性与戏剧本质,就挑选了一个新颖独到的“人称角度”,指出了巫风演示过程中表演者忽而以第一人称角色与所表演的神族的统合,忽而又与神族分离的特殊现象,极有层次地梳理出《九歌》第一人称“予”、“余”、“吾”与第三人称“君”、“汝”的相互关系,认为巫觋在表演中兼有人神两种属性,“胥出一口,宛若多身(monopoly logue),叙述搬演,杂用并施,其法当类后世之‘说话’、‘说书’。时而巫语称‘灵’,时而灵语称‘予’,交错以出,《旧约全书》先知诸《书》可以连类。天帝降谕先知,先知传示邦人,一篇之中称‘我’者,或即天帝,或即先知;读之尚堪揣摩天人贯注,神我流通之情状”[1](P600)。这种人称变化标志着巫与神在表演过程中“忽合而一,忽分而二,合为吾我,分相尔彼,而隐约参乎神与巫之离坐离立者……”又举后世文学印证:“一身两任,双簧独演,后世小说记言亦有之,如《十日谈》中写一男求欢,女默不言,男因代女对而已复答之(e comincio in forma della donna udendolo ellaarispondere a se medesimo),同口而异‘我’(io),其揆一也。”[1](P600)先生以中外古今例子证明《九歌》中人称变异是文学作品的表现艺术形式,从而对以往人们缠夹不清的《九歌》人称变化作了合理的解释,指明了这种艺术手法是中外文学共同的表现形式。

钱鍾书先生研究楚辞的思维就是与众不同,新颖独到,但又贴近文本,令人信服。体现了先生研究过程中将美学感悟与哲理思辩高度统一起来,不像传统考据引证古籍史料偏重于事实,忽视文本的文学价值,对一定的历史阶段中艺术传达的特定形态,一般规律的探讨不屑深究。先生的哲理思辩又把阐述的视野升华到一个更高层次,往往从具体的艺术事象里归纳出具有艺术原理性质、包容深广的结论。先生在解读楚辞文本时,感悟、推演、引证,观点就在思维运作过程中相互推进、彼此辉映,达到高度和谐完美的艺术境界。而这一切都源于钱先生博大精深的中西文化底蕴,从而达到美学感悟力和哲学思辩力的双重观照。

钱鍾书先生楚辞研究新思维不仅以超人的思维视角解读疑难问题,打通中西文学,突破许多难点、重点,而且以思维的高视角对楚辞作整体扫描,从中寻找瑕疵。例如《天问》这首问难诗,历来学者们作为哲学著作予以解读,引经据典考证一字一词,阐述其内涵,而对于《天问》存在的问题总是想方设法加以修补缝合,不敢直面正视。唯独先生直言不讳,直揭《天问》的硬伤:

  《天问》道“诡”之事,均先秦之“世世传说”,独立单行,仍不失为考史之珍典;博古者“事事”求“晓”,且穿穴爬梳而未已。谈艺衡文,固当别论。篇中蹇涩突兀诸处,虽或莫不寓弘意眇指,如说者所疏通证明;然此犹口吃人期艾不吐,傍人代申衷曲,足征听者之通敏便给,而未得为言者之词达也。《天问》实借《楚辞》他篇以为重,犹月无光而受日以明,亦犹拔茅茹以其汇,异于空依傍,无凭藉而一篇跳出者。《离骚》、《九歌》为之先,《九章》、《远游》为之后,介乎其间,得无蜂腰之恨哉![1](P608)

先生一反楚辞学界对《天问》的赞颂,称它是千古奇诗,指出《天问》的问难形式先秦时代早已有之,先秦以后流布不绝,但《天问》在文学史上所起的影响则是消极的。先生的思维显然与学术界的看法反其道。他说:

  先秦之文以问诘谋篇者,《楚辞》尚有《卜居》,《管子》亦有《问》篇。明赵用贤刻《管子》,评《问》曰:“此篇文法累变而不穷,真天下之奇也!”;良非妄叹。持较《卜居》,则《天问》之问情韵枯燥;持较《问》篇,则《天问》之问词致呆板;均相形而见绌。[1](P609)

先生指出无论情感还是艺术表达,《天问》均不及《卜居》和《问》,而《天问》这种一问到底的诗体影响所及,文风不纯,如:唐皇甫冉《问李二司直诗》、荆公《勘会贺兰山主绝句》、陶潜《赠羊长史》、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陈傅良《止斋文集》卷2《怀石天民》、白居易《梦刘二十八,因诗问之》、杜牧《张好好诗》,李梦阳《郑生至自泰山》、凌云翰《柘轩渠》卷1《画》之4、杜牧《杜秋娘诗》等等。这些诗不仅形式呆板,程式化严重,而且十分苍白无力,空洞无物,是自《天问》以来“问”的形式在文学史上造成的消极影响。先生评价《天问》,语出惊人,但又有理有据,只能令人叹服他的深厚的学力素养和敏锐的思维,高屋建瓴,以其思维的高视角观照《天问》,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这在楚辞学研究史上可谓凤毛麟角。

钱鍾书先生在整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楚辞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贡献,其全新的思维把楚辞学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诚然,先生解读楚辞,观点新颖,方法独特,思维角度与众不同。但是,不等于说钱先生的结论已经是定论,为楚辞学者所接受。本文要肯定的是他的研究别开生面,其鲜明的创造性思维对学术研究所起到的启示作用。就此而言,它已超越了楚辞研究的时空界限,意义是深远的。

 

[参考文献]

[1]钱鍾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钱鍾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作者简介]翟振业(1938-),男,江苏江阴人,教授,主要从事楚辞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常熟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系,江苏常熟215500)

 

原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年4月第2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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