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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鍾书的通学方法[1]

赵一凡
内容提要 我曾预告将以断代思想史形式,分别描画20世纪三大文论思潮,即现象学,结构与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此,在撰写《讲稿》时,不敢忽略三大思潮之间的纠结冲突、互动交融。问题是:西方文论出路何在?中国学术又当如何与狼共舞、应时而变?为此特设第四编《后学面面观》。同时加写一节方法论提示,概述钱鍾书有关西洋新学的治理原则。希望以此搭建一个出发平台,帮助开展有主见的中国研究。写作中,我对西方文论产生一些事关全局的想法:中国人治理西方文论,有无我们自成一家的研究方法、批评原则?为此,我一是调查钱鍾书知识谱系;其二是通读《管锥编》,辑录其中方法启示。两事合一,或可拼成一幅中国式的简易“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
关键词 钱鍾书;知识谱系;《管锥编》;通学方法;思想史;文化;中国;西方上卷序言中,我曾预告:本书将以断代思想史形式,分别描画20世纪三大文论思潮,即现象学,结构与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此,我在撰写《讲稿》时,不敢忽略三大思潮之间的纠结冲突、互动交融。问题

上卷序言中,我曾预告:本书将以断代思想史形式,分别描画20世纪三大文论思潮,即现象学,结构与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此,我在撰写《讲稿》时,不敢忽略三大思潮之间的纠结冲突、互动交融。问题是:西方文论出路何在?中国学术又当如何与狼共舞、应时而变?

为了让大家方寸不乱,我在讲稿最后部分,特设第四编《后学面面观》。同时加写一节方法论提示,概述钱鍾书有关西洋新学的治理原则。我希望以此搭建一个出发平台,帮助大家开展有主见的中国研究。为何关心钱氏方法?只因写作过程中,我对西方文论产生一些事关全局的想法。这些想法起先凌乱破碎,继而杂合交织,纷纷向我提示:中国人治理西方文论,有无我们自成一家的研究方法、批评原则?为了答复此题,我先后做了两件事:其一是调查钱鍾书的知识谱系;其二是通读《管锥编》,辑录其中方法启示。两事合一,或可拼成一幅中国式的简易“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

 

一、“打通”之由来

何为钱氏治学方法?先生晚年,一再说是“打通”。

此说仅二字,言简意赅。他在家中客厅、学术会场上多次说过。说的周全一些,又分三层,即“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人文各学科”。

上世纪80年代,先生曾在一封给友人信中肯定说:“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2]

钱氏“打通”方法,始于何时?成于何处?我以为离不开清华、牛津,西南联大这三个所在。

分说如下:

1.清华新生钱鍾书1929年,钱鍾书考入清华外文系。此时清华,已开办国学研究院四年。在吴宓先生操持下,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诸公,纷纷应聘,到校执鞭,并称 “清华四导师”。

纵览中国学术史,清华非但以四导师为荣,压倒历代书院,它更代表中国现代知识理想,开创研究生培养制度。执此“国学”大旗,清华在教研制度上,遂能广纳新知,有教无类。治学方法上,它则号召融会中西、为我所用。上述几项特征,都离不开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

何谓文化本位?我们知道,先生谙熟国史,精通外文,复以本民族命运为重,孜孜寻求中国兴衰原因。如此胸襟宽广、个性倔强的本位精神,套用先生的文言,即“中体西用资循诱”。若以吴宓的白话翻译,便是“择善而从,比较出新”。窃以为,若无陈吴二师,钱鍾书的“打通”,便是无根之木。

2.外文系制度考 19291933年,钱鍾书一直在清华外文系就读。关于这个“中国第一外文系”,稍加介绍如下:清华外文系建于1926年,始称西洋文学系,1928年改名外文系。系主任王文显留学英国,1915年回国后,历任清华教务长、代理校长。身为清华元老,王主持制定外文系学程大纲,明确其培养目标为:甲)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乙)使之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造就精通外语之人才,丁)创建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

参照美国大学制度,外文系强调于专业训练外,鼓励兼修,以造就博学通才。必修课包括西洋文学概要、文学批评、戏剧概论、历代文学史。目标是“研究西洋文学之全体,以求一贯之博通”。同时每一学生,又须于英德法三种外文中,“择定一国语言文字及文学,为精深之研究”。[3]钱鍾书入学时,外语课增至八门:即英法德之外,又添加拉丁、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与日本语。一介新生钱鍾书,居然修习了日文之外的七门外语。7

3.杂学旁搜,己见迭出  清华四年,钱鍾书通习西洋文学史、戏剧概论、莎士比亚等课程,尤喜浪漫诗歌、哲理小说、文艺批评。其专业成绩之好,空前绝后:大一大二甲上,大三超等,大四无纪录(因华北动荡,毕业生提前离校)。早在大二时,吴宓先生就让他填补系里教职。毕业前,北大温源宁教授又荐他去伦敦大学做讲师。钱氏与众不同的读书志向,此际也初露端倪。

诸多回忆文中,钱鍾书都被描述成一个奇才。人们的赞赏重点,集中于他的旁涉与渊博。同学饶余威说:“钱鍾书中英文造诣很高,又精于哲学和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他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闲书,边听边看,但考试总是第一。清华藏书中的划线评语,多出自此君手笔。”[4]

钱鍾书的杂学,亦见他与名师关系。30年代初,清华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哲学系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历史系有陈寅恪、蒋廷跋、张荫麟。钱鍾书听他们的课,拜读各家著作,时常当堂提问、己见迭出。他还喜用中英文发表批评文章,左右开弓,一时嘲笑洋人,一时又捉弄古人。

4.张、钱二人竞说“通”  钱鍾书如此不守陈规、不务正业地读书,逐渐养成一派通学志向。这方面,不可不说他与清华哲学系教授张申府的交往:张钱二人,一师一生,却不顾年纪悬殊,做起了忘年交,且双双看重学问之通达。

身为五四风云人物,张申府引进西学、推崇新知,不遗余力,尤其看重马克思辩证唯物论、罗素分析哲学。先生及早发现:“解析与唯物,乃西学方兴趋势。前者偏于分,后者重于全。两势会归,必有大成就。”

1931年张氏发表《所思》称:“哲学最后目的,只是一个通字。种种分析,只是通的门路和应用。反之,通是分析的补救。”。西洋新学错综复杂,令人手足无措。张谓:“唯通可以通之。唯通可以不胶执,可以执两而用中,可以集众见而见其弊。”[5]钱鍾书不甘落后,相继写下《论不隔》、《作者五人》、《通感》等文,逐一阐发其“通学”见解如下:

1]针对西学大趋势,钱一再引述《易·系辞》: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有通,方能久。变则通,通则久。

2]现代人生活在分裂与歧义当中。王国维先生倡言“不隔”。钱鍾书则强调“能达、不隔,即为通”。通是灵活传神、也是雾里看花。更有一层:在钱氏心目中,“通”作为一种自由知识境界,即还我丰富人生。[6]

3]西方心理学发明通感(Synaesthesia)说。钱对此兴趣盎然,遂作《通感》文,试将人之五官(眼、耳、舌、鼻、身)综合为一,兼而通之。《管锥编》补充道:神密宗言契合(Correspontia),所谓神变妙易,六根融一。[7]

4]中国思想史上,一向受敬重之“通人”,即为博览古今、识穷天下者。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兼容诸子百家,总揽大道之要。又如东汉经学家郑玄,他广采众说,编注群经,因能破家法,坏门派,创通学之目。[8]

5.文史哲学、一气打通  钱鍾书的通学志向,在张申府主编的《大公报》上多有流露。《作者五人》一文,纵论英美现代哲学家。[9]其中美国哲人桑塔亚那,最令钱氏心仪:这位“山潭野纳”比喻丰富,多才多艺,不仅能将玄思化入诗句与批评,而且“他的哲学里随处都是诗”。[10]

钱鍾书表示:他要在“硬性学术研究中”,充分掘发“哲学家的文心”。忽又突发奇想曰:“我梦想写一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每读一本文笔好的哲学书,这梦想便从心头掠过。”请注意:这是要一气贯通文史哲三大学科!

 

二、英法留学记

清华毕业后,钱鍾书回到江南,在上海光华大学当讲师,不久与杨绛结婚。193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考取庚款留学。1935年,钱杨双双赴英留学。杨是自费生,钱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攻读英文学位两年。

在牛津,钱鍾书不开心。他生活寂寞,时感失望。原因在于牛津课程枯燥、学风呆板。钱鍾书冷清不过,便把自家住所Norham Gardens取名“恼人园”。又将他常去的Bodleian图书馆,戏称为“饱黩楼”。

1.饱黩楼中横扫西典  世人皆言钱鍾书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却不知他在牛津如何“饱黩”?杨绛追忆说:饱蠹楼图书向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痕迹。钱氏在“饱蠹楼书记”第一册留注:“廿五年(1936)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

先生又说:“做笔记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钟书却说,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如是,做笔记成了习惯。有书赶紧读,读完做笔记。钟书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铁箱、木箱、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钟书去世后,我找出大量笔记,经整理,分为三类:一外文,二中文,三日札”。

令人惊叹者:“外文笔记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其中记有书目、版本、原文页数。英国文学在他已有基础。于是循序攻读法国文学。同样攻读德国、意大利文学的历代重要作品,一部一部细读,勤勤谨谨地做笔记。以后他就随遇而读。全部外文笔记,共计三万四千多页,七百多万字”。[11]

2.不拘专业打通齐观  杨绛笑称:“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一本本渐次吃完。可他对于英文专业课,只有一次苦读。有一门古代版本学,要求学生爬梳15世纪抄本。钟书头疼之余,只好恶补。而他所谓苦读,是每天加看一本侦探小说,以便休养脑筋”。[12]

话说回来,牛津的苛刻训练,养成钱氏无懈可击的外文功底。40年后,即1979年他随社科院代表团访美时,仍能随口背诵英、德、法文诗篇。依照夏志清、费景汉等华人学者的说法:钱以69岁高龄,面对满堂学者,侃侃而论,其洋文之精准、学问之高雅,“真把美国人吓着了”。

钱鍾书的学位论文,题名《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此文在命题与方法上,均属标新立异:[1]将比较文学方法,大胆植入断代史研究,[2]细读各类文本,提取两国思想观念、文化心理之异同。毕业前,牛津有人资助钱攻读哲学博士,可他未接受。杨绛解释说:钟书觉得为学位赔时间,太不值。说到底,他一生最喜自学,即不受拘束,读自己想读之书。

3.巴黎读书海阔天空  1937年秋,杨绛赴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钱鍾书随往。这一年,他要比在牛津快乐得多。拉丁区的旧书店、咖啡馆,让他恣意读书交友。开心之余,他发现做学问之人,实该自由自在地生活,海阔天空地读书。

杨绛旁证:“钟书在巴黎这一年,法文自15世纪诗人维容(Villion)读起,到1819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后来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钟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我。”[13]

有巴黎垫底,钱鍾书留学三年,终不枉此行。遍览群书之余,他最感兴趣的书籍,却以西洋思想史为主轴。依我观察,其中三大重点分别为:[1]以拉丁文为主的古希腊哲学及文论;[2]以意大利文为主的文艺复兴经典;[3]以法德文为主的欧洲启蒙与现代思想。

若要追随钱氏足迹,替他绘制一张海外游历图,我们当从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由维柯、薄迦丘、拉伯雷、伏尔泰、卢梭,一路拜会过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直至遭遇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两位德国现象学宗师,颇似《红楼梦》里的癞和尚、跛道士。钱鍾书与之暗通款曲,引为知己。到了《谈艺录》中,竟是同登一叶扁舟,携手飘然而去。

巴黎读书方式,与钱氏治学理念相关:即于学问一道,他绝不拘泥某个学科,而是上天入地,穿越时空,纵横驰骋。他后来放出手段,将小说及各类文艺作品,与哲学思想相结合,美其名曰“打通齐观”,实出于此。

 

三、执教西南联大

1939年,欧洲战况凶险,钱鍾书携妻女从马赛回国,时年不足29岁。清华教授叶公超,此时主持外文系,破格聘钱鍾书为教授。由于抗战,清华南迁,钱鍾书从香港上岸,直奔昆明西南联大。

据王佐良回忆:“是秋,叶公超亲陪钱鍾书,来到高级英语研修班,向大家介绍说:钱是我的学生,你们真幸运,能有这样一位好老师。”短短一年中,钱鍾书教过的学生有: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杨周翰、李赋宁等。上述诸生,多为解放后北大、北外英教授。而他们生前,莫不自许“钱师门下”。

1.文学之魂:时代精神  据许国璋回忆:钱鍾书在联大开课三门,分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大一英文。“其时大学讲文艺复兴,多讲英国。钱师则自意大利与法国始,尤喜法国拉伯雷。盖拉氏深恶教会之蒙昧,挞伐无所不及,最足以表示时代精神。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

许国璋又说:“师讲课,既语句洒脱,又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诵。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课堂板书,师喜用英国伊丽莎白朝之意大利体。字体大而密,挺拔有致。凡板书,多为整段引语,拉丁语、古法语、意大利语。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14]

1979年我在北京读研,听北大李赋宁教授讲文艺复兴。此课一改英文系积习,兀自从意大利但丁开始,继而介绍法国拉伯雷,末了才提及莎士比亚。我忍不住对李先生说:学生眼界为之大开。李笑答:“当年钱鍾书就是这样教我的。他让我明白,文学研究山外有山、楼上有楼”。

2.所谓文学随人见性  钱氏如何看待文学、文学批评?早在清华园,他就写下《新文学源流》、《中国文学小史序论》等评论,继而在《谈艺录》、《七辍集》中多有发挥,形成一套与众不同的“文学通论”如下:

何谓文学?英文litierature一词,与中国“文学”一样,兼有文献、诗文、学问等多义。在钱氏目中,文学乃“天童舍利,五色无定,随人见性”,所以他著述累累,却始终不愿给文学下一定义。其基本理由是:

《易·系辞》:物相杂,故曰文。古希腊人谈艺,举“一贯寓于万殊”为义谛。据此中西二说,文学无所不涉、无所不包。我们打开文学经典,犹如“入百花之谷,游五都之市,应接不暇,钻研不尽”。另外与西洋文学不同,中国文学“兼本末、包内外”,别具“天人合一”的总体象征性。[15]

《管锥编》经史子集俱全、诗词歌赋齐备。什么道理?钱氏按:文贵华彩丽事,笔工直白纪实。文笔分工,各司其职。中国历代学问,向以经史为上:经“示法”,史“存迹”。圣人示法,隐晦曲折,故以史为阐释工具。然史学传迹,又离不开文学。司马迁《史记》文采斐然。《左传》开后世小说法门。史学大用,因而在于“传神写心”,或再现历史精神:“遗其精神亦即失其真也”。说到底,经史子集“皆精神之蜕变,心里之征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16]

如今人文学科,大多“主内容、辨真伪”。文学却是一部脱空经:它一面突出美丑之别、雅郑之殊,一面讲究形象思维、象罔之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奇(Benedetto Croce)谓:诗文如同百灵鸟,“围绕不可言传者而盘旋”。差同“不知其名,而强为之名”矣!文学不重逻辑思辨,但求比喻模拟,反能冲破概念,走向变化。诗歌、小说、戏剧等,因而常比史书来的高明。[17]

3.诗无通诂却有大小结裹5文学“抒作者之情,更感读者之心”。譬如杜诗韩笔,人人都觉美,却又各见所长。诗无通诂,原有“畅通与变通”。先看畅通。诗意本不显露,必索乎隐。各种解说,必主于一。再看变通。盖谓义不显露,亦可游移。诂之不通,达亦无定准,如庐山之横看成岭侧成峰。

文学批评是训诂考据?还是叙事修辞?钱氏笑曰:“只怕有些学者,以为此外更无学问”。唐代诗人姚合称:“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如今学术论文,多“作场中批评”(Workshop),即“忽略造艺之本原,常以小结裹为务”。批评关键在于:要“把千头万绪化为二三大事”,发掘那些“隐于针锋黍粒、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思想精髓。[18]

4.教书与交友  钱鍾书在联大教书时,旅居昆明文化巷11号。他在此写下“冷屋随笔”四篇。文中不难见出:作者精神郁闷。1939年底,钱氏辞去教职,前往他父亲钱基博所在的湖南蓝田师范,出任外文系主任。据吴宓之女吴学昭追记:“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不聘钱鍾书,父亲奔走呼吁,不得其果,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寅恪伯父同意父亲看法,但教父亲不可强合。1940114,父亲赴陈福田便宴,议请钱回校,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父亲与寅恪伯父稍感宽慰,但君已不愿返回。”

这桩公案,起自清华:传说钱鍾书毕业时,不愿留校读研究生,理由是“外文系无人能教我”。陈福田因此大不满,吴宓却是莞尔一笑:“以钱的才质,根本无须硕士学位。”[19]实际情况,我以为要比传言复杂得多。

5.不落巢穴破体求通  首先,针对派系纷争,清华导师一再提倡:和东西秦晋之好,破南北门户之见。钱鍾书身为好学生,既要遍采百味,又欲不落俗套,岂无一套自处之法?有的。外文系教授叶公超,有心延揽才俊。钱赋诗道:“亦居魏阙亦江湖,兔窟营三莫守株,且执两端开别派,断章取义一葫芦。”

我们知道,晚期诗人龚自珍有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钱氏与之唱和,明示自己无师无门。一年后,钱鍾书在英国作《论交友》,称“我有大学时代最敬爱的五位老师,都是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20]

请注意:他承认“亦师亦友”,坚持“无师无门”,其间夹着一层“通学”之虑。《管锥编》等891页谓:历代学问大家,皆因不落巢穴、方才有所突破。贾谊论文象赋,辛弃疾作词似论。《醉翁亭记》不为赋乎?《货殖传》不类志乎?“故能废前法者乃为雄”。名作往往破体,死守则自缚。

6.宗派阻绝、无师自通  其次,钱氏深知学术辩证规律。《谈艺录》171页称:“诗文之累学者,不由其劣,而在其佳”。此说源自《管子·枢言》篇:“佳则动心,动心则仿造,仿造则立宗派,宗派则有巢穴,巢穴则变腐恶。”

面对学派争雄,《管锥编》复作两面观。其一,宗派判分,对疆阻绝。(1052)其二,各派多暗契默合,而非直相受授。譬如老庄之于释氏,又如惠能“得无师之智”。所以“毋宁观其会通,视章水之交贡水”。(440)教派如此,文派亦然。大师无意开派,而自成派。弟子本意尊师,而反害师。(727

许多年后,钱鍾书在致老友郑朝宗信中,更将学问一道,表述为“荒江野老,三二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他还多次吁请众人,不要提倡“钱学”。

 

四、《管锥编》的通学启示

1998年钱先生去世,迄今已十年。十年中,人们为了纪念他,纷纷称颂他是杰出诗人、一流小说家,又是高明翻译家、评论家、国学大师———以至于我们忘记一个事实:他本是我们英文专业中人。

钱鍾书不但是清华外文系的好学生,他在牛津攻读的专业,也是英国文学。身为英文教师,他从昆明、湖南,一路教到北京,教的全是英国文学及相关课程。问题是:他是怎样超越专业局限,变为学问大家的?各位不妨回想他23岁那年,在清华园中发下的宏愿:“我梦想写一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

这本“梦想之书”兑现没有?窃以为,它以《围城》为先声,复以《谈艺录》、《七辍集》为试笔,几经勘磨挑剔,终于演化成了《管锥编》。

管见锥指:通学之书《管锥编》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分五卷,百余万字,分别梳理《周易》、《左传》、《史记》、《老子》等十部古籍。同时涉猎英、法、德、拉丁、意大利、西班牙等外文书籍二千余种。其中议论,兼及文、史、哲、社会、政治、心理、语言、考古、民俗等十余门学科。

如此浩浩巨制,岂以“管锥”题名?先生说:此二字典出《庄子·秋水》:“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不亦小乎!”又引《毛颖传》,说明“管锥”二字,分别是管城子、毛锥子的略称。[21]然而,《管锥编》毕竟是一部中西合璧的现代学术著作。参比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脉络,我斗胆发表三条意见如下:

1]《管锥编》在形式上秉承中国文人笔记习惯:即以片段评语,疏疑解难,又以织补手法,签注古籍。可在骨子里,它是一部中外比较思想史,或曰“文论”著作:其中既有文词批评,也有哲理批判。作者所谓“管窥、锥指”,正是中国文论特有之“以小窥大”法。说白了,钱氏是以中国经史子集为线索,网罗外国各派新学,令其交相辉映、彼此参合,进而抉发它们共有的思想精髓。

2]《管锥编》内容,出自钱氏留学笔记。待他返回昆明后,中国已进入全面抗战。作者流浪湘西、蜗居上海,自叹是“兵罅偷生,聊作忧患之书”。[22]此中情怀,与20世纪西方思想家如出一辙。体现在文风上,即钱氏诗句所吟:长歌当哭,蚌病成珠。戚戚之极,变为浩浩。

3]中国学界之于西方新学(或称文论),疏忽已久,形同陌路。至1979年,国内通盘评点德国现象学、阐释学、俄国形式主义、萨特存在主义、拉康心理学、巴特文本论、德里达解构批评者,惟《管锥编》一书耳。以我浅见,先生对于西方文论,不仅仅是引述精确、譬解灵巧、注疏周密———他还在暗中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战略地图、一套中国祖传兵法。

我说的地图,涉及钱氏知识谱系。至于兵法,是指《管锥编》中如数家珍的国学方法。不瞒各位,我在写作《西马英雄传》、《后学面面观》时,多亏有了这套方法,方得以翻山涉水、过关斩将。现举其大者如下:

1.亦扫亦包法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称:20世纪西方产生了诸多变革思潮,诸如现象学、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同一条思想大河中的几股激流,它们“都标志现代思想与传统决裂”。如此学术乱局,当如何视之?

《管锥编》引《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全晋文》卷四六: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异如四时。四时相反,天地合而通焉。中国古代思想家中,“于一世学术能概观而综论者”,首推庄周《天下》篇。司马迁《史记》开创中国史学,其豁达大度,在于“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各有弊也”。钱按:太史公发明“亦扫亦包,相断相续”之法,可借诂黑格尔奥夫赫变(Aufheben),其《哲学史》中论学派之相非相续(Widelegung),亦同斯旨。(389-391

2.儒家辩证法  《管锥编》征引马恩《共产党宣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一批辩证法名著,肯切表示:“转益多师是吾师”。同时发现:中国人不重逻辑,却谙熟中庸之道,此乃“儒家于辩证法之发凡立则也”。何谓中庸?《七辍集》9页按:“中,指恰如其分、无偏差,不抗不拘”。

西方文论左右相攻,令我头痛不已。忽见钱氏引述《周易正义·噬》:噬啮互动,相反相成。(22)《管锥编》第350页确认:“执其两端,可得乎中。思辨之道,故所不废”。我乃大喜,相信此法“足使黑格尔羡妒”也。

3.鸟之两翼法  钱氏《谈艺录》提倡“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反什么?《七辍集》第35页称:反即“反思与再认识”。黑格尔看重认识转折,即“回过头来另眼相看”,或由识(Benkannt)转为知(Erkannt)。《管锥编》第171页,又展示“鸟之双翼”法:“自省可以忖人,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裨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

1984年《读书》第6期,钱氏发表一篇《走向世界序》,笑称“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你只好走向世界。”接着又苦口婆心,宽慰大家道:“外国新学理论,能让我们回过头来,对中国古典刮目相看。它们非但不是破坏力量,反而是中国学问走向世界的媒介。”

4.通观圆览法  迫于资本主义危机,三大文论思潮各显神通,分别针对形而上学,施以理论上的解构、解码、狂欢化,以至于大厦倾覆,断墙残垣,瓦砾遍地。犹如一场大地震后,人们惊魂未定,却不知怎样着手重建。

《管锥编》第480页,建议我们一不怕乱,二莫嫌烦,只管将那些断章残句、破碎理论“捉至一处”,加以旁通连类、古今参印。这岂不是伽达默的循环阐释(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么?钱氏答:唯唯!否否!

“循环阐释”冠西洋之名,对应中国“通观圆览”。何谓圆览?希腊哲人以圆为贵。《易》曰“耆之德,圆而神”。《论语》意旨周备,圆转无穷。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明珠一寸,鉴包六合。何谓通观?即积小明大,举大贯小,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171

5.脱胎换骨法  时下后学潮流,依然起伏跌宕。然与20世纪中叶的剧烈破坏不同,后学主要特征是:学科交叉,学派交融,理论转码,变形再造。

学科交叉典型,当推福柯:他发明的知识考古学、权力物理学、身体政治学,竟无一能纳入任何学科!学派交融代表,则有哈贝马斯和萨义德。老哈身为法兰克福学派大弟子,转而接受美国社会学,推行“马克思主义的韦伯化”。为了推进后殖民批评,萨义德目无町畦,不分左右,同时借重西马与后结构。至于布迪厄和詹姆逊,我们已分别领教了他们的中介调和、理论转码。

《管锥编》卷首引用英国批评家巴特勒(Sammuel Butler):融会贯通之事,每发自混淆变乱之始。(6)《列子》之袭《庄子》,世所熟知。至脱胎换骨、假面化身处,则识破鲜也。(480)《荀子·正名》道: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钱按:形体可变,元神无改。(472

《谈艺录》区分模仿与剽窃:以为原作不佳,故改。以为原句甚佳,故袭。改则非胜原作不可,袭则常视原作不如,此须严别也。(84)另以王安石为例:“荆公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或袭其名,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做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245

6.半庄半谐法  中国古人以解沽为正经注释,解颐则是喜闻乐见的阐释方式。宋人周密《齐东野语》谓:善于讲诵,能使人喜而至于解颐也。钱氏按:康德尝言,解颐趣语能撮合盲无联系之观念,使千里来相合,得成配偶。(317)席勒以为造艺本于游戏之天性。致知穷理、文德武功,莫不通游戏之事。”(1323

《管锥编》出版后,钱氏写信给朋友称:于古人只能采半庄半谐态度。“拙著不易读,非全由援引之繁、文辞之古,而半由弟之滑稽游戏贯穿潜伏耳。”[23]

以上六法,皆为总揽全局之大法。《管锥编》中另有许多“小法”,专司布局谋篇、修辞炼字。我从中发掘出六种,逐一搬用,竟是百试不爽!

7.春秋笔法 古人所谓春秋笔法,今之考证者忽焉。荀子所谓约而不速,半吞半吐,以达到“微而显、志而晦”的效果。(340

8.搭天桥法  明清批尾家所谓“搭天桥”,司马迁习以为常。举例:管仲卒,后百余年而有晏子。孙武死后百余年有孙膑。记楚事而忽及秦事,一似节外生枝。笔者瞩高聚远,以类相并,大有浮山越海而会罗山之观。(308

9.阶进法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此类句法如拾级登高,每况愈上。西方修辞学命为阶进(Gradation)或造极(Climax)语法。(870

10.花开两朵法  作者一支笔写不得三处。《红楼梦》第五十四回,王凤姐谓:一张口难说两家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第九十八回:却说宝玉成家那一日,黛玉已昏晕过去。黛玉气绝,正是宝玉娶宝钗的时辰。(68-69

11.水中着盐法  杜少陵诗云:作诗用事,要如释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袁子才《随园诗话》卷七曰:用典如水中著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德国诗人席勒称:所谓艺术高境,即内容尽化为形式。法国诗人瓦莱里言:诗歌涵义理,如果实含养料。钱按:一切崇论博学,其雕炼之精工、经营之惨淡,皆如水中之盐,不见其形也。(手稿51

12.捉至一处法  《列子》命意遣词,均出《庄子》。捉至一处,便见源流。(480)钱氏笔下,不仅庄子、列子可以捉来捉去,就连那些西洋经典思想家,也是呼之即来、应之如响。古人如是,何况西方新学诸子乎?

 

参考文献:

[1]作者简介:赵一凡(1950--),男,汉,江苏盐城人,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哲学博士,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

[2]参见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一文,原载《人民日报》,1987316,又见郑朝宗《海滨感旧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125页。

[3]参阅《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徐葆耕《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见饶余威《清华的回忆》一文,载《清华大学第五级学生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张申府(1893-1986),河北人,1913年入北大数学系,与李大钊、陈独秀交好,成为《新青年》编委。1920年他加入北平共产主义小组。年底去巴黎,介绍周恩来入党。1924年春,张任蒋介石外文秘书,力荐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初,张在上海参加中共四大时负气退党。解放后,张供职北京图书馆。见其《现代哲学的主潮》,载《清华周刊》19341217;《所思》,三联书店,1986年再版,序2,第128页。

[6]参阅钱氏《论不隔》一文,原载《学文月刊》,19347月,第一卷第3期。

[7]《通感》文中旨趣,见于钱氏早期杂文,参观《管锥编》,第483页。解放后,此文发表于《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后收入《七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6页。

[8]钱鍾书论司马迁一节,见《管锥编》,第391页。郑玄,东汉高密人,20岁入太学,受业于名师。33岁入关中深造,后回故里,埋头注经三十余年,集古文经学之大成,世称郑学,或曰通学。《后汉书·郑玄传》称: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等,凡百余万言,实可谓“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择善而从”。以我陋见,《管锥编》规模之宏大,足与郑学媲美。其中六种外文编注,则为郑玄所不及。

[9]《作者五人》分别讨论英美现代哲学家摩尔、罗素、詹姆斯、布拉德莱、桑塔亚那。此文原载《大公报》世界思潮,19331016,第56期。

[10]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西班牙人,哈佛毕业,后为哈佛哲学系教授。他的学生中名人辈出,有诗人T.S.艾略特、史蒂文斯,女作家斯坦因,黑人政论家杜波伊斯。1912年他辞去教职,移居欧洲。钱鍾书在清华搜读桑氏著作,如《理性之生命》、《存在诸范畴》、《哲理三诗人》、《文学批评集》等。因喜其文风,戏译其名为“山潭野纳”。

[11]据杨先生回忆:第二类中文笔记中,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钟书用剪刀毁掉了日记部分,但这一类仍与外文类数量相当。第三类“日札”是钟书的读书心得。它起自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日札共二十三册、二千多页,分八百零二则。日札基本上是中文,杂有大量外文。不论古今中外,从历代经典,到小说院本,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管锥编》里,在在都是日札里的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详见杨绛为《钱鍾书手稿集》所写序言,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2]参见杨绛《写〈围城〉的钱鍾书》,《杨绛作品集》,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13]参见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页。

[14]参见许国璋回忆文,载《外语教育往事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5]分别见《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原载193310月《国风》第38期;《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原载《文学杂志》,19375月第一卷4期,引文见《钱鍾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87484诸页;参见《管锥编》增订26,第399页。

[16]193211月,钱鍾书在《新月月刊》第四卷4期,发表《新文学源流》,批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抗战期间,他又对中国史学界长期争议的“六经皆史”说,发表一批卓见,

[17]分别见《谈艺录》,第24-26页,第263-265页;《管锥编》,第6121105诸页。

[18]分别见《谈艺录》,第572页;《管锥编》,第6121105页;《七辍集》,第113页。

分别见《谈艺录》,第609-610页;《写在人生边上》,第48页;《管锥编》,第12页,第1215页,第496页。

[19]分别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周榆瑞文《也谈费孝通和钱鍾书》,载台湾《联合报》,19798月日。

[20]分别见《中书君诗》,原载《国风》杂志,1934年第五卷,第67期合刊;《论交友》,载《文学杂志》,19375月第一卷第1期。龚自珍句出自《已亥杂诗》第104首。

[21]美国学者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在其《围城》英译本序言中,试将《管锥编》书名译为Limited Views Essay on Ideas and Letters。此译得当,已获钱氏首肯。管锥二字考证,另见陆文虎《钱鍾书的<管锥编>》一文,台湾《联合报》,1979726,副刊。

[22]参见《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序1页。

[23]参见钱氏给周振甫的信,《钱鍾书研究》第三辑,第317-318页。钱氏在信中指出:某些国内研究者出于严肃秉性,未能理解他的诙谐文风。

 

原载:【艺术百家2008年第5期总第1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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