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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鍾书的文化观(1)

聂友军
内容提要 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是相对的、广泛的;差异是本质的、深刻的。以博学与睿智著称的钱鍾书秉承“不隔”的中外文化观;提出建立在丰富的知识储备、恢宏的视野与纯正的比较理念基础之上的“打通”;对种种偏颇保守观念反思后提出不囿于中西町畦,超越了体用之辩的文化会通路径;倡导对话,以期达致异质文化互动中的并存。钱鍾书的动态、多元、开放的文化观为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传通和文化转型提供了颇具借鉴价值的思路。
关键词 钱鍾书;文化观;不隔;打通;体用;对话

文化是一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以及时空观念的综合,具有一贯性和持久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人们都会受到长期使用的语言———尤其是母语———所承载文化的影响,体现在生活习惯、思维模式、行为准则等方方面面。

以博学与睿智著称的钱鍾书在《管锥编》开篇便从哲学高度对《周易》中“易”字兼有“易”与“不易”的相反含义,兼背出与并行分训而同时合训这一语言现象进行了分析,并以德语中“扬弃”(Aufheben)一词相对举,用以指称分裂者归于合、抵牾者归于和,或矛盾之超越、融贯。这是钱鍾书文化观念的缩影,体现了他孜孜以求地跨越中西壁垒与学科界限,实现跨文化对话,进行文化转型的努力尝试。贯穿钱鍾书学术路径的是一以贯之的打通中西的文化立场,以及在此基础上经深思熟虑形成的“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1]的治学方略。钱鍾书的文化观为当下的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有效范式。

 

一、不隔: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是相对的、广泛的;差异是本质的、深刻的。刘勰深刻地指出:“意授于思,言授于意。”(《文心雕龙·神思》)语言从属于文化,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文化范畴内的作品可以彼此译,其理论基础是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受思维方式支配;而思维活动又具有全人类性。钱鍾书认为:

  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思辨之当然(Laws of thought),出于事物之必然(Laws  of things),物格知至,斯所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耳。……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

自其异者言之,岂但声音障碍,即文字亦障碍。自其同者言之,则殊方绝域,有不同之文字,而无不同之性情,亦无不同之义理,虽宛转重译,而义皆可明。[2]

钱鍾书在《谈艺录·序》将中外文化的共通性上升到理论高度,响亮地提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对这句话的理解,大多数学者倾向与强调钱鍾书不刻意立“异”,而是着眼于探寻人类文明的共相,旨在求“同”。但该论断也理所当然地包含着传统不应割裂、差异不代表敌对的拳拳之心、公允之心。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均此理,用心之处万殊,而用心之途则一”。[3]

钱鍾书还指出:“海通以还,吾国学人涉猎西方文论史传著作,有新相知之乐,固也,而复往往笑与扌卞会,如获故物、如遇故人焉”[4];又说“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5]。这些论述清楚明白地表明了钱鍾书看待中西文化时重“普遍性”的立场。

备受钱鍾书推崇的“不隔”说,既是美学评判标准,与翻译“化境”可以相互映发;又是一种开放文化观的体现。钱鍾书指出:“在翻译学里,‘不隔’的正面就是‘达’,……翻译学里‘达’的标准推广到一切艺术便变成了美学上所谓的‘传达’说(theory of communication)———作者把所感受的经验,所认识的价值,用语言文字或其他的媒介物来传给读者”[6]

钱鍾书的治学理念与学术实践中始终秉承着“不隔”的中外文化观。这是一种辩证的开放、双向的交流与同步的互动:中华文化与中国文学不仅以独具的风姿播扬海外,更以恢宏的气度接纳外来文化与文学中的精华。关于中西文化的会通,鲁迅曾作过经典表述:“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7]钱鍾书向往并身体力行的文化会通的理想途径,是在综合与融会中西文化时,既不失中国本色,又能与现代世界进行妙趣横生的相互生发。

钱鍾书在讨论出世宗教之悟与顺世学问之悟的相通之处时的论述颇能揭示“不隔”的精髓:“名法道德,致知造艺,以至于天人感会,无不须施此心,即无不能同此理,无不得证此境。或乃曰:此东方人说也,此西方人说也,此阳儒阴释也,此援墨归儒也,是不解各宗各派同用此心,而反以此心为待某宗某派而后可用也。若而人者,亦若不自知其有心矣。心之作用,或待某宗而明,必不待某宗而后起也”[8]

但凡事要有度,钱鍾书主张:“参禅贵活,为学知止,要能舍筏登岸,毋如抱梁溺水也”[9],明确提出要避免拉郎配式的盲目比附。正确的做法是“比较不是理由”,不要为比较而比较,比较充其量只是为我所用的一种手段:

  苏辙之解《老子》,旁通竺乾,严复之评《老子》,远征欧罗;虽于二西之书,皆如卖花担头之看桃李,要欲登楼四望,出门一笑。后贤论释,经眼无多,似于二子,尚难为役。聊举契同,以明流别,匹似辨识草木鸟兽之群分而类聚尔。非为调停,亦异攀附。何则?玄虚、空无、神秘三者同出而异名,异植而同种;倾盖如故,天涯比邻,初勿须强为撮合。即撮合乎,亦如宋玉所谓“因媒而嫁,非因媒而亲”也。[10]

钱鍾书孜孜以求的正是“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而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自具面目”[11]的整合与提升基础上的“打通”。

 

二、打通:邻壁之光,堪借照焉

钱鍾书坐拥书城,博闻强识,每每为说明一个道理,把古今中外的事例、语句捉置一处,做到“言必有征”、“证必多例”。在征引和援用过程中注重“为我所用”:

  譬若啖鱼肉,正当融为津液,使异物与我同体,生肌补气,殊功合效,岂可横梗胸中,哇而出之,药转而暴下焉,以夸示己之未尝蔬食乎哉?必深造熟思,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2[12]

《通感》、《诗可以怨》及《中国诗与中国画》中将东西方文化及学术知识汇通得水乳交融,钱鍾书称之为“打通”(3)。“打通”要求研究者既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又有恢宏的视野,还要有一种纯正的比较理念。钱鍾书指出:“假如一位只会欣赏本国诗的人要作概论,他至多就本国诗本身分成宗派或时期而说明彼此的特点。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远瞰,因为他没法‘超其像外,得于环中’,有居高临远的观点(Pisgah view)。”

这是在这个意义上,诗界维新的领军人物黄公度却没有得到钱鍾书太高的评价:“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13]钱鍾书对西学巨子严复批评得也很尖锐:“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14]

钱鍾书几十年如一日秉承“打通”中西壁垒、“打通”古今割裂、“打通”学科界限的学术路径;以探究人类心理和情感细微隐秘处“诗心”、“文心”的共通为指针;“化境”说既是对中国古典文论、译论的发掘与弘扬,又包含对西方译论的消化和吸纳。

钱鍾书在《管锥编·左传正义》第一则的结尾拈出:“邻壁之光,堪借照焉”[15]。他借照邻壁之光“对我国固有的文学现象起比较和印证的作用”,和“对某些中国传统的文学现象给予科学的分析和总结”。[16]《围城》的德译者莫妮克·莫茨这样评价钱鍾书中西会通的学术路径:“这种连类不是比较,只是对照。……或是像两人对话,突然发现虽然观点各异,倒有可以相通、沟通之点。我认为这有别于‘比较’,可以叫做‘点式的接触’,或‘中西灵犀一点通’。”[17]陈寅恪称道王国维学术贡献的“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8],移来评价钱鍾书辩证、开放的文化观和“打通”的文化交流方法论也是准确至极的。

钱鍾书将自己的治学、研究方略归结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并解释道:“不为任何理论系统所束缚,敢于独立思考(ose penser de luimere),取各派之精华”[19]。所谓“二西之书”,涵括了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涉及的众多外国文本,从古代汉译佛经一直到今天的西方典籍。钱鍾书以其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丰富学养,剖析文学现象的根脉源流,在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波荡中为中西文学与文化的交流提供博大的胸襟、多层面的思路和兼具出色感悟力的操作方法。

钱鍾书的著作“以宏观的角度打通了中国古代文化各个领域与文学的界限,将代表古代中国精神生产成果的经史子集各类学科全部上升到比较诗学的高度加以考察,这本身就是一项气魄宏大的开创性工作。”[20]尤为值得称道的是,钱鍾书以全球化视野,采用平视的姿态,既注重对“客体性”的了解,又强调“主体性”的能动发挥,落实到“主体间性”的价值取向,谋求中西文化的交汇,进而取得一种视界融合。

 

三、体用:既济吾乏,何必土产

钱鍾书辩证、开放的文化观,是在反思种种偏颇、保守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针对“师夷长技以制夷”与“中体西用”论者仅仅主张在“器物”层面上引进“西学”的保守狭隘的一面,钱鍾书精辟地分析道:“许多老辈文人……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科学不如西洋,就把文学作为民族优越感的根据。在这一点上,林纾的识见超越了比他才高学博的同辈。”[21]

钱鍾书在《徐燕谋诗序》中又进一步批判了这种浅见:

  余尝谓海通以还,天涯邻比,亦五十许年,而大邑上庠,尚有鲰生曲儒,未老先朽,于外域之舟车器物,乐用而不厌,独至行文论学,则西来之要言妙道,绝之惟恐不慎,假信而好古之名,以抱残守缺,自安于井蛙裈虱,是何重货利而轻义理哉![22]

关于造成这种“两截式”接受观的原因,钱鍾书曾借用德国学者兰德曼(M·Landmann)的理论作过解释:“‘衣服食用之具’,皆形而下,所谓‘文明事物’(die Zivilisationsgueter);‘文、学、言、论’,则形而上,所谓‘文化事物’(die Kulturgueter):前者见异思迁,后者积重难革,盖事之常也。”[23]这就是说,对“形而下”的“文明事物”,对应于“中体西用”中的“用”,人们容易接受、吸收外来的成分;而对“形而上”的“文化事物”,对应于“中体西用”的“体”,人们往往很难抛弃、变革。另一方面,他批评“浪漫主义者主张摒弃物质文明,亦误以为物质文明能使人性堕落,不知物质文明只是人性利用厚生之工具,病根在人性,不在物质文明”[24]

在《谈艺录·序》中钱鍾书对自己的文化理念作了明确表态:

  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征气泽芳臭。故李斯上书,有逐客之谏;君序谱,曰旁行以观。[25]

所谓“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就是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应仅仅局限于“器物”层面。钱鍾书指出:“古人有言:‘明达体用’。用之学问,日进千里;体之学问,仍守故步,例如亚里斯多德之《物理学》,无人问津,而亚里斯多德之《伦理学》,仍可开卷有益。此事极耐寻味。”[26]

钱鍾书既反对抱残守缺,又反对全盘西化,他以锐利的眼光,指出中体西用论调的不足取,而取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的路径。钱鍾书反对侈谈中西本位文化,他响亮地提出:“体用相待之谛,思辨所需;释典先拈,无须讳说,既济吾乏,何必土产”[27],一方面批判晚清以降保守的中外文化观,指出“体”与“用”不可截然分离;另一方面,提倡以西方文化精义来补足、改造我们文化的缺陷,中西文化互为邻壁,实现双向互动的良性交流。因为“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并且,在中国原本“零碎的、薄弱的”成分或品质,可以在西方发展到“明朗圆满”,反之亦然。

钱鍾书无意抹煞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他指出“人化或者生命化(animism)文评”是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28]还说“事实上,比较不仅在求其同,也在存其异,即所谓‘对比文学’(contrastive literature)。正是在明辨异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认识中西文学传统各自的特点”[29]。又说:“各国文学在发展上、艺术上都有特色和共性,即异而求同,因同而见异,可以使文艺具有科学的普遍性……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学,我们也许该研究一点外国文学;同样,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学,我们该研究一点中国文学。”[30]与鲁迅倡导的“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31]异曲同工。

钱鍾书称:“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领导你回到本国诗”,体现的是一种“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拿来主义”[32]。这种拿来,也不同于一度在中国甚嚣尘上的“全盘西化”。钱鍾书明确指出:“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和作风介绍进来,这个革新肯定不会成功。”[33]陈寅恪对此有精辟的学术体验:“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体系,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34]

作为一个传统文化根基深厚、思想独立的学者,钱鍾书拒绝一切文化神话:他摆脱了中国传统文人所固有的自我中心主义,大胆吸取西方新文化;同时也拒绝赋予西方文化以至高、至上性与绝对普适性的“西方中心主义”。钱鍾书对种种保守的中西文化观所作的反思,为其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思想依据;他在治学实践中超越中西町畦的努力,则是其开放文化观的具体体现。

 

四、对话:一贯万殊,和而不同

中国文化始而与邻国交流,继而远播欧美,这种交流自古至今未曾中止,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并趋于坚守的态度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很有影响、颇具思辨性的一种观念,它内涵丰富,意蕴深广。“不同”,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和”,是指不同事物相辅相成、共生共长。承认“不同”这一多样性基础上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求“同”,反而会使事物走向消亡。

钱鍾书在《管锥编·左传正义》中从晏子区别“和”与“同”说起,引述《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并征引《论语·子路》、《管子·宙合》、《孔丛子·抗志》、《淮南子·说山训》和《乐记》中的种种说法,申明“和而不同”的道理。(4

钱鍾书还将古希腊哲人“音乐之和谐,乃五声七音之辅济,而非单调同声之专壹”的说法与“和而不同”等量齐观;[35]并进一步到古希腊和两千五百年前的西方旧说中寻求支持:  

Unity in variety·

一贯寓于万殊。

  True is one just as the Bacchantes tore asunder the limbs of Pentheus so the sects both of barbarian and Hellenic philosophy have done with truth The dogmas held by different sects coincide in one either as apart or a species or a genus For instance though thehighest note is different from the lowest note yet both compose one harmony·

大道裂而学术分歧,然各派相争亦复相辅,如乐之和乃生于音之不同。[36]

和而不同的实质,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它强调在不同文化传统中不同事物在通过不断对话和交往,达到互相认识、互为补充,寻找交汇点,取得某种共识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是一种在互动关系中不断变化的、动态的并存。

钱鍾书在很多场合倡导和而不同的理念。他在中美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上发言时指出:“在我们这种讨论里,全体同意不很要紧,而且似乎也不该那样要求。讨论者大可和而不同,不必同声一致。‘同声’很容易变为‘单调’的同义词和婉曲话的”[37]。还说:“文学随国风民俗而殊,须各还其本来面目,削足适履,以求统定于一尊,斯无谓矣”;“文各有体,不能相杂,分之双美,合之两伤;苟欲行兼并之实,则童牛角马,非此非彼,所兼并者之品类虽尊,亦终为伪体而已”。[38]他在1979年访问美国期间,与一批知名学者会晤并在若干问题上达成共识,认为“各国文学在发展上、艺术上都有特色和共性,即异而求同,因同而见异,可以使文艺学具有科学的普遍性”[39]

当今世界,全球化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个基本表征是经济在全球范围的互动和信息技术的无孔不入。全球化正在使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生着前所未有的交流、渗透与融合。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提出:在冷战之后的世界上,民族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区别。[40]全球化如果不以尊重和包容文化多样性为前提,它将可能成为文化冲突乃至战争的温床。

钱鍾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指出,翻译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它“缔结了国与国之间唯一的较少反目、吵嘴、分手挥拳等危险的‘因缘’”。[41]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取这种开放的胸怀、恢宏的气度对待异己的文化与文明。韦努蒂在其译学著作中主张文学翻译不应以消除异族特征为目标,而应该在目标文本中设法把文化差异表现出来。傅雷认为:“惟有不同种族的艺术家,在不损害一种特殊艺术的完整性的条件之下,能灌输一部分新的血液进去,世界文化才能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完满,愈来愈光辉灿烂。”[42]

和而不同的要义就是“用一种陌生的‘他者’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互为主观,理性交往,平等对话,取长补短,从而使旧体系获得新生。”[43]这种“对话”永远是一种动力,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强求一致,而应致力于求同存异、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和而不同”为多元文化的共存与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提供了极具可操作性的方法论依据。

 

五、结 语

钱鍾书为各种学术话题的互动交流搭建了平台。早在1940年代的《谈艺录》中就大量涉及西方神秘主义;《现代资产阶级文论选》应该算是现代西方文论在新中国译介开先河的手笔; 1970年代的《管锥编》更是大量原文引用现代西学的前沿知识,而其中有许多在新时期纷纷涌入国门,并逐渐为大家所认可。钱鍾书的做法无形中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引入,他的尝试与努力事实上成为197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来自中国大陆方面唯一的强劲声音。

钱鍾书打通了英、法、德、意、西和拉丁文著作的语言界限,应用了西方系统学、阐释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语义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把古今中外许多重要的智慧因素捉置并处,在辩证的思维中将历时的发展序列转变为共时性构成,探究了作为中西文化共同内核的人类普遍审美心理与文化规律。

钱鍾书的开创性贡献还体现在《管锥编》激起学界的浓厚兴趣,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制和发展进程。他深切地关注民族文化与文明的传承与赓续,并以开放的胸襟和主体能动性的姿态直面文化交流;在艰苦的物质条件和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坚持在思想层面关怀学术与科研,体现的是一种恢宏的悲悯情怀。

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主要表征就是打破了原来闭关自守的狭隘界限,为各国、各民族文化提供一个世界性交流的平台。欲在该过程中有所作为,既要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又要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借鉴、互为补充的可能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更要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勉力坚持开放性与主体性兼备的综合思维。这样一来,就能在文化的古今对话与中西交流中自如穿行,促进民族文化走向开放和世界文化倾向多元。

 

注释:

1[收稿日期]20080608

2)钱鍾书·徐燕谋诗序,见《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第229页,也可参见《管锥编》第四册,第1251页:“古希腊一文家云:‘独不见蜜蜂乎,无花不采,吮英咀华,博雅之士亦然,滋味遍尝,取精而用弘。’(Just as we see the bee setting on all the flowersand sipping the best from each so also those who aspire to culture ought not to leave any thing untasted but should gather useful knowledge from every source·)

3)钱鍾书1987年致郑朝宗的信中说:“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此词通常意义说。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见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载《人民日报》, 19873168版。

4)钱鍾书·管锥编(第一册)[M]·236-237·关于“和而不同”,先贤多有论述。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朱熹将“诗可以群”解释为“和而不流”;《礼记·乐记》中指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文心雕龙·乐府》指出:“岂惟观乐,于焉识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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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鍾书·谈艺录(补订本)[M]·中华书局, 1984·286·

[4]钱鍾书·《史传通说》序[A]·汪荣祖·史传通说[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8·

[5]钱鍾书·谈中国诗[A]·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167·

[6]钱鍾书·论不隔[A]·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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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钱鍾书·谈艺录(补订本)[M]·中华书局, 1984·286·

[9]钱鍾书·谈艺录(补订本)[M]·中华书局, 1984·352·

[10]钱鍾书·管锥编(第二册)[M]·中华书局, 1979·465·

[11]钱鍾书·管锥编(第四册)[M]·中华书局, 1979·1251·

[12]钱鍾书·徐燕谋诗序[A]·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152·

[13]钱鍾书·谈艺录(补订本)[M]·中华书局, 1984·23-24·

[14]钱鍾书·谈艺录(补订本)[M]·中华书局, 1984·24·

[15]钱鍾书·管锥编(第一册)[M]·中华书局, 1979·166·

[16]陆文虎·论《管锥编》的比较艺术[A]·郑朝宗编·《管锥编》研究论文集[C]·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288290·

[17][]莫妮克·莫茨·中西灵犀一点通[A]·钱锺书研究(第二辑)[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117·

[18]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A]·金明馆丛稿二编[C]·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219·

[19]钱鍾书1980611致张隆溪的信函,转引自张隆溪·道与逻各斯(中译本序)[C]·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20]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Z]·北京大学出版社, 439·

[21]钱鍾书·林纾的翻译[A]·七缀集(修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115,注60·

[22]钱鍾书·徐燕谋诗序[A]·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228·

[23]钱鍾书·管锥编(第一册)[M]·中华书局, 1979·329-331·

[24]钱鍾书散文[M]·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411·

[25]钱鍾书·谈艺录·序[M]·中华书局, 1984·

[26]1946910月间钱鍾书发表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

[27]钱鍾书·管锥编(第一册)[M]·中华书局, 1979·8·

[28]钱鍾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A]·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16·

[29]张隆溪·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J]·读书, 1981 (10) 137·

[30]钱鍾书·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A]·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86·

[31]鲁迅·摩罗诗力说[A]·鲁迅全集:第1[M]·67·

[32]鲁迅·拿来主义[A]·鲁迅全集:第6[M]·40·

[33]钱鍾书·论复古[M]·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333·

[3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A]·金明馆丛稿二编[C]·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284-285·

[35]钱鍾书·管锥编(第一册)[M]·中华书局, 1979·237·

[36]钱鍾书·管锥编(第一册)[M]·中华书局, 1979·52391·

[37]钱鍾书·在中美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上的发言[A]·钱鍾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198·

[38]钱鍾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A]·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95·

[39]钱鍾书·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A]·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86·

[40]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Quarterly 1993·

[41]钱鍾书·林纾的翻译[M]·七缀集(修订本)[M]·81·

[42]傅雷·傅雷家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146·

[43]季进·钱锺书与现代西学[M]·上海三联书店, 2002·56·

 

 

[作者简介]聂友军,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北京 100871

 

原载:【天府新论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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