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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鍾书汉语修辞史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傅惠钧
内容提要 本文从方法论角度探讨钱鍾书的汉语修辞史研究,文章分四个部分:修辞史研究与修辞学史研究相结合;专书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现象描写与原因解释相结合。
关键词 钱鍾书;汉语修辞史;方法

在我国传统的修辞研究中,“史”的意识是比较薄弱的。修辞学家多致力于修辞理论的探讨、修辞现象的描写和修辞学体系的建立等,对于修辞史的研究则很少涉及,因而成果不多。即使有所论及,也往往散见于各种文论笔记或修辞学著作之中,所论多为随感而发,不成系统。而钱鍾书先生的修辞学研究,却别具一格。在他的整个研究中,“史”的意识特别强。他在《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著作中,每论及一种修辞现象,除了从本体上进行阐述以外,往往从史的角度进一步讨论,指出某一现象、方法或技巧的源流,梳理其历史发展的脉络。他的这种努力对汉语修辞史的研究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对此我们将作出全面的探讨。这里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谈谈钱鍾书汉语修辞史研究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一、修辞史研究与修辞学史研究相结合

宗廷虎先生在《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中说:“修辞史研究的是修辞现象或修辞手法的演变发展史,修辞学史研究的是修辞思想、修辞评论以及修辞学的演变发展史,两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研究后者要对前者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甚至要建筑在前者的基础之上。”[1]这是立足于修辞学史研究而言的。若立足于修辞史研究,我们还应说,修辞史研究同样需要对修辞学史研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先生对修辞史的探讨往往与对修辞学史的探讨相结合,既对修辞现象本身作追根溯源的考察,同时又将这种现象的研究成果一并带出。这既有利于加深对修辞现象演变发展的认识,也能有效推动修辞学史的研究。

例如《管锥编·周易正义》对“兼言(并及)”格的讨论。《系辞》上云:“吉凶与民同患”。先生先引《正义》曰:“凶虽民之所患,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故老子云‘宠辱若惊’也。”同时指出其“实误解之强词”。又引《系辞》上“润之以风雨”《说卦》则曰“风以散之,雨以润之”以证此解之误。并指出:孔氏非不晓古人修词有此法式者,《左传》襄公二年:“以索马牛皆百匹”,孔《正义》:“牛当称‘头’,而亦云‘匹’者,因马而名牛曰‘匹’,兼言之耳。经、传之文,此类多矣。《易·系辞》云‘润之以风雨’,《论语》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车马’,皆从一而省文也。”孔既知斯理,却不省本处亦因“凶”字而并“吉”曰“患”,乃是千虑一失。他还指出:孔平仲《珩璜新义》云:“宋玉《赋》‘岂能料天地之高哉’,地言‘高’不可也;《后汉书·杨厚传》‘耳目不明’,耳言‘明’,不可也”;是不知颖达所定“从一省文”之例,数典而忘祖。他还引用了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论《诗》、《书》中“陟降”或以“降”为主而兼言“陟”,或以“陟”为主而兼言“降”的现象,指出王氏的看法其实与孔氏的论述是一致的。先生还列举了大量的其他例子及其有关或正或误的评论。这种研究,既是对“兼言”本质的研究,亦即修辞学本体研究,又是对“兼言”研究历史的研究,亦即修辞学史的研究,同时更是“兼言”现象史的研究,亦即修辞史的研究,是一种综合的研究。再如《管锥编·毛诗正义·泽陂》对“音义双关”的探讨:

“有蒲与蕳”;《笺》:“‘蕳’当作‘莲’,芙蕖实也,以喻女之言信。”《正义》:“莲是荷实,故喻女言信实。”按苟如郑、孔之解,则六朝《子夜歌》之“莲子何能实”、《杨叛儿》之“眠卧抱莲子”等,肇端于是矣。古乐府“黄蘖”、“石阙”、“牛迹”之类……莫非莲“实”示信“实”之类,音义双关也。冯犹龙所辑《山歌》中,触处皆此例。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六考论乐府诗“引喻”,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四考论“双关两意诗”,翟灏《通俗编》卷三八考论“风人体”借喻,均未溯《三百篇》。《论语·八佾》宰我答哀公问社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安国注斥其“妄为之说”;刘宝楠《正义》:“何休《公羊注》又云:‘松犹容也,想见其容貌而事之;……柏犹迫也,亲而不远;……栗犹战栗,谨敬貌。……’皆本此文而附会之。”《礼记·昏仪》:“妇见舅姑,执笲枣、栗、腶修。”郑玄注引何休曰:“妇执腶修者,取其断断自修饰也。”《白虎通·瑞贽》说“枣、栗”曰:“又取其早起战栗自正也”;与说社同一机杼,正亦“双关”之“风人体”也。

他还说“以物名‘作机警’,屡著于经、史。后世戏曲小说中犹多”。同时举了《三国志》、《世说新语》、《儿女英雄传》等大量精彩用例,分析其不同用法。将这一用法历史发展的面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作者在分析修辞现象时有意识地引用了《笺》和《正义》对于《诗·泽陂》的有关解释,《论语·八佾》宰我答哀公问社之语,《礼记·昏仪》郑玄注引何休语以及《白虎通·瑞贽》中的话,这些论述都是早期修辞学的成果,作者引以证明“音义双关”的早期用例,极大地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这比只是简单地引举实例说明“借物谐音”的用法显然有效得多。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有利于修辞史研究,对于修辞学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专书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

要深入地进行汉语修辞史研究,必须对每一个时代的修辞现象进行全面而具体地调查。从语法史研究的经验来看,专书的研究是行之有效的,尤其在起步阶段更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富有代表性的文献中出现的修辞现象调查清楚了,汉语修辞史的整体面貌才会呈现出来。当然,专书研究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它局限于某一历史时期修辞现象的观察,要探究史的发展脉络,还必须在专书断代研究的基础上作宏观的纵向考察,这种考察既需要整体把握,也需要专题探究,相比之下专题探究更为基础。综观钱鍾书先生的整个修辞史研究,我们觉得,专书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是先生采用的一种基本的也是极为有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贯穿于他的研究的全过程。从《管锥编》整体结构看,作者以《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等十种文献为研究蓝本,逐部逐篇有选择地进行论析评述,而各种富有特色、富有表现力、富有艺术蕴涵,或者有争议的修辞现象往往是作者论述的着力点。在论述时,作者通常又是专题式进行的,以某书中出现的某一修辞现象、修辞方法为话题,瞻前顾后,旁征博引,作共时和历时的考察。为了兼顾专书描述和专题探讨,有时作者还运用互见法,使出现在不同专书中同一专题的内容前后勾连、融会贯通。如在《周易正义》和《毛诗正义》中,作者比较集中的分析了《周易》和《诗经》中出现的各种修辞现象,例如“博喻”、“曲喻”、“双关”、“用典”、“互文”、“仿拟”、“起兴”、“比拟”、“设问”、“摹状”、“夸张”、“映衬”、“并吞”、“兼言”、“相反相成”、“歇后倒装”、“双管齐下”、“重章叠节”、“倩女离魂”等等,另外还有大量未名的积极和消极的修辞现象;而作者对每一修辞现象的讨论往往都是专题性的,从上文所引“兼言”和“音义双关”的论述已见一斑。再看《管锥编·毛诗正义·雨无正》对于倒装句法的探讨。作者由叶秉敬评论《诗经》句法引入,论述了韵文体中倒装句法的产生与运用。指出“后世诗词险仄尖新之句,《三百篇》每为之先”。如李颀《送魏万之京》“朝闻游子唱骊歌,昨夜微霜初渡河”,白居易《长安闲居》“无人不怪长安住,何独朝朝暮暮闲”等“跨句倒装”,《诗·七月》已导夫先路:“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作者论述倒装,既列举了现象,探明产生原因,又追溯了源头,理清发展脉络。这是专书研究和专题研究的有机结合。联系起来看,让我们既对《周易》《诗经》时代的修辞现象有一个概貌的了解,又对各种修辞方法的起源及其历史发展有了具体而深入的认识。

 

三、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

这里的“内部”与“外部”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就修辞现象的内外关系而言的。“修辞是运用语言内部手段适应外部语境以实现最佳表达效果的一种言语活动。因而任何一种修辞现象都关涉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修辞现象应该重视内部分析,即对用以提高表达效果的各种语言()材料与手段的分析,但也不能忽视外部分析,即对各种语境因素如交际目的、交际场合、交际时间、典型参与者、言语上下文、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等的分析。”[1]汉语修辞现象的历史发展,自然也关涉这两个方面。钱鍾书先生的修辞史研究,对于修辞现象的内部因素的考察自然是着力的重点,对于每一个具有特殊修辞意味的格式他都非常关注,并能进行入微的分析。但他同时始终不忘对于修辞现象外部关系的考察,重视不同外部因素对于修辞形式与技巧的发展的影响。当然有时会各有侧重。如作者对“丫叉句法”的讨论,主要侧重在内。《管锥编》中多处论及这种句法现象。如《毛诗正义·关雎》云:《序》云:

“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哀”即爱……“哀窈窕”句紧承“不淫其色”句,“思贤才”遥承“忧在进贤”句,此古人修词一法。如《卷阿》:“凤凰鸣兮,于彼高冈;梧桐出兮,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雝雝喈喈”,以“菶菶”句近接梧桐而以“雝雝”句远应凤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皆先呼后应,有起必承,而应承之次序与起呼之次序适反。其例不胜举,别见《全上古文》卷论乐毅《献书报燕王》。古希腊谈艺谓之“丫叉句法”(Chiasmus),《关雎·序》中四语亦属此类。

在《全上古三代文》中论述了乐毅《献书报燕王》的用例后,罗列了《论语》等由先秦至唐宋间二十余例。他定义说:“先呼后应,有起必承,而应承之次序与起呼之次序适反。”并指出其独特功能:“错互以成对照”“有意矫避平板”。论述时不但追溯了《诗·大雅·卷阿》中的原始用例,还注意到这种句法在结构上由简到繁的发展变化,如由先秦的两项逆接分承,到汉唐时“逆接分承增而为三”。先秦时只有句内逆接分承如《论语·乡党》“迅雷风烈必变”和句际逆接分承如《诗·大雅·卷阿》,而魏晋时“有扩而大之,不限于数句片段,而用以谋篇布局者。如诸葛亮《出师表》”。他还指出这种句法由显性逆接分承到隐性逆接分承的变化。如沈佺期《和洛州康士曹庭芝望月有怀》“台前疑挂镜,帘外似悬钩,张尹将眉学,班姬取扇俦”,“同此结构而较词隐脉潜。弯眉近承钩,以其曲,团扇遥应镜,以其圆;正是叉法”。如果说以上例子侧重在内部形式的历时研究,那么作者对于“比喻的两柄与多边”的探讨则主要是从外部关系入手的。《周易正义》中,钱老拈出《归妹》中的比喻现象: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九二:“眇能视”;《正义》:“虽非正配,不失常道,譬犹跛人之足然,虽不正,不废能履,……犹如眇目之人,视虽不正,不废能视。”按“归妹以娣”即古俗之“姊妹共夫婚姻”(sororal polygyny)。《履》之六三:“眇能视,跛能履。”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二卦拟象全同,而旨归适反。《归妹》之于跛、眇,取之之意也,尚有憾尔;《履》之于跛、眇,弃之之意也,不无惜耳。一抑而终扬,一扬而终抑。……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修辞之学,亟宜拈示。

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比喻之两柄”。同时又以“水中映月”之喻为例指出这种现象在后世“释书”与“词章”中的“沿用”。同篇还论述了“比喻之多边”现象,并指出这种现象同样滥觞于《易》。对于比喻“有柄有边”的现象,作者在《管锥编》此后各卷中“随见随说”,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用法及其发展流变进行了具体深入的阐释。作者提出这一现象首先是着眼于比喻使用的外部情境,同一比喻形式在不同的语境之中就有不同的“柄”和“边”,足见外部情景对于修辞形式、修辞意义的影响之大。在分析这种现象的发展时,先生又特别关注时代和境域的差异对于“柄”和“边”的影响,指出“世异域殊,执喻之柄,亦每不同”。

其二,是就修辞现象的民族差异而言的。这里的内部指的是汉语本体的修辞现象,外部指的是其他民族语言的修辞现象。作者在阐述汉语修辞的历史发展时,除了对汉语本体的修辞现象作追源溯流、穷根究柢的探讨外,还常把它放到更大的背景上,即放到世界修辞史的背景上来考察。让人对汉语修辞的历史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例如《管锥编》开篇《论易之三名》讨论“一字多意之同时合用”。他赞成所引文献关于“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变易,不易),以及“诗经”之“诗”(承也,志也,持也)、“论语”之“论”(次也,理也,纶也,轮也)、“王者”之“王”(皇也,方也,匡也,黄也,往也)等字分别为三、四、五义共用的见解,认为在汉语修辞中,“不仅一字能涵多意,抑且数意可以同时并用,‘合诸科’于‘一言’”;指出“一字多意”有“并行分训”和“背出或歧出分训”两种,在实际使用中它们均可同时合训。他列举《周易》、《论语》、《墨子》、《庄子》等多例,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同时,他还特别指出:“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指‘灭绝’与‘保存’———引者注)(einund dasselbe Word für zwei en tgegengesetzte Bestimmungen)。”不知汉语在《周易》时代就有这种用法,作者批评了黑格尔对于汉语的无知,以致于“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深为惋惜。此类汉外对比论述在钱氏的论述中俯拾即是。再如《管锥编·毛诗正义·蒹葭》,作者认为《蒹葭》所赋“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遡洄从之,道阻且长;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乃“西洋浪漫主义所谓企慕(Sehnsucht)之情境也”。他举古罗马诗人桓吉尔名句“望对岸而伸手向往”,“德国古民歌咏好事多板障,每托兴于深水中阻”,以及但丁《神曲》“寓微旨于美人隔河而笑,相去三步,如阻沧海”来说明这一手法为中外所共通。

 

四、现象描写与原因解释相结合

描写是修辞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不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修辞现象进行客观描写,“史”的研究便无从谈起。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描写上,研究也就不易深入。语法史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描写与解释相结合是汉语史研究的成功之路。先生的汉语修辞史研究首先致力于描写,而探源性的描写,用力犹勤,收获犹大!但是他的探讨又往往不以简单的现象描写为满足,在描写过程中经常进行评论解释,力求探明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机制。如《管锥编·左传正义》讨论了“以空喻时”的现象。《庄公六年》云:“请杀楚子,邓侯勿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君噬脐。’”先生指出:“噬脐”之喻拈出“早”与“晚”,以距离之不可至拟时机之不能追,比远近于迟速。继而指出这种“以空喻时”的用法在《易》和《楚辞》中即已出现,为后所沿用。并对各个时期的用例进行全面描写,还指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他说:“心行与语言相得共济”,“时间体验,难落言诠,故著语每假空间以示之,强将无广袤者说成有幅度”。因为以有形示无形,是人类“体验”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作者在《七缀集》中进一步解释“木与夜”比“长”,在文学上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原因,是文学语言“体验”世界不同于哲学思辨以逻辑推理方式认识世界。以逻辑的眼光看,“木的长短属于空间范围,夜的长短属于时间范围,是‘异类’的‘量’,不能相‘比’”。但文艺重“体验”,完全可以用“同一尺度来测‘量’‘异类’的空间和时间”。“从逻辑思维的立场来看,比喻被认为是‘事出有因的错误’,是‘自相矛盾的谬语’,因而也是逻辑不配裁判文艺的最好证明”。再如对于倒装句法的讨论。作者不仅描述各种倒装句法运用的现象,同时还探讨了其产生的原因。他指出,《诗经》等作品中在句法上之所以会突破“文字之本”,是因为“韵文之制,局囿于字数,拘牵于声律……散文则无此等禁限,……韵语既困羁绊而难纵放,苦绳检而乏回旋,命笔时每恨意溢于句,字出乎韵,即非同狱囚之锒铛,亦类旅人收拾行幐,物多箧小,安纳孔艰。无已,‘上字而抑下,中词而出外’(《文心雕龙·定势》),譬诸置履加冠,削足适屦。……必于窘迫中娇揉料理。故歇后、倒装,科以‘文字之本’,不通欠顺,而在诗词中熟见习闻,安焉若素。此无他,笔、舌、韵、散之‘语法程度’,各自不同,韵文视散文得以宽限减等尔”。又如先生对于“通感”的论述。他除了从古今中外的文献里觅得大量“感觉挪移”“六根互用”的“通感”实例并加以精到的分析外,尤其注重融会哲学家、心理学家、文艺学家以及道家、佛家等对于通感现象的论述,分析和阐释这种独特的艺术修辞现象产生的心理机制和使用规律,从而大大增强了对这一现象的理论解释力。

 

参考文献:

[1]宗廷虎.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J].平顶山师专学报, 1998 (5).

[2]傅惠钧等.古汉语比较修辞学[M].广东: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8.

 

[作者简介]傅惠钧,男,浙江金华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近代汉语语法、汉语修辞学研究。(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原载:【古汉语研究2009年第3期(总第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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