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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鍾书旧体诗及其晚年心境

刘士林
内容提要 在解释晚年钱氏心境和行为时,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是旧日世家子弟的“后死之悲”。钱氏晚年潜心于著述而对俗世的极端冷漠,本身就是不愿意再卷入红尘尤其是作为其中心的政治旋涡的证明,即便他由于历史情势所逼而与当局有所过从,但其真实心态、思想与行为也应当以身不由己视之。与陈寅恪先生出于其“家国旧情”而对钱牧斋百般回护一样,在钱鍾书先生的诗作中,也明确表达了一种对包括自己在内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同情之了解”。
关键词 钱鍾书  旧体诗  晚年心境

《孟子·离娄上》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对于像钱鍾书先生这样的旧日世家子弟来说,由于他们在20世纪中所积郁的“一肚皮不合时宜”,因而对他们的学术人生也就特别地不能求全责备。然而由于历史和命运的阴差阳错,特别是在晚年钱学热中所带来的种种不虞之誉,因而钱鍾书先生也就特别容易成为求全责备之对象。正如他在《题某氏集》所说“高位从来谶易成”,“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也是晚年钱鍾书一个命中注定的谶语。

在某种意义上讲,钱氏晚年生活完全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荒诞闹剧。在经历了“十日从来九风雨,一生数去几沧桑”(《大千枉存话旧即送返美》)的一路风霜之后,这些旧日世家子弟对现实基本上已不存任何幻想了,而他们一般惟一的愿望就是尽一点“后死者”的学术文化之天职。(这种后死之悲正如钱氏晚年在一封书信中所谓“十年中忧患著书”[1])如同陈寅恪先生晚年最关心的是“所南心史”如何流传一样,钱鍾书先生则急于要把他的学术研究整理出来。这种“再次立言”的心态在他作《宋诗选注》时就有所流露,就是不再计较什么政治上的是非与现实中的恩怨,只要能够提供一种写作条件就已十分满足了。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局的缓和与好转,历史终于赐给了他一个可以自我实现的宝贵机会,因而他更是回避了所有的俗务而潜心于《管锥编》的著述。这很可能就是人们读《管锥编》时的一种普遍感觉,事无巨细远近轻重繁简之别,好像只要是钱氏心中所想的就全都被直接地记录下来。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与陈寅恪先生晚年作《柳如是别传》之材料堆积可谓具有一种家族类似性。所不同的只是陈氏的内心更加阴郁和焦虑,因而他时常将代表着主体感性存在的诗文直接插入正文,而钱氏之主体性则表达得要相对隐晦一些而已。

然而,正是在这种世俗之念都抛下的时候,由于种种不可名的潜流与力量的相互作用与彼此消长,他竟然被直接推上了中国文化代言人的“高位”之上。其最高峰则无过于90年代初期席卷华土的“钱学热”,在百年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学者主要是凭借其远离政治之学术而走红文化市场。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点可以说是旧日世家长达百年的痛苦期盼,正如陈寅恪先生在《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中所设想的:

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入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2]

尽管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生期盼的辉煌结局。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切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却是违背主体决意避世之意愿而发生的,因而这些不虞之誉反而成为刺激他产生戾气和不平心的根源。如诗中所谓:“荒唐满纸古为新,流俗从教幻认真。恼煞声名缘我损,无端说梦向痴人。”(《偶见二十六年前为绛所书诗册、电谢波流、似尘如梦、复书十章》其七。诗下有自注曰:余小说围城出版、颇多痴人说梦者)此外,钱氏晚年许多不近人情的言行,除了出于知识境界对人生现实的冷漠而外,在某种意义上更是由种种现实闹剧所引发的。

在解释晚年钱氏心境和行为时,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仍是旧日世家子弟的“后死之悲”。钱氏晚年潜心于著述而对俗世的极端冷漠,本身就是不愿意再卷入红尘尤其是作为其中心的政治旋涡的证明。这一点可以说钱氏也具有相当浓郁的遗民色彩,即便他由于历史情势所逼而与当局有所过从,但其真实心态、思想与行为也应当以身不由己视之。关于这一点,正如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对侯朝宗、李素臣、陆子玄等首鼠两端的同情与理解:

盖建州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庭,或致身命之危险。……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日情势,往往作过酷之评,殊非公允之论也。[3]

实际上如同陈寅恪先生出于其“家国旧情”而对钱牧斋百般回护一样,在钱鍾书先生的诗作中,也明确表达了一种对包括自己在内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同情之了解”:

穷而益脆岂能坚,敢说春秋备责贤。

腰折粗官五斗米,身轻名士一文钱。

踏空不着将何去,得饱宜扬却又还。

同妾语传王百谷,哀矜命薄我犹怜。(《有感》。诗下有自注曰:百谷谢袁相公问病诗:书生命薄原同妾。)

在此还可略加比较,如果说陈寅恪先生的“同情之了解”仅施之于明末清初的钱牧斋一类人物,而未能进一步推广到在解放后丑态百出的学者们身上,(以是之故他在《男旦》一诗才有“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之恶谥。)那么在钱氏“穷而益脆岂能坚,敢说春秋备责贤”之诗句及“书生同妾”之感叹中,则可以说把陈氏对古人的“同情之了解”进一步推广到同时代的同辈人身上。进而言之,不管是出于“为稻粱谋”还是“技痒难禁”而重作冯妇,对于钱鍾书先生来说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痛或心病在,因而也就造成了他一方面需要名声(如陈寅恪所谓“浮名者,亦儒宗之所应具”),另一方面又厌恶在此“非驴非马”之背景中的“不虞之誉”。而这一微妙心理,本应是钱学研究者所特别应予以“同情之了解”的。然而事实却与此完全相反,无论是肉麻的吹嘘和无限拔高(如钱鍾书高于陈寅恪之论及“文化昆仑”之桂冠),还是各种过于苛刻的酷评与恶语相损(从以寻章摘句的方式对其学术鸡蛋里挑骨头,到指责他缺乏思想因而够不上大师更遑论“文化昆仑”等),其深层话语结构都可以称之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这一点不仅本就为钱氏所深恶痛绝———如他在《管锥编》所说:“以深文周纳为深识底蕴,索引附会,穿凿罗织;匡鼎之说诗,几乎同管辂之射覆,绛帐之授经,甚且成乌台之勘案”[4];又如他在诗中所感慨的:“费尽胭脂画牡丹,翻新花样入时难。覆瓿吾与君犹彼,他日何人访冷摊。”(《向觉明[]属题LegouisCazamian合著英国文学史[君四年前自朝鲜归、道出安东、得之故书摊、为人借去、久假不归、比以事绝交、书遂还]》其二)———同时也是中断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和同时代先进后进交流、对话的主要原因。进而言之,如果说在“不虞之誉”中常有以钱氏沦为政治之学术文化之胭脂的倾向,因而与他内心深处的“小雅之怨”或“后死之悲”激烈地相抵触;那么“求全之毁”的问题则完全属于一种“越抹越黑”的弱智、低俗之举,因为他们把钱氏身不由己所扮演的形象坐实为他内心中真正的需要和愿望。在这两者之间所形成的恶性循环,不仅使得晚年钱鍾书再次陷入深深的失望和寂寞中,而且也使他在人世沧桑中有所收敛的戾气重新上扬起来。

“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尽管这只是当代中国的一句街谈巷语,但在某种意义上却可以代表20世纪中国学人对政治生活的全部复杂与辛酸感受。而钱鍾书先生的学术人生同样也未能摆脱这个巨型的矛盾结构。除却必须“闭口休谈作哑羊”(陈寅恪《癸巳六月十六夜月食时广州苦热再次前韵》)的特殊年代之外,“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可以看作是钱氏全部“言说”的深层话语结构。对此还可以具体阐释为二。一方面,钱氏不仅是一个早慧和心性甚高的世家子弟,而且他还是一个处于大树飘零时代中的悲哀王孙,“才名薄俗宜遭贱,世味贫家最识真”(《甲申元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些世家子弟对自身在新时代的基本定位。因此“说了也白说”也就构成了他学术人生中一个最基本的元叙事。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和无补于事的,那么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因而这个早慧的世家子弟本身更是惊人悲哀地早熟。以是之故陈衍先生曾如此批评钱氏的诗作:

世兄诗才清妙,又佐以博闻强志,惜下笔太矜持。夫老年人须矜持,方免老手颓唐之讥,年富力强时,宜放笔直干,有不择地而流,挟泥沙而下之概,虽拳曲臃肿,亦不妨有作耳。[5]

而这一点也为钱氏本人所明察,因此他在此处曾加以“丈言颇中余病痛”的按语。尽管这主要是就诗文品鉴而言的,但由于诗中有人的缘故,因而也可以从中看出钱氏之人的真相。而中年漫长而艰苦的人生经历,则更使他充分领悟了“说了也白说”的大苦痛,因而也就更加珍惜话语不肯轻易向外人说话。正如孟子所谓“位卑而言高,罪也”。处于大树飘零中的旧日世家子弟,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早已没有远祖的辉煌了。这也正是其诗作大失和平渊雅之旨,而只能成为小雅之品类的根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钱氏诗作中充满了同光体的戾气和晦涩意境,所谓“高词险语拓心胸”(《贺病树丈迁居》),因为他们生命中非同寻常的遭际和感受,非如此便不足以表达出来。如:

具陈薄海苦锋镝,大力者为苍生哀。(《剥啄行》)

好向凌波图里认,浊流原不异清流。(《置水仙种于瓦盆中、覆以泥、花放赋此赏之》其二)

且借余明邻壁凿,敢违流俗别蹊行。(《龙榆生寄示端午漫成绝句、即追和其去年秋夕见怀韵》)

往事成尘欲作堆,直堪墟墓认灵台。旧游昔梦都陈迹,拉杂心中瘗葬来。(《心》)

而另一方面,尽管痛感一切都无补于事,“说了也白说”,但这并不等于钱氏已经彻底死心和绝望了。由于在他们文化记忆中所保留的种种英雄情节(如《拔丈七十》谓:“一生谢月兆长低首,五斗陶潜不折腰”),尤其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种种礼崩乐坏之刺激和压抑(如《石遗先生挽诗》谓“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如《胡丈步曾远函论诗却寄》谓“中州无外皆同坏,旧命维新岂陋邦”),“不说白不说”乃至“白说还要说”也就构成了钱氏话语中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元叙事。在某种意义上讲,出身于旧日世家的人,多少总是要有些刚烈的气质之性的。这也是钱氏特别喜欢以狂自许的心理原因。在1953年钱氏夫妇的一首赠答诗中,杨绛来诗就有“书来北客狂犹昔”之句,而钱氏则回曰:“兔毫钝退才都尽,马齿加行鬓已苍。端赖故人相慰藉,不增不减是疏狂。”(《答叔子花下见怀之什》其二)此外,从他一生不肯轻易与人过从的孤傲个性,从他在许多幽默文字中对人性弱点的绝妙讽刺中,都可见出一种对现实政治相当曲折的抵制心理和行为意向。如:

才人失职误儒冠,等畜倡优意亦安。(《见金台残泪记中小郄语感作》)

举头鹊噪频闻喜,盈耳蛙鸣尽属官。(《燕谋以余罕作诗寄什督诱如数奉报》其二)

滂沛挥刀流不断,奔腾就范隘而妨。(《少陵自言性癖耽佳句、有触余怀、因作》其二)

在这个意义上讲,“欲说还休”和“欲罢不能”也就成为钱氏话语结构的主要特色。如果说前者源于早年就已深深理会的“说了也白说”的悲哀命运,那么后者则是由于“不说白不说”之微弱政治冲动所导致。当两种在逻辑上的矛盾叙事在“白说也要说”的实践语境中统一起来,也就形成了一种总是“没好气”的钱氏幽默话语。而钱氏诗文中诸多讽刺之锋芒,可以说正是按照这个话语机制铸造出来的。尽管钱氏的不平之气主要是由外在的文化同类而引发,但部分地由于这些同类因附属于政治而“老虎屁股摸不得”,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于钱氏过于发达的文化机能对此过于敏感之故,因而他的小雅之怨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最终成为一种自抑和自嘲。如:

富言山谷赣茶客,刘斥杜陵唐酒徒。

有酒无肴真是寡,倘茶遇酪岂非奴。

居然食相偏宜肉,怅绝归心半为鲈。

道胜能肥何必俗,未甘饭颗笑形模。(《予不好茶酒而好鱼肉戏作解嘲》)

樗园谁子言殊允,作诗作贼事相等。

苦心取境破天悭,妙手穿窬探椟蕴。……(《戏燕谋》)

壮年堪悔老无成,嗤点流传畏后生。

莫向长卿徵梦兆,文章巨蟹未横行。

藏拙端宜付烬灰,累君收拾太怜才。

坐知老物推排尽,一蟹争如一蟹来。(《西蜀君骏卿不知自何处收得余二十二岁所作英文文稿、藏之三十年、寄燕谋转致并索赋诗以志》)

梦破抛同碎甑轻,纷拿万念忽波腾。

大难得睡钩蛇去,未许降心缚虎能。

市籁咽寒方待日,曙光蚀黯渐欺灯。

困情收拾聊申旦,驼坐披衣不语僧。(《待旦》)

粘日何人解炼胶,待灯简册暂时抛。

心无多地书难摄,夜蓄深怀世尽包。

一月掐天犹隐约,百虫浴露忽喧呶。

碍眉妨帽堪栖止,大愧玄居续解嘲。(《山斋晚坐》)

无人送半臂,子京剧可慕。

遂中庶人风,两肩如渍醋。

春事叹无多,老形惊已具。

因知风有味,甘辛不与数。

偏似食梅酸,齿牙软欲蠹。

气逼秀才寒,情同女郎妒。

喝风良有已,代醋三升故。

岂我吟诗肩,瓮醯入偶误。

不须更乞邻,但愿风可捕。

云何忘厥患,俳谐了此赋。(《肩痛》)

由于钱氏之学之趣的幽深险峭,这里可约略提供几点解读之入径。其所谓“居然食相偏宜肉”可以在“肉食者鄙”意境中玩味之,其“作诗作贼事相等”则可以庄子“盗亦有道”语境释之,而“文章巨蟹未横行”和“一蟹争如一蟹来”,则可以禅林中“落汤之蟹”与俗语中“一蟹不如一蟹”为“上下文”方能知其含辛茹苦之旨趣所在。所引《待旦》、《山斋晚坐》二首则是借助佛学出世之思维,从而把小雅之怨发挥到一种更加极端的地步。“禅是诗家切玉()刀”,如果说在古代士大夫主要是凭借佛学智慧以求解脱,那么高度专业化、以“区分知识和价值”为最高理想的西方现代学术,本身可以说比佛学智慧更加不关心人世间的苦恼和悲哀。而《肩痛》一首则更可谓有强颜欢笑之无奈和悲哀在。这不仅是他的诗有失儒者之诗旨的原因,同时也是他对于现实更加心灰意懒的根源。或者说由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信念对他的支撑相对不够,因而与马一浮先生所表现的真正旷达和超越相比,也就必然要显得不够和平渊雅和一团和气了。这就是20世纪学人之诗中的“变风变雅”在这里达到最高境界的根本原因。

由此亦可见出,在钱氏嬉笑怒骂、口无遮拦的背后,是一种怎样绞尽脑汁和精神紧张之真实状态。因而像1948年的《草山宾馆作》在他的集中实在难得一见。诗曰:

空明丈室面修廊,睡起凭栏送夕阳。

花气侵身风入帐,松声通梦海掀床。

放慵渐乐青山静,无事方贪白日长。

佳处留庵天倘许,打钟扫地亦清谅。

而在他的诗作中更多地是在表达由于极度紧张和劳累而产生的一种疲倦和厌倦感。这一点也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的在政治斗争中疲于奔命的士大夫。这种政治性的疲劳在明清诗文中表现出来就是一种“睡不够”的感觉。它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现代存在心理学的“疲劳”范畴,它就像一只抓东西的手,由于所抓物不断增加的重量,只能看着它一点点地滑落下去,而且即使所抓之物实际上已经滑落,但这只手的紧张状态也依然如故。而要消除这种心理上持续的紧张感,其惟一的作法就是必须诋毁、消解自己所抓之物的重量或价值,而对其心中之物诋毁、消解得越彻底,主体自身才能从中逐渐找到或恢复精神平衡。如同猴子吃不着的葡萄是酸的、烂的的道理一样,因而此时的斗争方式就不再是批判别人和抨击社会,而是嘲弄、贬低自己为什么对外物如此留意和看重。[6]这就是钱氏之幽默与普通谐语根本不同的原因。而睡魔也是钱氏晚年诗作中一个特别喜欢的意象,这

里可以略举几首加以说明:

醇酒醉人春气味,酥油委地懒形模。

日迟身困差无客,午枕扰堪了睡逋。(《容安室休沐杂咏》其八)

降魔破睡懒收勋,长日昏腾隐几身。

却遣茶娇故相恼,从来佳茗比佳人。(《王辛笛寄茶其一》)

愁喉欲划斮无着,春脚忘疲又却回。

流水东西思不已,逝波昼夜老相催。

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拚寸寸灰。

     底事司勋甘刻意,此心忍死最堪哀。(《代拟无题七首其六》)

人生已经足够的漫长和劳累,尽管他晚年表面上似乎克服了“位卑言高”之矛盾,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一种自由言说的可能,但实则不然,由于这些不虞之誉所带来的“著了袈裟事更多”之烦恼,它不仅未能有效地消解钱氏心中一再积压的戾气和冷漠,相反却是在诗人和整个社会之间产生了更多的隔膜和障碍。所有这一切,表明的正是旧日世家与新时代对话之困难和尴尬,因而他除了以“默存”的方式对付外界的进犯和保护自己之外,就只能在和真正素心的二三子、尤其是发妻杨氏的酬唱中聊以忘忧。正如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阅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这也是他与发妻之唱和总是内容丰富和特别感人的原因。如:

篇什周旋角两雄,狂言顿觉九州空。

  一官未必贫能疗,三命何尝诗解穷。

  试问浮沉群僚底,争如歌啸乱书中。

  后山嘱望飞腾速,此意硁敢苟同。(《答叔子》)

  龙性官中想未驯,书生端合耐家贫。

  敛非澜倒回狂手,立作波摇待定身。

  九牧声名还自累,群居语笑向谁真。

  白头青鬓交私在,宛转通词意不伸。(《答叔子》)

  梦觉须臾抚大槐,依然抑塞叹奇才。

        放歌斫地身将老,忍泪看天意更哀。

        待定微波姑伫立,伤歧前路小迟回。

        清江酒渴凭吞却,莫乞金茎露一杯。(《叔子索书扇即赠》)

        京华憔悴望还山,未办平生白木鑱。

        病马漫劳追十驾,沉舟犹恐触千帆。

        文章误尽心空呕,餔餟勤来口不缄。

        经倒厚颜叨薄俸,庐陵米与赵州衫。(《答叔子》其一)

        同调同时托胜流,全韬英气袚清愁。

        座中变色休谈虎,众里呼名且应牛。

        惯看浮云知世事,懒从今雨数交游。

        宋王位业言犹在,赢得华年尚黑头。(《答叔子》其二)

        廿载论交指一弹,移枝栖息祝平安。

        镜中青鬓朱颜驻,诗里黄山白岳蟠。

        差喜敛狂能止酒,更期作健好加餐。

然脂才妇长相守,粉竹金松共岁寒。(《叔子五十览揆寄诗遥祝即送入皖》)

病馀意气尚骞腾,想见花间着语能。

老手诗中识途马,壮心酒后脱韝鹰。

凋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增。

欲踏天都酬宿诺,新来筋力恐难胜。(《叔子病起寄诗招游黄山》)

蕉树徒参五蕴空,相怜岂必病相同。

眼犹安障长看雾,心亦悬旌不待风。

委地落花羡飞絮,栖洲眠鹭梦征鸿。

与君人世推排久,白发无须叹未公。(《叔子书来自叹衰病迟暮余亦老形渐具寄慰》)

四劫三灾次第过,华年英气等销磨。

世途似砥难防阱,人海无风亦起波。

不复小文供润饰,倘能老学补蹉跎。

鬓青头白存诗句,卅载重拈为子哦。(《再答叔子》)

风里孤蓬不自由,住应无益况难留。

勿勿得晤先忧别,汲汲为欢转赚愁。

雪被冰床仍永夜,云阶月地忽新秋。

此情徐甲凭传语,成骨成灰恐未休。(《代拟无题七首》其二)

如果在此把钱鍾书和王国维作一比较,则可以说两位大师有三点相同之处与一点根本区别。就前者而言,他们都从属于中国现代学术的总体进程并表现出相当纯粹的学术方式,都选择了相对偏僻的学术对象来消磨性情中的旧日世家之悲剧感,以及在学术人生上都受到西方文化的重要影响等。就后者而言则在于他们从西方汲取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很不相同,如果说王国维先生主要吸收的是西方现代悲剧精神,那么钱鍾书先生则更多地接受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喜剧精神。这一点尤其表现于他们对屈原精神的不同理解上。在王国维看来,“南方学者”说之所以不足以“知屈子”,是因为一般的“南方人之想象力”都是“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的,因而他极力表白屈子作品乃是“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7]而在这个观点上钱氏与王氏的解读完全相反,正如《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第一条“离骚经章句序”所指出的:

“离骚”一词,……逸自注或其子延寿注:“将以释忧愤也”;正是斯旨。忧思难解而以为迁地可逃者,世人心理之大顺,亦词章抒情之常事,而屈子此作,其巍然首出者也。逃避苦闷,而浪迹远逝,乃西方浪漫诗歌中一大题材,足资参印。[8]

而以浪漫主义来解说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恰是特别注重于王氏所谓的“南方人之想象”。而这种解读当然与他们不同的接受语境直接相关。而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也直接导致了两位大师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如果说王氏以他所说的那种北方人的刚烈选择了屈子的自沉,那么钱氏则以南方之价值观认同了庄周式的曳尾于涂中。在钱氏看来,哪里有什么不能再接受的屈辱呢,一切都不过是由于围城意识而产生的幻像而已。因而正如苏东坡说“伸眉一笑岂易得,神之报汝亦已丰”(《登州海市》),钱鍾书先生也同样与我心有戚戚焉地写到:

围城轻托命,转赚祝平安。(《徐森玉丈[鸿宝]间道入蜀话别》)

 

参考文献:

[1]罗厚辑:《钱鍾书书札续二》,范续仑等编:《钱鍾书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09页。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61页。

[3]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18-1119页。

[4]钱鍾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5页。

[5]钱鍾书:《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0页。

[6]刘士林:《变徵之音———大众审美中的道德趣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101页。

[7]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17页。

[8]钱鍾书:《管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583页。

 

作者简介:刘士林,男,1966年生,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 210097)

 

原载:【浙江学刊 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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