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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鍾书评价陆游论析

张乃良
内容提要 陆游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顶级诗人,也是创作量最高的诗人。在文学史上对他评价各有侧重,甚至观点对立。钱鍾书先生对陆游给予了全面、公正的评价,既高度赞扬了陆游的文学成绩,也指出了他创作中的不足,有拨乱反正之功。 
关键词 陆游 诗歌 创作 评价

陆游在中国文学史上属顶级诗人,且是著作量最丰的一位诗人。他是南宋四大诗人之一。但对他的评价却代有轩轾,且着眼点有异,从而得出各不相同甚至相反的认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明代中叶受到冷遇,清代两位学者型诗人朱彝尊与赵翼对他的评价则各持己见,未得公论。现代著名学者钱鍾书则全面考察,持论公允,评论精当,对认识陆游的文学地位,极有裨益。本文试作论析。

 

一、矫正屈枉

清初朱彝尊从“扬唐抑宋”的目的出发,对宋诗从总体上加以否定。又从南宋诗人中择出杨万里、陆游大加挞伐。他说:“今海内之士方以南宋杨、范、陆诸人为师,流入纤缛滑利之习”;“今之诗家不事博览,专宗杨、陆为师,庸熟之语令人作恶”;“陆务观《剑南集》句法稠叠,读之终卷,令人生憎。”这些评论,有的尚属通观达论,有的则无的放矢。对此,先生说:“(朱彝尊)误认宋诗皆空疏不学者之所为,故曰:‘开口效杨陆’,而不知放翁书卷甚足。”[1](P108)并认为朱氏对陆游的这种评价犯了株连之讨,是“瓜蔓之抄”,“悠谬之至矣”。在此基础上,先生对陆游的文学功绩进行了全面的评价:“他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悲愤,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2](P190)他高度赞扬了陆游诗歌第一方面的成就,树立起了陆游爱国诗人的形象。他说:“陈与义、吕本中、汪藻、杨万里等人在这方面跟陆游显然不同。他们只表达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只束手无策地叹息或者伸手求助地呼吁,并没有说自己也要来动手,要‘从戎’,要‘上马击贼’,能够‘慷慨欲忘身’或者‘敢爱不赀身’,愿意‘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这就是陆游的特点,他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申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的生命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别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2](P191)像这样把陆游放在风起云涌、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的时代大背景下,与同时代其他诗人进行比较,更鲜明地突现了陆游作为爱国诗人的高大形象。从而纠正了自明中叶到清末几百年间陆游在世人心目中的“老清客”的形象,还诗人以历史本来面目。

先生还从整个宋诗发展的角度,充分肯定了陆游诗歌中的“爱情诗”。由于宋代文学中有“诗庄词媚”之说,宋诗以说理取胜,言情让位于词。先生说:“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除掉陆游的几首,宋代数目不多的爱情诗都淡薄、笨拙、套板。”[2](P10)这样评价,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血肉丰满,充满人间至情至性的诗人形象。可以这样说,陆游不仅心系国事,壮怀激烈,而且柔情似水。同时,指出了陆游诗歌内容的丰富性,反映生活的广阔性。

 

二、揭示缺陷

在对陆游的文学功绩给予全面褒赞的同时,像前人一样,先生也看到了陆游诗中的缺陷,他以睿智的识鉴,进行了客观的揭示。

首先是对陆游诗歌创作中的重复现象给予批评。其实对此前有如朱彝尊早已有过指责,他在《曝书亭集》中讥讽放翁“句法稠叠令人生憎。”赵翼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出于对陆游的尊崇爱护,曲意回护,在《瓯北诗话》中说:“盖一时凑用完篇,不及改换耳。”对据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篇名索引》统计,陆游诗中诗题重复达40次以上就有5例:《杂兴》68首、《杂感》61首、《秋思》55首、《秋兴》46首、《幽居》40首。钱鍾书先生则对此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批评。他说:“放翁多文为富,而意境实鲜变化。古来大家,心思句法,复出重见,无知渠之多者。”[1](P126)他还在朱氏、赵氏摘引例句之外,举出陆游句意复见的诗50首,并特别指出像“夏浅胜春”、“莫安排”、“蹬蹭”、“轮 ”、“兀兀”、“腾腾”、“葛天民”、“济元元”等语“皆屡用不一用,几乎自作应声之虫。”[1](P127)对此先生分析认为是作者“先组织对仗,然后拆补完篇,遂失检点。虽以其才大思巧,善于泯迹藏拙,而凑填之痕,每不可掩。往往八句之中,啼笑杂罗,两联之内,典实丛生;于首击尾应,尺接寸附之旨,相去殊远。文气不接,字面相犯”。例如《秋夜示儿辈》首句云:“‘谁知垂老叹途穷’,而中间侈陈乡居鱼米之乐,则奚以叹为。”又如《饮酒》一首,“以‘虎口’、‘蟹螯’、‘牛角’、‘虎头’分列项复两联,绝无章法。”[1](P128)先生从古典诗歌创作要领的角度分析评点,极有说服力,不似朱氏一味讥讽指责,未知所以然。

其次,指出了陆游诗歌创作的有因无革之弊。文学艺术创作不反对模拟,但贵在模拟中出新。也就说是,模拟是手段,是始阶,而非目的与终点。好的作品往往能于因袭中独出己见,所谓出蓝胜蓝、点铁成金。陆游于此却乏光彩,往往有“蹈袭之嫌”。对有的诗境,“放翁再三袭之”。如对贾岛《山中道士》的“养雏成大鹤,种子作高松”两句放翁连连模仿;《开东园路》之三:“鹤雏养得冲霄汉,松树看成任栋梁”;《山房》:“老鹤初来未丹顶,犀松亲种己虬枝”;《书斋壁》:“买雏养得冲霄鹤,拾子栽成偃盖松。”这样的创作“貌若写景写怀,实为运古”,鲜见新意,只觉无聊。

第三,对陆游诗中的空泛议论,大而无当甚至自相矛盾的嗤点前贤给予批评指正。先生指出的陆游:“诗中议论……好正襟危坐,讲唐虞孔孟,说《论语》、《孝经》,诵典坟附洙泗,攘斥佛老百家,谓为淫词异端。”[1](P128)他一方面认为“丹经丹方皆糟粕无用”,却又说“人间事事皆须命,惟有神仙可自求”、“子有金丹炼即成,人人各自俱长生。”一方面主张“读书贵博而精”,一方面又说“一指头禅用不穷,一刀匕药去腾空;汗牛充栋成何事,堪笑迂儒错用功。”这样的议论的确模棱两可,叫人无所适从。先生说这是二种“官腔”,即“好谈匡救之略,心性之学;一则矜诞无当,一则酸腐可厌。”因为“有忠爱之忱者,未必具经济之才。”

以上三点是就大的方面而言,除此先生还指出陆游诗歌的“轻滑”、“工巧”之病,也算针砭有方。

 

三、刺虎质疑

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春天,陆游离开夔州通判任所,赴任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之职,来到了南郑(在今陕西),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就在这一年,诗人在山中狩猎,曾有刺虎壮举,诗人颇以此为自豪,多次在诗中记述。如诗稿卷八《步出万里桥门至江上》:“西行亦足快,纵猎南山秋,腾身刺猛虎,至今备溅裘”;诗稿卷四《闻虏乱有感》:“前年从军南山南,夜出驰猎常半酣,玄熊苍儿兕积如阜,赤手曳虎毵毵”;卷九《大雪歌》“千年老虎猎不得,一箭横穿血皆赤”;卷十一《建安遣兴》“刺虎腾身万目前,白袍溅血尚依然”;卷十四《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夜宿沔阳驿,朝饭长木铺。雪中痛饮百楹空,蹴踏山林伐狐兔。眈眈北山虎,食人不知数……我闻投袂起,大呼闻百步;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岩血如注。从骑三十皆秦人,面青气夺空相顾”;卷二十六《病起》:“少年射虎南山下,恶马强弓看似无”;卷二十八《怀昔》:“昔昔戌梁益,寝饭鞍马间,挺剑刺乳虎,血溅貂裘殷”;卷三十八《三山杜门作歌》:“南沮水边秋射虎”。到了晚年,陆游还多次提到这次狩猎,伴着人生的回忆,讲述给他的儿孙们。但先生对此并示质疑,他说:“或说箭射,或说剑刺,或说血溅白袍,或说血溅貂裘,或说在秋,或说在冬。”莫衷一是。对此,笔者献上一疑,陆游所刺()之虎,或说是“千年老虎”,或说“挺剑刺乳虎”。除此而外,先生对陆游面对老虎是否敢去刺或射也表示怀疑。他举例《剑南诗稿》卷一《畏虎》:“心寒道上迹,魄碎茆叶低,常恐不自免,一死均猪鸡”;卷二《上已临川道中》:“平生怕路如怕虎”,并说:“此等简直不像出于一人之手。”对此,就连后世师法陆游的诗人曹贞吉也说:“一般不信先生处,学射山头射虎时。”陆游是否有过山中射虎的壮举呢?赵翼《瓯北诗话·陆放翁年谱》中未见记载,欧小牧《陆游年谱》在陆游四十八岁条中有列。但例句如上所引,故疑点颇多。

如果仔细阅读《宋诗选注》和《谈艺录》,就会发现,先生对陆游的评价亦有可商兑之处,笔者将另文论述。

 

参考文献:

[1]钱鍾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钱鍾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作者简介】:张乃良(1963- ),男,陕西宝鸡人,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讲师。陕师大文学院硕士学位班学员,主要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 陕西 宝鸡 721007)

 

原载:【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 0 0 2年6月第17卷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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