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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鍾书史学观念试析

李玉梅

一、引言

钱鍾书先生于1930年夏,代父亲钱基博先生序史学大师钱穆先生之《国学概论》,[1]畅论清代之考据[2]。基博先生云:

  儿子钟书,能承家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3]

钟书先生评鉴章学诚虽曾引起讨论,[4]要之,钱学自1979年发展以来,[5]内容不尽是环绕钟书先生自称之古典文学专业;[6]亦因研究钟书先生史学观念之专题不多,[7]小文遂意叨陪末座。

所谓史学,可以史法、史观分言之。钟书先生治史之法,主要是从语言着眼,[8]每以举大而贯小;[9]夫子自道曰“打通”、[10]曰“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 l)[11]是也。至论其史观,则可一言以蔽之,曰“心态史观”。[12]正如首倡钱学的钟书先生校友郑朝宗先生所称,钟书先生《管锥编》也许是最先引用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和谢来尔(M·Scheler)的,前者有关历史阐释的理论,后者有关情感心理的分析;[13]甚至有论者称钟书先生“是中国的诗化哲学家伽达默尔”。[14]按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一书于1960年问世后,诠释学遂由方法论发展成一哲学。论者以之喻钟书先生,不啻是道出了诠释学实是钟书先生之治学法门。

 

二、具诠释学色彩之史法

钟书先生所谓“阐释之循环”,正是诠释学要义之一,[15]而他释之为:

  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16]

又云:

  “一解即一切解,一切解即一解”与“阐释之循环”均为意义而发。当世治诗文风格者,标举“语言之循环”,实亦一家眷属。法国哲学家谓理解出于演进而非由累积:“其事盖为反复形成;后将理解者即是先已理解者,自种子而萌芽长成耳”。“先已理解者”正“语言之循环”,所谓“预觉”、“先见”也。[17]

钟书先生“阐释之循环”法,复可得三点而言,一曰具体例证,二曰“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三曰“先见”庶几“有我”。兹按序述之。

一曰具体例证。钟书先生曾谓其感兴趣者,只是具体的判例,[18]盖个别见解往往要比系统经得起时间考验:

  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19]

并具“瞥观疏记,识小积多”[20]之功,这亦正是钟书先生《管锥编》成书由来之一。《管锥编》之著作形式,观其〈左传正义六七则〉、〈史记会注考证五八则〉,则属“体例严整、恪遵古法,凡例最近解谊、义疏,故、训、传、说、记、注、笺、解相间”。[21]“札记”体裁,意义尤有多说。重视具体例证,论者[22]以为足可印证王船山所谓。

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23]及章实斋之以“义理太贯”乃“学者之患”意;[24]甚或称“札记”体可能终于《管锥编》。[25]“札记”体之擅载具体事例,“积小以明大”,[26]实是钟书先生所谓“阐释之循环”其中一端。

二曰“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27]家陈寅恪先生此语,与钟书先生所称“一解即一切解,一切解即一解”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论者所谓“‘沿波’亦无妨‘讨源’”已“上升到哲理的高度”,[28]实是“阐释之循环”之另一端耳: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29]

从作品与组成的章节词句,引申至作品及其所以产生之文化大背景,正是部分与整体之阐释循环关系,[30]也可说是“一个古汉字就是一个文化原型”,[31]论者尝述《管锥编》中之“人生论”,分运命、生死、饮食、男女、交谊、人生百相等为说,[32]正充分证明钟书先生从字义入手,揭露文化史之多方;[33]其中以一士之身,释“士”一字,从“名士”[34]到“千古名士之恨”,[35]旁及“隐士”,[36]就俨然展现了一卷历代士人心态史,[37]犹如史家之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阐释至此,小大本末,循环具见。

三曰“先见”庶几“有我”。钟书先生援引诠释学概念之“先见”而以“先已理解者”、“预觉”释之,论者于此进一步引申:

……解释者领悟作品之时绝不会是一具木头,必然携有某种“先入之见”、“偏见”或“成见”,必然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先行掌握”的前提去把握本文,因而本文自身的自足性就会在解释中具有开放性。海德格尔所谓“诠释学处境”,即先生所说:“言不孤立,托境方生,道不虚明,有为而发。”[38]

托境、有为之主体即“我”。曾为钟书先生援引的狄尔泰认为:

历史世界始终是一个由人的精神所构造和形成的世界。[39]

  我自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探究历史的人就是创造历史的人。[40]

若把此种自身置入的理解历史性上升为诠释学原则,则有“视域”之概念:

  这样一种自身置入,既不是一个个性移入另一个个性中,也不是使另一个人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总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视域”这一概念本身就表示了这一点,因为它表达了进行理解的人必须要有的卓越的宽广视界……谁这样避而不见自己,谁就根本没有历史视域。[41]

此即钟书先生所称“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42]亦如史家陈寅恪先生之“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43]读者既因自身置入作品之中,虽有我之境[44]亦与作品融为一体,则批评亦成了作品之一部分。[45]如是,诠释学要义如“有我之境”与“视域融合”,竟“打通”[46]了中国学术史上之注疏传统:

  清儒的苦心孤诣、极精辟的见地,就生存在既繁且碎的注疏形态里。又可以说,“注疏”既是用,也就是体。先生告诫谈艺者未可轻置汉唐注疏,一书之中,三致意焉。而且,自己的一部治学集成《管锥编》,不正是从清理古已有之的注疏入手么?“不信人间有古今”,这在钱老治学思想中又是一种“打通”的方式,而且也是中国学术传统使然……从思想史的立场来看,传统中国思想家表达其思想系统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这就是说,以注解及诠释经典的方式来建立自己思想体系。[47]

始于“片段思想”之具体例证,终能破体为用,[48]由“视域融合”而“打通”中国学术史上之注疏传统,其著诠释学之色彩,不亚于陈寅恪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之言: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49]

 

三、具现象学色彩之心态史观

钟书先生云:

  我一贯的兴趣是所谓“现象学”。

一般人并未搞清有没有某种现象、是什么现象,早已“由表及里”,作出结论,找出原因。心析学派的一个原则是:心理现象是overdeterminded,一个简单现象可以有很复杂的原因,很繁多的原因,而且主因未必就是通常认为是重要的事件或因素,人文科学研究也该注意这一点。[50]

又云:

  “现象”“本质”之二分是流行套语常说“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愚见以为“透过”不能等于“抛弃”,无“现象”则“本质”不能表示。[51]

钟书先生并提“现象学”与“心析学派”,旁及其具体例证之“有我”分析,落在史学层面之意义,则与“现象学”关系密切之法国哲学,尤以具“新史学”特征之“心态史观”,最为凑泊。

“现象学”,是“关于意识及其活动的本质的描述性科学”,往往被称作“直观主义”。探讨意识,则无分人我,重视时间。诸项俱属“心态史观”之关注范围。

“心态史学”是今日新史学一个重要的发展领域。所谓“新史学”,基本上是指法国史学,即年鉴学派以及在其影响下之史学新潮流。

“现象学”之重视意识、重视描写、重视直观,就“文”言,是文学之创作、文学之评鉴;就“史”言,直是“心态史学”家“通过食物、服饰、习俗……来研究诸心理性态,然后再进而探索人类精神深层的无意识结构”[52]的史学观点。

钟书先生之主“打通”意味着论者所谓“全体才是真理”[53]的宏观角度,恰与“新史学”之强调“总体历史”相呼应。[54]无论空间时间,为学俱可跨越衔接: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55] 

 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56]

何况文史同源,更无论矣。[57]

意识描写,诚然见重于“现象学”,亦见重于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58]钟书先生更认为史学作品实亦有赖诗歌小说等重意识描写者。言为心声,而:

  古史记言,太半出于想当然。[59]

盖:

  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60]

故此:

  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例。[61]

“遥体人情”实是一种心理学,钟书先生虽意同司马光据野史小说撰《通鉴》,却基于心态之能得以通解故:

  司马光《传家集》卷六三〈答范梦得〉谓“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故其撰《通鉴》,采及“野史小说”。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义也。[62]

论者遂迳称钟书先生“用小说家的眼光看古书史”,[63]若是,则钟书先生称《史记·货殖列传》言民生日用,乃新史学精神之首倡者,益见其具“心态史观”之“先见”:

马迁传货殖,论人事似格物理然,著其固然,必然而已。其云:“道之所符、自然之验”,又《平准书》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正同《商君书·画策》篇所谓:“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游侠列传》引“鄙谚”:“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汉书·贡禹传》上书引“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马迁传货殖,乃为此“鄙”、“俗”写真尔。道家之教:“绝巧弃利”; (《老子》一九章)儒家之教:“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迁据事而不越世,切近而不鹜远,既斥老子之“涂民耳目”,难“行于”“近世”,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是则“崇势利”者,“天下人”也,迁奋其直笔,著“自然之验”,载“事势之流”,初非以“崇势利”为“天下人”倡……又按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 I histoire v nementielle),专载朝政军事,而忽民生日用;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乎辟鸿濛矣。[64]

《货殖列传》固有类小说及“现象学”等重视之意识描写如陶朱公、白圭、诸贤富之独白;皆史迁“遥体人情”之语也。惟更多的篇幅是叙述地区物产等之差异性、[65]“长时段”的“无意识历史”。心态史学认为:

      从物质方面(或者说经济基础方面)的最初冲动开始,到保守的社会结构,最后进入心态的长时段囚牢,存在着一种逐渐由快到慢的唯一演变运动。[66]

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中一系列隐秘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67]

《货殖列传》可说是“从经济到心态的研究”;[68]而无论是经济史或心理史,“都是卑贱者和社会群体的历史”,[69]有类强调“群众物质文化”[70]的“日常生活史”。[71]钟书先生早在30年代,已有“以思想解释实际生活”之主张,[72]因为“时代中最根本的是它的心理状态”、[73]“是精神决定时代(Spirit taking its time)”。[74]既曰“时代”,则属“长时段”之“自然之验”、“事势之流”,断非个别之精英历史,抑又可知。钟书先生力赞史迁《货殖列传》遥辟新史学精神,主要在于《货殖列传》实反映了心态史学中之“集体无意识”重点,[75]钟书先生之具“心态史观”之“先见”,真可谓昭然若揭。

“集体无意识”是“一种寂静的生活”,[76]每因史家“人人知之,若不必记”之“先见”而成“历史之缄默”。钟书先生特拈出陆游之叹,以见“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古人编年、纪传之史,大多偏详本事,忽略衬境,匹似剧台之上,只见角色,尽缺布景。夫记载缺略之故,初非一端,秽史曲笔姑置之。撰者已所不知,因付缺如;此一人耳目有限,后世得以博稽当时著述,集思广益者也。举世众所周知,可归省略;则同时著述亦必类其默尔而息,及乎星移物换,文献遂难征矣……然一代之起居服食、好尚禁忌、朝野习俗、里巷惯举,日用而不知,熟狎而相忘;其列为典章,颁诸法令,或见于好事,多暇者之偶录,鸿爪之印雪泥,千百中绕得什一,余皆如长空过雁之寒潭落影而已。陆游《谓南文集》卷二八《跋吕侍讲〈些时杂记〉》曰:“承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记。自丧乱来七十年,遗老凋落无在者,然后知此书之不可缺。”过去习常“不必记”之琐屑辄成后来掌故“不可缺”之珍秘者,盖缘乎此。曩日一法国史家所叹“历史之缄默”,是亦其一端也。[77]

“打通”之余,更重要的,是透现了钟书先生之“心态史观”。盖“无意识的历史”即“无语言的历史”(I histoire Silencievse)[78]亦即钟书先生所称:

  论古之士勿识史书有默尔不言处(les silences de I histoire) (参观《史记》卷论〈绛侯周勃世家〉)须会心文外。[79]

而按旨撮要,标志题目的《钱鍾书论学文选》即有以“人事论”一目为编者。[80]人事之际无非心理学心态史之一端耳。钟书先生论《史记·李将军列传》、《史记·外戚世家》,见宫廷内之嫉美妒贤;论《史记·苏秦列传》、《史记·孟尝君列传》、《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见天壤间之世态炎凉。凡此周于文内非历史之缄默者,钟书先生自更通过评论此等长时段之人际现象,配合“现在”的兴趣,道出永恒的心态主题,从中寻得现实之意义。[81]

 

四、结语

钟书先生的史法点染着诠释学的色彩,史观则以心态史观最为瞩目。可以说,其史学是一种“现象史学”:

  每一个过去的时代都是应当过去,每一个现象的存在就是它的充足理由(What ever is is right and the existence of a thing is its iustification)……  

真讲史观的人总是胸襟最宽大的人,最有容量……我以为史学的难关不在将来而在过去,因为,说句离奇的话,过去也时时刻刻在变换的。我们不仅把将来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我们也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同一件过去的事实,因为现在的不同,发生了两种意义。[82]

简言之,“现象史学”就是古为今用,于钟书先生来说,可谓“史书皆我注脚”;盖自主观言,没有不带观点(或先见、有我)之史家:

      我以为历史上的事实也可分为两类:()野蛮的事实; ()史家的事实。一切历史上的事实,拆开了单独看,都是野蛮的。到了史家手里,把这件事实和旁的事实联系起来,于是这件事实,有头有尾,是因是,便成了史家的事实了。所以叫做史家的事实 (Historians fact)而不叫做史的事实(Historical fact),也有缘故:因为历史现象比不得自然现象,既不能复演,又不能隔□,要断定彼此间关系的性质,非常困难;往往同一事实,两个史家给它以两种关系,而且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为谨慎起见,只能唤作史家的事实。[83]

是故“述古而强以就今,传人而借以寓己”[84]并非罕见。另一方面,自客观言,“史学以失真为难逃之劫”。[85]钟书先生《谈艺录》四七云:

《静修文集》卷十一〈读史评〉:“纪录纷纭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与王荆公〈读史〉:“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可相发明。〔补订一〕夫虚说游词,如《史通·曲笔》、《书事》两篇所纠者,固无论矣。即志存良直,言有征信,而措词下笔,或轻或重之间,每事迹未讹,而隐几微动,已渗漏走作,弥近似而大乱真。[86]

六一云:

      Lessing剧本Emilia Galotti第一幕第四场有曰:“倘目成即为图画,不须手绘,岂非美事。惜自眼中至腕下,自腕下至毫颠,距离甚远,沿途走漏不少”。

要之,既有“先见”,势必“走漏”,“我既有障,物遂失真”,[87]以我为“的”,创始成终,历代意识,现代兴趣。

 

参考文献:

[1]孔庆茂《钱鍾书传》,页32,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4月。张文江《文化昆仑:钱鍾书传》,页105 ()业强出版社, 19936月。

[2]钱穆《国学概论》,页13,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15月。

[3]钱基博《读清人集别录》,转引自吴忠匡《毕生勤奋读书著述的钱基博教授》,《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10辑,页30330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7812月。

[4]参阅1·仓修良《章学诚和〈文史通义〉》,页109,中华书局, 198412月; 2·胡河清《钱鍾书与清学》,《晋阳学刊》1991年第2期,页97 3·李洪岩《钱鍾书先生论“六经皆史说”》,《钱鍾书研究》第3辑,页241264 4·林校生《钱鍾书史学观刍说》,《钱鍾书研究》第3辑,页237238

[5]《钱鍾书研究》第1辑,〈发刊词〉,页1,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11月。

[6]钱鍾书《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概况》,《访美观感》,页50

[7]论者于钱学十年以后,认为应多以专题形式研究,参阅黄维樑《钱学十年》, (香港)《星岛日报》1990120。至于探讨钱氏史学之项目,参阅[4]

[8]马力《钱鍾书对〈宋诗选注〉的修改》,《开卷》第2卷,第2期,总第9期,页36 19799月。

[9]陆文虎《应当重视〈管锥编〉》,《福建论坛》1982年第4期,总第9期,页111

[10][46][50][51]罗厚《钱鍾书书札书钞(资料)》,《钱鍾书研究》第3辑,页299305316

[11][29]钱鍾书《管锥编》第1册,页171,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19904月香港第2次印刷。

[12]梁元生《史学的终结与最后的“中国通”———究》,《学人》第5辑,页429,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42月。或曰“心解史学”,参阅姜伯勤《陈寅恪先生与心史研究———读〈柳如是别传〉》,页10,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传统”大会论文,1994913日。

[13]郑朝宗《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管锥编研究论文集》,页29

[14]李洪岩、毕务芳《诗化哲学与钱鍾书》,《钱鍾书研究》第1辑,页183。钱氏自亦尝引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书。参阅1·钱鍾书《〈谈艺录〉(增订本)补正》,《钱鍾书研究》第1辑,页30 2·李洪岩、毕务芳《论钱鍾书先生古典文学研究的特征与贡献》,注[2],《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页17

[1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页382()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31015又参阅注[11]

[16][20][26]钱鍾书《管锥编》序。

[17]钱鍾书《管锥编增订》,页1819,北京中华书局, 19829月。

[18]钱鍾书《中国诗与中国画》,氏著《七缀集》,页6,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12月。

[19]钱鍾书《读〈拉奥孔〉》,氏著《七缀集》,页2930

[21]李洪岩《读〈钱鍾书论学文选〉》(),《大公报》199073

[22]罗韬《钱鍾书与朴学》,《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总第103期,页105

[23][24]王夫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

[25][32]蔡田明《管锥编述说》,页27148-226

[27]陈寅恪〈致沈兼士书〉,《沈兼士学术论文集》,页202,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

[28]臧克和《〈管锥编〉训诂思想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总第83期,页61

[30]林校生《钱鍾书史学观刍说》,《钱鍾书研究》第3辑,页235

[31]臧克和《钱鍾书与中国文化精神》,页5164

[33]战后法国史学界往往文化、心态史并提,此所以下文以心态史观目钱氏。参阅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页186197,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8811月。

[34][59][60][61][62][77]钱鍾书《管锥编》第1册,页283285276164166271303304

[35][36]钱鍾书《管锥编》第3册,页11291131910914

[37]史家陈寅恪先生释山涛对嵇康子嵇绍出仕司马氏之语“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一段,与通过笺元稹诗,旁及其身世而提出一“通体之社会升降理论”(王尔敏《陈寅恪著元白诗笺证稿读后》,《食货月刊复刊》第2卷,第10期,页44 1973115),是亦一卷士人心态史。参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页8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月新一版。

[38][45]李洪岩、毕务芳《诗化哲学与钱鍾书》,《钱鍾书研究》第1辑,页191193-194

[39][40]《狄尔泰全集》第7卷,页278,转引自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页301

[4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页399

[42]钱鍾书《谈艺录(补订本)》,页611,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65月。

[43]陈寅恪《白香山琵琶引笺证》,《岭南学报》第10卷,第2期, 19506月,后收氏著《元白诗笺证稿》,页47,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3月。

[44]诠释之际之“有我之境”,说明诠释学实包括心理学之解释技艺。参阅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页259。此与下文以心态史观目钱氏可见钱氏史学之一脉相承处。

[47]臧克和《钱鍾书与中国文化精神》,页4950。另参阅黄俊杰《旧学新知百贯通》,《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再版修订。

[48]钱氏论“体用”,参阅《管锥编》第1册,页812

[4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47,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10月。

[52]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页325

[53]陈子谦《“全体才是真理”———谈谈〈管锥编〉的方法论》,《书林》1986年第4期,总第41期。

[54]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姚蒙译,丁·勒高夫等著《新史学》,页5

[55]钱鍾书《谈艺录》序。

[56]钱鍾书《诗可以怨》,氏著《七缀集》,页113

[57]钱氏有“诗具史笔”、 “史蕴诗心”(《谈艺录(补订本)》,页363)、“是史是诗,迷离难别”(《左传正义六七则之一杜预序:〈左传〉之记言》,《管锥编》第1册,页164)等语。参阅林校生《钱鍾书史学观刍说》,《钱鍾书研究》第3辑,页229

[58]钱氏有“近世心析学及存在主义论师尤昌言诗人小说家等神解妙悟,远在心理学专家之先”语。氏著《左传正义六七则之四七:昭公元年():杂糅情感》,《管锥编》第1册,页228

[63]郑朝宗《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钱鍾书研究》第1辑,页39

[64]钱鍾书《管锥编》第1册,页382383。论者引此谓钱氏批评实具历史感,参阅蔡田明《管锥编述说》,页366

[65][78]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及其演进》,《世界历史》1986年第5期,页57

[66][67][68]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1933———)《历史学和长时段》,姚蒙译,丁·勒高夫等著《新史学》,页151144136

[69][75]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4)《心态史学》,姚蒙译,丁·勒高夫等著《新史学》,页173195

[70]李幼蒸《法国“年鉴派”理论的发展》,氏著《结构与意义———现代西方哲学论集》,页323

[71]蒲慕州《西方近年来的生活史研究》,《新史学》第3卷,第4期,页139 199212月。

[72][73][74][83]钱鍾书(中书君)《旁观者》,《大公报》1933316,第3张,第11版。

[76]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心理学和历史学》,杨豫译,氏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icences History mouton Publishers1978),页107,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2月。

[79]钱鍾书《管锥编》第4册,页1453

[80]《钱鍾书论学文选》第2卷,第2编“人事论”,花城出版社19901月。

[81]钱鍾书《古典文学研究在现在中国》,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796月,总第165期。

[82]引文同注[72]。钱氏此见与本尼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之“只有对现实生活产生兴趣才能进而促使人们去研究已往的事实”、“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张文杰等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页293,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11)十分接近。事实上,有论者的确认为钱氏对历史的看法很自然地令人想到克罗齐和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科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家唯有沉湎于历史事件背后的精神活动中,并在自身经验范围内反复思索过去,才能发现文化与文明的重要类型和动力关系”。氏著《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历史哲学论文集》,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 1965年,张文杰等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页149)

[84][86][87]钱鍾书《谈艺录(补订本)》,页3816056

[85]林校生《钱鍾书史学观刍说》,《钱鍾书研究》第3辑,页227

 

 

(作者为香港教育学院博士)

 

原载:【学术研究 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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