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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围城》的审丑艺术形式

何永波
内容提要 钱鍾书在《围城》中运用讽刺幽默的艺术形式、比喻的修辞手法以及“画外音”般议论的表达方式,使《围城》中的丑在艺术中产生了强烈的美感,从而完成了对丑恶的审视和批判。
关键词 《围城》;讽刺幽默;议论;审丑

         亚里斯多德曾说道:“最让人嫌的动物或死尸的外形,本身是我们所不喜欢看的,在绘成精心绘制的图画以后,却能使我们看到就起快感。”《围城》恰是化丑为美的典范,而其化丑为美的手段和途径便是它所出色地运用的讽刺幽默的艺术形式、比喻的修辞手法以及“画外音”般议论的表达方式。

 

1 以讽刺幽默的艺术形式完成对丑的审视

         在中国,讽刺幽默的发展史几乎同文学的发展史一样悠久。早在讽刺幽默小说出现之前,讽刺幽默手法就已经大量存在于民间和各类艺术之中。远在先秦的《诗经》里,就有“美”与“刺”的传统,“刺”就是讽刺。失意时的孔子也有幽默感,庄子可以堪称中国幽默的始祖。后来的魏、晋、唐的讽刺文,元、明的讽刺剧都为讽刺幽默小说做了积累和铺垫。明、清两代讽刺幽默小说走向成熟,出现了《平鬼传》、聊斋志异》、《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等讽刺与幽默相穿插的作品。

        严格地说,讽刺与幽默作为喜剧的美学范畴是有区别的,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其不同的表现和侧重。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形态和表现方法,讽刺和幽默又常常联系在一起,讽刺中渗透着幽默,幽默中蕴藏着讽刺。因此,讽刺和幽默又有“孪生兄弟”、“同胞姐妹”之称。[1]讽刺幽默的最高境界当是“寓庄于谐”,即“庄”与“谐”的统一。在《围城》中,作者便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学中讽刺和幽默艺术,并把二者完美地揉合在一起,从而完成了对丑恶的审视,使钱鍾书在40年代的讽刺幽默作家中独领风骚,成为继鲁迅、老舍之后又一位杰出的讽刺幽默家。

        1.1 以往的讽刺幽默小说,或从社会———政治方面针砭时弊,或从世态———风俗角度拨正病态,或从文化———心理视角展开道德批判,而《围城》在讽刺与批判的广度上,可以说是集大成者。作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聪明睿智的哲人。他有一双能看透一切的犀利目光,有一支妙趣横生、文采四溢的彩笔。《围城》所讽刺、揶揄的对象简直无所不包:社会的、政治的、外交的、文化的、教育的、哲学的、伦理的、宗教的乃至于心理的、心态的、人情的等等,五光十色,包罗万象。可见,《围城》是对现代人、现代假丑恶所进行的全方位的扫描,显示的是讽刺大家的风范与风度。

        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围城》中的讽刺幽默,是我们生活的再现,读者可以感觉到它就在身边。对生活丑的鞭挞、否定,是化丑为美的关键。正是进步的审美理想,照亮了作品中所描绘的全部的丑恶现象,使之焕发出艺术的光芒。作者的讽刺幽默,往往从平淡中体现崇高,在荒诞中显出智慧,透过外表的谐谑表现出内在的实质。现代幽默大家老舍说:“幽默文字,不是老老实实的文字,它运用智慧、聪明与种种招笑的技巧,使人读了发笑、惊异,或啼笑皆非,受到教育。”当代著名幽默家王蒙也说:“幽默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对生活的洞察。幽默就是智力的优越感。”钱鍾书小说中的讽刺幽默是思想、学识、智慧和灵感在语言中的结晶,是瞬间闪现的光彩夺目的火花。

        作品中对社会、人物的讽刺绝非超然物外或玩世不恭。作者的“忧世伤生”的态度使得他的作品尽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却在讽刺幽默中带有一定的严肃性和社会责任感,并不流于轻浮,在作品的寓庄于谐的讽刺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内心隐藏着的对于当时的社会危机和他所描写的种种陋习的一种隐忧。他精心地描写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自私、虚伪以及找不到理想精神归宿的彷徨和苦闷,但是,作者并未把他们一棒子打死后又踏上一只脚,虽以讽刺的态度展示了方鸿渐、赵辛楣、董斜川等人的丑处,并无害人之心;而对韩学愈、李梅亭、汪处厚、陆子萧、高松年等人的态度则极尽讽刺之能事,展示他们是自私猥琐、损人利己、两面三刀的可恶可憎可恨之人。可见,作者运用讽刺艺术揭示丑恶现象,具有一定的严肃性和积极的社会内容。正如张环评价《围城》,其讽刺是“嘲笑中含着辛涩,揶揄中具有深思,快感中夹杂着痛感”。

        1.2 作品中运用讽刺幽默艺术是靠许多的修辞手段来完成的,如映衬、夸张、比喻、比拟、引证等,并将各种修辞手段的审美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完成对丑的揭露和批判。

        映衬示丑。陆先生夫妇来看侄女婿的新居,陆先生说楼梯太黑,该叫房东装盏电灯。陆太太嫌两间房都太小,说鸿渐父亲当初至少在两间里该要求有一间是大房。陆先生听太太的话时,耳朵不聋,也说“这话很对,我想你府上那所房子不会很大。否则,他们租你的房子,你租他们的小房间,这太吃亏了”。呵呵一笑,Bobby(小狗———引者)也跟着叫。作者把陆先生夫妇的爱物——————同陆先生并举,一方面是写实,写出狗仗人势欺负弱者的真实状况,因为这条狗曾多次向鸿渐表示过不友好;另一方面,也具有隐喻和烘托效果,把陆先生的虚伪做作、狗样的势利与傲慢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出来。两两对照,以丑衬丑,正向烘托,使丑的更丑,明确突出讽刺的意旨。

        夸张示丑。《围城》中所述之人、事,有时被作者夸大其辞,从而出现不协调,造成讽刺效果,这便是夸张。褚哲学家害谗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射出的子弹,险些突破眼眶,迸碎眼睛。作者曾在前文中说褚哲学家“最恨女人,眼睛近视得厉害而从来不肯配眼镜,因为怕看清楚了女人的脸”,现在褚哲学家终于配上了眼镜,而且不“恨”女人了,他在苏小姐面前露出了色情狂的丑恶原形。就这样,作者运用夸张的手法把褚慎明见女人如饿虎扑食的淫邪之态形容得入木三分。又如写曹元朗的新诗受到鸿渐的赞赏,于是曹元朗点头,说“新古典的”那个英文字。苏小姐问是什么一首,便看《拼盘姘伴》一遍,看完后说这题目就够巧妙了,一结尤其好,“无声的呐喊”五个字,“真把夏天蠢动怒发的生机全传达出来了。Tout Y four-wille de vie(一切充满了生命),亏曹先生体会得出”。诗人听了,欢喜得圆如天际的肥脸泛出黄油。曹元朗浅薄,又爱听恭维话,更爱听苏小姐的恭维话,所以喜极而脸上“泛出黄油”。这泛出的黄油暗含着曹元朗肥而不白(),虚荣好名,也形容曹元朗自以为他的相思有了寄寓处。作者对曹元朗追求女人所露之滑稽予以了无情的嘲笑。

        比喻示丑。比喻这一形式,在中国文学中随处可见,因为它是中国式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惯于遵循传统的意象思维方式,用形象的语言———特别是比喻之类表达自己的思想,譬如《庄子》的各篇大都是用比喻例证。中国文论和画论以及书论的特点,就是不加逻辑分析,而多用形象化的比喻。比如,讲到曹操,就说他“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讲到谢灵运,就说他“譬如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讲到郑板桥画竹“如雷霆霹雳,草木怒生”,等等。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钱鍾书继承和完善了中国传统的小说艺术,其思维模式是典型的中国式。

        钱鍾书先生以他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将语言修辞中的比喻提高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上。他用了一个全称肯定判断的句子说:“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2]而且在其《管锥编》中对比喻有许多精彩的议论,提出比喻有“二柄”与“多边”之分。在他早年的论文《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就说过:“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象征的”。钱鍾书对于比喻的特别兴趣和研究必然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体现出来,新奇贴切的比喻,轻俏、奇谲而幽默。小说一开头,就把在法国邮船的白拉日隆子爵号上“赤身露体”、有失国统的鲍小姐比喻为“熟食铺子”和“局部的真理”。孙太太对苏小姐用法国人的迷信嘲弄鲍小姐的“浪漫”,接下来作者写到:“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貌似批评孙太太的“尖刻”,骨子里却肯定了她对鲍小姐的揶揄。后写方鸿渐在赵辛楣面前局促难受,觉得自己子虚乌有,仿佛是“稀淡的空气”,又“像五更鸡啼时的鬼影,或道家‘视之不见,拾之不得’的真理”。这一比喻,暗含赵辛楣对方鸿渐的视而不见,高傲蔑视的态度,同时又有丰富的文化蕴涵,顺便对道家追求不真实的虚幻进行了嘲弄。

        1.3 作品中的比喻不仅有明喻、暗喻、借喻等几种,而且采用单用、联用等灵活多变的形式,新奇、含蓄,意趣无穷。例如,写苏小姐叫方鸿渐吻她,“鸿渐没法推避,回脸吻她,这吻的份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把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这种联排比喻的使用,重在指出方鸿渐吻苏小姐时敬而远之的心态,同时又牵涉出多种意想不到的类比事情,意趣顿出。又如“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上升。公用事业的工人一再罢工,电车和汽车只恨不能像戏院子和旅馆挂牌客满。铜元镍币全搜刮全了,邮票有了新用处,暂作辅币,可惜人不能当信寄,否则挤车的困难可以避免。……贫民区逐渐蔓延,像市容上生的一块癣。政治性的恐怖事件天天发生,有志之士被压迫得慢慢像西洋大都市的交通线,向地下发展,地底下原有的那些阴毒暧昧的人形爬虫,攀附了他们自增声价”。就这样,作者生动形象揭露了国统区的物价飞涨、工潮四起、民不聊生、有志之士惨遭迫害、政治丑类得意猖狂,一片混乱不可收拾的黑暗局面。这种描写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接二连三地搞得那件事物根本就无法躲藏,本相毕现。[3]

         周锦在《围城研究》一书里面列举了60多个“适切的比喻”,其实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

        作者出色地运用精炼的笔墨,描绘了诸多人物的可笑和丑态,涉笔成趣。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或人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心理活动的特点,用形象的讽刺幽默艺术,深刻地提示出事物的本质或人物的性格及心理,使人物形象具有立体感。对于现代知识女性,作者毫不留情地在某些方面加以讽刺。三闾大学的老处女范懿,僻处山谷,年华老去,无人问津,性情也变得古怪起来。她喜欢打听消息和搬弄是非,对女性同事总要在背后攻击几句,决不轻易放过。听说汪太太给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虚,强装矜持,经过一番自我克制,仍旧掩饰不住胸中泛急的心情。

        作品中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也同样蕴含着辛辣的讽刺。方鸿渐被唐晓芙“踹了”之后,失魂落魄,“懊恼地”上了电车,看见邻座一对青年男女喁喁情话,……女孩子的书都是用电影明星照相的纸包着。那女孩不过十六七岁,脸化妆得“像搓油摘粉调胭脂捏出来的假面具”。鸿渐不禁想到上海不愧是文明先进之区,中学女孩子已经把门面油漆粉刷,招徕男人了,这也是外国少有的。无意中收入眼帘的景象让作者发出心底的感慨,并且把当时资产阶级风尚对我国青少年一代精神上的毒害,作了无情的嘲讽。

        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作者故意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态度,对“老科学家”进行分析,意在对高松年这位年老心不老的色情狂和知识落伍者进行讽刺。西洋赶驴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止。这笨驴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赶了一站。那时候它是否吃得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譬如,高松年就允许鸿渐到下学年升他为教授。用赶驴人、驴子和萝卜的相互关系比喻“上司驾驶下属”,写尽了赶驴人和上司的奸诈以及驴子和下属的愚笨;作者用尖锐的眼光识破世界“一切机关”,“全用这种技巧”的丑恶,揭露出高松年老奸巨滑的政客手腕。在《围城》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的讽刺,作品中还涉及到社会不同阶级、地位的人物,从浙江到江西、湖南间公路:铁路沿线的公务员、司机、军官、娼妓、老板……莫不如此,只是作者采用了速写的笔调突出人物的某一侧面的丑陋,使人物形象变形,从而给读者造成鲜明而强烈的印象。

        中国人是人,美国人、法国人、萄葡牙人等等都是人,他们身上同样存在着令人厌烦丑陋的一面。方鸿渐回国时乘坐的船到了西贡,这是法国的殖民地,船上的法国人像狗望见了家,气势顿长,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同船那批法国警察,都是乡下人初出门,寒窘可怜。曾几何时,“本来苍白的脸色现在红得像生牛肉,两眼新织满了红丝,肚子肥凸得像青蛙在鼓气,……可惊的是添了一团凶横的兽相”。作者用犀利、敏锐的眼光看穿了殖民主义者丑恶的行径,描绘得形象、生动、深刻而又尖锐。作者运用这种讽刺幽默艺术来提示种种丑恶现象,在《围城》中可谓俯拾皆是,美不胜收。

        真正伟大的讽刺幽默作品,其创作的目的并非仅仅为读者提供一系列滑稽人物的画像或仅仅为完成讽刺、嘲弄的主观意念,而在于透过人物的性格、命运,对人性、对人生、对社会做出更为彻底的解剖和思考。

 

2 以议论的表现手段完成对丑的审视

         钱鍾书在艺术表现上有其独特的创造,以他宏识的生活识力、强健的审美判断力和非凡的艺术禀赋,在描写的基础上,运用了大量精湛的议论,以至成为小说形象塑造中较为活跃的重要部分,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独到的发现、认识和评价,显示了作者的真知灼见。

        通篇看《围城》,明晰可见作者是位主观感情很强的作家,作品在客观描写、叙述的同时,往往夹进精彩的如同“画外音”般的议论,更透彻地表达出作者全方位的批判意识。议论是直接表达对客观事物的见解或判断的表现手法,主要为论说文所采用。在文学作品中也常常用到议论的手法,但却处于次要地位。更多的人认为文学作品中不要加进议论,那样可能干扰读者的理解,甚至会引起读者反感。 然而鲁迅认为,即使小说也“可以带叙带议论,自由说话”。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多次使用议论手法来表达他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见解。他的议论,如对帝王和将军们在战争中乃至于历史上的作用的评论,使作品中的历史描写带上了一种冷静而深沉的格调,由此而形成了全书那种史诗般壮阔同思想家的深邃洞察结合的风格。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在艺术表现上总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表现作者对生活独到的发现、认识和评价,显示作者的真知灼见。在我国文学作品中,这种描写兼带议论的方式早已有之,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就主要是对人物、事件进行点评,特别是《儒林外史》。应该说,前面提到的《围城》,善于运用讽刺幽默的艺术形式,包括映衬、夸张、细节描写等手法来刻画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部书的影响,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像《围城》这样经常在叙事中夹以议论,则是《儒林外史》中所难以见到的,所以卧闲草堂本评曰“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这说明,钱鍾书先生的人物刻画更具有创造性。作品常常巧妙地抓住时机,情不自禁地“抛头露面”,直接发表议论,语言精辟犀利,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质,表示自己的态度。当然,这种议论是一种艺术化的议论,是同作品整体艺术相统一和谐的。作品中一面叙述描写,一面又不断加以评论,使得描写情节、刻画性格依靠议论得到深化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围城》警策辟里的议论,融汇着作者对世事人情的透彻省察,使作品题意突破了故事情节本身的思想容量。学识渊博的作者善于把生活现象上升到哲理高度,上升到如何认识善与恶、美与丑的哲学高度。而将哲理融于艺术,使之成为有机的整体,使作品的蕴涵变得更深邃、更丰富,因而也更耐人寻味。

        作者的叙述是机敏、尖刻的,同时充满深刻的讥讽意味,叙述者的主体地位十分突出,自然、社会以及中外古今无所不知,他善于利用一切机会,采用各种手段进行议论,或嘲讽人物,或阐发哲思,充溢着作者的睿智,且直接传达作者的创作意图。例如,伪哲学家褚慎明以认识罗素为荣为美,在酒席上借机炫耀。当董斜川问到“你跟罗素很熟?”褚慎明回答说:“还够得上朋友,承他瞧得起,请我帮他解答许多问题。”看到此时,读者定会对这位大哲学家刮目相看,闻名于世的大哲学家罗素还要向褚哲学家讨教,真叫读者只能连称佩服了。可作者实在忍耐不住便站了出来发了几句评论:“天知道褚慎明并没吹牛,罗素确问过他什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计划、茶里要搁几块糖这一类非他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就这样,作者对攀龙附凤、招摇撞骗的丑陋心理通过议论的话语审视得入木三分,语言只有寥寥几句,但它对丑陋的嘲弄却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作者在议论中所体现出来的想象同样是丰富多彩的。方鸿渐经过千折万转,终于以十美金换来了一纸假文凭之后,作者突然由两个骗子间的交涉一跃而转论国家大事,“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极简的一笔,极出人意料,却是再精辟不过的了,既嘲笑了主人公行骗的无聊无耻,又讽刺了中国近百年来政府的软弱和无能。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竟十分巧妙地拉在了一起,真是机智之至。又如,方鸿渐一行刚到三闾大学,早已抢了李梅亭文学系主任宝座的汪处厚就乘“敌人喘息未定,即予迎头痛击”,为李梅亭安排了“欢迎会”。不明真相的李梅亭欢喜得得意忘形,同来的顾尔谦也来巴结奉承,作者迅速地站出来加上一句:“这时候,上帝会懊悔没在人身上添一条能摇的狗尾巴,因此减低了不知多少表情的效果”。这种玲珑剔透、巧妙自然、貌似插科打诨的语言,实际是切中要害的短短一笔,恰到好处地点出了顾尔谦一类人的小人嘴脸。与顾尔谦相比,方老先生可谓是宁折不弯的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并带全家出走,但政府却没给他什么名义,因此,他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霜妇不见宠于翁姑的怨抑”,使方老先生失落的心理形象地再现出来。最为深刻的是第三章作者曾以两个典故议论点题:“他引用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去;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是说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vfress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新颖精辟的点题之笔,极富哲理。所反映的不仅是结婚离婚这类普通的人生问题,而且真实地再现了“某一部分社会”,形象地刻画出生活于乱世之中的一群上层知识分子苍白空虚的内心世界,是书中人物生活的缩影。可以说在一定条件下揭示了人的命运之谜,超越了国籍,超越了民族,甚至也超越了历史。

        作者善于发现并提示现实中的丑,十分懂得“丑和美是根据同样的理由进入艺术领域的”,充分认识到丑的审美价值,通过讽刺幽默、议论的“聚光镜”射出一束强光,对准腐败的现实、丑恶的形象,这种“点金术”,将生活丑化为小说艺术美。

        

[参考文献]

[1]王卫平.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论纲[J].中国社会科学,2000(2).[2]钱中书.旧文四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陈子谦.钱学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426.

 

作者简介:何永波(1968-),女,吉林安图人,延边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

(延边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吉林延吉133002)

原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6月第37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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