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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误订”还是“误辩”

——答陶符仁对《钱钟书〈宋诗选注〉发微》的责难

李裕民

凡名人故去后,常常留下一些谜团供人猜测,钱钟书在《宋诗选注》的序里,就留下了两条:一是说起《选注》中的苦衷,二是说自己有“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但他偏不举例证,让人摸不清是真话还是假话(包括过分的谦虚或自诬)。我想如是真话,他一定是根据自身的许多事例得出的,在《宋诗选注》这本书里多少会有一些表现,于是试着作些猜测,仔细读了几遍,终于找到一些,于是撰文作了探讨,提及“欠缺历史修养”、“不太懂考据”等缺陷。我觉得对文学家来说,有一些专业之外的缺点不算什么,就像说历史家欠缺文学修养或欠缺形象思维,都不算什么大问题。我的文章原题为《钱钟书选注宋诗的苦衷和学识上的缺陷——— 〈宋诗选注〉发微》,在《社会科学评论》(20083)上发表时,被编辑改为《钱钟书〈宋诗选注〉发微》,继而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的《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92)转录,没有想到这样一篇小文章,却引起个别人的不满,招来了一阵狂轰滥炸。

2009419,陶符仁在《东方早报》上发表了一篇《为钱钟书辩———李裕民〈钱钟书〈宋诗选注〉发微〉的“误订”》,文中将我的“猜测”扭曲为“订误”,然后说我“误订”了,把钱自己说的话栽到我的头上,谴责我在“指斥先生的‘学术缺陷’”。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视本文为文革中的“大字报”、“罗织经”,放了一通连珠炮:悖妄、谬妄之态可掬,像街头的补衣匠,逞其无知,肆其狂悖,像个大学低年级生,吹毛索瘢,效拘虚小儒,胶柱鼓瑟,十足错误的批评,教人齿冷,率尔武断,不足为训……。

好厉害啊!但我不禁要问:上述的语言在拙文中能找见吗?到底谁的文章更像文革中的“大字报”呢?大概陶符仁觉得这样做还不过瘾,又把去世十多年的我的老师也牵出来,企图敲上一棒。从古到文革确有“株连”这一招,但就是“株连”九族也轮不到老师呀,陶没有署真名实姓,我不知道他有多大,要是他经历过文革,一定是经验老到者,如果年龄尚小,那就不能不钦佩他的不学而会而又富于创造性的天分了。

 

一、陶符仁的辩词全都站不住脚

陶符仁之辩,到底有多少理呢?下面按照陶文的次序,作具体的分析。

()关于“孤证不定”说

陶符仁在进入具体问题的辩驳之前,大谈一通方法论:“史学家应该‘孤证不定’,而教授大概忘了这一条”。

陶大概自以为掌握了史学家的诀窍了,其实是他忘了最基本的常识,事物是复杂的,这“孤证不定”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并不适用于任何场合。当讨论的问题只是有还是没有或者是还是不是时,往往只须一条铁证就够了,例如在你辩词中所提宋江是否投降的问题,只用一条铁证就解决了,怎么转眼就忘了?是你特别健忘还是有意忘记,只有你心里明白了!我写的文章是属于后者,这论点“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是钱自己立的,我要探讨的是钱说的是否真话;找到了一些例子,证明他说的是真话,如果不存在,那就是假话。我还找到一条低级的常识性错误,虽然只有一条孤证,你驳不倒,就说明它存在。

我们通常写的论文,论点都是作者立的,这当然需要搬出大量证据,单文孤证不能成立。例如陶符仁一开始说:“李裕民教授是从‘订误’起家的”,然后推定“假若一个人终生业此,乐之不疲,就像街头的补衣匠,时间干得久了,也就很容易自以为是,悖妄起来,甚至一见裁缝店,便手心发痒,不问好坏,一律揽作生意,那便不免要闹笑话了。”开始用“假若”,说着就成了事实,成为你“动起‘妄心’”的目标。这是你的立论,得拿出大量证据来,而你仅仅拿了我的《四库提要订误》这一孤证就随便引申。如果你稍微费心查一下我三十多年来的论著,情况完全不是这样[1],既不是“订误起家”,亦非“终生业此”,订误只占少数。这“孤证不定”原来是陶对付他人用的,自己可以不受此限。天下竟有这等道理!

()关于“版本不甚留意”的例子

我在《发微》中说:“对版本不甚留意,如147页吴涛诗,选自吴沆的《环溪诗话》,没有题目,只好写了个‘绝句’代题。其实《宋诗拾遗》卷十五中选了此诗,题为《暮春》”。

在陶符仁看来,这里不存在版本问题,陶说:“假如说,‘不留意版本’的批评可以成立,那还需要别的例子。因为,李文所举的例子,本身就很有问题,或者可以说,不通版本学的,其实是教授本人。”《宋诗拾遗》,“先生是看不到此书的;退一步说,即使能见到,也不一定采录,因为《拾遗》所录的吴涛诗四首,《环溪诗话》中都有,并没有多出的。据此可知,《拾遗》就是采自《诗话》,没有别的来源(《宋诗纪事》所录二首,亦据《诗话》,可为旁证)。而《暮春》的题目,一望而知,是辑者自拟的,…… 《绝句》之题,也还不是先生所拟,那是根据《宋诗纪事》的。”

这一番话靠的住吗?吴沆《环溪诗话》今存的是明、清的本子,而《宋诗拾遗》是元人陈世隆编的,他所见到的《环溪诗话》必定是宋、元本,从版本学的常识讲,总要优于明、清本。怎么会不存在版本问题呢?不仅如此,陈世隆还能见到吴沆的《环溪集》,此本明初尚存[2]。陈世隆是出版家陈思的从孙,曾增辑过《两宋名贤小集》一百四十家,《环溪集》等书都不难见到。有什么理由断定他“没有别的来源”呢?《宋诗拾遗》引的四首诗,都有题,与《诗话》有异,又没有注明出自《环溪诗话》,在无直接证据之时,只能说:采自《诗话》或别的集子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其题也很难说一定是辑者自拟的,所谓“一望而知”也能算证据的话,我看陶符仁大可不必费心写这篇长文了,只要说一句“一望而知”《发微》完全错了,就得了。至于拿着抄自《诗话》的《宋诗纪事》作旁证,就好比自己举自己为证,那是没有证明力的。退一步说,即使题目都是元代辑者所拟,也比没有题目强,起码在注中提一下,对读者也能起点启发或参考作用。我之所以说“对版本不甚留意”,只是提一下,并不想太苛求,毕竟这本书藏在南京图书馆,一般人不容易见到。但如果钱钟书能多留意版本,托人看一看,依其身份和地位,应该是不难办到的。

()关于“对作品缺乏考辨”之一

我在《发微》中举了两例,一是:“如王安石的《夜直》(49),作者是否王安石,宋人已有异议。周紫芝《竹坡诗话》认为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所作,证据应该说是很硬的,这是王安国的孙女婿沈彦述亲口对他说的,而沈看到过手稿。钱钟书认真读过《竹坡诗话》,这条材料应当见过,如可信,应改正,如不可从,也该作考辨,然而一句也未提及,就直接定为王安石的作品了。”

陶的辩词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教授的话,不无可取处,但过于自信了,所以不免语病。这首诗一向载于王集,并非先生“直接定为”的,教授既没检《临川文集》,也没有检《荆公诗注》,便率尔武断,是不足为训的。

应该说,我的理由已申述得非常清楚了,陶大约觉得无理可驳,便扯到别的话题上,说我“既没有看《临川文集》,也没有检《荆公诗注》,便率尔武断”。我看这“武断”二字,还是你留着自己享用吧。我不仅藏有《临川文集》和《荆公诗注》,还有与《临川文集》有很大差异的《王文公文集》,稍有宋代文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书不是王安石编的,是后人所编,有不少漏、误之处,宋蔡絛《西清诗话》指出:王文公“其文迄无善本……如‘春残密叶花枝少’……皆王元之诗。‘金陵独酌’……皆君玉诗。‘临津艳艳花千树’、‘天末海门横北固’,‘不知朱户锁婵娟’,皆王平甫诗也。”[3]李壁的《诗注》中多处指出疑非王安石所作,说到《即席》,“或云:此平甫(王安国之字)诗”[4]元代方回还指出《杭州呈胜之》亦是王安国所作。[5]既然有那么多疑问,我们在引用时必须注意分辨,如果是你陶符仁一见集中有的,不问真假,拿来就用,我不会指责,因为你毕竟不是名家,但对钱钟书而言,看到“一向载于王集,就‘直接定为’”,不作考辨,这就不能不说是缺陷了。

陶又说:“既选之而又自驳之,先生做事情,还没这样疑信参半、首鼠两端的。”这就奇怪了,本来,问题很容易解决,如果承认是王安国作的,就把他放在王安国名下就行了,谁要求“钱既选之而又自驳之”了?生造出一席话,再加点挖苦式的评论,这也叫为先生辩?

()关于“对作品缺乏考辨”之二

关于《李师师外传》,钱说:“宋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说汴梁城破以后,她不肯屈身金人,吞簪自杀……”

我在《发微》中说:“据我考证,此《外传》乃是清顺治年间的作品。”“用这样一个经过创造加工的艺术形象,来论定真实的历史人物,离真相就太远了。”

陶反驳道:钱的上述话之下,还说到:“不过据这首诗以及《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卷五、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等看来,靖康元年正月宋政府抄没了她的家私以后,她就逃亡流落在湖南、浙江等地方。其实,这只是教授的‘罗织经’。先生的原话,再也明白不过,又何尝信其为真了?但一经‘截割’,‘断章取义’,先生的意思也就变了。”

我驳的仅仅是钱说“宋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这句话说的不正确。它不是宋人作的,下文引到的《三朝北盟会编》、《墨庄漫录》都是宋人作的,我没有异议,为什么非要扯在一起说?钱引前后两说,中间用了“不过”二字,转到另外还有一说去,但没有表态:前一说不对。一般学者在并列两种说法时,总是把倾向性意见放在前头,倘若钱考证出它是明、清作品,他会放在宋人撰的《会编》和《漫录》的前面去介绍吗?

陶又说:“今人有数家考证,”“从旧说作宋人作品,未为不可。鲁迅所辑《唐宋传奇集》,亦收此篇,作宋无名氏。”

我实在闹不明白:陶符仁在为自己的作品辩解,还是为钱辩解,怎么不站在钱的高水平上,却按自己的低水平去要求?老实说:《宋诗选注》要是陶著的,对这一点差错,我不仅不会说不是,反倒会适当肯定的,因为陶总算参考了一些书,比瞎编强。但碰到先生如此做,我不能不表示遗憾了:对早在几十年前鲁迅的话,怎么不考证一下是否可靠,拿来就用呢?我当时看到钱这一段话之后,有些怀疑,又查阅了诸家考证,觉着都有举证不力的缺陷,便试作进一步考证,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文章,确定决非宋人作品,在《发微》中把考证的结论拿出来了。按照陶的说法,我是“大学低年级生”,既然大学低年级生也能考证清楚,堂堂文学名家更容易做到,却不肯作考证,拿来就用,这难道不是“对作品缺乏考辨”吗?

()关于缺乏历史素养、不太懂考据之一———宋江问题

我在《发微》中说:“历史上的宋江只是个游寇,在河北、山东、苏北一带打游击,被称为淮南盗、京东贼、河北剧贼,最后在海州战败投降。根本没有在梁山泊活动的任何记载,更没有将梁山泊作为起义的根据地……至于元、明人将宋江和梁山泊联系起来,那是受小说影响的结果。”

陶认为我的说法,是袁枚早就说过的旧说,只是被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驳倒了,余氏认为:“宋江据梁山泊,既历见于元人诗文及明、清地志,又为《方舆纪要》(指顾祖禹书)所取,自必确有其事,无可疑者。”“1958年的先生,必是取余氏新考,而弃旧说的,所以才会那样下笔。教授效颦余氏,亦步亦趋,而于余氏的名文,却不知一读,偏要逞其无知,肆其狂悖,来斥先生欠缺历史素养,岂不是教人齿冷!”

我要提醒陶氏,你只要稍微比较一下我与袁枚之文,就会看到两者并不一样,袁的问题提的对,但举证不足,更没有谈“淮南盗、京东贼、河北剧贼”,而我说这些,背后是有一批史料为据的,只是这里毋须展开而已。对先生的大作,我在几十年前就读过,恐怕比你还早,说我“不知一读”,恐怕是你在“逞其无知”吧!只是你读了半天,没有读懂,我只好再谈点必要的常识。考证是讲证据的,而证据必须看其证明力的大小,先生考证工夫很好,但不是篇篇都对,在这篇文章里就犯了一个大毛病,拿的都是元、明、清的资料,那不是第一手资料,连第二手资料也称不上,只能算第三手的资料。缺乏证明力的第三手资料怎么能否定第一手资料呢?八十年代学术界关于宋江是否投降派之争就是一个教训,双方都拿不出第一手资料来,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马泰来找到北宋末年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中叙述了宋江等人穿着官服进城的场面,并表达了对朝廷政策的不满,这一条铁证就把问题解决了。这说明:“孤证不定”不是绝对的,在有还是没有、是或者不是的问题上,只要一条有力的证据就可以了。邓广铭师是讲究证据、服从真理的,看到马文后,在多个场合中承认自己“宋江不是投降派”之说错了。知错就改,这就是大学者的风范。

我在《发微》中举这首诗证明:“宋士大夫并非是不敢说‘一点点公道话’的胆小鬼。钱说‘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宋江之事’,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本来,事情很简单,如果陶能否定这条证据,就能证明钱的说法能够成立,否则,只能证明我说的没有错。然而陶却背着牛头不认账,蛮不讲理的提出:“除了马氏拈出的那首外,‘采著’宋江之事的宋人诗,教授能否再举出第二首?”我的导师邓广铭先生当年可做不出这样的事:要求马泰来能否再举出第二首来。

我举那一首诗之意,只是驳了钱的推论,并没有强求那时的钱去找到这条材料。宋江的造反,其规模不大,远远比不上方腊,当时的文人骂方腊的诗文甚多,骂宋江的诗文很少,这是很自然的。如果钱的历史素养稍高一些,即使没有见到马泰来提到的那条材料,也不会轻率地责备宋士大夫不敢说一点点公道话。大量的事实表明,自秦以来,士大夫最敢说的就数宋代了,在皇帝不耐烦听臣僚意见站起来就走时,他们敢于上前去拉着皇帝的衣服,让他回到宝座上听完意见,他们提意见最激烈时把唾沫溅到皇帝的脸上,甚至把皇帝所作的事情说的一无是处。这些对研究宋史的人来说是很普通的常识,钱没有掌握,这不能不算是“欠缺历史修养”的一点表现吧!

()关于诗人年代问题

我在文中说过《宋诗选注》的“诗人次序先后颠倒者甚多”,如“欧阳修应移苏舜钦前,黄庭坚应移秦观前,陈师道应移张耒前……等”。

陶文辩道:“这证明李教授于《宋诗选注》的体例,也没有细察。《宋诗选注》是为普通读者而选,是通俗读物,其底本则为《宋诗钞》。”

从这番话看,陶符仁是“细察”过《宋诗选注》的体例,认定《宋诗选注》是以《宋诗钞》为底本,其排列方式并不以“诗人生卒先后为次”,也就是说,《选注》的排列方式是参照《宋诗钞》而来的。听起来振振有辞,想必理由十足。待到一查《宋诗钞》,不对了,事实完全相反。首先,简单地把《选注》说成以《宋诗钞》为底本是不符合事实的,《选注》总共选了80人,其中见于《宋诗钞》者仅34人,其余46人是从其他书中找来的,陶把钱的博采众书的辛苦劳动,轻轻一句话统统都否定掉了,钱若地下有知,又该对你这位辩护士的做法作何感想呢?其次,看一下《选注》的排列方式究竟是不是与《宋诗钞》相同。为了方便比较列表如下:

 

  

《选注》将林逋排在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之前,《宋诗钞》则在三者之后,“永嘉四灵”的排法,双方次序完全相反。总而言之,两者的排列方式截然不同。我真不明白,陶氏到底“细察”过没有,怎么会看走眼到这等地步!

陶符仁又进一步补充说:“传统的总集编纂,并不总是以生卒先后,还有别的依据,如‘次以科第’”。

请问:《选注》“次以科第”了吗?钱在介绍人物时,根本不提他们是哪一年中的进士,何来“次以科第”?再看具体的科举情况,以《选注》中排在第1417位的文同、曾巩、王安石、郑獬、刘攽为例,他们中举的时间分别为皇祐元年(1049)、嘉祐二年(1057)、庆历二年(1042)、皇祐五年(1053)、庆历六年(1046),显然,他们中举的时间早晚与《选注》的排列毫无对应关系。陶符仁连《选注》都不曾好好读一读,就敢写出驴唇不对马嘴的辩护词,钱钟书若地下有知,岂不气死!

()关于偏狭的表现之一———未选朱熹诗、《正气歌》、妇女诗的问题

陶文说:教授还指了先生的“褊狭”。具体为:先生没选朱熹的诗,没选宋代妇女的诗,以及没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教授“欠缺文学修养”,并不懂诗,本来没资格说这些,他之所以敢于妄言,我猜想,那是因为见别人都说过了。没选《正气歌》的事,是学者讨论得最多的,王水照教授有过考究,……没选朱熹的诗,刘永翔教授有过提及。这些文献,想来李裕民教授都看过。

陶大概是想说:我在拾他人之牙慧,或以为要与人争什么发现权吧!《选注》选了什么和没有选什么,都是明摆在那里的,还用看别人文章才能知道吗?文天祥《正气歌》和朱熹的《观书有感》,这是大家常见的诗,我在中学里就会背了,一直认为是好诗,翻开《选注》,不见收入,自然有想法,对照钱自己的说法,我以为这就是“偏狭”的表现,这是我的看法,他人没有这样提的。同一件事,谁都可以提自己的看法,同一条材料,谁都可以使用去说明不同的问题,这并非都要注一下,谁已用过这条材料吧!

陶说:“至于宋代妇女的诗,教授的说法,是很令人失笑的。教授大概读过一些宋词,便误以为宋代妇女的诗,也像宋代妇女的词一样,有什么妙作,一时想当然起来。他不知道,历来宋诗选本里,就没人选过妇女,关于这个,先生是‘吾从众的’。”

我要问陶符仁:你真翻过“历来宋诗选本”吗?我对诗是外行,不过,据我的孤陋寡闻,康熙皇帝《御选宋诗》中选录了68名妇女诗[6],厉鹗《宋诗纪事》就选了118位妇女的诗。这两部书,《四库全书》里就有,不难找见,不知何以博得陶符仁敢说:“历来宋诗选本里,就没人选过妇女。”刚才“令人失笑”的你,此时是不是该苦笑了,“一时想当然”的话用在陶符仁头上更贴切吧!至于说“先生是‘吾从众的’”,实在是小看了先生,他是最讲个性的,要是都“吾从众的”,他就不会去做这本《选注》,也不会不选众人都选的《正气歌》了。

()关于偏狭的表现之二———苏辙好戴高帽子问题

我在《发微》中说:韩驹小传中说“苏辙动不动把人比作储光羲,也许这是一顶照例的高帽子,并非量了韩驹的脑瓜的尺寸定做的”。(114)在现在民众心目中,最知名就算是李白、杜甫、白居易了,其次是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之涣等,知道储光羲的人恐怕是很少的,拿他作比喻怎么能算一顶高帽子呢?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列举了24种唐人诗体,就没有储光羲的份。先生在注中说到:“苏辙称赞参寥的诗酷似储光羲,参寥回答说:某平生未闻光羲名,况其诗乎?”说明储光羲在宋代知名度也不高,宋人不把它看成一顶高帽子。

陶反驳道:苏辙本人,尤其推崇储诗,他的后人苏籀记《栾城遗言》:“唐储光羲诗,高处似陶渊明,平处似王摩诘。”写的比较差的,已足与王维并论,那当然是一流的作者了。

这也算是辩护词,实在不值得一驳。所谓高帽子是现代的词,它是有公认性的。单是个别人的认识怎能叫做高帽子?储光羲在宋人心目中地位到底有多高呢?这里不妨列举有关的选本和诗话为证。

南宋柯梦得《唐贤绝句》,收唐诗人54人,无储光羲。

南宋赵师秀《众妙集》,收唐诗人76人,无储光羲[7]

北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收108家,其中有储光羲,占诗人总数0·92%

南宋计敏夫《唐诗纪事》收1150家,其中有储光羲,占诗人总数0·1%

北宋姚铉《唐文粹》收唐人诗958首,其中收储羲诗1首,占收诗总数0·1%

南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其中收储光羲24首,占收诗总数0·24%

从以上选本可见,当选录诗人在数十人时,还轮不到储光羲,只有到人数超过百家、诗数将近千首才有他的位置。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汇编了评述唐诗人的资料,其前集收唐诗人28人,无储光羲。其《后集》收唐诗人21人,仍无储光羲。这一切,难道还不清楚地表明,在多数宋人的眼中,储光羲的地位和一流的李白、杜甫相比,差距还相当远吗?

陶又辩解说:先生开玩笑说:“苏辙动不动把人比作储光羲,也许这是一顶照例的高帽子,并非量了韩驹的脑瓜的尺寸定做的。”这是一种机智的俏皮话。

说俏皮话、开玩笑,仅仅是形式,其本质往往含讽刺之意,这一席话的意思十分清楚,是用比喻手法去讽刺苏辙。请问陶符仁:如果你在过分吹捧某人时,有人说:你就会动不动给人戴高帽子。你觉得这是让你高兴的玩笑吗?

 

二、陶符仁有意回避了两个问题

我在本文写作之初,对陶符仁不按照拙文论述次序写作,颇感纳闷,待到驳毕,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在有意回避问题,又想不露痕迹,为构思文章,可谓费煞心机。

()回避了拙文中陶氏无法辩驳的例子

看着陶符仁气势汹汹的样子,指斥我犯了“十足的错误”,我以为他把我举的例证都驳完了,待到仔细一查,不对呀,我在猜测钱氏“学识上的缺陷”时,举了10个例子,陶仅驳了5个。再看一下那5个未驳的例子,可以说,没有陶氏任何钻空子的余地。原来他在气壮如牛的背后,却隐藏着难以启齿的虚弱。

5例中,第1条是严羽注中把历史年代搞错了。第2条关于道学的评语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第3条是钱常说作者的“生年死年不详”,我说其实有不少是不难考知的,并列举了9个很容易考知的例子。第4条、5条内容不多,不妨引证于下,以便读者参考。

秦观小传中云:“晁补之和同时的徐积、郭祥正也许是欧阳修、苏轼以后仅有的向李白学习的北宋诗人”(76)。这句话犯了时代先后混淆的错误。徐积比苏轼大9岁、郭祥正比苏轼大2岁,怎么能说他们是“苏轼以后”的人呢? (下略)

有的注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如页6说:三馆指昭文、国史、集贤。按:宋代根本没有“国史馆”之称,“国史”乃“史馆”之误。

陶符仁认定我是误订而辩驳的,为什么对这5条避而不谈?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陶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一棍子把我打死,要达到这一目的,自然不能承认我还有一半是说对的,而且还不能让读者看出还有对的部分。怎么办?于是就打乱次序。如何重排次序,也是经过推敲的。我的10例本是这样排序的:历史素养欠缺3(13),缺乏考证5(其中第46例诗人生卒年,第78例作品),最后谈两个小问题:第9例常识错误、第10例版本。陶要用“孤证”这个大棒打我,只能选择后两者,而第9例是驳不倒的,于是把第10例放到最前面,与“孤证”相呼应,第78例,放在23位。第1例放到第4位去。这样,一开始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李裕民只会拿点孤证说事,一经驳倒,全盘皆垮。谁也不会再去注意比对,是否还有未驳的内容。其思虑之周密,令人惊叹,要是用到做学问上去,该多好啊!

()回避了拙文讨论的主题:钱钟书自己说的有“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这句话,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

问题其实很简单,有具体表现就是真话,没有,就是假话。我经过考察,找到了十多个例子,认为是真话。陶驳了半天,却不敢回答上述问题,不敢理直气壮地得出结论:钱氏所说自己“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实际并不存在。为什么不敢说?这不外乎有两个原因,其一,自己肚子里明白,有点理亏,还有5例无法驳倒。其二,得出上述结论,就意味着钱说了假话,那就需要进一步回答:钱为什么要说假话?这又是陶最为作难的。于是,陶符仁为了摆脱困境,想出偷梁换柱的高招,把钱的话按到我头上:“教授……指斥先生的‘学术缺陷’”,“教授还指了先生的‘褊狭’”。这样,他只要驳完,就算大功告成,可以绕开难题,得胜回朝了。可怜啊,为了打倒我,费煞心机,太累了吧!

 

三、并非离题的话

陶符仁说:“教授效颦余氏,亦步亦趋。”

这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学术前辈的问题。不错,我的确仿效余嘉锡的名作《四库提要辩证》,写了一本《四库提要订误》,但我从不曾想东施效颦、亦步亦趋。我一贯主张,对前人的长处应充分吸取,短处必须加以纠正,如果君好好看一下我那本书的《前言》,里面就写到:“本书纠正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之疏误十余处。”

陶符仁撰文为钱钟书辩解,又拉出我的导师来,这就牵涉到如何对待导师的问题。

从陶文看,我真不知该说他是几年级学生,但可以断言,决不可能是钱钟书的弟子,钱怎么会培养出这么“逞其无知,肆其狂悖”(套用陶的话)的徒弟来呢!最多是徒孙或徒曾孙,或仅是钱的粉丝而已。维护师道尊严之心可钦,尊师之道似乎还不太懂。真正维护师道的办法不是护短,而是应该纠短,弟子只有在吸取导师长处的同时,纠正其短处,才是对导师的尊重,才是有出息的弟子,才能使学术水平一代比一代提高。如果一味护短,不能在导师的水平上有所超越,那不成了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吗?长此下去,一代不如一代,那才是学术界的悲哀!这里不妨举一个尊师的例子,我上大学时对我帮助最大的导师徐规先生,今年九十高龄了,谁都知道他非常尊敬导师张荫麟(号素痴)和陈乐素,把自己的论文集取名叫《仰素集》,我就见他在张荫麟著的书上校出不少错误,在为纪念陈乐素百年诞辰而提供的论文是《陈著〈求是集〉校勘记》[8],纠正导师缺失30处。在他看来,把导师的缺失指出来,其他正确部分后人可以放心地吸收和引用了,这才是对导师的尊重。我觉得这就是最佳的尊师表现。可惜的是,时下能这样想、这样做的人太少了。近几十年来出不了大师,原因甚多,恐怕和这种良风未能形成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最后,欢迎批评、欢迎辩论,只是有一点小小的要求,请署上真名实姓,以便讨教。这不过分吧!

 

参考文献:

[1]我的专著、编著、工具书、古籍整理等30多部书,以及230多篇论文目录已在网上公布,可供查阅。

[2]《宋史》卷208:吴沆《环溪集》八卷。《文渊阁书目》卷二:吴沆《环溪集》一部三册。

[3]蔡絛:《西清诗话》卷下,《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年,第217页。

[4]李壁:《王荆公诗注》卷21《勿去草》:“或云是杨次公诗。”《望皖山马上作》“此诗疑非荆公作”。《寄慎伯筠》:“或云王逢原作”。卷40《归燕》“或云此乃郑毅夫所作”。卷45《即席》“或云此平甫诗”。卷47《临津》“此平甫诗,或误刊于公集。”《上元夜戏作》“疑此平甫所作”。卷48《嘲叔孙通》“或云此诗宋景文作。”

[5]方回:《瀛奎律髓》卷4:“此王安国诗,今《王校理集》行于世,误入其兄《荆公集》中。”

[6]圣祖仁皇帝御定、张豫章等奉敕编:《御选四朝诗·御选宋诗》,四库全书本。

[7]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第1237页。

[8]张其凡、范立舟:《历史文化研究》(续编),人民出版社, 2003年。

 

原载:社会科学评论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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