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专题研究 > 文心雕龙研究

刘勰避“衍”讳确凿无疑

贾树新
内容提要 拟刊于《文心雕龙研究》第六辑的拙文《〈文心雕龙〉撰成年代综考》,用十个证据考证该书的撰成年代不是“南齐之世”,而是萧梁之初。其中,证据之一是避讳。本文专对此做补充考述。
关键词 撰成年代 避讳 萧梁之初

    拙文《〈文心雕龙〉撰成年代综考》提出十个证据,用以考证《文心雕龙》撰成年代不是“南齐之世”,而是萧梁之初。具体说,就是撰成于梁武帝萧衍天监二年。这十个证据中,第一个证据就是避讳,避梁武帝萧衍名讳。本文拟对此做补充考述,以说明《文心雕龙》避“衍”讳确凿无疑。
        一、从历代避讳方法与类别,看其避“衍”讳的确凿性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礼制律令。它始于周,兴于秦汉,继于历代,延至明清。秦以前,讳死人,不讳活人;自秦始,死活皆讳。避讳之讳,从所讳之内容分类,可分两种:一是,瑕讳,包括忌讳。《公羊传》闵公元年所说的“春秋三讳”,其主要所指就是瑕讳。满清帝王最反感“夷”、“狄”等称谓,这属于忌讳。一是,名讳,即“尊者”、“贤者”、“亲者”的名讳,其中主要是帝王名讳。一般所说的避讳,指的就是避帝王的名讳。从所讳之对象分类,可分三种:一是,国讳,即帝王名讳。全国臣民皆讳,故名。二是,公讳,圣贤名讳,一般指的是孔子名讳。因各朝各代皆讳,故名。一说,公讳就是国讳,两者合为一。三是,私讳,即私家之讳。“君所无私讳”(《礼记·曲礼上》)。“于大夫所……无私讳”(《礼记·玉藻》)。[1]故私讳只限于私家范围之内。
    历代著述述及避讳之事的为数不少,如:《周礼·春官宗伯下·小史》、《左传》桓公六年、《公羊传》闵公元年、《礼记·曲礼上》、《礼记·檀弓下》、《礼记·王制》、《礼记·玉藻》、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梁任昉《朝堂讳榜议》、宋王楙《野客丛书》末附其父《野老纪闻》、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引元孔齐《至正直记》等等。应着重提出的是陈垣(1880—1971)《史讳举例》,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历代的避讳,并归纳出四法、十七类。其中,常用的避讳方法有三种:[2]
    一是,改字法。把犯讳的字改为与其同义、近义或其他有关联的字。如:《史讳举例》说:《汉石经残碑》中,《论语》、《尚书》的“邦”字,多改为“国”,为的是避汉高帝刘邦名讳;因避晋康帝司马岳名讳,邓岳改名邓嶽;《史记·封禅书》为避汉高后吕雉名讳,把“野雉”改为“野鸡”;汉避文帝刘恒讳,改“恒山”为“常山”。再如:晋愍帝司马邺即位,为避邺讳,改“建邺”为“建康”;荀卿,避汉宣帝刘询讳,改为孙卿。以上引例说明,为了避开帝王名讳,免遭犯讳之祸,不仅人名、地名、物名等要改字,就连经传行文也必须改字。
    二是,称字法,即避名称字法。其实质是改避人名,故陈垣先生将其纳入“改名”之类。与改字法相比,此法用途范围较窄,一般只用于有名有字的人。如:《史讳举例》说:“《宋书·王懿传》:‘懿字仲德,叡字元德,兄弟名犯晋宣、元二帝讳,并以字称。’”这里追述晋元帝司马睿时因避讳而称字不称名。各朝开国帝王,本朝各代大多避讳。晋武帝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晋宣帝。又,“《宋书·王景文传》:‘名与’明帝讳同。’”宋明帝讳名刘彧,王彧字景文,因犯讳,只能称字,不许称名。可知,避名称字法是古代著述中简便的常用的避讳方法。
    三是,缺笔法。缺,亦作阙。《史讳举例》认为,缺笔法始于唐高宗李治之世。如:李世民的世,缺笔为卅,或J2P901a.jpg;民,缺笔为J2P902a.jpg。孔丘的丘,缺笔为J2P903a.jpg
    常用的避讳方法,已如上述。《文心雕龙》恰恰是用改字法和称字法避梁武帝萧衍名讳的。在这方面,全书共有四讳:
    一是,用改字法把“大衍”改为“大易”。《周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序志》则改为:“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对于精通《周易》的刘勰来说,把“大衍”说成“大易”,这绝对不是误记,而是出于避讳的需要。《文心雕龙》全书出现“大易”词语的还有一处,即《正纬》所说的“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显然,两者所指完全不同:《正纬》的“大易”,指的是《易经》,“大”者,具有赞美之义;《序志》的“大易”是“大衍”的改字,“大衍”那一段文字指的是揲蓍占筮法。
    二是,用改字法把“驺(邹)衍”改为“驺(邹)子”。《诸子》:“驺子养政于天文。”《诸子》:“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时序》:“邹子以谈天飞誉。”值得注意的是,《时序》全篇述及的人物多达一百五十七人,以“子”称谓的只有“邹子”一人。《诸子》述及五十一人,除“驺(邹)子”外,还有一人也是以“子”称谓的,这就是“文子”。可以肯定地说,称谓“文子”不是为了避讳。自古以来,人们只知其姓文,而不详其名其字,所以只能以古代尊称称其为“文子”。尽管有的后人对其名与字做过考证,但不足信。可知,《诸子》和《时序》惟独把“驺(邹)衍”改为驺(邹)子”,就是为了避梁武帝萧衍名讳。
    三是,用称字法避开冯衍之名而称其字“敬通”。《铭箴》:“敬通杂器,准矱武铭。”《论说》:“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才略》:“敬通雅好辞说。”《程器》:“敬通之不循廉隅。”《文心雕龙》述及的人物逾千,仅评论的作家就达九百一十八人之多。对这些人物中既有名子又有字号者的称谓是随意而定的,如果意在避讳,而其名犯讳其字不犯,就必然是避其名而称其字。如《铭箴》述及的人物共有三十七人,其中,称姓名的十九人,称姓的三人,称名的二人,称字的二人,称谥号的六人,其他称谓的五人。在称字的二人中,一是“仲尼”,避孔子名讳,属于公讳;一是“敬通”,避梁武帝名讳。
    四是,用称字法避开王衍之名而称其字“夷甫”。《论说》:“夷甫、裴頠,交辨于有无之域。”这又是一个避梁武帝名讳的例证。
    以上四讳足以证明,《文心雕龙》因撰成于萧梁之初,故必然要避梁武帝萧衍名讳。其所用的改字法和称字法,与自周迄梁常用的避讳方法完全相同。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避“衍”讳确凿无误,毋庸置疑。
        二、从齐梁时代避帝王名讳之严,看其避“衍”讳的确凿性
    避讳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它与社会时代息息相关,受社会时代制约。因此,其要求与方法均具有时代特点。对孔子的避讳,就是一例。在要求上,从总体说,历朝历代都要避其名讳,但要求之程度有异。在方法上,唐以前,多称其为“仲尼”、“尼父”、“夫子”、“孔子”、“至圣”等;自唐始,又出现了阙笔“J2P903a.jpg”。到了元代,又对“J2P903a.jpg”的读法做了具体说明。孔齐《至正直记》:“J2P903a.jpg字,圣人讳也。子孙读经史,凡云孔J2P903a.jpg者则读作某,J2P903a.jpg字以朱笔圈之。”清雍正四年诏谕天下:避公讳丘,改为邱,或阙笔为J2P903a.jpg。这些都说明,避讳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史讳举例》:“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应补充的是,在大多场合下,口头上也不能直呼其名。这里所说的“当代”,就是当朝之当代。从《文心雕龙》避讳角度说,就是梁武帝时代,以及与之有关联的南齐时代。因此,要搞清《文心雕龙》是不是避“衍”讳,必先了解这两个时代的避讳情况。
    先看南齐的避讳情况。南齐在避帝王名讳方面,依然甚严。如:《南齐书·薛渊传》说,薛渊本名道渊,为了避齐高帝萧道成偏讳“道”,改名为薛渊[3]。《梁书·太宗王皇后传》:其父本名玄成,字思寂,齐时避齐高帝萧道成偏讳“成”,改名骞[4]。《史讳举例》:《南齐书》将萧道先改为萧景先,避“道”讳。又:“《南史·齐文惠太子长懋传》:‘宋末转秘书丞,以与宣帝讳同,不就。’”此为避嫌名讳。宣帝,即齐高帝之父萧承之,文惠太子的曾祖,萧道成即位后追尊为宣帝。这些讳例说明,南齐时代不仅避正讳,即正名讳,有的还避嫌名讳。足可见,南齐避讳之严。可以说,从所能查到的南齐各代之文得知,尚无犯讳者。
    再看梁武帝时代的避讳情况。梁武帝是一个非常崇重文化学术及传统礼制的帝王,其避讳之严,有的地方甚于南齐。本来,避讳是避帝王的正名之讳,不包括小名,可是梁武帝时代,就连其小名也要避讳。《梁书·本纪·武帝》:“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即小名)练儿……皇考讳顺之,齐高帝族弟也。”《颜氏家训·风操》在谈到避讳时说:“梁武(帝)小名阿练,子孙皆呼练为绢。”此为用改字法避“练”讳。应说明的是,小名之讳不出宫,只限于宫内。除上述外,齐梁两代避讳总体相同:正名讳,必须避;二名讳,多按“二名不偏讳”原则行事;嫌名讳,有的依从“礼不讳嫌名”而不避,有的则根据具体情况去避;当朝当代帝王父讳,有的避,多数不避。
    根据齐梁避讳总况即可确切了解,《文心雕龙》到底避哪个帝王名讳,不避哪个帝王名讳。
    南齐(公元479—502)共有七个帝王,按历史顺序,其名为:齐高帝萧道成、齐武帝萧赜、齐郁林王萧昭业、齐海陵王萧昭文、齐明帝萧鸾、齐东昏侯萧宝卷、齐和帝萧宝融。这些帝王名讳的文字,除“鸾”字(行文不需要)外都出现过,而且大多是出现频率很高。如,“宝”字十三次,“融”字十五次,“卷”字一次,“勌(同倦)”字一次,“昭”字二十八次,“业”字八次,“赜”的“嫌名”字二十九次。至于“文”、“成”、“道”出现的次数更多。这足以证明,《文心雕龙》对南齐各代帝王名讳一律不避。
    梁代(公元502—557)共历四主,与本文有关系的是开国之帝梁武帝。他在位四十八年,历经天监、普通等七个年号。天监,历经十八年。根据前面所述,梁武帝时代的国讳是“衍”,而《文心雕龙》应当出现“衍”字的地方共有九处却都避开。可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避“衍”讳是确凿的史实。
        三、从《文心雕龙》关于避讳的论述,看其避“衍”讳的确凿性
    《文心雕龙》述及避讳之事的有二处:其一,《史传》:“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这段论述,源于《春秋公羊传》。《公羊传》闵公元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此《传》旧题战国齐人公羊高著,唐徐彦疏引后汉戴宏序谓:汉景帝时,由公羊高之玄孙公羊寿与胡母子都根据口头流传所记而成。因此,其“三讳”之说,可与《礼记》关于避讳的论述互为补充。前者,侧重于瑕讳;后者,侧重于名讳。二者相合,就是广义的避讳。《史传》征引《公羊传》“三讳”说的目的在于说明,写作史传文不但要以“直笔”为原则,还要遵从孔子的“三讳”的“圣旨”,对“尊者”、“亲者”、“贤者”避瑕讳。
    其二,《奏启》:“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尽管范文澜以东汉末刘熙《释名·释书契》有“启”的释文为据对“两汉无称”提出异议,但就避讳这个观点与主张说,还是无可争议的。汉景帝时,对避帝王名讳的要求是很严的。如,鲁闵公本名启(一作启方),《史记·鲁世家》为了避汉景帝名讳而改启为开。刘勰是在《奏启》中论述启的发展始末时提到避讳的,虽然如此,却在客观上表明了自己对避讳所持之态度,同时也为文字著述提出了一条在那个时代必须遵守的写作原则。
    以上,其一讲的是瑕讳,其二讲的是名讳。这直接说明,刘勰对避讳不仅深知而且严行。由此可知,《文心雕龙》不避齐帝讳而避“衍”讳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不容忽视。这里,有一个问题需做补充说明,即:刘勰是怎样对待嫌名讳的。
    《礼记·曲礼上》:“礼不讳嫌名。”何谓嫌名?郑玄:“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孔颖达:“禹与雨音同而义异,丘与区音异而义同。此二者各有嫌疑,如此者不讳。”《礼记》所述说明,根据礼制规定,嫌名讳是不避的。可是,随着避讳要求日趋严格,自汉代始,嫌名讳也要避。直到南北朝时,才宽松下来,避也可,不避也不算犯讳。于是,有的不避,有的则根据自身需要去避。甚至即使是同一作者的不同著述,也存有这部作品避而那部作品不避的现象,刘勰的著述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天监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所写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中,把曾用在《灭惑论》的“一音演法”改为“一音阐法”。而在《文心雕龙》中,却不避嫌名讳。据粗略统计,全书共有七处嫌名讳:《辨骚》“每一顾而掩涕”的“掩”,《颂赞》“化偃一国谓之风”的“偃”,《书记》“掩目捕雀”的“掩”,《体性》“平子淹(读第三声)通”的“淹”,《檄移》“草偃风迈”的“偃”,《丽辞》“西施掩面”的“掩”,《夸饰》“倾崑取琰”的“琰”。这些,都属于“音同而义异”的“嫌名”字,历代多以此为辨别是否“嫌名”字的依据。因为“音异而义同”的现象过于繁杂,不便实际操作。
        四、从避“衍”讳的确凿性,足可认定《文心雕龙》撰成年代,以及纪、刘之说的疏漏
    《史讳举例》:“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这里所说的“辨别古文书之……时代”,就是通过对避讳的识别能考知古文书的著述时代,或撰成年代。也就是说,搞清《文心雕龙》避谁的讳、不避谁的讳,就可以认定其撰成年代。
    关于《文心雕龙》的撰成年代,纪昀推定:“此书实成于齐代。”刘毓崧补充:“此书之成,则不在梁时,而在南齐之末也。”自此至今,一直沿用此说。然而,《文心雕龙》行文的避讳事实说明,纪、刘之说,不能成立。已故的陈垣先生在给避讳释义时强调“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这些文字颇具实际操作意义。意即:凡直书那个时代皇帝之名者,就不是撰成于那个时代;凡不直书而设法避开那个时代皇帝之名者,必是撰成于那个时代。以此而论,完全可以有把握地断定:既然《文心雕龙》直书而不避开南齐各代皇帝之名,那么它就不是撰成于南齐时代,具体说,既不是撰成于齐和帝时代,也不是撰成于齐东昏侯时代,更没有可能和不应该是撰成于南齐他代。与此相反,《文心雕龙》没有直书并以常用的避讳方法极力避开梁武帝萧衍名讳,说明它撰成于梁武帝时代,即梁武帝天监二年。
    《文心雕龙》避萧衍名讳的事实,彻底否定了纪昀“此书实成于齐代”的说法。纪昀官居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又是乾嘉时期文界泰斗,于礼(包括避讳)于文无所不通。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纪昀评点《文心雕龙》,提出上述观点。乾隆三十七年,任《四库全书》总纂。众所周知,文字著述包括《四库全书》编写的原则之一就是避讳。清代避讳,实自康熙开始,雍乾和乾嘉时期至严,雍正曾就如何避讳事宜而颁诏天下。清代文字狱中,有不少就是因犯讳而招致的祸端。那么,为什么被誉为一代通才而又身居《四库全书》总纂要职的纪昀,在推定《文心雕龙》撰成年代时却偏偏疏漏了避讳这个礼制律令呢?答案很简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学术上的疏漏,人所难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由于一时疏忽,多次出现讹误。在面对乾隆的言谈中也是如此,甚至犯忌。不过,每次都因“铁齿铜牙”,随机应变,而能自圆其说,祛祸免谪。二是,评点或点评之类的著述,往往存有一定的或然性。这是因为,评点一般都是随意而发,不加严密论证。加之,书眉之处,容量有限,不便具体阐发。不过,评点上的疏漏主要还是主观上的一时粗心所致。正是由于纪公的千虑一失,才使刘勰蒙受了二百三十多年的犯讳之冤。
    附:搞清《文心雕龙》撰成年代的重要意义。
    搞清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著述年代,对正确理解其思想内容以及探索与之有关系的问题,都至关重要。尤其象《文心雕龙》这样的“体大思精”而又史料匮乏的理论著作,更是如此。同时,它又是解决龙学领域诸历史疑题的关键,是龙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首先,搞清撰成年代,可以直接了解著述的时代背景。作品时代背景是产生与表现作品思想的客观环境与世情,“文变染乎世清,兴废系乎时序”。所以,时代背景是理解作品内容的时间通道,而撰成年代又是联结时代背景的直接通道。《文心雕龙》的时代背景,具体表现在梁武帝时代。与南齐相比,梁武帝时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梁武帝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帝王,他曾是文坛上竟陵八友之一。在他的崇重与倡导下,梁代呈现着儒、佛、道及各种文化流派多元竞立、全面振兴的昌盛景象。《文心雕龙》就是产生于这样的时代,并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学理论思想反映这个时代。刘勰所构建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间有佛学与道家思想成分的文学理论体系,只有在梁武帝时代的文化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
    其次,搞清撰成年代,关系到对全书内容的准确理解。时代决定内容,内容反映时代。不同的撰成年代标示着不同的时代,也就标示着不同的内容。所以,对撰成年代的推定误与正,必然影响对内容的理解误与正。先以对《正纬》的理解为例说明。《隋书·经籍志》说,刘宋孝武帝大明中,诏禁纬书,南齐因之,直至梁武帝才解禁,纬书得以复兴。[5]《正纬》篇的论述目的是为纬书正名,在指出真伪并存的同时,肯定纬书,并主张“正”而用之为“文之枢纽”之一。如果把《文心雕龙》撰成年代推定为“齐代”,势必做出这样的错误理解:刘勰不顾皇帝关于纬书的诏令,公然犯禁,为纬书翻案,罪莫大焉。显然,这样理解是错误的,它不合史实,强加于人。与此相反,只有把撰成年代推定为梁代,才能对《正纬》的所有问题做出合理合情的理解。
    再以纪昀对《时序》的评点为例。纪昀说:“阙当代不言,非惟未经论定,实亦有所避于恩怨之间。”这里的“当代”,指的是南齐时代的具体作家与具体作品。这段点评,是纪昀基于“书成于齐代”的观点,对“暨皇齐驭宝……其鼎盛乎”这一部分文字的理解。这个理解,有可取的一面,也有不可取的一面。在古代,确有不少人为避恩怨而不论当代;然而,就《文心雕龙》全书来说,纪昀的说法本身又存有矛盾。《练字》:“傅毅制诔,已用淮雨;元长作序,亦用别风。固知爱奇之心,古今一也。”王融(公元468—494)字元长,南齐人。这一事实说明,并非因“避于恩怨”而不论当代。纪昀之说,前后矛盾,实为不可取。不可取的另一个表现是,由于把撰成年代推定为南齐,必然把“暨皇齐驭宝……其鼎盛乎”视为一个整体,后人在分段时因而把它分作一个段落。事实上,不论从所述内容看,还是从文字表述特点看,均指齐、梁两代。因此,应分两段:“暨皇齐驭宝……缉熙景祚”为一段;“今圣历方兴……其鼎盛乎”为一段。分为两段,既是撰成于梁代的必然结果,解决了因《练字》而出现的矛盾,又是撰成于梁代的证据之一(详见拙文《〈文心雕龙〉撰成年代综考》等)。
    最后,搞清撰成年代,是解决《文心雕龙》历史疑题的关键,也是最直接的途径。根据现有史料,在未知的历史疑题中,只有一个自述可以有条件地作为已知的信息,这就是刘勰本人在《序志》中所提供的“齿在逾立……乃始论文”。据此,只要确定撰成年代,即可推知刘勰生年。前面说过,已经推定,撰成于梁武帝天监二年。《文心雕龙》的撰写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故由撰至成,最多不超过二年。这样,正式撰写始于天监元年,刘勰时年三十一岁。撰成于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时年三十二岁。由天监元年算起,上推三十一年,为刘宋明帝刘彧泰豫元年,公元472年,即刘勰生年。
    生年确定后,其他一些年代疑题即可顺利解决。如:依居僧祐的起始年代为及冠“不婚娶”(两《传》)之时,那么,其具体年代就可算而知:以生年为起点,数二十年(岁)为齐武帝永明九年,公元491年。再如:奉朝请的起家年代,《梁书》本传只是笼统说“天监初”。知道生年及撰成年代后,即可推知为天监三年,公元504年,时年三十三岁。此外,对受敕撰经的具体年代、“证功毕”后是否北归、刘勰卒年等疑题的解决,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制约作用。
    综上可知,《文心雕龙》撰成年代的推定,绝非一般意义下的考证,而是龙学的一项基础研究。它不仅是解决历史疑题的基础,也是准确理解全书思想内容的基础。基础问题不解决,龙学研究就不会顺利发展。故可酌情将撰成年代作为一个专题,象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对待刘勰世界观那样,集中一段时间开展广泛讨论,以期基本达成共识。

【参考文献】
    [1]阮元刊本.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排印,1957.
    [2]陈垣.史讳举例[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3]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4]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原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02
收藏文章

阅读数[4598]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