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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歌“孳生”现象研究

——兼及钱钟书的古典诗歌批评话语

焦亚东
内容提要 取前人诗句的字法、句法或结构来创作出自己的诗歌,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孳生”现象不仅有着诗歌内部的原因,而且同诗歌创作的时代风尚关系密切。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诗人的眼光被语言的传统所遮蔽,而对身外的真实世界视而不见。但是,遮蔽并不必然导致表现力的丧失,它也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诗歌技巧的成熟。从语言形式和语言文化批评等角度对中国古典诗歌“孳生”现象予以关注与研究,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语言;孳生;表现力;话语分析;互文批评

取前人诗句的字法、句法或结构来创作出自己的诗歌,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我们不妨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孳生现象”。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除少数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外,尚无人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些文章,大多从古典文学的传统研究视域出发,只是就某一类孳生现象进行个案分析,且多为材料的整理和归类,属于文学主题学的研究范畴。比如,通过对诗歌中“杨花”、“菊花”、“鸿雁”、“竹子”等意象传承的研究,指出它们在诗歌中所承载的意义。另有一些则从语言学角度对词汇转换孳生现象进行研究,并不涉及到诗歌,或仅以诗歌为例。从现代语言哲学高度,以语言批评视域去关注中国古典诗歌孳生现象的当数钱钟书,他对于“从古人各种著作里收集自己诗歌的材料和词句,从古人的诗里孳生出自己的诗来”[1](P14)这一现象有相当自觉的意识,并进行了大量的资料的收集和爬梳工作,同时亦发表了许多个人精辟独到的见解,散见在其学术著作尤其是《宋诗选注》、《谈艺录》和《管锥编》中。

本文将自觉运用语言批评方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在现代语言哲学的视野下去观照中国古典诗歌的孳生现象,力图使其得到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

孳生的发生,有着极为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原因。从诗歌和诗歌语言自身的角度看,语言的先在性、言说的困境以及诗歌所传达的恒情常态等,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孳生现象的发生。

首先,语言的先在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使得西方哲学的研究重心开始转向语言问题,这种转移的的标志之一就是语言观念的转变,人们不再固执地认为语言只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了,而是将这一长期以来被视为意义载体的符号上升到本体的位置来予以对待。正如卡西尔所说:

人不再能够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 activity)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至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2](P44-45)

语言是先于个体存在着的,而习得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融入语言之中的文化。换言之,接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了一种文化。因此,就像卡西尔说的那样,在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并不是一个完全澄明的空间———语言,而且是包含了在此以前所有的文化意义的语言,横亘在其间,遮蔽着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观望。或许,在语言文字被用来表现个人感受的初期,诗人们曾经很认真地对待过他们身处其中的真实世界。但是,当岁月渐渐将这个世界转换为一座由书架堆砌而成的象牙塔,当越来越多的诗人置身其中,只是象钱钟书所说的那样,“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的凭栏眺望一番”[1](P14),真实世界已被另一个“虚幻世界”取代了。诗的语言在这个“世界”中不再如当初那样同现实世界保持着清澈的关系,它背叛了自己曾经忠实的东西。它已不是从现实,而是从语言中,向我们走来。

其次,言说的困境。“言意之辨”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道可道,非常道”(《老子》)、“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篇》)、“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文赋》)这些从先秦延续至魏晋的关于“言不尽意”的喟叹中可知言说活动的艰辛与困惑;从“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刘禹锡《视刀环歌》)、“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杜荀鹤《苦吟》)、“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髭”(方干《赠喻凫》)、“成吟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方干《贻钱塘县路明府》)等诗人内心的自白亦更能感受到他们在语言的牢笼里所进行的挣扎。这正象钱钟书说的那样:“作者每病其传情、说理、状物、述事,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之所欲出”,所以,“务致密则苦其粗疏,钩深赜又嫌其浮泛”,即使这样,“怪其粘着欠灵活者有之,恶其暧昧不清明者有之”,因此,结果常常是,“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他因此慨叹:“语文之于心志,为之役而亦为之累焉”。[3](P406)在表达的迫切和言说的艰难之间,许多诗人往往不由自主地返回到语言的历史中去,试图从中找到摆脱言说痛苦的灵丹妙药。

再次,诗歌所传达的恒情常态也是造成孳生现象的因素之一。古人今人,情通理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钱钟书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虽宣尼书不过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来意即名‘东土法’,堪譬《借根方说》之言。”[4](P1)在《管锥编》中,他也指出:“思辨之当然(Laws of thought),出于事物之必然(Laws of things),物格知至,斯所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耳。”[3](P50)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需要表述的思想和情感是相近或者相似的。中国古典诗人在用典、在对同一历史人物、事件、遗迹的追怀以及对相同或相似物像的抒写等方面,常常有着惊人的默契和巧合。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次孳生现象的发生,究竟是源自诗人的心有灵犀,还是因了诗人的相互借鉴,几乎是不可考的。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因为面对的对象相同或相近、传达的意义相同或相近而导致了相同或相近的诗句这样的现象。或者,我们还可以含糊些说,灵犀相通与相互借鉴本身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除了上述诗歌内部的原因外,孳生现象亦有其复杂的外部因素,这就是诗歌创作的时代风尚。具体而言,一是用典之风的盛行,二是作为技艺的诗歌的趋向功利化。

用典实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自有文人诗出现,就有了在诗歌中征引古事、旧辞的历史。在漫长的诗歌发展史中,用典也像其他诗歌技艺一样,由最初的简单、粗疏日趋复杂、精良,特别是魏晋六朝以后,用典的技艺已趋于成熟。至宋代,诗人讲求“以才学入诗”,尤其是江西诗派的诗歌纲领,更是使用典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时尚。诗歌中来自语言历史的东西越来越多,而源自诗人对鲜活外部世界观照的东西愈来愈少。故钱钟书说:“嗜习古画者,其观赏当前景物时,于前人妙笔,熟处难忘,虽增契悟,亦被笼罩,每不能心眼空灵,直凑前景。诗人之资书卷、讲来历者,亦复如此。”[3](P588)他还以欧阳修“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句为例,指出其并非“真景直寻”,而极有可能来自“风帘入双燕”(谢眺)、“双燕归来始下帘”(陆龟蒙)等前人词句,他于是写道:“诗人写景赋物,虽每如钟嵘《诗品》所谓本诸‘即目’,然复往往踵文而非践实(nicht in der sache sondern in der Sprache),阳若目击今事而阴乃心摹前构。”[3](P364)这种对用典带来的弊病所作出的研究与结论,的确是抵达了问题的最深处。

同时,随着诗歌的发展,诗在继续承担“言志”、“言情”功用的同时,也渐渐成为特定社会群体的一种交际技艺。六朝以降,“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5](P66),而这一精神家园演变而为交际工具的趋势,在促使诗歌技艺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对诗歌的孳生起到了推动作用,因为只有将前人的诗句改头换面甚至照搬过来,方能弥补诗人因种种应酬而产生的捉襟见肘的窘况。即使如严羽这样认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6](P686)故学诗方法“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6](P687)的人,也会开列出大量须熟参的诗人名单以及提出“朝夕讽咏”的熟读方法。在他们看来,作诗已不仅仅是“感物”、“缘情”,发而为文,即能感人肺腑这么简单了,它已经变成为一种特定社会群体交往、应酬的技艺性工具了,一种需要通过认真学习、反复钻研才能掌握的交际手段了。在这样的诗歌观念下,诗人更易于从现成的诗句中去寻求灵感和帮助,而对身边的世界保持着一种冷漠的距离。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苏轼诗:“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我心空无物,斯文何足关。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还”(《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著色山》),主张用完全空明的内心来观照山水,但他在写这两首诗时,自身却被那些他日日习颂的禅的话语所笼罩了。这一极具反讽意味的事实,不仅说明了理想中的艺术在现实当中是多么难以实现,而且最好地验证了语言对一个人强大的束缚力。①在这些内部和外部原因的影响下,孳生几乎成为古典诗歌创作的一个宿命。许多古典诗人在写作的时候,并不是面对一个真实的外在世界的,他们心中涌动着的是前代诗人的诗句,眼前鲜活的物象被心里陈旧的诗句遮蔽了。如果我们知道有些一度曾感动过我们的诗句,却原来有着各自的来处,我们或许从此有些轻看那些以前崇敬的诗人和诗句。比如,董颖《江上》句:“摩娑数尺江边柳,待汝成阴系钓舟”。这个“汝”字我们读来有特别的味道,但这种对草木虫鱼作亲切称呼的写法,并非仅此一家。卢仝写醉态:“摩挲青莓苔,莫嗔惊着汝”;王安石赋梅花:“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郑樵游灵龟潭:“着手摩挲溪上石,他年来访汝为家”……再如,王采薇曾有名句“四山花影下如潮”,此后此类语意遂“如潮而下”:“花影如潮满秋帐”、“满天红影下如潮”、“花光照海下如潮”、“四围山影泻如潮”、“画帘风细下如潮”等等,不一而足。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一种文体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言说的方式,而古典诗歌不止是意象,就连一些字法、句法、结构等都经不断积累而日臻成熟,后来的诗人往往身不由己,被这些他们耳熟能详的东西所左右,从前人的诗里孳生出自己的诗来。诗读得越多,对诗人的怀疑就越深:这究竟是他们在活生生的现实世界觅来的诗句呢,抑或是他们从前人的话语中借来的呢?郑板桥曾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7](P340)在这段假定是诚实的叙述中,他面对的或许是一个真实的竹林,他说的“胸中之竹”不是“眼中之竹”,意思是人对物的移情和改造。然而,对于后来的许多以竹入画的画家来说,一个真实的、有“烟光、日影、露气”“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的竹林或许并不存在,对他们而言,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胸中之竹”真的不是“眼中之竹”了。

遮蔽造成孳生,使诗人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对外界视而不见,这是古代诗歌创作中常见的现象。但是,“遮蔽”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必然导致表现力的衰退。在很多时候,也许恰恰相反。一种可能是:前人技巧、话语的圆熟帮助了今人表现力的释放;另一种可能则是:“遮蔽”也许是不完全的,许多人可以身处前人的言说中又从中跳出来。这样一来,诗句尽管常常语涉雷同,但也许有些地方会另生新意,让我们在熟悉中体会到陌生。对于这一点,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倒可以拿来做一番别解。王安石《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诗中的“绿”字经“到”、“过”、“入”、“满”等十余字推敲后方定,遂传颂至今。其实此字与此意在唐即已多见,如丘为:“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常建:“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等。所以钱钟书弄不明白,他问道:

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 [1](P77)

问题问得好,但在这一连串发问背后,先生好像忘记了他自己在《管锥编》里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在肯定了“知字之诂”-“识句之意”-“通全篇之义”-“窥全书之旨”这样一种理解顺序后,他告诉我们还有一种理解的顺序:“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这样一来,“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求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3](P171)从这个角度说,即使王安石的“绿”来自唐人的“绿”,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的“新意”,只是这个新意必须从全篇入眼方可体察得到:诗人思乡,情不可遣,然家虽“只隔”咫尺,却好比天涯。隔水隔山,家可望而不可还,此种痛切之情如欲表达得醒豁、细腻,“到”、“过”、“入”、“满”等字皆不足以为凭,只有“绿”!“绿”,不是言景之美也,乃是言景之刺目、刺心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诗人“明月何时照我还”的喟叹才会来得痛彻,而且,来得自然而然。字虽合,而解全篇则知意不合,此“绿”来自彼“绿”,却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当然,先生或许是知而不言,或许是言在他处,也未可知。在《谈艺录》中,就此类从古人诗中寻觅诗句的现象,他还依王安石为例,细细做了分别,计有“显形”、“变相”、“放大”、“翻案”、“引申”、“捃华”、“摹本”、“背临”、“仿制”、“应声”、“效颦”等十余种。[5](P698-699)足见随着诗歌技艺的发展、成熟,诗人越来越无法摆脱语言对他们视线的遮蔽,或者说,越来越经不起这些语言对他们的召唤与诱惑。

对于这一诗歌创作中的普遍现象,也并非没有不同的声音。就中国古典诗歌的发生而言,诗原本就是因了大千世界、人生际遇、社会变迁等种种“感荡心灵”的真实存在而促使诗人“非陈诗何以展其意”、“非长歌何以骋其情”[8](P3)的,诗歌创作“即目”而非“藉书”,是许多诗人和文论家的主张。钟嵘就曾置疑:“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他接着写道:

“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垄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8](P4)

许多诗人并非不知诗应从旅途上得而不是自书斋中来这样的道理,但他们的反省往往要么只是内心的想法,并不会付诸实施;要么就是来得太晚,只起到悔恨的作用。个中原因,既错综复杂,又不可一概而论。象杨万里,最初是学习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江西诗派,后又学王安石,再后来转学唐人绝句,最后,“作诗若忽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18]对他而言,学诗最好的老师就是自然,就是我们可以与之建立起清澈关系的客观万象。他自己亦感慨道:“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但总的说来,由于每一个被反复仿制的诗歌句子在接近成熟以后,实际上就从个体语言变成了社会语言,开始为大家所习颂,因此,不受到这些诗句的影响甚至笼罩,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后世的读者而言,对中国古典诗歌孳生现象的研究,不仅仅只是找出那些具有“家族相似”的诗句之间的传承关系,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

一方面,在这一类因孳生而出现的诗句群中,后来的人们可以从中窥见其稳定的结构核心内所潜藏的深层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某个字法、句法或结构最初是以陌生的状态进入人们的视野的,经过一定的仿制后,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孳生时期,直到这个稳定的态势被打破,出现新的字法、句法或结构,从而开始另一次新的孳生过程。新与旧的更迭往往可以折射出深层的社会和思想变迁。

关于这两点,一篇名为《望星空———一个文学意象的历史考察》②的文章颇可以“拿来”做例子。作者在比较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和“五四”时期的文学后,认为: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诗作中,诗人的目光僵持在“月亮”这个意象上,几乎对满天繁星视而不见。对月的描写,又极为突出月的“冷”、“残”、低沉以及对“水中月”的关注,这是一个以“冷月”为中心的意象群。而“五四”作家在“望夜空”时,笔下则显示了新的魅力,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星空、明星、流星尤其是繁星的强烈兴趣上,这则是一个以“繁星”为中心的意象群。对于这样的转换,作者试图解释其中的原因:她认为“冷月”意象与当时的现实密切对应,是“末世乾坤都局促”和世事难料的社会大变革前夜的写照;与此相比,星空则是神秘的,在“五四”作家那里,它对应的是神秘的个体生命。最后,作者写到:“古往今来,他们(艺术家)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夜空上寻找对于地上生活的暗示”。显然,对某一个孳生群体进行分析,尤其是象这样对艺术史上一次言说方式的急剧变化作出分析,可以使我们窥见传统文学批评方法无看到的意义,这也正是孳生问题研究的意义和核心所在。

此外,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这样的孳生现象由于导致了大量在字法、句法、结构等方面具有相同或者相似性的诗句,就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诗歌批评提供了前提和对象。互文性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的朱丽雅·克利斯特娃(Julia Kristeva)在巴赫金、罗兰·巴特等人的影响和启发下,于1966年在她的《词、对话、小说》一书中提出的。互文性指的是一个文本与他文本之间的指涉与联系。后来,这一术语不断被注入新的意义,渐渐成为一种具有多重意义的、涉及诸多文艺命题的理论。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互文性的理论性研究方兴未艾,但是,对于中国本土的“互文性”理论和互文性批评实践,学术界所能给予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比如,钱钟书先生的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不仅具有极其强烈的语言批评意识,而且更进一步说,使各种历史文本在交相发明、彼此映照的过程中显现出意义,是其古典诗歌批评的主要方法。这样的互文性批评在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和《宋诗选注》等著作中可以找到许多的例子来予以证明。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将有专文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注释:

①宋代士大夫习禅者不可胜数,苏轼亦未能免俗。他自号东坡居士,与众多僧人交往,《五灯会元》、《续传灯录》即记录了许多他与禅师们的公案故事。有意思的是,苏轼本人不仅没有意识到其诗歌存在的问题,反而批评孟浩然作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直是以宋人眼光看待唐人诗歌。参见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83-85页。

②刘纳著,见王晓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我个人认为,如果存在着刘纳所说的两个不同的意象群的话,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本形式所决定的,即:古体诗与现代诗。我们可以发现,刘文所举辛亥革命时期的诗歌,全部是古体诗,而“五四”的则都是现代白话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本的形式在深层规定着作家的写作。写旧体诗的诗人,会不自觉地被他们熟悉的东西左右。这个时候,他凝视夜空,脑海里涌现的尽是前人笔下关于月亮的诗句和意象,而星星这样陌生的东西,他们是“看”不见的。刘纳的文章似乎忽略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三联书店,2002.

[2]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

[3]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钱钟书.谈艺录序[M].北京:三联书店,2001.

[5]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1.

[6]严羽.沧浪诗话[A].何文焕.历代诗话[C].北京:中华书局,1981.

[7]北京大学.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0.

[8]钟嵘.诗品[A].何文焕.历代诗话[C].北京:中华书局,1981.

[9]杨万里.诚斋荆溪集序[M].杨万里.诚斋集[C].四库本.

 

作者简介:焦亚东(1966-),男,河南西平人,广西民族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原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4期 (总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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