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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言说、人间独语与文化反思——对唐弢散文创作个性心理的体认

张元珂

  在唐弢的审美视野里,散文和杂文是两种迥异的文体,分别指涉着精神世界的两个不同面影。正如鲁迅的个体意识很少在《野草》中传达,唐弢的个人情感也极少在其杂文中流露,因而,在精神纬度上,两种文体分别暗合了“向外搏击”的功利诉求和“向内指涉”的代偿功能。所谓“代偿功能”,主要是以“言说”、“独语”或“反思”的方式,修复自我心灵上的创伤,求得精神上的平衡。阅读这些具有“代偿功能”意义的散文,我似乎看到了另一个精神面容的“唐弢”,触摸到了一种异样的文化心理。

  “地之子”的真情言说

  传统的农耕文明深深地影响着唐弢的文化心理,这在他的那些书写童年生活、乡村人事、故乡风物的散文中,得到充分的表达。这些散文,真真切切地传达出了一个“地之子”的乡愁意识。即便是书写城市生活,表达城市经验,也都深深打印着“乡土叙事”的精神印痕。处女作《故乡的雨》以诗意盎然的文字,细致描绘春雨中的故乡原野风貌和小伙伴看社戏的场景,渲染了一种“河桥风雨夜推棚”的江南三月烟雨画。沿此思路,《海》描写海边的生活,怀念的是“黝黑而健康的童年”。《南归杂记》中则细细地描写了“途中感受”、“祀神场景”、“新年的杂耍”,其对故乡之爱更是跃然纸上,同时也深入传达了自己的怅惘和忧郁的情怀。作者如此惦念故乡,以致在《怀乡病》中说,“我需要真纯朴质的乡村生活来调节我的口味,洗去我满身的腥臊”。《声》《沧桑》《乡村教育》《即景》《模仿城市》等一组称作“乡村拾掇”的散文作品,则深入农村生活的细部,聚焦于几年来农村日常生活中悄然发生的新变化、新风貌以及在新旧冲突中人们精神蜕变、摇摆、彷徨的现实表现。“采覆盆子、捉蟋蟀”的“安园”,一样有着鲁迅“后花园”里的乐趣;私塾教育的无趣、乡村的落后,也或多或少打印着鲁迅的影子;“奢侈、荒淫、享乐”的都市文明被置于作者的批判视野里。这几篇文章不仅描写了一个“怀乡病者”背对都市文明、面对乡土世界时所引发的精神寻根,也表达了一个“地之子”面对“沉默的乡村”时的无限惆怅、忧虑的乡土情怀。

  “回忆往事,记叙当前生活”的叙事类散文,也多写凡人琐事,特别是对亡父、亡妻、孩子、挚友、师友的追怀,在婉曲的叙述中咀嚼人生的真味,平实中蕴涵着真挚的情感。忆旧怀人之作,大体分两类:一是,对自己亲人的怀念,偏于写实,多叙事,感情纤细,真切动人。1936年至1939年是唐弢极度苦闷和痛苦的年月:上海滩局势动荡,亲人接连去世,朋友频繁罹难,时代的压抑、家庭的不幸让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孤独、伤感、苦闷接踵而来。《种在污蔑里的决心》写父亲在当时恶毒的冷嘲热讽下,坚持让儿子上学,是一篇情意绵绵的忆父之作。《我要逃避》以写实的笔法,详细记叙了与妻子相濡以沫的生活场景以及妻子、儿子相继染病、离世的过程,情感切切,情绪压抑。“我要逃避”描写的是一个身陷痛苦深渊里的“漂泊者”,在感染了苦闷、蒙上了阴影、体验了痛苦,面对家庭、时代、战争之后的一次消解压力、转移焦虑、寻找方向的过程。《梦里的“江湖”》是一个活人对亡妻的“对话”,情感丝丝入扣,意绪真真切切,排除了外在的干扰,只任述说人的话语如水般缓缓流动,意绪流动远超《祭妹文》(清·袁枚),话语方式极似《祭亡妇》(朱自清)。二是,对过世友人的怀念。唐弢一生写了很多怀念朋友或老师的文章,所涉及的师友主要有:鲁迅、周木斋、石玲、郭沫若、冯雪峰、许广平、郑振铎、靳以、王任叔、茅盾、郁达夫、黄药眠、剑三、郭绍虞、张锡琛、夏丏尊、丁玲等。这类文字带有学者散文的鲜明特征,多是在“文学现场”中传达所忆之人可贵的精神风貌和文化人格,既传达了那个时代文学先驱者们鲜活的精神面影,又保存了第一手的文学资料,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就其风格及影响而论,尤以怀念《悼木斋》《锁忆》《追怀雪峰》《侧面》为最。《悼木斋》从与周木斋初识见面写起,回忆起与木斋相关的文坛往事,写出了他的“诚实、恳切、讲究信义”的思想品质、“深沉、倔强、富于战斗性”的性格特点、“娴于旧学,并不自求表现”的贯通古籍的学识与功力。作者在舒缓的语调里,回忆友人交往细节,往往在一个具体场景的描摹中,旁及众多作家的性格特点,笔力省俭而又传神。“打着湖南腔,盛怒地叙述事情的经过,说到气上的时候,就拍一下桌子”,“懋庸笑着阻止他,有时也插几句自己的意见”,“木斋端坐一旁,静默着,好像一座兀立的孤山”。单纯的一次友人相聚,就形象地活化出了木斋“深沉、落落寡合”的形象特征,而“子展的率真”、“懋庸的聪明”又与“木斋的深沉”相映成趣。这三个可爱的文人,其形象鲜活如昨,跃然纸上。

  创作主体怀人,言事,达情,只有严格遵循“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文”的文体意识,才会让散文成为“情”的艺术,才会产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的艺术效果。由是观之,唐弢这类文字,却也深谙传统文人之道,续接上千年来“叙事怀人”散文的精神血脉,弥补了“人的文学”(周作人语)所倡导的现代意识、现代情感。

  “寻梦人”的人间独语

  唐弢散文内敛性的艺术品质,突出地表现在“人间独语”式的散文创作之中。这类散文,或者以很少的文字制造一种情调,烘托一种氛围,表达某种真实的生命境遇或生命情怀,比如《我来自田野》;或者虚拟一个情景,叙述一个或几个小故事,以此为表情达意的抒情媒介,表达一种生存意识或生命哲理,比如《飞》;或者深入潜意识层面描摹情感的波动历程,借此抒发个体对自由、光明、理想的向往与追求,比如《梦》;或者展示着纯粹的梦忆,以纯粹的独语方式,在黄昏的灯光下吟哦孤独和寂寞,探索内心的矛盾冲突,比如《破晓》;或者以对话、暗示、象征、意象等多种现代性技法的串联组合,单纯表达一种现代性的体验或现代意识,比如《某夜》……而所有这些,似乎构成了一个具有独立精神意义和精神空间的“独语世界”。

  这类散文具有突出的诗性情怀和艺术气质。外在世界、生活的光影、时代氛围,一并化作一抹精神的烟雨,弥漫在了诗意的、凄迷的、孤独的、阴郁的精神空间里,呈现一种无限敞开着的游移状态。情感的纠结、意绪的纠缠、主体的忧患、苦闷的印记、战斗的意志、精神的突围……各种“主体之思”、“个体之梦”和“宇宙之幻”,如天女散花般漫点了文本空间,涂染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阴暗杂陈的精神图像。“寻梦人”多半是苦闷而又迷茫的,然而又苦苦地寻找着生存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虚拟的“寻梦人”不仅是作者主体身份的隐喻——借此传达了大时代里个人命运的忧伤,更是时代“集体人”的精神象征——曲折地表达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有“寻梦者”时代精神的印记。“感受”、“苦闷”、“尖刻”、“真诚”、“独语”、“反抗”这些融合着个人情绪和时代氛围的精神因子,在《梦》《寻梦人》《拾得的梦》《梦里的“江湖”》《梦回》《人间独语》《苦闷的时候》等篇章中得到充分的表达。正因为“我的生命像一株枯树,半腰里留下了一个窟窿,这不是黄莺的巢穴,它承受着风霜雨雪——灌下的正是人间的忧患”(《书后》),所以,这些文章的精神氛围、情绪表达与思想主题,杂糅了众多的人生体验和生命信息。“寻梦人”的“梦”有鲁迅的尖刻,有郁达夫的“个体感伤”,有戴望舒的“时代苦闷”,有何其芳的“心灵独语”,也有巴金的“炽热真诚”,鲁迅的“反抗绝望”……是“人的觉醒”与“文的意识”双双聚合的艺术结晶。

  但是,阴沉的梦境和人生的苦闷,“寻梦人”并没有放弃对于“青春”、“理想”、“使命”、“战斗”的寻找、坚守与搏击,一种“反抗绝望”的“战斗力的美”依然在“梦”里张扬着,表现着。《梦》的空间里布满了各种奇特的意象,这里有“鲜红的血流”、“一条毒蛇”、“紫色的小花”、“几个敌人”,“一条白花蛇的尾巴”、“一所颓废的破庙”,虚拟的环境氛围极似鲁迅散文名篇《秋夜》《这样的战士》,但是,“我并不害怕,我的心像一团火”,并且“我检点带来的手枪、子弹、号炮”,“只等我一声号炮,弟兄们就要开始狩猎,看这些野兽们落在我们的手中”。可见,严酷的环境并没有驱散“寻梦人”战斗、搏击的勇气,比《这样的战士》中的“独战者”在面对“无物之阵”时表现出更为坚决的战斗意志。在《拾得的梦》中,“我嗅到了腐朽的气息,是死狗皮。我见到了臃肿的形体,是懒猪皮。”“主和的舌”和“卑鄙的心”“夹着骷髅、骨骼,随波起伏”。在这样的梦境里,我依然没有丝毫的懈怠对于理想的寻找:“春天到来了吗?用我力量,带着它来!”

  “独语人”的生死沉思

  唐弢散文中的“生”与“死”,彼此关联,相互阐释。言说的是关于“死”的沉思性内涵,表达的是另一种紧张、焦虑的生命情绪,而不是单纯“死”这一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因此,这是“孤独的个体”面对逝去的亲人、苦闷的时代、焦虑的自我所升华出来的体验性的“生命哲学”。这类文章似乎更加有意排除了他人的干扰,更直接地实现了和亡人、“自我”的直接“对话”。直逼灵魂的深处,捕捉复杂微妙的意识、情绪、心理,因而表现出了 “自言”、“自审”的“独语人”话语特点。因此,这一类作品——《死》《生死抄》《魇》《残阳》《西风里》《暗影》《人间独语》——堪称唐弢“人间独语”类散文的代表。

  首先,这些文章更为勇敢地、真诚地袒露一个“独语人”或“寻梦人”灵魂深处真我的隐秘信息。从“让寂寞吞噬我的余年吧,我感到疲乏”(《梦里的“江湖”》), 到“磨碎我的心灵的是更大的苦难,我走进了但丁所设想的地域”(《暗影》),到 “这是爱的陷阱,这是生命的深渊”(《肺结核》),再到“对于死,我没有像希腊画廊派的哲人那样的坚韧的态度,我是感到哀戚的”,甚至“为了求心的安宁,我要逃避”(《人间独语》)……唐弢真实地袒露一己内心,其表达的真挚、自省的深刻、反思的俊急,很让人动容。这些隐秘的生命信息,在他的杂文中是绝难体会到的。在杂文世界里,他是“批评者”、“战斗者”;在散文世界里,他是“寻梦人”、“独语者”。

  其次,这种“人间独语”又多表现为一种“感觉结构”。具体来说,就是将浸透着感觉汁液的外在物象、现实历史、时空观念与作家主体的潜意识体验实现了对接与贯通,所以,这些散文意象重叠,想象奇特,诗情洋溢。同时,纤弱的感情,黑暗的现实,未来的光影,生的苦闷,死的庄严,又每每呈现杂糅状态飘忽于文本的空间里。文字也变得忽而绚丽,忽而沉郁,忽而阴冷,表现出了一种雾般的朦胧之美。虽然没有鲁迅《野草》的深邃悠远,没有何其芳《画梦录》的委婉典丽,但在艺术探索和展现灵魂世界以及讲求文体之美方面,又与《野草》《画梦录》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些作品讲究节奏和韵律,喜用暗示和象征,善用独语式、对话式、诗剧式结构,艺术上留下了一个青年作家执著于探索的实践印迹,尽管在实践效果上,与同时代的何其芳、李广田、丽尼等“专职散文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唐弢以一个“独语人”身份和视角,表达着个人同时也是时代的现代意识、现代思想、现代情怀,在各种文体相互渗透,日益朝“叙事化”和“说理化”发展的20世纪30年代,唐弢对抒情散文的这些探索与实践,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文明之子”的文化反思

  唐弢还写了很多的游记,详细地记录了苏联、日本、美国等地的风物习俗、参观心得。这些美其名曰“游记”的散文,却早已超脱出“旅游”的核心命意,描摹的是异域的文化见闻,表达的是对本民族文化的整体反思。《扶桑记行》(由18篇文章组成)融史料性、知识性、艺术性于一体,在游记类散文中,具有特别鲜明的特色。这些文章没有虚假膨胀、造作浮夸,而多以叙述的严谨、文风的朴实、文化的反思彰显本身的价值。

  总之,唐弢的杂文也一向生长于、战斗于大时代潮流的中心,指涉于广泛的时代、社会与文化,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的特点(风格极似鲁迅),但是,其数量众多的杂文很少反映隐秘内心的、错综复杂的“心理图像”。那些悖论性的体验、脆弱的心性、迷茫的灵魂,只有在其散文世界里,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毫无疑问,关注、研究这些散文,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触摸唐弢深层文化心理的便捷途径。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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