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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弢的藏书

于润琦

  近现代有几位大藏书家,一位是长乐郑氏(西谛),一位是芜湖钱氏(阿英)、一位是绥中吴氏(晓铃)、一位是镇海唐氏(晦庵)。郑振铎以藏宋明善本见长(书捐国图),后有《西谛书目》行世;钱杏邨以收藏晚清小说戏曲见长(书捐家乡芜湖),著有《晚清戏曲小说目》;吴晓玲以藏明清戏曲小说善本见长(书捐首图);唐弢则以收藏期刊及现代作家著作珍本闻名(书捐现代文学馆)。他们穷毕生之心力,藏书数万卷,尽收海内外珍本,堪列我国大收藏家之伍。为我国的藏书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于唐弢的藏书,巴金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馆有了唐弢的藏书,文学馆就有了一半。”唐弢藏书的数量虽然不及馆藏总量的八分之一,但其质量远胜其他文库的藏书。我们曾对唐弢藏书进行了一年多的著录整理,结果证实巴老的话千真万确。

  难得一见的珍稀本

  唐弢的藏书有两大特色:珍稀本、签名本。其一就是为人称道的珍稀本。这些珍稀本,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珍本,更为一些藏书爱好者垂涎。

  唐弢文库的藏书共有平装图书23000余册;线装书2000余册,600余种外文图书(含日、法、英、俄文);期刊近2000种。其中毛口书1300余册;签名本600余册;初版本1500余册(1937年以前);珍惜本600余册。

  《晦庵书话》中提及的百余种珍稀本。

  比如:《域外小说集》(一、二册)。32开。显克微支等著。周氏兄弟译。1906年2~6月出版。初版。毛口。钤唐弢藏书印。此书只印40部。

  《官场现形记》李宝嘉著。(1—18册)48开,1905年出版。世界繁华报本。钤马长魁印、马氏第堂长魁藏书章。此本为《官场现形记》的最早版本。

  《老残游记》(一、二册)刘鹗著。32开。1907年5月出版。神州日报社本。为此书早期重要的版本之一。钤家璨、晦庵唐弢藏书印。

  此外还有《月界旅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地底旅行》(光绪三十二年,1906)、《天演论》(光绪辛丑,1901)、《巴黎茶花女遗事》(光绪辛丑,1901)、《经国美谈》(光绪二十八年,1902)、《雪中海》(上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迎因小传》(光绪二十九年,1903)《俄国情史》(光绪二十九年,l903)、《瓜分惨祸预言记》(光绪二十九年,1903)、《重译昕夕闲谈》(上下)(光绪三十年,1904)、《海天鸿雪记》(光绪甲辰,1904)《十五小豪杰》(光绪三十年,1904)、《黑奴吁天录》(光绪三十一年,1905)、《女娲石》(光绪三十三年,1907)、《黄帝魂》(宣统元年,1909)、《惨世界》(宣统二年,1910)。

  此外还有邹容的《革命军》、周树人的《生理讲义》及《中国矿产志》(油印本)、《中国小说史》(线装讲义,初稿本)、《史家对小说之论录》(线装本),《会稽郡故书杂集》(线装)、《韩国三十年史》(非卖品)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珍本,有的是海内外孤本。

  以上是晚清时期的珍稀本。民国时期也有不少珍本。

  诸如:《引玉集》(1934年)、《凯绥坷勒惠文版画选集》(1936年、共印103本,此书为第72本)、《使命》(李健吾著,1940年,有禁发章)、《热风》(1927年初版)、《苦闷的象征》(日本·厨川白村著,1924年初版)、《西还》(1924年初版,俞平伯赠叶圣陶本)、《玉君》(杨振声著,民国十六年初版)、《遥夜闺思引》(民国三十七年初版,共印l00本)、《百喻经》(民国三年)、《海盗船》(民国二十三年、自费印书)、《月夜》(川岛著 l924年初版)、《竹林的故事》(冯文炳著,1925年,绝版)、《灵海潮汐》(庐隐著,1931年初版)、《茶杯里的风波》(彭家煌著,1928年初版)、《草原故事》(巴全译,1931年,马来西亚本、难得一见)等等。

  以上珍本的版本价值,《晦庵书话》中都有详实的文字介绍。这里不再赘言。

  独此一家的签名本

  施蛰存先生对藏书者有过一段精彩的议论:“逛旧书店是爱好书籍的知识分子的‘癖好’。由于手头拮据,想以廉价买得一些需要的书,他不去新书店而去旧书店。为了访求一些新书店里没有的书,他到旧书店里去碰机会——单纯的为了爱好书籍,丰富自己的书库,他到旧书店里去物色古本、善本、珍本。”(《旧书店》,载《随笔丛刊》第6集,1980年)

  唐弢当然是施蛰存所说的有大“癖好”的藏书者,他以收藏新文学版本的精神为世人称道。名家图书的签名本并不少见,在一些藏书人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上几本。但在一人手中,拥有如此之多,如此之重的签名本,却十分罕见。收藏众多名家的签名本是唐弢藏书的又一大特色。

  唐弢藏有许多新文学作家的重要作品版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禹、冰心、胡适、周作人、沈从文等人的作品几乎全有,而同一部作品的各种版本也多有收藏。唐弢的藏书可谓“精、足、早”,是当之无愧的新文学版本第一大藏书家。

  据不完全统计,唐弢所藏的近600种签名本中有他人的赠与,也有自己的收藏。仅赠与唐弢签名本的就有巴金、茅盾、戈宝权、施蛰存、黄裳、钱锺书、楼适夷、郑振铎、夏衍、张天翼、叶圣陶、曹禹、丁玲、赵家壁、骆宾基、傅雷、阿英、姚雪垠、柯灵、辛笛、许杰、华铃、曾克、周黎庵等上百位知名作家。

  收藏其他人的签名本:有刘半农赠孔德学校的《扬鞭集》,汪静之赠周作人的《寂寞的国》,梁实秋赠萧公权的《骂人的艺术》,曾朴、(曾)虚白赠张若谷的《肉与死》,王礼锡赠屈武的《去国草》,萧三赠元任的《萧三的诗》,田间赠柳倩的《未名集》,李鲁人赠吴文藻、冰心的《我们的手》,臧克家赠茅盾的《国旗飘在雅雀尖》,阿英赠叶圣陶的《桃花源》,朱维基、芳馆赠林微音的《水仙》,以及周作人《药味集》、茅盾《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自签本。这些签名本虽然不是直接赠给唐弢的,也是新文学十分珍贵的版本,是唐弢的重点收藏。

  这些签名本既见证着作家间的深情厚谊,也见证了一位藏书家几十年的辛劳。

  最早赠唐弢的签名本要数阿英的《桃花源》。该书的出版时间是1938年12月,阿英的签赠时间是“十二月十五日”,相隔时间很短,表明此书刚一出版旋即赠与唐弢,可见二位的友情之笃。阿英与唐弢都是现代藏书大家,只是收藏有所侧重。阿英重在晚清,先生意在新文学,二位对书籍的偏爱则是“心有灵犀”。阿英手中定会有唐弢著作的签名本。

  这里还要提及两位赠书者:一是巴金,一是楼适夷。这两位作家几乎把自己所有的著译之作都赠给了唐弢。囿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两人的签名本上涉20世纪40年代初(巴金签名的是《憩园》,楼适夷签名的是《人间》),最晚的则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保持这种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真挚友谊,实在难能可贵。书籍是沟通作家与藏书家心灵的纽带,哪里会有比彼此互赠自己的作品更让人心怡的事情呢?

  签名本还见证着作家的人格,谦虚谨慎是他们的美德。九叶诗人之一的杭约赫在自己的诗集《火烧的城》的扉页上写道:“这是一本写得蹩脚,也印得蹩脚的小书,也只有厚着脸送给朋友们来讨教了,不久也许能会有一个字符较标准和字体较标准的小册子出版,来弥补这次由于匆忙和懒惰所给与朋友们的眼睛的灾难”。其实,此时的作者早已是一位很知名的诗人了。

  周国振在自己译的《亚洲之战》一书中的扉页上写道:“唐弢先生惠存:本书乃晚子四年来第一次重行执笔之译作。兹特奉上一册,以博一笑。本书因出版人屡加催促,乃忙中抽闲于两星期内赶译,急就之章,未加校对,匆促付印,错误之多,在所难免。尚希先生予以指正。晚国振敬赠  三十五年元旦”。

  当时艰苦的生存条件,作家们既要忙于生计,又要进行创作,其困难可想而知;但他们严于律己,谦逊为人。简短的文字,见证着中国作家的人格,见证着中国诗人的良心。

  孙玉石老师曾谈唐弢的签名本,对其中的《萧三的诗》品评尤佳:“《萧三的诗》,系苏俄国家联合出版社远东分部出版发行,1934年4月伯力出版,封面图案红黑绿三色,配以远东地图,加上扉页题字:‘元任先生:永佶自俄寄赠 四,二十七,一九三四。’这里的‘元任’究竟是谁,似已不甚重要,可留后人去‘猜想’。它为唐弢钤印收藏,为大型史料编著《中国现代文学总目录》《中国新诗书刊总目》所未见,可为国内孤本,弥足珍贵了。”(见《唐弢藏书——签名本风景线》序。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由此再次印证唐弢签名本的重要价值了。

  唐弢只是一个靠出卖脑力劳动的文化人,除工资与稿费之外,无其他进项。要实现自己的收藏志向,只有节衣缩食,这又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明代有王世贞用一座山庄换取一部宋刻《两汉书》的故事。虽然后来王世贞处境困窘,身居茅屋,却依然念念不弃这部典籍。今有唐弢为了买书,一天只啃两个馒头,钻在废纸站的堆栈里苦寻。为一部书,可以倾囊中所有,从上海书商手中购得所价奇昂的《月界旅行》。正是这种对书的“痴迷”,才使得唐弢敢于抛弃一切。“正是这些书籍,他们始终伴随着我,和我一起度过了数不清的饥寒交迫的日子,度过了数不清的惊滔骇浪的时刻。这些书籍,有不少正是我的贫贱之交,正是我的患难之交哩。”(见《晦庵书话·买书》一文,1980年10月,三联出版社。)由此,可以理解一点点唐弢对于书的那种酷爱。为什么唐弢能经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痴迷执著地辛勤寻访?书是唐弢的生命。用生命换来的这些藏书,又怎么能不倍加珍惜呢?又怎么会轻易割舍呢?!

  嗜书为命,是藏书人的“通病”。清人徐乾藏有一印“黄金满籝,不如一经”。则表达了他轻财重文的心志。而唐弢有一首很经典的诗:“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长自足。购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诉衷曲。”此诗表达了唐弢与古人相同的志趣。唐弢一生所追求的,绝不是黄金钱财,而是志向情趣,是与古人的情感交流。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种人生的大境界,恰是王静安在《人间词话》所言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绝佳境界。

  “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是老一代作家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唐弢一生无多嗜好,只爱藏书,将生活以外的工资、稿酬都用于藏书。他所追求不是优越的物质生活,而是精神生活的享受:有了书就有了一切;寻觅到一本好书,则会欣喜若狂。如果没有一种精神的追求,没有一种博大的胸怀,很难做到这一点。这数万册藏书的背后,有着唐弢50年的心血;看到这巍巍“书城”,怎能不为唐弢的执著所动容,怎能不对唐弢产生仰止之心!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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