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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郑振铎同志

[苏联]艾德林

“等我們中国百花盛开的时候,請您来吧,”郑振铎在离苏返国之后写信給我說。我在美妙的北京的秋天来了,那时树叶已經开始往下落,可是天气还象夏天那样暖和。“真不巧,”郑振鐸爽朗地,有点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說,“我不久就要出国,要到十二月才能回来。”

他没有能回來。难以相信,在一条围着黑框的消息里竟报导了这个生命力充沛的、高大美丽的人,这个毕生勤劳的人的噩耗。

一九四八年,我第一次在莫斯科看見他的时候,我不禁因为他的年青而感到吃惊。我本来以为,許多著名的著作和文章的作者郑振鐸,一定是一个老头子。可是他却很年青,就象五四运动时代他那一代先进知識分子都很年青一样,这一代人年紀很青的时候就开始了他們的火热的斗爭。

我第二次看見他是去年年初在北京,我觉得他更年青了。人民革命的胜利給他注入了新的力量。

在去年十月底的一个迟暮,我們到莫斯科的飞机场上去迎接他。他从飞机里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只皮包和他在布拉格吋人家送給他的一小束鮮花。他不願同这个友情的标記分手,——我在后来进一步認識他之后,才了解到这一点。

当天晚上,准确些說是在夜里,他已經在旅館里为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同人起草講稿的提綱了。来听中国小說講座的人很多。他对每一个問題和每一个人都不肯忽略。不管他有多少工作,不管他在莫斯科度过的长长的、印象丰富的日子里是多么疲倦,他总带着他用豪放的字迹写成的講演提綱和参考書目。当他知道我們准备出版瞿秋白論文集,他就替这个集子写了一篇热情的序言。

他和我們一起迎接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他发表演說,心情欢暢。不認識的人都願意接近他:他有贏得人家好感的惊人的本領。

后來我們一同去列宁格勒和高加索。我所以回忆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一切都历历如在目前,好象是昨天才发生的一样,也就是說,这是永远不会忘記的,就象我一生中經历的最鮮明的事情那样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在两个多星期的旅行中,我們(郑振鐸、中国研究所工作人員索罗金和我三个人)从早到夜都在一起。郑振鐸一分鐘也不肯閑着。他参观博物館和研究所,提出无数总是重要和深刻的問題,写了許多信,疲倦的时候就讀唐詩。

我們喜欢我們在进餐吋和黄昏时候的閑談,郑振鐸总要講許多人,許多事,許多書給我們听。他知道的东西多得惊人,他談到人的吋候总是很温厚。但是如果談到那些阻碍中国人民建設幸福生活的人,这种温厚就不見了。他对这些人是无情的,他对这些人是毫不寬恕的!

 我常常觉得奇怪,他怎么能連这些事的細节都記得。他記得并不是因为他的記忆力强。不,問題不在于记忆力,問題在于关注,对人的热誠的关注。

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鉴賞家,无論我們到什么地方,画家们总乐意把自己的画拿给他看,博物館館长們总是把他們最珍貴的角落为他打开。他不仅仅善于用称贊的話来使人高兴,也善于用否定的意見来帮助人家,不怕引起人家的不快。他首先是跟人作严肃的、学术性的談話。

看他那样从容不迫地鉴定書画和古代瓷器,使我們得到很大的乐趣。这是他的好朋友,他对于它們的年代从来不会弄錯。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参观敦煌壁画的时候,他只要看一下底稿,就能够断定它是屬于哪个时代。

凡是我們所到的地方,凡是他提供帮助的地方,他处处总是吸取能对他在祖国所从事的工作有所裨益的經驗。在列宁格勒,他观察怎样修复湿壁画,目的是为了把这个方法应用到敦煌石窟里去,在亚美尼亚,他探問寺院的屋頂怎样防备上面长出树木来。只要有机会能看到新的东西,他都感到快乐。

他从来不記录什么,只是注意地听,反复循問。直到后来,有一次他問我們某一个帮助过他的人的姓写得对不对时(他总是說:“将来一定要寄一点东西給他”),我們才看见,他的笔記本已經写滿了过去一天的印象。

 他非常喜欢博物館——我們注意到这一点,我們还注意到,他对博物館的喜爱和別人有所不同。他喜欢它们里面对正在萌芽的新事物有所帮助的东西。他說,他希望在中国建立这样一所博物館,里面能蒐集欧洲各个世紀全部优秀的绘画的摹本和雕刻的复制品,讓中国青年能够知道全世界的艺术。

“講究”——这是他喜欢用来說明出色的东削的字眼,“非常重要”——这是他談到特別值得注着意的东西时常用的。对于他喜欢的东西,他常常象小孩子那样坦率地贊美,对于他認为是不正确的东西,他也要不客气地表示他的不滿。

他爱書籍。但并不是象一个独享財宝之乐的守財奴那样地喜爱。郑振鐸希望他的書能够使大家得到快乐。他写文章講到他的藏書,为了工作和需要,他願意把他的藏書供給別人使用,在莫斯科講学之后他把他带来的書全部都分贈給听众。

他也喜欢把他渊博的知識告訴別人。“有某某一件事情我們还没有談到哩,”他自己提醒说,每一次的談話总使人听到关于書、关于事、关于文学和艺术的动人的故事。我观察着这个朴实、真挚、善良的人,因为能够和他交往而高兴,我心里想,在他身上是表現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許多特点——他的智慧、鎮靜的幽默,温厚而坚决的直爽。

  六十岁的他,总是为目前感到高兴,并且善于想到未 来。他一向总認为自己就是共产党要領到人民走向的那个未来中的一个人。在最近我和他的几次见面中,他一直談論着人民公社。

  他还能为人民做多少事情啊!他希望为自己的前进做多少事情啊!只要从他是怀着多么真誠的注意对待对他著作中的缺点的批評,就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郑振鐸牺牲的时候离六十岁还不到一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滿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許多貢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最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在解放之后他成了政治活动家,光荣地代表他的祖国到許多国家訪問,并且牺牲在自己的崗位上。这是悲惨的,然而是光荣的命运。

熟悉郑振鐸、爱郑振鐸的人(不爱他是不可能的)。可以用这句詩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門前执手时,何意尔先傾。”

这次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突然,是这样的令人痛苦。

郑振鐸已經不在人世了。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一个人逝世时所能留下的最宝貴的东西——他的著作和对于自己的光輝的紀念。

(水夫譯)

原载:《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悼念郑振铎先生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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