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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中的乱离主题*

黄淑华
内容提要 乱离主题是战争年代的特殊文学产物,女性乱离文学则从女性切身经历出发,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表现她们在生命和人格、母性和自尊之间的艰难选择,体现出抗争命运的顽强意志和尖锐清醒的批判意识。与同类男性文学相比,乱离主题的女性文学因其“我手写我心”的直接性,更具有“以血书者”的真文学的感人力量,因此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
关键词 女性文学;中国古代;乱离

胡云翼曾高度评价女性文学云:“因为中国文学是倾向婉约温柔方面的发展,而婉约温柔的文学又最适宜于妇女的着笔,所以我们说,妇女文学是正宗文学的核心。”[1]28然而在社会动荡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女性文学作品却不能以婉约温柔来“一言以蔽之”了。面对战争和乱离的残酷现实,女性作家们从切身经历出发,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表现自己抗争命运的顽强意志和尖锐清醒的批判意识,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

 

相比于男性,乱离主题的女性文学更关注自我,更多表现个体经历和个人情绪,较少对社会现状全景式的展现和慷慨激昂的英雄之声。究其原因,在于古代战争视妇女为战利品的陋习彻底剥夺了女性的生存权,她们被裹挟在战争的洪流中,无法自主命运,不仅要经受背井离乡的流离生活,而且还必须承受各种男性无法想像的伤害和蹂躏,可以说她们本身的遭遇就是乱离时代生灵涂炭的代表。诚如学者所总结的那样:“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战败国的女性成为占领者的战利品和蹂躏的对象,她们不仅要承担国破家亡的精神痛苦,还要承担身体被辱的身体痛苦、受人歧视的心理压力”[2]。从这一角度而言,她们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关注就已经具有了文学表现的典型意义,而与同类男性文学相比,又因其“我手写我心”的直接性,更具有“以血书者”的真文学的感人力量。

以两宋女性文学为例。宋代经历了两次亡国之痛,一次是北宋末年金军南侵,宋室南渡;另一次则是1276年,元兵攻入临安,南宋灭亡。这两次亡国,都有大批良家女子被掠北上。仅北宋末年,据各类记载,至少有11 635名宫廷、宗室和京城妇女被作价卖给了金人,她们在金营备受蹂躏和强暴,而其中的大多数后来在金军的押解下随同北迁,在途中又历经磨难、大批死亡。这些女性一面忍受着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一面又不得不面对屈身事敌的凶险前程。北上途中,满腔幽怨,往往寄托于诗词,留下了不少让人心酸的文学作品。如元代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下载:

靖康间,金人犯阙,阳武蒋令兴祖死之。其女为贼虏去,题字于雄州驿中,叙其本末,仍作《减字木兰花》词云:“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天天去也,万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蒋令,浙西人。其女方笄,美颜色,能诗词,乡人皆能道之。[3]571

蒋兴祖是北宋末年开封府武阳县令,靖康年间,金人进犯汴京,路过武阳县,蒋兴祖率兵抵抗,城破就义,妻儿俱死,幼女被掳北上。在这首词里,这位年方十五的少女,背负着国破家亡的深重苦难,愁肠万结,却无力自救,可以想象其内心的绝望悲痛之情。词作虽未记载父亲为国捐躯的史实,也没有涉及其他被掳女性,但是她从个性化的视角和情感体验出发,反映了“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4]4531的战后荒凉景象,表现了对故国的深深眷恋,让后人深刻体会到战争之下女性的悲痛绝望。

又如南宋末年宋度宗昭仪王清惠随宫人三千人作为俘虏北上。途径北宋都城汴梁夷山驿站,愁绪满怀,在驿站墙壁上留下了《满江红》一词: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簪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颦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客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问嫦娥、於我肯从容,同圆缺。

这首词在今昔对比中,从一个宫廷贵妇的视角形象地记录了南宋王朝顷刻灭亡的史实,字字泣血,真实再现了一个手无寸铁、生死由人的弱女子的彷徨绝望之情。抗元英雄文天祥在囚禁中读到此词深有感触,还专门作了和词。不过词中改“问嫦娥、於我肯从容,同圆缺”之意为“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的坚定,表达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然这对于王清惠以及众多被俘女性来说,无疑是过高的要求,与男性士大夫文人不同,她们将要承受的不仅是生死未卜的前途,更有备受凌辱、生不如死的命运。王清惠此词的价值正在于其真实性,就像不能苛责李煜亡国后辞别太庙时犹“垂泪对宫娥”一样,也不能就此否认女性乱离主题中表现出的迷茫和恐惧,因为这种迷茫恐惧真实地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性,自有其感人之处。

 

乱离主题的女性文学还深刻地表现出女性作者们在生命和人格、母性和自尊之间的艰难选择,这种选择直接昭示了女性作为主体的人的意义。

女性离乱主题的代表作非汉末蔡琰的五言《悲愤诗》莫属。这首诗历受好评,如沈德潜《古诗源》云:“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作为建安文学的组成部分,此诗往往与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曹植的《送应氏》同列。而后来女学者更以为此诗的动人心魄之处在于从母亲的角度表现乱世之中母子相离的痛苦,比如梁乙真引英国诗人勃郎宁诗“妇女的意义,便在母心。一切的爱,创于此,终于此”[5]91给这首诗以不同视角的评价。也正因此,有人提出疑义:蔡文姬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怎么能忍心抛夫别子?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中出现了她挥泪别夫的情节,然这却是误读了文姬。应该说,《悲愤诗》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汉末社会动乱的“诗史”式的展现,更不仅在于对母性和母爱的表现。蔡琰的痛苦在于自我尊严和母爱本能之间的两难选择,她弃子而归的决定是基于对人的起码尊严的维护。

作为一个深受中原文化熏染的贵族女性,她被掳匈奴的屈辱是多重的。首先,被掳掠本身就是对个体生命和尊严的践踏,蔡琰滞留匈奴12年,嫁左贤王,生二子,这一切都不是出自本人的意愿,这种强迫性带来了浓厚的屈辱感。被掳途中她亲眼目睹了“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拄。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她亲身经历了“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的屈辱,在“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的难堪境地中,她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人命如草菅的痛苦。这种痛苦对于蔡琰这样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女性来说,既来自于朝不保夕的生存危机,更是人的起码生存权利被剥夺、起码人格自尊被践踏之后的强烈痛苦。

其次,文化隔膜加深了这种屈辱。诗人在《悲愤诗》中这样描写胡地迥异于中原的地理自然和风俗习惯:“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在另一首骚体的《悲愤诗》中她也有类似的咏叹:“惟彼方兮远阳精,阴气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人似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窈停。”以上种种都说明,诗人在胡12年并没有被异族文化所同化,相反,由于她的内心深处的屈辱感,她始终对这一文化充满了疏离甚至厌恶。

第三,同为远处异域的中原贵族女性,蔡文姬与和亲的刘细君、王昭君又有所不同,后者因和亲而至于绝域,虽然也必须忍受异族难堪的文化习俗,但至少能获得为国献身的心理补偿,而蔡文姬却是作为战俘、奴隶被掳掠的,所以她的屈辱感远甚于刘、王。

以上分析可见,对于蔡琰来说,只有离开这个充满敌意的文化环境,才能摆脱重重屈辱,重获做人的起码尊严,正因此,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归故乡。诗中她并不掩饰自己劫后余生的狂喜心情:“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即使作为母亲,母爱的本性让她的选择充满血泪,《悲愤诗》中“别子”一段真是惊心动魄,让人不忍卒读。然而即便是这样痛彻心肺的母子之别,也没有挽回蔡琰归乡的脚步,人性尊严的呼唤在这里超越了母性,也超越了男权文化对一个女性“三从四德”的约束。当然,回乡之后,她并未获得真正的新生。她再嫁董祀为妻,心中一方面悬挂胡地的儿女,另一方面也因自己在匈奴的经历而深感自卑。可以说,蔡文姬承受了女性的全部苦痛:其中既有外在的伤痛,如乱离时代的流离颠沛,苦寒之地的艰辛生活,也有来自内心的永无休止的折磨,屈身事敌的痛楚耻辱,远处绝域的孤独寂寞,被迫弃子的伤心欲绝,绵绵无尽的思念自责,都使蔡文姬不管是在胡还是在汉,都生活在无法解脱的痛苦深渊中。正如梁乙真所谓:“文姬去住两情,交互胸中,留也不得,去也不忍……此文姬处境之所以尤惨酷也。谓之薄命时人,谁曰不宜!”[5]91这种痛苦绝非男性所能经历和体会。蔡文姬在作人与作母亲之间的选择显得尤为艰难,但也正因其艰难,才更见其可贵。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在战争灾难面前只是个承受者,甚至不乏拿起武器,保卫家园的例子,如宋代助夫抗金的梁红玉。而从现存女性文学来看,乱离主题表现的不仅是伤痛和绝望,也有理性的反思和尖锐的批判,如五代花蕊夫人和两宋之交的李清照。

公元965年,蜀亡,贵妃花蕊夫人随孟昶入宋。花蕊夫人貌美而工诗词,特擅宫词,大多轻艳和婉,但她在亡国之后所写的诗词却充满了悲愤痛楚的情绪,深得后人赞赏,如其作于入宋途中的半阕《采桑子》:“初离蜀道心将碎,遗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6]497饱含故国沦丧的凄凉之意,前人评之为“二十二颗鲛人泪”[6]499,可谓知音者之言。她初入宋时所作的《述亡国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则从女性的视角,表现了亡国的无奈、对“君王”的失望以及愤怒的批判。其中“十四万人齐解甲”的描写尤其生动,“十四万人”人数不可谓不多,行动整齐划一,场面不可谓不大,然而这支部队却在兵临城下的关键时刻,一齐解甲投降,与之前的声势浩大形成了巨大反差,在此基础上,诗人的愤怒和谴责冲口而出:“宁无一个是男儿”!这首诗虽然篇幅短小,但其中包含的辛辣批判却使之具有了其他宫词作品所没有的充沛情感和力量。

宋代杰出的女词(诗)人李清照也是一个极具批判意识的女性。李清照以词名世,其词充满婉约轻灵的女性气息,独具一格,被称为“易安体”。实际上,她也擅长写诗,虽然流传至今不足十篇,但笔力矫健,与词风迥异。李清照身逢北宋灭亡,面对如大厦般突然倾覆的王朝命运,她在流离失所的逃难生活中,也时时发出迷茫凄凉的哀叹之声,然而同时她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批判之作,体现出清醒独到的历史眼光。在她存世不多的诗歌中,李清照的批判矛头是极为广泛的:她批评置父兄天下于不顾的宋高宗:“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批评不思恢复的文臣武将:“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批评追名逐利的世俗之人:“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夜发严滩》)。而最具特色的是她的绝句诗《乌江》(又名《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诗人以项羽失败后不肯苟且偷生、乌江自刎的史实来讽刺南宋小朝廷的投降逃跑主义,表示了希望抗战、恢复故土的感情,可谓正气凛然、掷地有声。这种情感贯穿于诗人晚年的诗文作品中,如《打马赋》云:“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云:“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她还热烈赞颂亲上战场的花木兰:“木兰横戈好女子”(《打马赋》),希望像她一样横戈沙场,保家卫国。虽然这样的作品在女性文学中数量不多,但其中显示出女性作家的勇气胆识和社会担当,尤为可贵。

综上所述,在战争的社会背景之下,女性乱离文学唱出的不仅是属于时代、属于所有人的共同悲歌,更是她们特殊的生活和情感体验,以及对人生的独特解读,从而显示出中国古代女性叙事的独特性。

 

参考文献:

[1] 胡云翼.中国妇女与文学[M]//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上海:光明书局,1930.

[2] 张明华.“靖康之难”被掳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研究[J].史学月刊,2004(5):48-52.

[3] 韦居安.梅磵诗话[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

[4] 况周颐.蕙风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M].上海:上海书店,1989.

[6] 王兆鹏.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原载:《海工学院学报》2011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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