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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同志同我第一次谈话

邓绍基

我依然清楚地记着何其芳同志同我作的第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那是一九五二年秋天,我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他在看了我的毕业论文后,通知我到他寓所面谈,并安排我的工作。在这之前,我已经见到了他,并且是在我到达北京的当天就见到的,虽然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他已给了我和蔼可亲的深刻印象。

我是十月十一日清晨到达北京的,我跟着两位物理系毕业生找到了中国科学院接待站,却不料接待站的一位女同志说,“文学研究所才归属科学院不久,干部人事关系还没有转过来,你得直接去北京大学报到。”她很热情地帮助我雇好了车辆。但这么一转折,我到北大时已近中午了。所内秘书组的一位同志也很热情,说早已为我准备好了宿舍。又说趁着今天上午何其芳同志上班的机会,先去见一见。他就引我到所长办公室去。

何其芳同志和我握手后说:“你怎么来得这么迟啊!”我知道我的报到时间已晚了一个月,急忙作了解释。由于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我久已敬仰的文艺界著名的同志,心情本就有些紧张,加上他这么一问,就更加紧张,在解释是因参加政治运动、校方推迟了我的报到日期时,又可能多少表现出委曲的神情。他立即安慰我说:“不要紧,你说的推迟报到日期的公函可能发到科学院去了,我们不知道。现在大学生中的党员担子真不轻,又要学习,又要做社会工作。”这时已到中午下班时间,他嘱咐秘书组的同志帮助我安顿下来,明天把毕业论文送给他看,然后谈工作安排。这时我着急地说:“我的毕业论文只留下一份底稿,需要抄清才能……”他没等我说完,就笑着说:“没有那么严重,不要抄了,能看清就行,这两天你好好休息一下。”我感到惊讶,把一份没有抄清的底稿送给一位长者审阅,这可是不礼貌的行为啊!但我的紧张情绪却也顿时消除,开始觉得他丝毫没有“架子”,是那样地和蔼可亲。

因为有过这次接触,有了这种印象,两天以后,当我去他寓所时,我几乎一点儿也不感到紧张,工作安排嘛,我自信我的服从分配的组织性决不比别人差。

我记得是一个下午,三时许我到了他的寓所。他并没有就我那篇评论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的毕业论文提更多具体的意见(这同他以后对我写的其他文章提出很多意见不一样,我想这是因为它没有发表价值的缘故),而是在提出文章的肤浅处后,勉励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习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论著。然后说:“这次来所的五位大学生,有两人分配到古代文学研究组,这个组现在有两个分组,第一分组主要研究诗文,第二分组研究小说、戏曲。原来打算把你分到第一组去,现在我看了你的毕业论文,还是到第二组吧!”我感到意外,因为在这次谈话之前,我已经知道,先我报到的一位毕业生已分在第二组,虽然我的专业兴趣在古代戏曲、小说方面,但已作好了改变兴趣的准备。在大学里进行毕业分配教育时,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不止一次地作了服从分配的保证,那时候的分配工作中,多少还有学非所用的现象,即使是“改行”,也要服从。我在学校里是团干部,我记得在填写分配志愿表格的时候,在愿去何地栏填了“北京”,在愿做什么工作栏填了“服从分配”四个字。不知为什么,或许是“习惯成自然”,当我回答何其芳同志问我有什么意见时,并没有表现十分高兴,却说了即使不让我搞戏曲、小说.哪怕不搞古典文学,我也会愉快地服从的话。我觉得,我在讲这番早已作好放弃专业兴趣的思想准备的话时,十分认真,又为了怕他误以为我在说“大话”,我把我在大学时代如何有从事古典文学(尤其是戏曲、小说)研究工作的志向,毕业时为了服从分配,又如何决心在必要时放弃、改变我的志向的过程说了一遍。

何其芳同志忽然问我:“你是否在学校里受过批评?”我说:“由于我长期怀着这种志向,曾一度被作为有‘专家思想’受过批评。”从本来,把想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志向当作一种错误思想来批评,那是很幼稚的(我自己当时也是那样幼稚)。可是何其芳同志听了我的话后,并没有笑话我,他说话时也没有笑,而是十分亲切地从他自己来文学研究所工作谈起,他说:“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上的工作安排,这是没有疑问的,我来研究所,并不是我的志向,我的兴趣是搞创作,我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但这不等于说个人志向、个人爱好一点都不重要,要知道,个人爱好是有助于工作的。我事先不知道你长期的专业爱好,我看了你的论文,发现你摸过元杂剧的一些材料,有点基础。今天听了你说的个人爱好,那就更应该分到第二组去。”

“个人爱好有助于工作”,这对当时已经习惯于把个人爱好和服从组织分配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的我来说,感到很新鲜。这时响起了电话铃声,他站起来到另一个房间去接电话,回来时没有再就这个问题谈下去。以后再听到他谈这个问题是在若干年之后了,那时有一位党内“大人物”对考据工作大加讽刺、挖苦,说搞考据的兴趣犹如打麻将的兴趣一样。当时传说有一位著名教授对那位“大人物”的话表示不满。在一次文学所的党内会议上,本是讨论别的问题,却忽然议论起这件事来,何其芳同志先是说:“譬喻嘛,总是譬喻,列宁说过,一切譬喻总是跛脚的”,又说:“北大另一位教授也同我说起,他对这种譬喻也感到不快。把考据工作强调到不适当的位置是错的,但有人爱好考据却不要一味地去反对。胡适说他有考据癖,他的错不在于有癖。有人醉心于考据,日以继夜翻材料,这种工作爱好甚至使他废寝忘食,我看没有什么不好。”

后来我又发现,何其芳同志在一次谈他研究古典作品的体会时,还正式谈到了“个人爱好”的问题,那是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他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演讲中说的:

第三,还有一个个人爱好的问题。我是不喜欢搞理论的,在整风以前从来没有写理论文章,可是现在的工作岗位决定了我天天要搞理论。个人爱好对我作研究工作也有一 定的限制。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宁愿写诗或小说,这样花同样的时间,也许写出来的东西要比《论<红楼梦>》要好一些。再还有对具体文学作品的爱好问题。比如我不喜欢《儒林外史》,理智上承认它好,但对它缺乏感情,对作品缺乏感情是写不好评论文章的,而另一方面,由于对这个作品爱好了才写,又往往容易不客观,妨碍实事求是的研究。这真是一个矛盾。

何其芳同志是党内外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他的很多论著总是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和追求,有很多建树,例如在艺术典型、诗歌形式和文学遗产的批判和继承等问题上,都有理论上的建树。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承认个人爱好对他作研究工作的“一定的限制”。他还说了对具体作品的爱好同研究工作也有关系,并且举他写《儒林外史》的论文为例。在我看来,他的《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是一篇精采的论文,不过我也听他说过,他写作时不象后来写《红楼梦》的论文那样充满着兴味。现在我想,《论<红楼梦>》内容的深湛和文笔的优美超过了《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同作者的个人爱好可能有关系。

如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一样,一个人的专业爱好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常常还可以发生变化。但是,尽可能地尊重一个人的专业爱好,因势利导,使这种爱好成为他工作中的一种可贵动力,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五十年代中期,干部分配工作中生硬的做法(实际上也是一种“左”的表现)是经常见到的,何其芳同志的“个人爱好有助于工作”的语言和行动,正是反映了他善于发挥工作人员积极性的工作作风,同时也是他尊重和关心同志的可贵的品德的表现。

对于一个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在某个或某些方面的专业知识积累,比之专业爱好,应当说更为重要。我那时刚从大学毕业,根本谈不上任何知识积累,但何其芳同志还是用“摸过一些材料”“有点基础”来作为决定我研究方向的因素。当然,我这个例子是缺乏代表性的。后来从他对待一些老专家的态度上,就更使我受到教育。他很尊重所内专家的专业长处,他从不强人所难。他当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而且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论著常从宏观方面探索和立论。但他并不排斥以材料见长的文章。我从没有听到过他说搞考据是不足道的“技术性”工作这类话。俞平伯先生的考据文章《<蜀道难>说》写成后,送给他看,他担心其他刊物难以发表,就决定编入《文学研究集刊》第五集,而且在编排上列在首篇,表示尊重。这些当然都是我在研究所工作了几年后知道的,都属他同我第一次谈话后的事情了。

何其芳同志同我第一次谈话的时间约有两小时。在他接听电话回来后,又谈了关于研究文学史的问题,落脚点是鼓励我今后努力工作。他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学说主要是从西方的文学历史和实际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中国传统文学不仅历史长,而且有许多特点,如果研究得好,是可以丰富乃至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他的这个观点,在以后的论文中多次谈到)”。

他又说:“‘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进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晚,很多问题没有科学论定(这个观点在他的论文中也不止一次说过),早期的研究论著(我想他是指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后出现的某些文学史研究论著)显得粗糙、不成熟。现在新中国成立后条件不同了,我们要有志气。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有志于研究古典文学,多少有点基础,这也是一种好条件。你才二十二岁,我看你好象过于老成,但还要有朝气、有勇气,下决心一辈子搞古典文学。”

我这时感到十分振奋,想说些什么,又觉插不上嘴,只是一面听一面点头。他接着说:“编写文学史,要总结古代文学的规律,谈何容易,但现在一些重大文学现象的发展线索、脉络都还没有摸清呀,先摸清它再说。现在不少文艺理论文章往往从概念到概念,或者说来说去是人所共知的外国文艺例子。这也难怪,搞文学史的人还没有提供充分的材料和论点嘛!你的毕业论文谈元杂剧,我想问你:杂剧繁荣的原因搞清楚了吗?王国维——郭老很推重他——有过解释,似乎过于简单,我们所的郑先生(按:当时文学研究所所长是郑振铎先生,何其芳同志是副所长并兼古代组第二分组组长)过去也有解释,进了一步。但不能说已经比较圆满地解决。理论上讲几条好办。经济是最后的决定因素,还有政治、思想和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但具体到元杂剧——过去把元曲和唐诗、宋词并提,我觉得它的总成就似乎及不上唐诗,能不能和宋词并驾齐驱,还可研究——繁盛的原因,还要从占有大量材料着手,然后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这种说明、对文艺理论家就很有用。杰出的理论家应当对中外文学有广博的知识,但也要利用文学史研究者提供的结论。古典文学对作家也应当有帮助,现在这方面的自觉性似乎很差,有一位作家说他读了一遍《元曲选》,对他创作毫无帮助,这种说法很怪……”

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他又去接听电话,我看表上时针快近五点,想告辞,他说还有更具体的工作安排要谈,要我等他。他回来后说:第二分组的同志目前都研究《红楼梦》,只是有所分工。他布置我读李卓吾的著作,然后读明代的《三言》和《二拍》,研究它们同《红楼梦》表现的思想有没有关系。他又说:即使最后发现同《红楼梦》研究无大关系,也可产生“副产品”,写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他要我写一个研究计划,并嘱咐说:“写研究计划时可以请教一下组内的其他年轻同志。”当我告辞时,他送我到门口,看我穿得很单薄,嘱咐说:“现在天气已冷了,南方人初到北方,要注意保暖。”

何其芳同志那肘的寓所在北京大学燕东园,从那里走进东校门后,到我的宿舍和去食堂正好是相反方向,开饭时间快到,我决定沿着未名湖迳去食堂。一路上我望见粼粼的湖水,还望见近岸处的一群游鱼,我感到湖水是那样的明亮,我感到我心中也很明亮。

三十一年过去了,回忆何其芳同志同我第一次谈话的情景,犹如昨天发生的事那样清晰。我感到十分惭愧的是三十年来我没有作出成绩。但正是何其芳同志那次谈话对我的鼓励和教育,使我一直坚持着做一点文学史的研究工作。目前我有勇气和其他同志一起参加一部大型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既要克服我自身水平不高的困难,又要克服工作中不断产生的困难,甚至还要摆脱并非工作本身带来的困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由于我记得那次谈话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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