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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杜甫的《又呈吴郎》

马执斌
 “十一”长假期间,友人来串门聊天,提起40多年前,我们一起游成都杜甫草堂的情景,犹历历在目。记得在《诗史堂》前,友人最欣赏郭沫若先生撰写的那副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他说:“杜甫是最关心民生的诗人。”当时,我摇晃着脑袋,流畅地背诵出杜甫的七律《又呈吴郎》,以示赞同。友人走后,我几次尝试背诵《又呈吴郎》,都卡壳了。看来,年近古稀的我,记忆力衰退,不服老不行。于是,我从书櫃中翻检出萧涤非先生的《杜甫诗选注》,重读《又呈吴郎》。没有想到,这次重读竟使我对萧注产生怀疑,并通过探究,对诗篇有些新的理解,所以写出来,希望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是杜甫晚年寓居夔州时期的作品。唐代宗大历二年(767)秋天,杜甫由瀼西草堂搬到东屯茅屋去住,将瀼西草堂让给一个姓吴的晚辈亲戚暂住。这位亲戚自忠州而来,到夔州任司法参军事。杜甫以诗代简,写给他《简吴郎司法》《又呈吴郎》两首诗。清朝康熙时仇兆鳌撰《杜诗详注》引宋代黄鹤注,说这两首诗是“一时作”。从《又呈吴郎》题目看,黄鹤的说法有道理,否则“又”字就无根据。《简吴郎司法》说:“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骑安置瀼西头。古堂本买借疏豁,借汝迁居停宴游。云石荧荧高叶曙,风江飒飒乱帆秋。却为姻娅过逢地,许坐层轩数散愁。”首联写吴郎乘舸而至,诗人遣骑往迎,接远客至草堂。颔联述昔日主人买堂的想法和今天借客暂居的原因。颈联承买堂想法,向客人介绍安居草堂所见的疏豁风景。尾联主人与客人开起玩笑,说自己欲坐草堂层轩散忧愁,反问客人是否允许,足见主客关系十分亲密。从全诗的内容上看,这首诗当作于吴郎刚入住瀼西草堂时。那么,《又呈吴郎》亦作于此时。

《又呈吴郎》虽然写得比较通俗易懂,但在古今注家之中仍存悬案。这个悬案出在颈联“即防远客虽多事,便(一作使)插疏篱却甚(一作任)真”上,就是:插疏篱者究竟是谁?

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说:“妇防客,时怀恐惧。吴插篱,不怜困穷矣。”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也都说插疏篱者是吴郎。萧涤非先生赞同这种意见,把这两句诗解释为:“妇人一见你插篱马上就提防或疑心你拒绝她打枣,虽未免多心过虑;但你一住下便插上篱笆,却也很象是真的拒绝她呢。言外便见得你这位远客大有不体贴处,难怪她疑心你。为了顾全吴郎的面子,使他容易接受意见,不正面戳穿吴郎的意图,却反而说妇人多心,这话是说的十分委婉,也是煞费苦心的。”采取这种意见注释、翻译《又呈吴郎》的版本相当普遍,像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注释的《杜甫诗选》、诗人徐放著的《杜甫诗今译》,等等。

对于这种流行的注译,我过去没在意,现在却起疑。原因之一,吴郎插篱不合情理。自古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怀有这般美好愿望的诗圣,心胸是何等的宽广!而吴郎初来乍到,又是借居棲身,却插篱圈树,拒绝邻妇扑枣,心胸如此狭隘,怎配做诗圣的近亲?再有,封建时代,官场送旧迎新,拜谒上司,结识下属,忙忙禄碌。吴郎迁居赴任初始,哪有闲暇去插篱?况且吴郎尚未眼见邻妇扑枣,又何来插篱圈枣的想法?原因之二,倘若依萧注所说,“这姓吴的一来便插上篱笆,防止打枣,寡妇来向杜甫诉苦,杜甫因此写了这首诗给姓吴的”,那么这首诗跟《简吴郎司法》就不是“一时作”,诗题用“又”字便不恰当,跟宋代黄鹤旧注不符合。

我到图书馆进一步翻检有关杜诗注释的书籍,发现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曹慕樊先生撰写的《杜诗杂说》另立新注。曹先生说:“旧注皆以为插疏篱的是吴郎。窃以为疑。”曹先生的注释是:“第五、六句是十四字句法。把这两句拆散重新组合起来,当是,即使为防远客(指妇人听说即将到来的吴郎)而便插点篱笆围枣吧,虽然是多事,正见她的率真的性格哩。”在这里,曹先生否定了吴郎插疏篱的旧注,提出了邻妇插疏篱的新说。

为了证明新说,曹先生列举四条理由:“第一,此诗七句(末句诗人自说感受除外)都介绍邻家妇人情况。中四推测她的心理。形象完整。若第六句忽换主语,插写吴郎一句,似伤凌乱,杜律诗中未见其例。”杜甫是功力深厚,气魄强大的诗中圣哲。他阅历既多,感慨亦深,才华又足,更注重创新,从而形成格调结构多变的诗风。曹先生以寻常的思维,揣测此诗思路,恐怕难得其实。

“第二,杜甫似完全无必要去夸奖吴郎树篱。客人新到,杜甫耽心他贱视邻妇故加以解释,预为之地,这是情理中事。何至客人插篱,亦在褒奖之列?插篱怎见吴之即‘真’?反之,邻妇扑邻家的枣,照习惯已经可怪。在旧房主迁居新寓客未到的时候,她插篱围树,更是可怪了。所以必须向新至者加以解释,略迹原心,嘉彼真率。这种解释就是必要的了,以免新到的客人不知道,做出有伤邻人自尊心的事来。”笔者翻检多部依照旧注解释此诗颈联的书籍,怎么也看不出诗人褒奖吴郎树篱,真不知道曹先生的这种说法是怎么想出来的。我承认颈联两句是诗人预先向远客做出的解释,目的是防止远客做出伤害邻妇自尊心的事情,但这并不能证明疏篱就是邻妇插的。试问:连扑枣都带着恐惧心理的邻妇,怎么敢插篱圈树公然霸占东邻的产业呢?这是极不合乎情理的事。

“第三,依我的说法,‘防远客’的内容就是‘插疏篱’。依旧注,‘防远客’是一句没有内容的话。”“插疏篱”的确是为“防远客”,邻妇有“防远客”之心,所以插疏篱的就是邻妇。曹先生的这种逻辑貌似有理,但他忽略了有“防远客”之心者,绝非邻妇一人。(下文自会涉及此事。)

“第四,防远客虽多事,插疏篱却任真两句是说一人,故可用‘即……便’二字紧密叫应。……如果上句说邻妇,下句说吴郎,即、便二字就失掉紧密叫应的作用了。”“即……便”这种紧密叫应的句式一般都是流水对。即一联之中,字面对仗,而意义前后句相承,讲同一件事,下句承上句而来,实际是一句话,连贯如流水。单从句式分析,曹先生认为“两句说一人”,这是对的。但曹先生认为插疏篱者不是吴郎,必是邻妇,这就犯了非此即彼绝对化的错误。

行文至此,读者或许会问:“《又呈吴郎》这首诗只涉及三人,即吴郎、邻妇和诗人。插疏篱的既不是吴郎,又不是邻妇,难道是诗人?”不错,在下正是此意。但必须声明:在下绝不掠前贤之美,因为此意的发明权属于前贤,在下不过是暗合。这位前贤就是清初大名鼎鼎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金圣叹曾有评点“六才子书”的计划,除《水浒传》《西厢记》以外,其余四部未及竣事,便因“抗粮哭庙”案被抄家处死。他死后由其族兄金昌从亲友们所存的遗稿中抄集有关杜诗的评点,刻印成书。我这次钻图书馆见到两种金圣叹评点杜诗的版本,一种是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出版的《金圣叹选批杜诗》;另一种是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才子杜诗解》,书名不同,内容基本相同。金圣叹在评点《又呈吴郎》时,认为主使插疏篱的是诗人。可见,曹先生所谓“旧注皆以为插疏篱的是吴郎”是眼界不宽,失于武断的。这也说明,关于插篱者是谁的悬案早就存在。

金圣叹评点《又呈吴郎》,分前、后两解。前解说诗的前四句,后解说诗的后四句。请看后解:“我与邻无扑枣之嫌。而邻与堂犹有一篱之隔。何也?以吴郎寓居于此,故使插篱间之,本为西邻防远客,非为远客防西邻也。因防远客,使插疏篱,虽我之多事,亦我之真情耳。且亦知其所以无食、无儿之故乎?此妇人本未尝无食,只为朝廷征求太重,使其力已竭,以至无食也;本未尝无儿,只为朝廷戎马征发,使其子从军以至无儿也。嗟呼!朝廷如此,为缙绅者,不能为之挽救,已负疚极矣。况忍复禁其扑枣耶?兴言及此,不特彼妇沾巾,即司马青衫泪湿矣。”在解说中,金圣叹以诗人的口吻,把为什么要插篱,插篱的目的是什么,讲得清清楚楚,同时说明这是自己的多事,也是自己的真情。金圣叹评点的杜诗版本颈联是“即防远客虽多事,使插疏篱却甚真”,插篱者或许不是诗人本身,可能是小厮,甚至有可能是邻妇,但主使一定是诗人,别人没有这的权力。

金圣叹将插疏篱者定为诗人,如此点评真可谓“别具一只眼”。因为比较吴郎插篱、邻妇插篱、诗人插篱这三种说法,最合乎情理的当属后者。遥想当年,邻妇听到诗人要迁居,吴郎要入住,自然会担忧吴郎不许她扑枣,有什么办法解除担忧呢?只能尝试找诗人诉苦。诗人是六品小官,素怀仁爱之心,听罢邻妇的诉说,既起怜悯之情,又生负疚之感。为了彻底消除邻妇的担忧,想出插篱圈树的办法。插疏篱让邻妇吃了一颗定心丸,却给诗人带来个麻烦,必须预先向吴郎作出解释,以免发生误会,伤害邻妇的自尊心。要知道,吴郎新任夔州司法参军事,司寇是其职责。诗的尾联“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从探究眼前邻妇困穷个案的根由,推广开来,启发吴郎关注社会上还有千百万人挣扎在苦难中。这一切都是诗圣崇高的人格美和智慧美的体现。

无论是把插篱者定为吴郎,还是把插篱者定为邻妇,解释、翻译起来,都给人一种绕脖子的感觉。而把插篱者定为诗人,解释、翻译起来,会径直明白许多。另外,只有把诗人定为插篱者,《又呈吴郎》跟《简吴郎司法》才能为“一时作”。

律诗格律森严,难免有呆板的弊病。杜甫的《又呈吴郎》颈联采用流水对,使森严的七律突然灵动起来,紧接着便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深刻揭示,所以感人至深。历来评论杜诗者常说诗人:“晚节渐于诗律细”,笔者从《又呈吴郎》一诗中又领悟到诗人晚年“体贴黎民更入微”。杜甫忧国爱民的精神值得发扬光大。

今年是杜甫诞生的1300周年,撰此短文,作为对这位诗中圣哲的缅怀和纪念。

 

原载: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0月24日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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