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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往事立残阳——叶广芩《采桑子》中的文化反思

苏 珊
 满族作家叶广芩以一系列描写旗人上层生活的“家族小说”享誉文坛。她的很多作品,不刻意渲染大喜大悲,只道是繁华尽、风云歇,往事都已升华散尽,扑朔迷离、五彩纷呈变得纯净而平淡,幻化作了绵远悠长的滋味。叶广芩将“文学性的历史”缓缓道出,不是为了标榜立意,只是为了记录曾经显赫一时的满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传承、变异和更新。

  很多人谈到,叶广芩身上凝聚了一种情与理的斗争:一方面她眷恋于贵族文化中那种优雅闲适的生活情调,另一方面她又批判否定贵族家庭留给末世子弟们的闲散懒惰的生活习惯、“倒驴不倒架儿”的自恃清高的虚假作风以及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消极冷漠的文化毒瘤。这种“纠结”使得她的作品具有了特殊的艺术魅力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采桑子》,一部家族衰落史,道尽心酸言。小说中不时穿插着满族贵族文化的流风余韵。在这个贵族家庭的衰微没落中,曾经锦衣玉食的贵族子弟被历史风云变幻的大潮裹挟前行,曾被众多贵族子弟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部“乐府凄凉曲”中,风也萧萧、雨也萧萧,时时萦绕着作家看似轻描淡写的轻叹——对家族兴衰的无能为力、对族人愚昧鄙滞的讥笑嘲讽、对传统文化没落的惋惜无奈。但即使“瘦尽灯花又一宵”,在字里行间,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一种清高的贵族气质。这一点很难得,这一点“很满族”,这就是叶广芩。

  人物命运的浮沉

  《采桑子》共分9章,每章以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为中心,向外辐散其他人物的悲欢离合,从单个人物或几个人物的视角来叙述这段家族没落史。

  小说以大格格的婚姻悲剧为主线,绵延讲述了整个大宅门在时代变迁中的式微。中国婚姻向来强调门当户对。但现在,皇族世家的龙凤婚姻演变成了一桩桩俚俗的“啼笑姻缘”。“搁过去,皇家的格格怎能下嫁给一个汉人警察的儿子?门儿也没有”,但这份尴尬现在就落在了皇家大格格金舜锦头上。但没落世家“择膏粱”的结局往往都不大妙。金枝玉叶的大格格出嫁前是名噪一时的名媛票友,过门后仍不改旧好,终日沉湎于戏文中。警察公子不久就“抱琵琶另有别弹”,抛妻弃子去国外重续旧情。大格格母子则先后死于贫病交加之中。

  贵族世家,历来都要与家门不幸、纨绔子弟、兄弟相争等扯上关系,这似乎成了历史的必然。为了争抢一个女人——黄四咪的欢心,金家老二、老三、老四反目成仇,在“文革”期间互相揭发,以至于最终逼死了金家老二。金家上下死寂一片,原先的愤怒、敌忾,那种不共戴天,完全将兄弟之情抛之脑后、不将对方置于死地决不罢休的对峙气氛,在以逼死亲兄弟为结局的瞬间冻结,整个金家陷入了惨淡、悲痛的僵局,老三出走,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老宅。近半个世纪后,尴尬、惨淡的兄妹相逢以不快和叹息结束。不知历史跟金家兄妹开了一个怎样的玩笑,好端端的金家子弟,走的走,散的散,死的死……

  《采桑子》全篇以小格格“我”的口吻讲述,“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镜儿胡同”,那是“我”的舅爷札萨克多罗亲王的府第。舅爷很年轻时就去世了,没有后代,只留下了一个人老珠黄的舅太太和舅姨太太守着空府。她们是很老派的人物,刻板、严正,让“我”这个十几岁的小丫头很是害怕。“我”不喜欢这里冷寂、阴森的气氛,不喜欢已经60岁的瞪着死鱼眼的“田姑娘”,更害怕着不人不鬼装束、秉烛夜游的舅太太。外面的世界一直都是日新月异的,而在这个大宅院里,好似时间都静止了,一切都维持着原本的面貌,历经岁月的洗礼和积淀,还落上了一层层粘连不断、令人厌恶的蜘蛛网。

  廖世基认为,“建筑物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而存,这就是所谓的灵气,它是建筑物的生命所在”。这一个有灵气的人物,却宿命般的命运多舛。他一生谨小慎微地活着,走得却是那样仓促。他和四格格淡泊相处,却可以维持久远。不为别的,就为故旧的离去,为那相知相通的情愫,他终于可以没有尴尬,却让人感到了沉重……

  老五的儿子金瑞更出格,娶了一个“拖油瓶”的陕北农家寡妇,寡妇的丈夫还是被雷劈死的。虽娶了农村寡妇,但从此告别了知青那种“流氓无产者”的生活。与他的知青伙伴相比,“他可以说是提前奔了小康”,他“可以点着样儿地要吃食,衣服有人洗,洗脚水有人给端”。正是那些蓬牖小户出身的人家,用他们并不壮实的臂膀与金家人一起共同承载了家族的苦难,并用他们的宽容与温情,扶助着这些落魄子弟,一同走过了那段最为黯淡的人生。

  不论这个豪宅深院经历怎样的风雨变迁,叶广芩总能将笔触拉回到人性的历史之根。她在塑造人物时,尽量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描写。她并没有因为出身于贵族而放弃对这一群体的批判,而且她还充分肯定那些朴实勤劳的劳苦大众的善良和博爱。这种平民的视角也是其小说能够雅俗共赏的原因。

  执著于文化与人性

  叶广岑不再强调正史、大事件和所谓伟大人物及宏伟叙事,而是将一些逸闻趣事和普通人作为分析对象,看其人性的扭曲或成长,看在权力和权威的历史网络中人是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生活。更重要的是,她通过这些人物展现了贵族文化的复杂性。

  小说穿插有关于满族贵族的典章、古玩、建筑、礼仪、字画乃至词章等方面的描画与叙述。而人物在言谈举止、举手投足之间也都不经意地流露出昔日的贵族风范。清末民初,满族贵族灭亡了,金家日益没落,但不变的是贵族的礼数。在《采桑子》中,叶广芩多次细致描写了满族的请安礼数。如《风也萧萧》中,老三抢上几步当了年迈母亲的下床迎接,“给母亲请了安,问遍了家里一切好,这才转身落座,接过我端上的茶,接受舜铨和我的问候”。《雨也萧萧》中,与金家断绝一切往来的二格格舜镅在母亲病故前夕,在倾盆大雨之中行了金家传统的旗人礼仪:“只见那妇人正跪在雨地里泪流满面地向二娘窗户磕头。妇人的衣服沾透了泥水,好像她已经完全不在乎了,她将头一下一下在地上点着,做得一丝不苟。”二格格不但自己保持了旗人贵族的礼仪,而且也要求沈家的后人无论什么时候见到金家长辈都要按旗人的规矩行礼。

  与老三和二格格不同的是,老七舜铨的礼仪形式相形见绌,甚至略显“木讷”,但他将礼仪渗透于性情且由内而外地弥漫在言谈举止之间,似乎更能体现出贵族文化对人的要求。有外人来攀亲求贵族血缘时,“舜铨一笑,说,亲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人与非后人,亲戚与非亲戚都无关紧要,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不妨糊涂一些,不必那般小家子气”。对待抢了自己爱人的“仇人”大哥的态度也是温婉的,“我说金舜晤大概不知道我是谁,他想了想说可能,又说我不该一口一个‘金舜晤’,舜晤毕竟是大哥,你这样没有规矩,让外人听了笑话”。礼仪在这里逐渐达到内外一致、表里如一的状态,形成了一种人格,一种人生境界。

  文明、文化都是关于“人”的事情,这涉及千百年来积淀的情感、心理、习俗等等。叶广芩在重构这段家族历史时,大事件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将文化中的“人”作为主轴,用大段大段的描写展现“人”的文化底蕴,用矛盾困惑中人性的成长、人性的挣扎这一最直观、最实际的表征来构建出这个民族的文化、这个民族的那段历史,达到历史与文本的互动。

  民族文化的当下处境

  为什么叶广芩在重构这段家族史时,对本族文化不仅仅是简单的批判?抑或是一味的依恋?“上帝的陶杯”或许是最好的隐喻,迪格尔印第安人的箴言说:“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一个民族一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叶广芩知道,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性,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无时无刻不渗透在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民族各异的面貌,使他们洋溢着独特的生活气息。反过来,不同民族独特的人文地理风貌、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又精确地映现着各自的文化。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其发生发展都依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不论其没落或是繁盛,不论其发达或是落后,这都是相对的,不能以同样的所谓现代化的标准来衡量的。关于“上帝的陶杯”,迪格尔印第安人接着说:“他们都在水里蘸了一下,但是他们的杯子不一样。现在我们的杯子破碎了,没有了。”在时代的大浪淘沙中,满族的传统文化在不断经受着冲击。卑微庸常的物质享乐击败了传统文化,道德操守沦丧、民族文化变异,这是叶广芩不愿面对且极力批判的。叶广芩非常清醒,她不想遮掩民族文化中的腐朽负面成分,而是提出要将这种危机和丑陋表明和公开,正如她在《没有日记的罗敷河》一书中所写的:“那些心酸苦涩虽已成酒,既要写出来,酿制的原料就不得不细细筛捡、分析。”这也许就是作者真实的写作诉求。

  那么她又是怎样看待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一个民族独特的历史和独立的生存状态呢?用《梦也何曾到谢桥》开篇所引用的那句英国谚语就可回答,“知道了一切就原谅了一切”。这不仅仅指的是作品中人物间的恩怨情仇,更深层的文化含义是:希望每个民族的文化不分高低不分主次,敞开胸怀去接纳所有的这些时代生成和历史存在、在新时代新历史舞台中不断延续自己的民族文化。正如霍米巴巴所说:“现代化、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文化差异和文化碰撞,是异质文化之间得以沟通和转化的过程,文化的定位既非完全是要使‘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所吞没,也不是‘弱势文化’要变成一个新的‘强势文化’,而是要通过互相的对话、交谈和商讨,使文化权力在双方之中达到一种均衡的发展和互相认同。”

  叶广芩具有从小浸润其中的深厚文化底蕴,这使其能够洋洋洒洒写出如此够味的家族小说。她不舔着着脸盲随大流,不低着头固步自封,在历经沧桑的民族历史背影里“沉思往事立残阳”,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于民族文化发展的顿悟和警醒。

原载: 《文艺报》2012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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