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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何其芳同志

蔡 仪

其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而他拄着一根拐棍、步履蹒跚地从马路上走来的姿态,就好象还在我们眼前。我们早就担心他病得那么严重,万一在马路上走着时思考断了线,陷入昏迷状态,那是多么危险呀!劝他好好疗养,不必常到所来办公,但他还是几乎每天上午都要来,要看一些文稿,要管一些事情,直到他不得不躺倒在医院的病床上,还要叨念所里的问题。他完全出乎他自己的意想之外,也完全出乎我们的希望之外,竟和我们永别了,只把沉重的悲痛留在我们的心上。

在参加他的追悼会回来之后,我为了排遣这种压在心上的悲痛,写了两首悼念他的诗:

远赴延安革命乡, 委身党国事戎装。

即将画梦抒情笔, 换作卫民抗敌枪。

四十年间勤战斗, 无穷心力付文章。

尚余修史选诗愿, 可恨终生竟未偿。

我所建成廿四秋, 几多艰苦费筹谋。

钻研马列实为首, 批判资修总带头。

噩耗初闻惊若梦, 音容竟杏恨难留。

四凶流毒今犹在, 斗志如存定不休。

我自己知道诗是写得拙的,也大致表达了我的哀悼的心情。

我和其芳同志的相识,虽然是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他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但对他有所了解,则是在文学研究所成立不久我来参加工作后开始的。他谦和、诚恳、善于和人商量又常坚持原则,认真负责工作、不辞辛苦,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能团结全所同志共同工作,自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三年间,是做出了相当好的成绩的。

正是在他的仔细计划、热情组织并具体指导之下,当时以文学研究所名义编写或编辑出版的书志,有《中国文学史》三册,《文学研究所专刊》五册,《文学研究集刊》五册,后又一册。《文艺理论译丛》后改名《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共十六册,《文学研究》(季刊)后改名《文学评论》(双月刊)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共五十九期,《文学知识》(月刊)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共二十二期,《文学遗产》(周刊)自一九五六年合并到文研所后至一九六二年共约三百余期,又《文学遗产增刊》十一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六册,《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五种四册,《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约十余册。这些工作虽然有的尚不完善,有的还只是开始,而为这些书志的问世,谁能知道其芳同志花了多少心血啊!

其芳同志对所里同志的研究和写作,即使不是归入全所工作计划之内的,也是同样的关心。有时从选定主题、拟制提纲,以至于看稿或改稿,都是竭尽全力的。他自己的研究计划或写成的文稿,也往往向有关的同志征求意见。无论对老年人或青年人,他的提意见都是坦率的,他的听意见也都是真诚的。当他提意见时,虽然努力设法要说服对方接受他的意见,却不强求对方一定听从他的意见;正如他自己在听意见时,虽然也尽力设法要了解对方的意见,却不在自己没有想通时就接受对方的意见一样。由于他这样的热情的帮助、指导,所里同志的研究水平得以逐步提高,特别是青年同志得到较好的成长。

其芳同志对一般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培养都是非常热心、非常尽力的。不仅对文研所的人是如此,对文研所外的人也同样。只要向他表示你对文学的真诚爱好,他就会详细解答你的问题,认真指导你的写作,总想叫你在知识和能力上多少有点收获。他为了更有计划地、较大规模地培养青年文学工作者,还曾和人民大学中文系合作,举办了两期文学研究生班,又为高级党校办过一期文学研究班。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师聘任,都经过他的仔细考虑,又亲自担任了讲课、指导并审查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等工作。为了培养青年文学工作者,又谁知道他花了多少心血啊!

其芳同志由于经常上午到文研所办公,有时下午还得继续这种工作,他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主要是在晚上,常常写到深夜以至第二天的早晨。而他在这十三年间所写的研究论著和普及读物,在当时已收集成书和未收集的,也有一百万字以上。即此一点,在文学研究所里,或许还不只是在文学研究所里,他的研究成绩可以说是很丰富的。然而又谁能知道他为了这些文章,虽然花了无穷的心血,但却招致了莫大的灾难呢?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文学研究所里,或许不仅在文学研究所里,他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是很严重的。

原来叛徒江青早就痛恨其芳同志,公然诬蔑“他是坏人”。在林彪、“四人帮”窃取了部分权力以后,就更为凶恶地对他施展迫害伎俩。在这里我们且举一个例子来看吧。

在“四人帮”最疯狂横行的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以后,他们掀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加紧对革命干部的残酷迫害,利用一位上海青年工人所遗失的其芳同志写给他的信,阴谋进一步打击其芳同志。在四月底的一天,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就曾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说:“何其芳给上海一个反革命分子写过三封信,内容很坏,过去受批判的许多事都翻案,如在《红楼梦》问题上的观点等等,充满胡风语言。那个反革命分子吹捧何,何就给他写信,很得意,辅导他学外文,成名成家,看英文莎士比亚作品。……他还是《文学艺术的春天》一套,没有动。”单只从这里摘录的这几句话来看,就可以明白地看到这批反革命分子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到了什么程度,没有一句半句表现他们有点理性。所谓“《红楼梦》问题上的观点”云云,原是早已暴露了的他们用以打击其芳同志的阴谋手段,这里就不用再谈了。我们在这里只想就所谓“《文学艺术的春天》一套”的说法,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文学艺术的春天》原来只是一篇文章的题目,后来又作为论文集的名字。从它作为一篇文章的题目来说,这篇文章是为纪念建国十周年的文学艺术而写的。文章一开始就说:“开国以来的伟大的十年间是文学艺术的春天。已经是阳光灿烂,百花齐放。虽然不同的文学艺术的花坛上,有的更茂盛一些,有的还长得不够壮大,在整个园地里却已经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这是本文的头一段话,也是全文的主题。通篇文章就是按照这个主题写成的。这确是“一套”,是歌颂祖国伟大的十年间的文学艺术的一套。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却咬牙切齿地痛恨这一套,痛恨这篇文章,痛恨这篇文章的作者其芳同志。

又从它作为论文集的名字来说,这里所收集的论文,除了《文学艺术的春天》这篇外,另有歌颂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两篇,歌颂新时代的文学的六七篇,探索新的理论问题的三四篇,更有一篇是毛泽东同志最后亲自改定的,其他各篇也可以说都是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满怀着社会主义热情写成的,因此全书也无非是《文学艺术的春天》一套。反革命文痞姚文元痛恨这一套,痛恨这个论文集,痛恨论文集的作者其芳同志,这不正好表明他就是为了要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吗?不正好表明他就是为了要进行篡党窃国的反革命活动吗?

反革命的“四人帮”为了迫害其芳同志,还要迫害和其芳同志通信的那位上海青年工人,对他拘捕审查,责令他专题交代其芳同志对他的“政治上的教唆罪”,并在工厂里公然宣称:这是“姚文元要的材料”,是有关“右倾翻案风”的罪行云云。而对那位青年同志采取这样的迫害做法,则是特务张春桥所批示的。由此可见这批反革命分子对于这一案件的如何重视,也可见他们对于阴谋打击其芳同志又是如何重视。那位青年同志没有遵令交代,被关进监狱受到毒打,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以恢复自由。且不说“四人帮”怎样阴谋打击其芳同志,单看他们对于那位青年工人的残酷迫害,不也是骇人听闻的吗?

其芳同志正是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之下,病情的发展愈来愈严重,由冠状动脉硬化而心绞痛,更由脑血管硬化而意识障碍,谈话时忽然中断,或在之路中忽然迷失方向。虽然病情这样严重。还是被下放到干校,参加养猪劳动。其芳同志则是把劳动中改造思想作为重要一课来接受的,在总结劳动中的思想收获时,他还曾说,他当时的心情是“猪忧亦忧,猪喜亦喜”。这在一个时期是我们干校中颇为流传的佳话。由于病情的严重,他得以早回北京。但是“四人帮”对他的迫害和打击却是没有中断过。如反革命文痞姚文元的诬称所说:首先是所谓“《红楼梦》问题上的观点”的翻案,然后又是所谓“右倾翻案风”的罪行。

所谓“右倾翻案风”,当然是“四人帮”的反革命诬陷之词,而其芳同志也确是自一九七五年冬起分管文研所的科研工作。我们在本文开始时说的:他拄着一根拐棍、步履蹒跚地从马路上走来,就是说的他那时上午到所来办公的情形。他那时要抓各组的研究工作,既要找一些同志谈话,又要看一些同志的文稿,还要忙着自己的研究和写作,确实是很起劲的,也是“很得意”的。特别是“四人帮”垮台之后,更为兴奋,经过这年末的计划准备,次年初的访问调查,大约是到二、三月间,他奋不顾身地写呀写的,写了不下十万字的回忆录。而到六七月间,他的健康更恶化了,他的病情更严重了,竟然忽尔长逝了。他是因病而死,也是因“四人帮”的迫害而死,这就不能不叫人更加悲痛,更加对他悼念,也更加对“四人帮”愤恨。


原载:《红岩》197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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