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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整理中的错误

陈福康

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拜读了《文献》杂志2001年第3、4期和2002年第1期以三期

连载形式发表的《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这批信札是极有价值的文献,记载了在我中华民族最危急的年代郑先生等爱国人士可歌可泣、无私忘我的一段地下秘密工作的历史。这无论是对郑先生等人的研究,还是对中国图书史的研究,甚至对促进祖国统一大业,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因此,我对《文献》杂志非常感激。

早在20年前,我即已知道在海峡彼岸还保存着这样一批珍贵书信。我曾撰文希望将它整理发表或影印出版,以便与保存在大陆的当年郑先生致张咏霓先生的信相合璧。我还曾先后分别给台湾的蒋复璁、陈立夫先生和中央图书馆写信,希望得到帮助。但不是没有回信,便是不能满足我的愿望。近年,才因台湾的学者朋友的帮助,读到了被整理的郑振铎等致旧中央图书馆的九份工作报告。而现在又在《文献》上读到郑先生的38件信札(其中有2件为电报),真是欣喜不已!尤其是首次知道在上海“孤岛”完全沦陷后的极端困难时期,郑先生仍多次以暗语密信试图与蒋复璁联系,来继续为国家抢救民族文献。这种伟大的爱国精神,实在是太感人了!

对60年来蒋复璁先生等精心妥善地保藏这批信札,我表示钦佩。对沈津先生的初步整理(因为还不全,且还有不少错误),我也是感谢的。学术乃天下公器,更何况这批文献还事关民族、国家甚至人类文明,因此,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敢提出两点想法:一是希望台湾有关单位能早日将这批重要史料全部影印出版;二是对沈君整理中的一些错误应及时纠正,以免以讹传讹。

虽然我自知已被沈君“作出判断”,连“已印出的郑振铎致张寿镛的信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深入研究”,“令人遗憾”;但仍愿坚持“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立场,来撰文指出他在整理工作中的一些不可不纠正的错误。我认为他的错误主要有两点:一是误注或失注,二是系时方面的错误。

一、误注和失注

沈君在整理中加了一些注,但失注的地方很多。例如,第一封信(3—251)(按,此为方

便读者查阅,前一数字是《文献》的期号,后一数字是该期杂志的页码,下同)中说:“北平方面,已委托可靠之友人代为采购”。这里应该加注而失注(这“友人”是赵万里先生)。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整理者因不知而未注,也是可以的。但1940年5月21日第二封信(3—254)中说:“乞便中示知应与邮局中何人接洽”,沈君却强不知以为知地加注:“‘何人’为唐弢。……郑振铎致蒋复璁的信件,多由唐弢设法避免检查,代为付邮。《书信集》第158页致张寿镛札(1940年7月21日)云:‘寄发方法甚稳妥,可不经寻常收信人手,亦不经检查,故可放心。’”(3—256)此注大误!按,郑先生是在一年后才托唐弢代寄邮件的。1941年5月22日郑先生致唐弢信中问:“不日将有‘航快’数件内寄,不知先生能代为寄出否?如不便,则作罢可也。”6月5日,又致唐弢信说:“前烦兄寄出一函,至感!兹又附上一航快,恳即代为发出为祷!以后,每星期可有一二封奉上,不知方便否?如有不方便处,务恳不必客气,径行退还敝处可也。我辈知交,相知在心,决不愿使兄为难。如尚便利,则亦不客气的拜托一切了。”(以上均见《书信集》第295页)可见这完全是初次托唐弢办事,用了极恳切的商量的口气;如果按照沈君的注释,则唐弢此时已经为郑先生代寄了一年了,郑先生还需要这样“客气”吗?

(3—268)信末署名为“子裳、如茂、犀谛同启”,这里不加注,是万万不可的。按,“子裳”,即张寿镛的化名,从其号“咏霓”化出,古时“霓裳”两字常联用;“如茂”,即何炳松的化名,何先生字柏丞,“松”“柏”与“如茂”有关;“犀谛”,即郑先生的化名,郑先生号西谛,

“犀”与“西”音同。

(1—220)信中在提到“北平赵君”(赵万里)代购书时说:“乞秘之,至要!恐某君不欢也。”此处“某君”失注,应注明是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而在后面(1—222)信中又提到“平处采购事,原托赵君,所以允守秘密者,诚恐某君知之也”的地方,倒加了注:“某君,似指袁同礼。”这个注本应加在前面,且这个“似”字当删去。

(1—222)信中提到有“儒”而实“商”、“大可畏惧”的“潘某”,说“诚难问其居心,实存敲诈,大为不该”。“潘某”失注。应注明此人即潘博山。参见(1—228)即可知。按,郑先生宅心忠厚,这是唯一的一次对潘博山的严厉批评;而其实,早在1938年郑先生抢救国宝《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时,潘博山的表现就不佳,而郑先生还一直蒙在鼓里(请参见拙著《郑振铎传》第8章第38节)。为知人论世,这个注是应该加上的。

(1—224)信中提到“家中大小,自翁以下均极健吉,堪释远念”,失注。按,“家中”指文献保存同志会”诸同仁。“翁”当指张元济先生。均为隐语。

(1—225)信中提到“近来有人计画开设旧书肆”,失注。按,“有人”即郑先生和耿济之先生,所开“旧书肆”名为“蕴华阁”,开张于1943年3月1日。“蕴华”寓爱国意,同时也是郑先生夫人高君箴的字。

二、系时错误或失考

(1—218至220)一信,沈君注:“此信未有日期,审其内容应在1941年。”按,系年不误,但“审其内容”本应得出更准确的时间。(1—218)信中云:“第一次点收之黄跋书一百又一种,已将目录附函奉上。”而1941年11月1日郑先生致张咏霓信中说:“昨日傍晚,已将芹处黄跋书点清、接收。兹将写就之‘书目’一份奉上”,“另一份当寄蔚”(《书信集》第276页)。可知此信必写于11月1日以后。又,此信乃“如茂、子裳、犀谛同启”,查11月8日郑先生致咏霓信中说:“兹拟就致王云五君函及蔚君函各一,乞阅正。附上空白之航空笺二纸,乞便中即签字于上,以免再行将誊清稿送上”(《书信集》第278页)。可知此信初拟日期是1941年11月8日,正式签署寄出当在几天后。

(1—220)1月12日一信,沈君注:“此札末有铅笔写‘31’两字,疑此札为1942年所写。”按,此信必为1942年所写无“疑”。信中说:“此间八日后,秩序安宁如常,秋毫无犯”云云,都是真话夹杂着隐语。“八日”即指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上海“孤岛”此日沦陷。“最为挂念不安”“玉老及马、季二位”,是因为他们都在香港,而香港也同日沦陷。按,“马、季”中的顿号疑整理者误加,“马季”即马季明,港大教授,参与抢救古籍。“寄存各物,不知已否先期离港”,即郑先生最关心此前寄存香港的一百多箱珍贵图书。所谓“弟在此,已失业家居”,“弟仍寓愚园路庙弄四十四号郑宅”,其实此时郑先生已被迫离家,一人秘密隐居,但信上为防敌特侦探,不能暴露住处,只能将原家址作为联系地点,所以写明“转交”。这是郑先生在日寇占领上海全市后第一封冒险试图与重庆方面秘密联系的信,所以确认其系年是特别重要的。

(1—220至223)此信署1942年7月25日,此系年恐整理者误辨。大错!1942年7月在日寇的魔掌下,郑、张、何等先生还能如此大张旗鼓地收买古书?还能写寄如此明白、如此长的信(再说,此时何先生也已离沪)?此信必是1941年7月25日所写。如信中说“顷赵君南来”,赵万里是1941年7月来上海的;信中又说“森公昨已南行”,徐森玉正是1941年7月24日晨离沪赴港的。可参见《书信集》第248页。

(1—224)1月26日一信,今置于1942年(按,实际应是1941年,已见上述)7月25日信之后,又没注明年份,那么只能是1943年或更后的年份了。大误!此信只能是1942年1月26日所写。因其内容均是隐语,“前上一函”即指1月12日那封信,而其内容也是相同和相连接的。是郑先生未得到重庆方面回信,而再次冒险写信联系。

(1—224至225)3月20日一信,沈君未能考出年份。按,此信乃1943年作。信中说“圣翁已平安抵达”,即指徐森玉此时从重庆潜至上海。

(1—225)4月16日一信,沈君未能注出年份。此信也必是1943年作。其时徐森玉正在上海,所以信中提到“圣”这位“老辈”“健安”。信中提到“开设旧书肆”,即1943年3月“蕴华阁”开张。

(1—225至226)5月11日一信,沈君未能注出年份。按,此信必是1943年作。因信中写到“圣叔已南归”,指徐森玉离沪。

(1—226)7月18日一信,沈君未能注出年份。按,此信亦必是1943年作。因内容与上一信有内在联系,信中又提到“前由森翁处借来沪币”云云。

(1—228至229)“录西谛先生八月二十日来函”,沈君未能注出年份。按,此函也必是1943年所作,因其中内容与226页7月18日一信有相同处。唯此信肯定不是写给蒋复璁的(信中还有“慰兄前托叶处拨来家用款”云云),而是另外一位收信者抄来给蒋看的。整理时或可根据抄件笔迹确认收信者。

(1—229至231)9月7日一信,沈君注:“此信未署年份,审其内容应在1943年。盖因徐鸿宝于1940年12月17日抵沪,而1941年7月24日离沪。徐1943年5月在沪。”按,此处考证似是而非,大谬不然。首先,此信甚长,未用暗语,且署“振铎”名,绝不可能写于沦陷期的1943年。其次,徐森玉确实1943年5月在沪,但在5月11日已离沪(见上述1943年5月11日信),此时怎么可能又与郑先生一起去审阅图书呢?第三,此信中写到赵万里也在上海,那也只能是1941年7月(参见1941年7月11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第四,信中写到卓有同来谈潘氏宝礼堂书事,也发生在1941年,参见1941年10月17日郑先生等致蒋复璁信(4—223)。因此,此信必是1941年作,而9月7日其实应是7月9日,必是整理者之误。1941年7月9日,徐森玉和赵万里也正都在上海。

(1—231)最后有两份电报抄稿,沈君注云:“没有署日期。”按,两份电报明明都用旧时常识“以韵目代日”,怎么能说“没有署日期”?其具体年月日均可考,而整理者失考,且排置颠倒。前一份电报,“养”即22日。该电报四人联署,中有“圣予”,即徐森玉,电文中又说“刘书亟待解决”,“拟刘书解决后,告一段落”,由此可考知必作于1941年1月22日。同月20日郑先生致张咏霓信云:“似应以刘家书为一结束”,又云:“兹拟就一电,何、徐二位均已同意,特奉上,请指正。”(《书信集》第188页)即此电文也。同天(22日)致张信又云:“‘电报’已发出,乞勿念!”(《书信集》第189页)至于排在最后的一份电报,实际则是排在前面一份之前一个月写的。“梗”即23日。此电由郑、张、何三位先生联署,电文中又说“森公已到,谈甚畅”,则自当作于1940年12月23日。郑先生同月20日致张咏霓信中说:“森玉先生来,谈及渝方将开会,索购书之约略统计,兹以二日之力,略加计算。拟就一电,并已由何先生改过,兹附奉,请阅正。改正后,请签字交还,以便誊清拍发。”(《书信集》第173页)即此电无疑。以上是整理者的重要失误,不可不指出。

此外还有一些小差错,可能是笔误或排印错了,如(3—253),咏霓错成永霓;同页,说何炳松1936年任暨大校长,不对;(3—255)有“一九四○一年”的奇怪年份;(3—256)第一行“顷来函”,原文应是“顷又来一函”;(3—264)“尊处如亦允二公所得”,“所得”当为“所请”之误(可参见此信倒数第5行);同上,“补年”当是“补牢”之误;(3—267)“尽余北平图书馆之八千余卷佛藏矣”,“尽”当是“仅”之误;(1—218)“盼即覆为荷?”这个问号错了;(1—228)“中止不该”,“该”字当是“谈”字之误辨;(1—229)“潘阻荫”,“阻”为“祖”之误;等等,就不多说了。

最后,想谈一下沈君提到的他在台湾“国家图书馆”馆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那文中也有不少差错,这里且不谈;只将涉及到我的地方一辩。沈君提到蒋复璁到台湾后,在有关抗战时期抢救图书的文章中从不提郑先生的名字,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接着又写到“但是在大陆出版的《郑振铎年谱》1947年、1948年的记载中,编著者或许也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有意识地避提蒋复璁的名字。这实在是不利于史实上的探讨。”且不说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我只想指出事实:在拙撰《郑振铎年谱》(以及《郑振铎传》、《郑振铎论》)中是多处提到蒋先生的。至于1947和1948年年谱中写得少,是因为编撰时郑先生日记不在手头,且我认为此时的交往不算重要。沈君在指责我的时候,用了“任何人只要读到郑振铎那个时期所存的日记”这样的话,他忘了他读到的郑先生日记正是后来由我整理发表的!我如果有那种“政治上的原因”和“意识”,为什么要整理发表呢?

原载:《学术月刊》2002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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