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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何其芳同志

马识途

其实我和何其芳同志并不很熟,虽然原来彼此多少有一些了解,可是真正相识是开始于一九七六年那大动荡的风雨黎明之中,直到他的去世不过两年,见面也不过三四次。但是中国文学研究所约我为《何其芳纪念文集》撰稿时,我还是乐于应命。虽然我们相交的时间很短,却相交得很好,他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思想、精神、人格、节操我全都敬佩,因此也有一些话想说。

何其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有“金棍子”姚文元这个死对头盯住,他的身心受到的摧残,都是无以名状的。他一恢复工作,虽然身体很不好,还是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些工作,七十年代的头几年,他一直想回到四川来看一看,其时我在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极力通过有关渠道带信给他,欢迎他回四川来。直到一九七六年那风雨黎明中(也可能是一九七五年冬),他给我来了一封信,提出要回四川来看看。那个时候正是“四人帮”最猖狂的时候,“批邓”的前哨战已经展开,四川也正乱得无法收拾,我也正陷于极为困难的处境中。但是我仍然给他回了信,欢迎他回来,我特地为他安排住地和活动。我多么盼望着和这个敢于同姚文元斗的铁骨铮铮的文人见面呀。但是不幸得很,因为造反派说我反对写走资派,非要叫我去某部电影的摄制组外景地云南西双版纳接受大批判不可,否则他们要拖回来到省委造反,抓我去北京向文化部告状。当时省委的处境也很困难,我不去挡一阵,会引起更大麻烦。因此我向省委请示后,决定从疗养院出来,抱病前往西双版纳。我是四月五日出发的,何其芳同志是四月十二日来成都的。虽然我行前作了安排,可是只有宣传部文艺处长去迎接,我竟不获和他见面,十分抱憾。

这年夏秋之交,我去北京,曾经去看望他。虽是初次见面,却是一见如故,颇似老友重逢一般的欢洽。这倒主要不是因为他听到我说的四川话和他说的四川话十分相近,他感到十分亲切,一问起来我家距他家不过五六十里,更是高兴,而是因为我们都十分坦率地说起心里话来,推心置腹,毫无顾忌,象患难老友重逢一般。须知那个时候正是“四人帮”猖狂施虐,全国一片黑暗的时候,朋友相见往往都是沉默不语,以防不虞的。特别是他那时正受着姚文元在一次黑会上的指控说他和上海一个判了刑的“反革命”青年通信,背后活动,存在着阶级斗争云云。企图在他的身上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正想拿他开刀的时候,他处境危殆,却对我如此坦诚地说出他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于即将落到他的头上的大祸,临危不惧,仍然那么坐而论道,真使我马上从他的身上看到有一种不光是古人说的“君子坦荡荡”的风度,更看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至死坚持真理,绝不向邪恶低头。我的确抱一种向他肃然起敬的心理,也把我对于一些歪门邪道的看法倾吐出来,对于他过去遭到莫须有的罪名,一再挨批判,表示同情,特别是对姚文元之流以势压人的恶毒攻击,表示不满。不知道是从什么来源(不知道是不是从我原来认识的他的亲属那里)得知的,他多少也知道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特别是知道他到四川来的时候没有能见到我,正是我去西双版纳接受批判的时候。他以诗人的天真和革命的义愤,对我大声地说话,开怀地欢笑,使我都有些担心,不知道他的左邻右舍是什么人,有没有正在窥察他的“有心人”。我又不好问他,只是努力放低自己的声音,想起一点示范作用,他却好象一点也没有觉察到我的苦心。

我们谈的很多,许多已经记不起来了。有几点比较印象深刻。最突出的一点,是我提到在《红楼梦》研究上对他的不公正的批判,就象触动了他的最敏感的一根神经一样,他马上显得激动起来,脸上泛起红光,说话不胜愤激,他倒不是说对于他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观点不可以进行批评,也不是说他的观点一定正确,而是认为那种把学术讨论当作运动来搞,采取集中批判的作法,败坏了学术讨论的风气。他对于姚文元和别的评论家对他的无端攻击,不讲道理,乱戴帽子,更是愤慨。他说“看来要给我戴一顶资产阶级红学家的帽子,说我搞的是‘修正主义红学’,说我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搞的是‘永恒的爱的主题’,如此等等。后来越批越升级,我简直成了什么中国赫鲁晓夫一小撮反革命的帮凶,成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了,真是岂有此理!”

我听了感到其芳同志真是天真得有几分可爱。这样的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司空见惯吗?有几个正派的作家没有给戴上乱七八糟的帽子,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中不是有一些被斗、被打之后,又被抓、被关吗?并且有不少作家被迫害至死吗?他受点批判和戴顶资产阶级帽子,还是客气的了。我就对他说:

“莫非你才从桃花源中来吗?姚文元他们开着帽子公司,手里拿着重棍子,不找几个人来戴帽子,挨棍子,他作为宣传大臣的日子怎么过呀?不分大,中、小,不论你、我、他,不是都戴过帽子,挨过棍子吗?为这种跳蚤咬了两口便愤慨起来,有伤身体,太不值得了。”

我说了这些,马上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便被抛出来,挨批、挨斗、挨打、挨抄家、挨抓、挨关的情形对他说了,并且告诉他沙汀、艾芜和我一样,我们并且有幸关在一起,我和艾老大种其冬瓜的事,他才慢慢平了气。然而他的认真,他的诗人的天真,既叫我吃惊,也感到可爱。

但是他又说到,姚文元这些人升了官,爬到新闻文化界的天字第一号的位子,过去在文学理论,特别是典型论上和姚文元等人打过许多笔墨官司,怀恨在心,乘机要整他,倒是自然的事,他算在劫难逃了。可是,他又变得愤愤然起来,大声说:“为什么有的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自居,颇有出息的人,也跟着胡说八道呢?不仅把刘少奇、周扬骂得狗血淋头,还给我戴上修正主义帽子,说我倡导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永恒爱的主题论,还专门发明了一个什么‘典型共名’说,这是为什么?”

他说罢,从书桌上找出一本新印的《红楼梦》第一册,翻开来叫我看。问我:“你看到过这个《前言》吗?”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红楼梦》,我倒是买了一套,可是《前言》我却真没有看过。我从其芳同志手里接过来看了一下,果然是那么杀气腾腾,横不讲理,帽子满天飞。那这样的文章,早已脱出正常学术研究的轨道。但是我也并不觉得奇怪,那个时候的评论家.如果没有被打倒,甚至还想跟着造反,写起文章来,不塞进这些“八股”是不行的。我在受批判的时候,有的“笔杆子”那么凶恶地咒骂我,无限上纲地血口喷人.甚至在造反派“触及我的皮肤”的时候,他们也颇有跃跃欲试之状,我后来对他们都宽恕了。不过这种人的品格和气节,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个极妙的“灵魂展览会”的展出,我算是看清楚了。这样的人不是随处可见吗?我劝他:

“这种事情计较起来,你就不能心平气和地写你的作品了。”

但是其芳同志却说:“一个文学理论家总不能不讲道理嘛。”

看起来他还是那么天真,那么容易激动。他说:“一九七二年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对这个《前言》提出不同的看法,为我自己的观点作了辩护。但是他们收到我的信以后,根本不理会,也不发表我的信,诉之于公论。我是被打了屁股,连喊痛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呀!”

他很担心地说:“《红楼梦》是传之久远的名著,摆上这么一个《前言》,算是把我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了。”

我说:“他们也许有这样的愿望,但是未必能成。”我就是不相信,这个颠倒了的乾坤,永远颠倒不过来了。我劝他不必认真,不用担心。

他去书桌上企图把他写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找出来让我看,但是没有找到。这封信我后来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的《选集》上读到了。我看他还是那么诚恳地据理力争的样子,并且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插上几句自己所有的甚至于未免说得过分一点的自我批评。我又觉得对他既尊敬又好笑。他那么诚恳认真,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那么不容情地自我解剖。他哪里知道人家根本不把他的信当一回事,绝不会因为他的诚恳检讨,便允许他回到他们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一边去的。

其芳同志对于在《红楼梦》研究上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批判,的确是耿耿于怀的,我们以后的几次见面,几乎每次都提到这件事。这个问题,我想现在是到了澄清的时候了。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我和其芳同志通过几次信,有的丢了,保存下来的已印入他的《选集》。我们在通信中主要是谈两件事情。一件是他托我帮他为他的已故好友杨吉甫同志的诗集设法出版的事。我作了努力没有结果,后来我建议用油印印出二三百册来分送友人,我发现温江县有刻印极精美的油印刊物,我寄去请他考虑。并说这样的刻印,印的不多,不必正式请省委批准,告诉我一下就是了。后来这个诗集便是以油印解决的。这件小事其芳同志办得十分认真,可见他很重友情,令我敬佩。

第二件事是,一九七六年我见到他时,我说我们办了《四川文艺》,希望他寄稿子。通信中,他表示不再写论文了,想搞创作和翻译外国文学。他说他在翻译海涅的诗,还想翻别人的。创作方面他不想写诗,却想写小说,于是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他的小说创作计划来,他想写一部中国知识分子走的革命的长篇,并且想为此到四川收集有关资料(如三三一惨案的资料),希望省委宣传部帮助他,我答应尽力而为。他跃跃欲试,很有信心的样子,似乎写作提纲都已胸有成竹了。

他同时问我,为什么不写小说了?我本来是下了决心,不再从事任何创作了,却不好向他说出,只推我的行政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写。他认为我还是应该写,我未置可否。

在以后几次见面,他都要兴致勃勃地向我说他要写的那部长篇小说。可惜他终于没有写出来便去世了,而我倒在“四人帮”垮台后开了笔,而且一发而不可止地写起小说来,其芳同志有知,当可告慰吧。

“四人帮”垮台后,我曾在北京见到他。他象孩子一样的天真,向我摆他如何拄着拐杖上街去游行。他告诉我说,因为我过去曾写信劝他“挥笔上阵”,他真的又写起诗来,还写了回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文章,但是他说他写的《我控诉》,送《人民日报》,竟然不同意刊出。他认为《人民日报》未改组,他的文章是登不出来的,他感慨地说。我劝他挥笔上阵,可是谁肯发表他的文章呢?我说拿到四川去发吧。他很高兴,后来他把《我控诉》和《回忆周恩来总理》的诗文都送到四川来发表了。后来他见到我开玩笑说:“我已被北京文艺界开除了界籍,我以为四川也开除了我的省籍呢(他指《四川文艺》一直没有寄给他,我回来告诉编辑部,立刻给他寄去了),现在看来,你们没有忘记我。”他说他以后要为四川文艺刊物写稿,并且对于四川如何发展文艺,热心地向我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希望他以后常回到四川来,他会受到热情的接待,许多老朋友也可多见面,还劝他再回他的老家万县去看一看。他表示他要写那部以四川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可能还要回四川,一说到回家乡,他更是兴致勃勃,向我讲述起万县的风光来,他讲到小时候在那里的生活,爬太白岩,流杯池饮酒等等,并且极力怂恿我到那里看看,看来人一老了,总有落叶归根之思,对于旧物最易怀念。

可惜其芳同志终于没有再回四川,更没有去重访太白岩,重饮流杯池,而我倒真的去了。一九八四年我到了万县,特地去拜望了巍峨的太白岩,看了流杯池,并且住在太白岩下的太白宾馆里饮了太白酒。可惜其芳同志再也不能回来,我做了两首诗怀念他,其中一首的结尾是:

惜哉太白、其芳皆长逝,空持金杯照月影难共。

噫吁嚱——诗人魂兮其归来,举杯共饮太白酒,太白岩下太白宫。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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