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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典文论回应现实——钱锺书《诗可以怨》的三种读法

刘 涛
 钱锺书幼承家学,接受了国内最好的高等教育,留学欧洲,精通数门外语,少年成名,真时代之骄子也。1966年他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打倒,生活潦倒而艰辛,之后重新浮出历史地表,1980年代地位至于极也。钱锺书一生之沉浮显示了时代的消息,1980年代他是“和世界接轨”的学者,是改革开放时代学术界的楷模,其学术成果是改革开放政策在学术界的象征。《管锥编》最终完成于1978年,出版于1979年,恰逢改革开放关键时刻,此书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以至于当时的学生们排长队购买此书。览《管锥编》之志向、体例、规模、格局等,真可谓时代之书,有时代的志向、精神、学风、气象和风姿。1982年,钱锺书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或即具有象征意义。此后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其志向与格局大致未出钱锺书之外。

  钱锺书学问体大虑深,钱锺书研究日益成为“钱学”,材料浩如烟海,笔者力不能胜任言其总体,本文只谈一个具体的问题——《诗可以怨》何为而作,用意如何。1980年冬天,钱锺书赴日访问,与日本汉学界交流,并作讲演,《诗可以怨》就是彼时在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座谈会上的讲稿。之后,《诗可以怨》刊于《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此文亦收进《七缀集》(由《旧文四篇》和半部《也是集》合缀而成,故名)。

  《诗可以怨》可有三种读法:一、这是一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论文;二、这是一篇回应现实的文章;三、这是钱锺书本人的“可怨”之诗。

  《诗可以怨》甫一发表,反响即甚大,被当成中国古代文论的典范之作,被古典文学和古典文论研究者频频征引,以至于今。《诗可以怨》研究一个具体的中国古代诗学问题,因此这篇文章往往被理解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学术论文。开篇之初,钱锺书高度评价了日本的汉学研究。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将中国视为榜样或敌人,故悉心研究中国,因此日本的汉学成就极高,陈寅恪亦有诗云“群趋东邻授国史”,钱锺书之言应不过分。接着,通过征引尼采之言进入正题:“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诗可以怨”有一个相当长的文学传统,在中国发端于孔子,其后屈原、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人皆有类似说法,西方雪莱、缪塞、爱伦坡、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等持论甚似,钱锺书作历史考古,对这一传统做了系统的梳理与述评,是一篇极好的“诗可以怨”观念史考。钱锺书在《诗可以怨》中也频繁征引刘勰、钟嵘之言,刘勰与钟嵘被视为中国古代的“文论家”,钱锺书似乎亦有志于此,《七缀集》所建构起的钱锺书形象似乎亦是文论家。钱锺书写《诗可以怨》之时,已经完成《管锥编》,其思想趋于纯熟,写作亦已独具一格,故此文深具《管锥编》的特点:就一主题频繁征引中西文献,进行严密地论述。《诗可以怨》驾轻就熟,信手拈来,确是文论之佳作。

  《诗可以怨》固然可以理解为文学理论文章,但也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该文其实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欲看懂这一层,须对1970年代末的局势和文学史有大致的了解。1970年代末,正是中国从“文革”进入“新时期”的转型阶段,旧的共识尚未消退,新的共识尚未完全确立。1977年,在文学界兴起了“伤痕文学”思潮,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和卢新华的《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等为代表。“伤痕文学”作品虽略显幼稚,但却是对时代关键问题的反应,刘心武、卢新华等得时代之先机,以文学传达了时代的心声。其时,改革开放政策尚未成为时代共识,尚面临着极左派的较大阻力,这些都反映在文学争论之中。“伤痕文学”登场之后,1979年文学界有一场“歌德”与“缺德”的争论,影响甚大,参与者亦甚众。

  关于“歌德”与“缺德”这场论争,钱锺书应该有所关注。在1980年赴日访问之际,钱锺书对此曾表态,可为证据。孔芳卿在《钱锺书京都座谈记》中记录道:“谈到近年引起争论的‘伤痕文学’,钱先生说:依他个人的见解,从文学史的眼光看来,历代的文学主流都是伤痕文学。成功的、重要的作品,极少歌功颂德,而是作者身心受到创伤、苦闷发愤之下的产品。”(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81年1月号)循孔芳卿记录稿可见,钱锺书表态较为审慎,他没有严词批评“歌德”派,而是“从文学史的眼光看”,“伤痕文学”历代都是主流,通过肯定历史而肯定现实。之后,钱锺书在日本继续作学术演讲,就是这篇《诗可以怨》,故此文可以看作是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回答,是对当时争论的回应。

  可是,钱锺书为何不痛痛快快直接以杂文或针对“伤痕文学”的评论进行回应,反而要曲曲折折通过古代文学论文回应现实问题呢?欲理解此问题,须对其时的形势和钱锺书对形势的判断有所了解。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钱锺书曾作一诗《老至》赠友人,言个人情况与时代消息。《老至》有句云:“迷离睡醒犹余梦,料峭春回未减寒”,前句言此前经历,似乎还心有余悸,后句乃对时局之判断,春已回,但尚未减寒,故须谨慎行事。1957年反右的经历,使得诸多知识分子战战兢兢,不敢再轻易表态。钱锺书深知,政治气候尚变幻莫测,一旦表态,易遗人话柄,再遭不测。但钱锺书身历劫难,应会由衷支持宽松的文艺环境,对于极左派应颇反感。“不平则鸣”,然而不敢直接鸣,于是要通过修辞,以隐晦的方式将自己的意见传达出来。

  完成《管锥编》之后的钱锺书,是以学者的形象现身,故易通过论文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诗可以怨》是钱锺书在学术交流场合宣读的学术论文,之后又刊于严肃的学术刊物《文学评论》,收入学术论著《七缀集》之中,该文从内容到形式皆极符合论文规范。中国古代文论乃专门之学,受众不广,应不会引起广泛关注。行文过程中,钱锺书征引中西例证予以论述,使人应接不暇,不得不叹其博学,服其才智,读者或早在旁征博引之中迷路,更不会追问他有无现实指涉。论文形式只是修辞,批判现实才是目的;以论文的方式处理“诗可以怨”这一主题,既可以减少麻烦,又可以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

  该文批判现实或已明矣,但如何理解《诗可以怨》乃钱锺书本人的“可怨”之诗呢?

  “诗可以怨”典出《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之四用可因时而轻重不同,若非常时期,须动员民众,使人兴起,或可强调“诗可以兴”,故抗日战争时期,艾青留法归来,弃油画而作诗,欲兴民抗日;在上位者,欲搜集四方之诗,了解民风民情民气,或可强调“诗可以观”;欲凝聚共识,达成团结之局面,或可强调“诗可以群”;劫难之后(譬如“文革”之后),或可倡“诗可以怨”,以疏导民气,平息民愤,或个人遭际不测,中有郁结,亦倡“诗可以怨”以发之。

  于诗之四用,钱锺书只拈出“诗可以怨”论述之,一方面欲以应对时势,另一方面亦是抒本人之怨。“文革”之后,社会中有怨气郁结,故发为“伤痕文学”,之所以能引起普遍关注,盖因切中当时极为重要的问题,引起了共鸣。钱锺书本人在“文革”中遭受冲击,1966年,他和杨绛分别被揪出,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1969年,钱锺书下放河南罗山县“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1970年杨绛亦到干校,彼时其女婿因不堪凌辱,含冤自杀;1972年,钱锺书和杨绛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人员,方得以回到北京。他们的经历,由杨绛《干校六记》可略知一二。彼时,亲人分别的分别,去世的去世,他们生活困苦,精神压力亦大,中心之郁结可想而知。《干校六记》乃杨绛之“伤痕文学”,是她之怨;《诗可以怨》则可视为钱锺书之“伤痕文学”,是他之怨。钱锺书言及当时情况曾说:“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 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 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症,疾病始终缠住身体。”(参见钱锺书:《〈干校六记〉小引》) 《诗可以怨》极强调司马迁,他曾在《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两言“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倡“发愤著书”之说,或亦因其不堪的经历与遭遇,言文王、孔子、屈原、韩非等人,实则言己也,《史记》或即其人抒怨之作。钱锺书作《诗可以怨》,言孔子、司马迁等人,实亦言己,《诗可以怨》即其“可怨”之诗。

  在《诗可以怨》中,钱锺书情感节制,很少流露个人情绪,亦没有对时事直接评论,他也没有停留在负面情绪之中,而是将负面的情绪转化、升华,写成《管锥编》这一皇皇巨著,他也希望经历劫难之后的民族,能够作出伟大的诗篇。

 

原载:《文艺报》2013年0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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