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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水虽逝却留痕——纪念吴晓铃先生

吕薇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知名专家云集,其中尤以古代文学研究室为最,几乎每个研究方向都有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掌舵。当时所领导为了照顾他们的研究习惯,规定他们可以不到所里坐班,因此我们这些不是古代文学研究室的年轻人,只有在开全所大会时,才能瞻仰到他们的音容笑貌。真正熟悉他们,是在“五七”干校,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知道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性格脾气和行事方式。我对吴晓铃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平民作风,比较随意,容易接近,还很豪爽。“文革”以后,我调到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因为专业相同,常受先生教导,对他的为人和学问有了更深的了解。而且经常聆听教导,受益非浅,至今常念念于心。

吴先生于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抗日战争时奔赴敌后昆明,到西南联大就教职。1951年为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转入文学研究所,为古代文学研究员。他学问渊博,兼通语言、文学两科,并对梵文及印度文学也有很深造诣,曾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而最有成就的则是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研究。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几个“俗文学副刊”专门刊登小说、戏曲、歌谣等俗文学的研究文章,它们是:香港《星岛日报》副刊(19411月创办,容肇祖主编)、上海《大晚报》副刊(19469月创办,赵景深主编)、上海《中央日报》副刊(194610月创办)、北京《华北日报》副刊(19477月创办,傅芸子主编)。这些副刊是研究通俗文学的论坛,曾团结一批同好,当时很多研究小说、戏曲的学者,如孙楷第、柳存仁、赵景深、冯沅君、杨荫深、叶德钧、浦江清、钱南扬、郑骞、严敦易等人,都在这些副刊上发表文章。后来,这些学者都成为学科的泰斗。吴先生早年不少文章也在那里发表。他研究戏曲的成果,以考据为主,可分为两类:戏剧作家生平考、古剧杂考。前者如《杜仁杰生卒新考》、《胡祗遹生卒新考》、《关汉卿里居考》、《钟嗣成生卒新考》、《〈青楼集〉撰人姓名考辨》、《云南曲家考略》(之一、之二)等等;后者如《说“俳优非侏儒”》、《说丁仙现》、《说黄公》、《说三十六髻》、《说旦》(上、下)、《〈今乐考证〉与〈今乐府选〉撰集年代考》等。

我国戏曲研究在抗日战争初期,限于条件,有一段比较沉寂的时期,到了四十年代,却形成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包括吴先生在内的一批学者,勤奋开掘,深入探讨,作出不少成果,为五十年代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他们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都值得尊重和学习。如吴先生1941年底发表在《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第4243期上的《杜仁杰生卒考辨》,不但查阅了有关文献,知杜氏生平见于《录鬼簿》、《青楼集》、《金诗选》、《金文雅》、《元诗选》、《元诗纪事》等书,并能在胡祗遹《紫山大全集》、王恽《秋涧大全集》、魏初《青崖集》、王旭《兰轩集》等文集中找到踪迹。他还查阅了《济南府志》、《长清县志》,丰富其生平和家世的资料。不但如此,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得知长清县城东北是杜氏祖茔所在,当时尚存断碑一通,便请其在济南的叔父去长清县勘察。其叔觅得杜氏茔地及《故金京兆尹杜公墓志》断碑,于是请工予以缀合,抄录碑文交给吴先生。原来这是杜仁杰父杜忱墓碑,由严忠济撰文。从这一碑中,又知仁杰初名之元,字善夫。根据上述丰富资料,吴先生才撰写此文,并在文中为杜仁杰编写了年谱。可以说,这篇研究论文是杜仁杰生平研究诸文中,材料最详尽,考证最严谨的一篇。

《〈青楼集〉撰人姓名考辨》是他在四十年代的又一篇力作,发表在《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1941年第29期。《青楼集》,《说郛》本题为“元黄雪蓑”撰,《古今说海》本题为“雪蓑钓隐辑”,《双景阁丛书》本题为“雪蓑渔隐记”。究竟撰者真实姓名为何,当时尚没有定论。先生是最早考证这一问题的人。浙江瞿氏《清吟阁书目》在《青楼集》目下题作“元·夏伯和撰”,但叶德辉在《郋园读书志》卷六上,却大加抨击,以为邾经《青楼集·序》已明称作者姓黄(邾序称雪蓑为“商颜黄公之裔孙”),不姓夏,“则瞿目似不足凭云”。吴文则将明抄本《录鬼簿续编》中夏伯和的传与邾经的序文细作比较,认为夏伯和即雪蓑,《清吟阁书目》没有错,很可能邾序在传抄中,将夏误为黄。接着,他又在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清·张海鹏辑《学津讨原》本)卷末找到夏伯和写的一篇跋尾。最后题为“至正辛丑上元日重观于泗北疑梦轩,云间夏庭芝伯和父谨志”。据此,则知夏氏名庭芝,伯和乃台甫。接着,吴文还推算了夏氏大致的生卒年,并考据了夏氏的里居。此文发表后,很有影响,陈寅恪先生读后致《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主编戴望舒函云:“贵刊第29期吴晓铃先生《〈青楼集〉作者姓名考辨》,论据精确,钦服至极。鄙意《青楼集·序》中所谓‘商颜黄公之裔孙’其实即指夏氏而言,盖‘商山四皓’中有夏黄公一人,夏伯和自可目之为‘商颜黄公之裔孙’也。……”经陈寅恪先生指明,则雪蓑姓夏不姓黄,昭然而明,不再有疑问了。陈乃吴之师长辈,这也可以看到当时学界尊师爱友、自由切磋的好风气。

吴先生认为,研究戏曲应该关心戏曲的发展,联系舞台演出实际,这有利于对戏曲的理解。1949年以后,政府十分重视戏曲工作,一方面积极引导戏曲改革,注入新内容和新的艺术因素,使戏曲这一传统的、为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获得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又重视挖掘快要或已经失传的优秀遗产,如昆曲的振兴就是最好的例子。吴先生以一个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捕捉这些新的情况,发表不少好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用语言学(他曾是语言所研究员)的功力,研究戏曲语言。如《传统戏曲语言琐谈》之一《内练一口气》,之二《暗号》,之三《重内轻外》(还有之四),又如《马连良语言艺术初探》、《谈谈戏曲唱念中嗓子“横”的问题》等。

第二类,有关戏曲剧目、戏曲艺术、影戏、曲艺和戏曲文物、戏曲掌故等文章。如《试测梅兰芳洁化舞台年代》、《记〈牡丹亭〉里的花神》、《元大都戏词砖的发现》、《谈昆剧》、《“耍孩儿”剧种小考》、《说“夸张”——关于相声散记之一》、《关于“影戏”与“宝卷”及“滦州影戏”的名称》、《〈古本戏曲丛刊〉编余偶得》(五篇),以及谈快板、京韵大鼓、二人转的文章。这类文章内容相当广泛,文章虽不长,却常有一得之见,对人颇有启迪。第三类,中国戏曲与世界戏剧。如《试就〈高加索灰阑记〉探索三题》、《中国武剧、印度卡塔卡利舞剧有所感》、《泰戈尔和梅兰芳的友谊》等。这些是他融会中外,功力独到的文章。像《试就〈高加索灰阑记〉探索三题》一文,既谈到元代杂剧家李潜夫杂剧《灰阑记》流芳世界的情况,又谈到德国杰出戏剧家的《高加索灰阑记》借鉴李潜夫剧作,加以吸收的情况。并更进一步指出贤明官吏判处两妇人抢夺男婴案这一核心情节的“母题”意义,这一母题在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圣经《旧约全书》、佛经《贤愚因缘经》的《檀腻品》、藏文《大藏经》、《古兰经》中都有大致相同的案例记载。是衍变还是偶合?这是“母题”研究中值得探讨的问题,吴先生则认为:“偶合”为保险。此文虽篇幅不长,却很有意义,不仅开阔人的眼界,而且开拓了研究领域。但是若没有丰富的知识,对这样的题目,则难措其手了。

值得注意的是,自1949年以来,吴先生投入很多精力来做戏曲文献的校勘整理工作。如为《六十种曲》重新作了校订。这套重要的戏曲丛书,1935年由胡墨林断句,叶圣陶、徐调孚校订,开明书店排印出版。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又用开明书店纸型,请吴晓铃先生据明末汲古阁初印本的零种,及其他明刊本作校订后出版,使之更完善。明·陈所闻辑的散曲集《北宫词纪》(全名为《新镌古今大雅北宫词纪》),中华书局于1959年请赵景深先生点校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南宫词纪》)。因吴先生藏有难得的《北宫词纪》抄本,存有外集残本四、五、六卷。于是,1962年中华书局又请他据此本作校补,将外集残本附于后,这就丰富了此书的内容,也是功德无量的事。1958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我国元代戏曲家关汉卿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加以纪念。为此,他与语言所的刘坚、单耀海、李国炎将关氏全部作品编校成《关汉卿戏曲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此书共用元刊本、明抄本、臧本等九种版本,应该说其校订是很严谨、科学的。曲文断句根据宫谱定格,宾白根据元代语法规律及语言习惯断句。因吴先生兼通戏曲曲律和语言学,刘坚等人都是语言学研究学者,因此其断句很准确。此外,他们尽量保持底本原貌,不妄改,尽量出校,只将别体字、破体字、不规范的简体字改正。这样的校勘原则是妥当的、符合科学精神的。1963年,他的《西厢记》校注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前,王季思先生于1957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西厢记》校注本(这是王先生对1944年《西厢五剧注》、1949年《集评校注西厢记》的第三次修订本)。这是两种功力最深的《西厢记》校注本,但各有特点。吴本以十二种各具有代表性的版本参校,如流传较广的凌初成本、金圣叹本,时代最早的北京岳氏本,比较罕见的郑国轩本、朱璐本等。王本则以暖红室翻刻凌初本为主,校以王伯良本、汲古阁本、毛西河本及《雍熙乐府》所录《西厢记》曲文,参校版本较吴本少。两种本子的注解皆一丝不苟,准确达意。王本广征博引,注明出处,既明本意,又引佐证。吴本则求通达词意,征引较久但对口语却较重视。可以看出两位先生对校注本的着重点不太相同,因而便有不同面貌。五十年代初,郑振铎先生任文化部长,兼任文学所所长。他深感戏曲资料搜集的困难,“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要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古剧收藏家的辛勤,诚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幸而集腋成裘,更幸而历劫仅存”(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这是他切身的体验。因此就想将各图书馆的戏曲作品整理编辑而付印,使世人能比较方便地使用这些珍贵的文学遗产。经过一番筹备,郑先生拟出《古本戏曲丛刊》编辑与出版方案,并组成编辑委员会。委员是:杜颖陶、傅惜华、吴晓铃、赵万里、郑振铎。吴先生是郑先生的得力助手,又有周妙中等先生辛苦奔波,调查图书,张罗出版。终于,在19542月出版《古本戏曲丛刊初集》,19557月出版二集,19572月出版三集,195812月出版四集。可惜的是,郑先生在195810月因公殉职,终未能见此丛书出全。继任文学所所长的何其芳先生决定将《古本戏曲丛刊》列入文学研究所的规划项目。因编委会中郑、杜二人已逝世,便增聘了阿英、赵景深、周贻白三位先生,继续开展工作。当时学界正就历史剧问题展开热烈的学术论争,为此,将原为九集的清代内廷历史大戏提前付印,于1964年出版了九集。“文革”以后,《古本戏曲丛刊》又做为文学研究所的重点项目,同时还纳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项目。作为“三朝元老”的吴先生是五集的主编,室主任刘世德是项目组长,我与幺书仪则做具体工作,查书、补叶、初订作者和作品年代,王永宽也曾参加过一段工作。我们在工作中向吴先生学习了有关文献、版本、考订等知识。当时的所长许觉民、邓绍基都很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终于在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之所以要简略地介绍这个项目的始末,是因为吴先生是前两届编委中,唯一能自始至终参加这一项目的人,至五集出版之时,其他编委已相继去世,其中沧桑变化,不待在此细述。还因为这一项目凝结了几代学人的心血和期望,而今却因种种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而没有继续。吴先生直到最后几年还念念不忘这个项目,当然,这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但是,他与郑振铎先生相交有年,情谊深厚,并终生师事之;又与前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先生交谊非浅,这里面当真还有一份拳拳的故人之情,不能忘却共同的事业。

在小说研究方面,吴先生涉猎面也很广,有关《三侠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的研究文章、考据文章都很有见解。这里应该着重提到的是《金瓶梅》研究。关于《金瓶梅》的作者,众说纷纭,有王世贞说、赵南星说、李开先说等等数十种。先生是较早提出作者为李开先的人。发表有《〈金瓶梅〉新考——试解四百多年来的一个谜》、《〈金瓶梅词话〉最初版本问题》、《〈金瓶梅词话〉和李开先的家事与交游》、《〈金瓶梅词话〉与李开先的〈宝剑记〉比较研究》、《〈金瓶梅词话〉引用宋元平话的探索》、《〈金瓶梅词话〉的方言语音初探》等文章。他从版本、从《金瓶梅词话》用的文学语言、《词话》中的情节与李开先的家事作对应比较、《词话》与李开先所作戏剧作品《宝剑记》作比较等几个方面着手,来证实李开先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在文献及考古资料不足的情况下,从作品本身寻找内证,探索作者的身份,确实是另辟蹊径,引人深思。今也有一些学者与吴先生持同样观点。还有一篇文章也值得提出来,即《〈古今小说〉各篇的来源和影响》,此文于1949年发表在法国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中心的《汉学》第二卷第四期,是用法文写的,当时先生在那里任教。此文一直没有翻译成中文,国内没有引起注意,但是在海外却很有影响,而且屡被引用。1991年,这篇文章经翻译后在《河北师院学报》第1期上发表,已事隔四十余年了。

1998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吴先生的散文集《话说那年》,已距先生逝世三年了。他的散文,文字平易流畅,却淳厚感人,读后很有感慨。这本散文集记录了那个时代,和生活在那时的一代知识分子,里面透露出他对师、对友的深深情义。吴先生心直口快,眼里揉不得沙子,有时难免有些牢骚,有些脾气,其实他笃于友情,对年辈低的人,也很爱护。他家所藏有关戏曲、小说方面的古籍很多,其中不乏海内孤本,而且,他还是个版本、目录方面的专家,对于典籍,涉猎很广,因此,友人有所请,他都能伸出援手。如庄一拂先生著《古典戏曲存目考》,就曾得到他的帮助,庄先生在“例言”中说此书“最后经过吴晓铃先生细心地审读全稿,给我补充了罕见戏曲三十多则,特别是其中没有接触到的抄本”。又如,凌景埏先生、谢伯阳先生的《全清散曲》、谢伯阳先生的《全明散曲》,吴先生也曾提供资料。谢先生在《全明散曲·自序》中说:“本书的编辑承吴晓铃先生过录明人典籍,海内外朋友寄赠资料……都是我所衷心感谢的。”对于比他年轻的学人,他也很照应,提供书籍、资料是常有的事。他与演艺界的不少朋友交谊也很深,因此,为他们的书作序,乃至慷慨为他们代笔,并没有教授架子。

最后,还要提一下他和他的藏书。他的“双棔书屋”藏书万卷,这是他毕生孜孜求索的结果,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藏书家收藏古籍,固然出自爱好而基于学养,但其作为却远远超出个人行为,因为他实际上是在为社会、为人类、为子孙后代保存古代文明,如果没有历代的藏书家,保存这一笔笔遗产,将会有多大损失!这又使我想起另一位前辈学者、我所的孙楷第先生,他的藏书在“文革”中流失,没能追回,这是他终生的痛,一直不能释怀。然而,这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损失,这些书籍从此销声匿迹,何尝不是社会的损失?吴先生的藏书现已归首都图书馆,希望能早日整理编目完毕,服务于社会,我想,这也是吴先生的愿望。·新书架·

《六朝文章新论》谭家健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4月出版,460千字。全书共分三编十六章。第一编,魏晋文章研究,第二编,南北朝文章研究,第三编,六朝文章综论。该书属于比较系统的专著,着重于名篇巨著的深入剖析和新题材新问题的发掘,努力体现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吴承学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5月出版,361千字。该书在学术界现有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古代一些文体包括文学文体和实用性文体的文体体制、渊源、流变及各种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等问题作历史的描述和思考。研究了文体内部结构,文体的审美特征,以及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文体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的感受方式、审美心理以及文化心态。

原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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