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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下河作家群:在“地方性”重构中整合文学的意义

周卫彬

 上世纪80年代初,江苏高邮籍作家汪曾祺复出文坛,其后的30余年时间里,一大批生于里下河长于里下河的作家,携其“里下河式书写”相继登上文坛,汇聚形成里下河作家群。众多优秀作品先后问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全国重要文学奖项,引起文学界广泛关注。一个正在成长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已经形成。

  9月28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泰州市文联、《文艺报》社联合主办的“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在中国泰州秋雪湖国际写作中心召开。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里下河文学流派”区域的界定、作家概况、文学成就和特点、审美属性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就其文学特质、文化内涵,以及存在之由、变迁之故进行分析,并就其进一步繁荣发展提出许多各自看法。现将与会专家发言摘要刊发。

  丁 帆:

  文学流派的形成,有助于一个地区软实力的提升。泰州里下河独特的水乡特色,形成的自然风态、风情有别于其他地区。只有其地区的文学作品风格迥异,才有形成文学流派的可能。泰州可以以里下河地区某位有影响的作家作为核心,集聚一批风格相同、志趣相投的作家,把一些反映这个地区风俗化、风景化、风情化的作品推介到重要文学期刊上去,像《人民文学》《收获》《钟山》等,除了开专栏介绍外,还要开相关的研讨会,进一步扩大影响。

  如果说地域文化或区域文学,里下河文学流派肯定成立。写地域文学史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作家籍贯不在这里,只在里下河工作;作家籍贯在里下河,但不在这里写作。里下河文学流派更多的还要依靠本土作家通过聚会的方式,形成同一审美取向。

  何向阳:

  较之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提法,我更愿意称之为里下河式的文学书写。里下河与其说是一个地理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带有人文意蕴的文化地理概念。苏中地区的里河与下河之间这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平原,与我们通常概念中的平原不太一样,这个平原是由水四面围起来的水中泽国,河湖相连,水网密布,中间一个个地理,一个个水土,以及水土养成的一个个的人,这些人有的打渔,有的赶鸭,有的说书,有的著文,他们相互瞩目,相互联系,他们的命运落在纸上,由后代人看,又成就了一方人文的水土。我从小说出发,提出“里下河式的文学书写”的文学特征与美学意味,文学特征大约可以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自觉求是的人文地理意识。我们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一开篇就是对大淖这个地名的书写,淖,是大水的意思;而《受戒》一开始也是写地理,“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接着作者逐字分析这个地名的三个字,可以说是有一种地理的自觉,这是写家乡旧事的作品,当然写乡村的作品都有一个地缘水土的概念,但在汪老这里,有着这样自觉的地理意识,而且在个人的作品中不断强化这种地理意识的作家并不很多。

  仔细观察毕飞宇的小说,无论是《哺乳期的女人》还是《地球上的王家庄》,前者是一开始写地理,后者则是将一个小地理放在一个更大的地理中去写,当然例子还有不少,足见里下河的地理对于这些作家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浸润着这方水土的作家自觉的人文考察的文学起点。这种讲究来源的写法深受里下河自古以来的文化影响,这种文化既包括日常生活方面的,更包括比如二王,比如刘熙载等人文文化的影响。第二、自然呈现的汉语古典情结。他们的文字中都有一种文人气质,但是这种人文气质不是刻意为之的,而是自然流露。比如无论汪曾祺还是毕飞宇、刘仁前,他们的书写没有欧式的长句,只要一写到家乡都是短句,这些短句看似平白,实则有着古意,比如,刘仁前的《故里人物三记》中,有用语“弗时”,这样的时间表达,深得明清笔记体小说的精髓。他们作品中注重白描,注重戏文以及俚俗用语,但在用俚语时并不一下子就张牙舞爪,而是有一种与放纵不同的民间的矜持。第三、是自在表达的人性命运关怀。他们的书写中所表达的对于人的关心与关怀,是体察式的关怀,呈现出与北方叙事不同的特征。当然,从美学内涵上还可以谈论更多,比如这种书写中的细腻、从容、率真、任性,苏中作为南北文化的中间地带,的确有着与北方风骨与南方风情不同的风韵,从而成就了它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不卑不亢与达观从容。

  郜元宝:

  里下河有两类作家,一是从里下河走出来进入中国文学版图的作家,早已习惯划定在江苏文学的框架里;一是像刘仁前这样仍坚守在里下河创作的作家。两类作家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性。从作家队伍看,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的作家队伍尚不如目前里下河的作家队伍整齐,但他们坐标明确,是延安文学、革命文学的典型,满足了延安革命文学的历史需要。湖南作家群里,周立波、韩少功等作家也很强大,但是他们只能用“群”的概念。

  当代文学的表述,好像不接纳流派,充其量承认作家群,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派”的问题是有中国传统的,强调相对封闭和独立性。而当代文学是全国一盘棋,允许作家保留地方色彩,不允许作家有相对封闭独立,这是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很大区别。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创作个性和独有的文化个性,同时也要看到整体文化框架中的共性,这样的探讨比积极地打出某一个旗号更有意义。

  洪治纲:

  一部好的文学史,并不仅仅表现在它对文学发展脉络的准确梳理,对作家作品的科学定位,对文学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有效总结,它还应该着力于探讨并发现文学创作的内部关系,重新激活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个案,以鲜活的、具体的、被日常经验遮蔽的事实,凸现文学演进的各种形态。文学史不只是一种计算学意义上的统计和归纳,它还应该是一段时间内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探讨,是由丰富的个案信息和具象化的现场组成的某种演进轨迹。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将里下河区域中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作为一个考察目标,并依据微观文学史的建构思路,认真梳理这一区域文学的发展轨迹,或许会打开更多、更丰富的文学发展的内在肌理,看到地域文化、自然环境、风俗民情等因素对这个区域文学的潜在影响,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还可以看到丹纳所强调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对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定性。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戏剧、文学评论与理论,里下河区域的文学都在不同程度上紧密地嵌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其中一些个案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某种标志性符号,具有丰富的表征性意义。

  譬如,汪曾祺、毕飞宇、曹文轩的小说创作,夏坚勇、费振钟等人的散文创作,唐晓渡、小海等人的诗歌创作,高行健的戏剧创作,丁帆、黄毓璜、王干、费振钟、汪政、吴义勤等人的文学研究与评论,都是微观文学史意义上极为重要的个案,从中可以展示诸多令人深思的文学特性。

  从流派角度来整合这一地区的文学,还存在着某种局限性。因为文学流派主要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在创作上呈现出某种审美观点或审美风格的类似性。无论他们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也无论他们是否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只要他们具有审美风格、审美理想或艺术观念上的相似性,都可以视为某一流派。

  从文学门类上说,里下河区域的文学发展呈现出罕见的均衡性,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戏剧,都涌现了一批重要作家,有些甚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汪曾祺、陆文夫等作家的创作。有些作家和诗人还深度参与了不同时期的文学变革,是某一时期文学潮流的代表性人物,如唐晓渡对于后朦胧诗派的发展,毕飞宇与90年代个人化思潮的关系,夏坚勇与90年代兴盛的历史文化大散文的关系,高行健对新时期初期实验话剧的影响,都有明确而又耐人寻味的关系。

  与此同时,在一些主要的文学门类中,作家年龄结构上的梯队性、层次感都非常鲜明。像小说创作,从胡石言、陆文夫、汪曾祺到曹文轩、黄蓓佳,再到毕飞宇、朱辉,再到鲁敏,代际的延续性非常强。其他门类也是大体如此。这种门类的均衡性和梯队的延续性,可以很清晰地展示这一区域的文学发展轨迹,并进而凸现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形态。

  从审美风格上看,里下河区域的文学发展则呈现出多元化特质。传统与先锋、疏淡与冷峻、写实与荒诞等等,都可以在这一区域的写作群体中找到明确的个案。这也表明,该区域的文学在审美风格上拥有广泛的表征性。譬如,我们立足于汪曾祺的个案研究,从中正平和的审美特质,看到中国传统的“中和之美”的发展脉络。同样,陆文夫的苏州文化风情小说,也可以解开地域文化小说发展的内在肌理。而费振钟和夏坚勇的创作,可以从微观上剖析出文化历史散文的不同发展形态及美学趣味。这种审美风格上的多元,既体现了里下河区域的作家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又表明了他们以自身的独特风貌,折射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丰富与多元。

  从个案特质上看,里下河地区的众多作家和诗人同样也具有丰富的文学史表征意义。这里既有成长于斯、写作于斯的作家和诗人,又有成长于斯、迁徙他地的作家和诗人,还有虽成长他地,却在此长期生活的作家。如果依照微观文学史的相关理论,我们不仅从一些个案梳理中展示当代文学发展的某些重要形态,而且可以从作家的成长、审美风格的形成以及艺术思维的特质中建构出一种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微观文学史。无论是文学门类、审美风格,还是作家个案,以里下河地域的区域文学作为一个当代文学史的载体,进行微观史意义的建构,在方法论上还有诸多可以开拓的空间。

  施战军:

  里下河文学流派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其他地方的乡村文学大多以塑造一些“老人”形象而取胜,例如周立波笔下的“老孙头”,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而许多里下河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形象大多是少男少女,尤其是男作家成功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这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一种颠覆。例如:从汪曾祺作品中的“小孩”,到毕飞宇、庞余亮、黄蓓佳等人笔下的少男少女形象。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把时代的变迁、岁月的印迹、成长的苦乐都记载在少男少女身上。这比那些文学作品中的“老人”形象更具活力,这是里下河文学“最美”的一部分,也是其核心部分。希望里下河文学像那些鲜活的少男少女一样,永远活跃下去。

  王 干:

  我们尊崇汪曾祺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旗帜,是得到汪老认可的。1988年,在《文艺报》工作的我应泰州方面邀请,专程请汪曾祺为杂志《里下河文学》题写刊名。当我告诉他,“大家一致认为你是里下河文学的一面大旗。”他高兴得哈哈大笑,欣然写下“里下河文学”5个大字。

  泰州是一个古老的文化城市,同时又是充满现代文明和创意的现代化城市,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经纬度上确定泰州文化的定位很重要。泰州的里下河文明是农耕文明的一种,里下河文学也是农耕文明的表达形式。文学界普遍认为,书写农耕文学的作家是最优秀的作家。泰州里下河作家群坚持“里下河式的书写”,本身就是为实现泰州文化的“中国梦”在努力。

  吴义勤:

  里下河文学作为一个现象提出来,很有必要,作为一个流派,应具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概念性因素。里下河文学资源的价值,有一点就是里下河日常生活本身即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对里下河人的精神塑造显得特别重要。虽然里下河地区呈现出的不是高楼大厦,不是高山大河,而是小平房、小河流,但这就是里下河独特的文化基因,它产生的文学也必然具有独特的价值。

  王 尧:

  里下河文学流派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提出,并没有重新分割我国文学版图。因为一大批作家云集在里下河,这是确实存在的事实。提出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个概念,更重要的是思考里下河区域文化是如何影响一大批作家的写作以及当地文化的发展。梳理这一文学史脉络,将为重新解释一些作家的作品提供崭新的角度和方法。作为里下河水乡的门户,泰州高高擎起这面文学大旗,非常有意义,这也反映了泰州文化人的高度自觉。

  泰州里下河地区历来文风很盛,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作品依然层出不穷。对乡村知识分子来说,写作就是他们进行文化传承的最好方式。里下河的写作者具有世俗生活的智慧,包括他们呈现出的作品。里下河文学创作,是这片土地上作者的文化自觉。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形成,有助于抵制工业化的恶果,并对伦理道德的破坏和工业污染形成抵抗和消解。

  汪 政:

  文学流派有大有小,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总结其形成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流派的文学行为发生之前,带有某种目的性,由志同道合的文人亮出文学主张,依托刊物、报纸等平台打出文学旗号,“五四”时期这样的情况比较多;二是在流派的文学行为发生当中,一批文学主张、创作上显示出一致性,且生活地域相近的作家,把自己前一时期的文学主张归纳提升,举出流派的旗帜引导创作,并不断聚集扩大;三是流派的追认,某一个地区或时代,在创作上表现出同一审美属性或倾向,虽然没有自觉地提出文学主张,也没有刊物,但是却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家,也可以视为一种文学流派的存在方式。比如宋代“豫章三洪”撑起的江西诗派就属于追认。很多专家执著于第一种文学流派的形成方式,但它并不是流派惟一存在的方式。从文学的多样性来讲,里下河文学流派即使不一定作为流派,作为作家群,作为创作现象,其文学意义也同样重要。里下河作家不管激烈或柔和,对生活哲学的坚守,长期浸润在民族叙事的传统中,具有很多相似的审美属性。

  费振钟:

  “里下河文学”有自己的历史,是一种依托于地缘地理区域形成的文学群体的命名。仅以叙事文学而论,在“里下河”区域产生了中国最重要的叙事作品《水浒传》,对里下河文学的描述,如果回到历史流向中,就可以看到它具有形成文学群体的可能性,也具有形成文学流派的可能性。但这需要有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是1980年代汪曾祺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的现身。“汪风”式写作,不仅是汪曾祺的个人特点,而集中和凸显了里下河文学的审美性质。里下河文学由此有一个当代性标志。江苏作家实力很强,作为文学流派形成的可能性,在陆文夫、高晓声和方之时代,曾经有一种可能,但是“探求者文学”毕竟只是从一批有相似文学政治倾向的作家那里概括出来的,作为流派形成还缺少足够支撑的因素,而今天江苏推出“里下河文学”流派,应该说条件更成熟。

  地域性作家容易命名是事实,但并不都出于评论方便,而是这些地域作家的作品具有文学共通性,其价值追求、叙事特质、语言风格等具有同构性。如当年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虽然是由理论家命名的,也不一定得到作者承认,但这样的命名是建立在同构性上。里下河文学流派同样如此。不过将这个区域范围内的作家们纳入进去,并非为了说明这些作家的个人风格具有什么意义,而是希望在“地方性”重构中整合文学的意义。探讨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可能性,不是建立文坛地方军。在今天的语境中,我们对“地方”文学的认知,是要通过“地方”一词的解读,重新获得文学在今天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地方”作家和他们的写作,发现文学是否还具备力量,是否还具备确定性的价值和理想,如果具备,那么这样一个流派能提供多少。里下河文学流派如果依这样要求建构起来,当然会对这个群体中的作家产生积极的影响。

  文学史家怎么评定文学流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需有这样一种“里下河文学”,“地方化特征”如果专指过去所谓的地方特色或乡土风格,那不重要,如果强调一种“地方性”对于文学空间的整体建构价值,那么在今天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在破碎化、私人化和虚拟化的时代,文学需要通过一种“地方”认知来重新获得其动力,这就是我们讨论试图通过“里下河文学”切入中国文坛并发生影响的途径。以对“地方”文学的重新发现,施加于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这是一个最切实的途径,也是最有效的途径。

  陈福民:

  全国各地的村落很多,但并不能像里下河这里的村落一样,常被写进文学作品中。这种文学现象不是随便在一个地方都可以出现的,而是无法随意复制的。以前,我国文坛也有过“文学陕军”、“文学湘军”等诸多提法,但与里下河文学这样一个作家群落、文化现象相比,后者则更为内在。同一方水土、同一种生活方式,让这里的作家们在写作上有着高度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形成了里下河文学流派内部一致的纹理机制和组织架构。他们既有各自鲜明的创作个性,又有相通的文化根源和精神气质,在里下河文学内部形成了一种高度的自我认同,存在高度的一致性。这并不是简单的文学史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的认同,而是里下河文学本身的自我认同。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鲜明的自我认知,里下河文学用一种地域文化的独特内涵对抗现代性,这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特殊之处。

  朱小如:

  我个人以为当下提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概念,显然与以前的“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以及“新月派”等等文学流派概念有所不同,而是更接近于当年的“京派”、“海派”这样的提法,因为当年的“京派”、“海派”的提法,其实不是因为作家们具有同一政治立场、同一审美主张,也不是因为一起办同仁杂志,而是由于地域语言、地缘性文化特征的相似,可以归类的有较宽大的创作空间自由,以及个性极度张扬的文学流派概念。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提出也有较大的“可能性”因素存在。首先是里下河拥有庞大的作家群,且已有众多优秀作品先后问鼎全国重要文学奖项,这已经是不争的客观事实。而以汪曾祺为代表的小说创作影响力持续性的发酵,如安徽的小说家苏北就以“小汪曾祺”这样的名号而自豪,并不以这样的“跟风” 为耻。其中的缘由想必也和汪曾祺自陈是沈从文弟子的理由一样。回顾当年沈从文小说创作之所以走红,不为别的,只为他的小说与当年五四文学的社会问题小说、左翼革命文学等主流文学不同。汪曾祺小说的独树一帜则也是和所谓的伤痕、反思、改革等主流文学不同。又如,在辅导一些还不太成熟的小说家时,我谈得最多的是毕飞宇的《平原》,因为只有在把握好如毕飞宇式的个性化的小说叙事腔调之时,小说家即便不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读者照样能认出这就是你的小说,你才有资格说你已是成熟的小说家。仔细研究毕飞宇小说叙事腔调,其实不难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受里下河“方言”的影响。再如,刘春龙的《乡村捕钓散记》也自称受费振钟的散文创作影响很深。这些例子其实都可以用来佐证当下一大批生于里下河、长于里下河的作家创作了众多优秀作品,并相继登上全国文坛,逐渐已会聚并形成了相当大的文学影响力。

  所谓的“文学流派”,其作用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流动的、持续性的、绵延不绝的文学影响力。尤其在当下自由结社,发表共同宣言,组织同仁杂志的土壤环境、政治气候虽已不复存在的条件下,而构成持续性的、绵延不绝的文学影响力的元素当然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由此,研究当下的“文学流派”的指向就无法以自由结社,发表共同宣言,组织同仁杂志这样一些表面元素为起点,而是要深入到会聚“文学流派”的更深、更内在化的日常生活方式,地缘文化习俗以及区域语言环境等结构元素中来探求。

  那么,会聚“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更深、更内在化的结构元素究竟有哪些呢?

  我以为会聚“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结构元素首先是书写对象的地域文化特征和乡土人情风貌的基本一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来说,有着无法摆脱的影响,或在汪曾祺、毕飞宇的创作中表现为“故土”情节,或在刘仁前和刘春龙那里成为少年“记忆”,具体而言,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他们的文化之根都深深埋藏在里下河文化的沃土中,其文学创作中以里下河地区为主要表现对象,描写里下河的人情和地域风貌,创作了大量充满地域色彩的乡土风情作品。

  其次,是他们的作品大都追求清新自然、冲淡平和的风俗画描写风格,具有散文化与诗化的文学审美特征。而这样的文学审美特征如果追根溯源起来,就得自于沈从文的“田园牧歌”式文学叙事,自觉或不自觉地远远拉开与“启蒙”、“苦难”等所谓主流文学叙事的审美距离。

  总之,我们不得不说,中国作家们的叙事智慧总是和中国作家们的生存经验紧密关联在一起。由此,从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中不难品味出板桥故里人家的日常生活处事精神和文学审美情趣,这无疑也是当今里下河文学流派得以会聚的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

  李国平:

  里下河文学作家群几乎占据了江苏文学的半壁江山。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和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两个“流派”。但当代文学几乎没有其他流派的存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作为一个充分体现文学地理特点的文学流派正在逐步形成。泰州要把里下河文学流派像做课题一样,由本地高校积极参与研究。长期做下去,里下河文学现象和流派一定会在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可以借助高校的科研力量进行里下河文学的课题研究。按照不同类型划分:按照题材划分,研究理论,研究小说创作队伍,研究散文创作队伍;按照年代划分,研究解放前的创作,研究“文革”前的创作,研究新时期文学创作;此外,还有包括对层次比较高的作家的研究。长期做下去一定会产生影响。

  张志忠:

  里下河作家群在全国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值得研究。专门研讨里下河文学流派,是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倡议。许多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论证都是成立的。里下河文学的深厚积淀和发展现状都很不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60年代的作家在写乡村,这在全国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这部分作家确实非常优秀,个性鲜明,作品很鲜活。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提出,给许多里下河作家提供了一个发掘、研究、推广的平台。

  陆建华:

  里下河地区、泰州地区的经济实力很强,对文学事业的支持力度很大,这为里下河流派的成长搭建了平台,也有利于流派的早日形成。当下,泰州需要抓好里下河文学创作的队伍,以泰州为核心,把整个里下河地区的作者组织起来,大家共同努力,促进里下河文学的繁荣和文学流派的早日诞生。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形成任重道远,需要一批仁人志士长时间的努力,还需要借助中国作协、江苏省作协、泰州等各方力量,共同搭建一个促进流派早日成长的平台,对作品进行梳理,对流派特点分析研究,多培养文学新人,切实繁荣和发展好里下河文学流派。

  邵明波:

  里下河文学流派是一种成长中的流派。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进一步解读和推广里下河文学,这种解读和推广,不仅仅是向内考察其审美属性、向下追溯其文化渊源,而更应该向外、向上,向外就是走出去,放到更广阔的空间去考察,向上就是放到更高的层面去研究,比方上升到思想性乃至哲学性的高度去研究。我们换一种解读方式,可能会打开新的思路和空间。

  (周卫彬根据研讨会录音整理)

原载:《文艺报》 2013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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