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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自由体诗更自由的诗的表达形式——李耕访谈录

箫风


  李耕先生是当代著名散文诗作家,曾任江西省作协副主席、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星火》月刊编审等。出版散文诗集 《不眠的雨》《梦的旅行》《没有帆的船》《粗弦上的颤音》《爝火之音》《暮雨之泅》《无声的萤光》《疲倦的风》等,并主编《十年散文诗选》《中外散文诗鉴赏大观(现代卷)》。2007年获“中国散文诗终生艺术成就奖”。
  近日,笔者专程赴南昌探望了病重住院的李耕先生,并围绕散文诗创作问题作了访谈。
  箫风:李耕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再次带病接受我的采访。上次访谈时重点聊的是郭风与散文诗的话题,今天想请您谈谈自己的散文诗创作情况。请问您的散文诗处女作何时发表的?“李耕”这个笔名是何时启用的?有什么寓意?
  李耕:我原名罗的,曾用过的笔名有巴岸、也罗、白烟、于冷、丁犁、魏冷等。1947年发表随笔《文学是严肃的工作》时,始以李耕为笔名,沿用至今。李耕并非是“犁耕”的谐音。抚养我至10岁逝世的祖母姓李,而祖母给我童年留下的不泯失的印象是宽厚、悲悯、仁慈、勤劳、简朴,并能在贫困中面对贫困之困,助做杂工的祖父在半饥饿中将家撑了起来。这是我“李”姓的由来。“耕”之于我,是感情沉湎于“草根”、“泥土”、“耕耘”情绪的选择,也是“简朴”或甘于面对艰困的选择。我自篆过一方印章“牛”,便是“李耕”的图腾或“耕”的代谓了。在现实生存环境中,自己终于成为“牛”,这是巧合,也是个性的必然。所以我在出版散文小品选《篝火的告别》时,便用一章短的散文诗《牛》作了“代序”。
  1947年发表于《民锋日报·牧野》的两章散文诗《我是来自严冬的》和《青春的烦恼》,是我的散文诗的起步之作。《牧野》是我和彭荆风共同编辑的一个报纸旬刊(后改为周刊),主编是荆风。后来《牧野》所遭受的“”政治风险“”,也是荆风承担最多。
  箫风:您是当代著名的散文诗作家,从事散文诗创作已整整65年。请问您的散文诗创作风格有什么变化?
  李耕:我的散文诗创作始于1947年。1949年后服从组织分配,从事了一段繁重的行政工作,直至1956年自己提出“”归队“”从事文学工作后,又重新提笔从事业余创作,并在《人民日报》《星星》《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自由体诗及散文诗。我自己将这一时期的散文诗作品相对于解放前的“战歌”,称之谓“牧歌”。1957年因文学观念或某些诗的缘故而划为“极右”,搁笔22年。50岁时“改正”后,从《春笛九章》开始,便不断在国内一些报刊上发表散文诗作品。它们大多属于“苦歌”一类。
  今日已沉疴难释,自知时日不多。从去年10月查出肾病恶化,我只希望自己能撑持病体,将已写就的300余章散文诗整理出来。除此,将一本已发表的散文诗剪报及一本散文剪报,编妥后能付诸出版。我只是一个热爱散文诗的写作者,一个在诗坛上一闪而逝的“过客”,一个比较勤奋、生活比较简朴的平常作者而已。前两年我说过,我是鲁迅《野草》高墙下的“和尚”,现在想想自己说出的这句话,实在是在“抬高”自己。“和尚”与“佛”的距离是近的,而鲁迅的“高墙”,我只是景仰并企望能靠拢一点。有人称我“作家”,我会微笑作答,这是对我的尊重;有人称我“著名作家”,我便会缄默不语,或用自己的心灵回应:我会努力的。
  箫风:您一直认为散文诗是诗,是诗的表达形式的别样。请问您这种散文诗观是如何形成的?对您的散文诗创作有何影响?
  李耕:1947年前读散文诗及1947年后自己学习写散文诗,我一直是将散文诗列为“诗”来读来写的。俞平伯、滕固等前辈的“散文诗是诗”的论述,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我曾说过,“散文诗是诗还是散文,已是老的话题了”,问题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人将诗和散文融叠相加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并欲从“诗”中分离出来。作为开创一种文体的创举,我个人也曾为之动摇。在出现“报告体散文诗”之后,我便感觉这样写下去,可以为某一时期的政治、政策服务,但离散文诗的“诗”的表达要求越来越远了。我没有力量,也不愿为此公开提出我的看法,只觉自己能坚持“散文诗是诗”的观点写散文诗便可以了,别人愿怎么写是别人的事。
  其实,写作说到底,是个人的一种创造性行为,当然与时代是有不可分解的关联的。所以我对自己有过一句话:“寓时代个性于个体个性。”诗可以有经典,散文可以有经典,散文诗也可以有经典。宋词是从唐诗渐变中塑而成形的,新诗或自由体诗是从旧格律诗“解放”出来的。散文诗只是“诗”的一种体格,和“汉徘”是诗的一种体格一样。散文诗作为“诗”,理应是从新诗或自由体诗“异化”出来的。重要的在于“多元”,每个人的作品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和个性,而个人也不能局限于不变异的“模式”之中,作者个体在长时间内变化自己的风格或语言和作品的构思习惯是不容易的,除非自己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或自己的认识方式。散文诗或自由体诗断行或不断行,只是表达诗的内容时之形式的选择,而不可就此区别自由体诗或散文诗的“诗”的分量。诗的散文诗不断行也是散文诗,不是诗的自由体诗,断了行也不是诗。散文诗必须以“散文诗”的语言和意象构思散文诗。不分行的自由,是散文诗家族中独有的“自由”,比自由体诗更自由的诗的表达形式。
  箫风:耿林莽先生曾称您是“激情燃烧的诗人”,并说您的作品“从思想开掘,构思方式,诗体结构,语言气质上,均有鲜明个性。”请问您对这一评价怎么看?
  李耕:“燃烧”几乎是诗人灵魂之激荡在诗的构思过程中的表达,只是程度各自不同罢了。我自己追求的,是自己的冷韧的冷静的“燃烧”,是一种无有太多烈焰的“爝火”式的冷燃烧。耿兄从四个方面评析我的“个性”,也只是我对自己诗创作的向往、憧憬或者追求。我在写诗时比较注重思考,在构思自己作品时,注重于感悟过的形影并一再琢磨于自己的“独异”追索。遗憾的是,自己在作品中难以企及自己指望的“高度”,这也是我一再说的“无大的才华,难成大器”的此生已难逾越的“苦闷”。
  耿兄是我的学长和知友,淡淡之交融于“文人相亲”。对耿兄,我是敬重的,但这种感情存于内心,极少用文字表达出来。我所敬重的许淇兄与王尔碑大姐,也无不心存这种朴素的感情。
  箫风:请问您最喜爱的中外散文诗作家有哪些?谁对您的散文诗创作影响最大?
  李耕:国外散文诗作家的作品,如泰戈尔、纪伯伦、屠格涅夫、波德莱尔,以及高尔基的《海燕》等,都是我在学写散文诗时涉及过的,惟屠格涅夫的《门槛》留下深刻印象。从事散文诗创作之后,凡是散文诗的,我都会认真阅读,并评点过史密士的一组作品《单调》。悉心拜读过且又接受过影响的还有惠特曼、兰波、列那尔、尼采、普里什文、德富芦花等,尤其是加拿大布洛克的散文诗,其精短、容量、意象及引伸出的境界,给我印象深刻。这只是我涉猎过而留下过影响的外国作家。由于我不懂外语,总感觉译者的笔墨是否达意?其语境是否能体现作家所处时代的真实?所以内心仍旧有某种距离感,不如读中国古典文学中所能寻迹到的“类散文诗”,与读二十世纪初鲁迅的《野草》及其他前辈作家的散文诗作品那样亲切、动心。在学习写散文诗的1947年,公刘、李一痕、矛舍、叶金、张自旗、孟依帆、熊痕戈、邵璇、泥土、石岚、罗蓬等,是江西当时热衷于写散文诗和自由体诗的作者,有的是“战友”,有的并不相识,但经常在报纸副刊上能相互以作品交流或相聚切磋诗或散文诗的各自的写作体验和心得,并进入写作实践。当时的这种文学氛围,是令我经常忆及并心存谢意的。对我来说,这些“贫苦”环境中的自觉、自由的文学活动,支撑我从1947起将写作越过一次次劫难直到今日,不计安危,从未背离。
  箫风:您认为一个优秀的散文诗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您对青年散文诗作者有什么建议?
  李耕:我对年轻一代散文诗作者的希望,已在“答赵宏兴”时谈过了,再谈便重复了。想补充的是,作品个性的独异是作者创造性生命的体现,无“独异”则难构筑自己“独异”的高墙。艺术相似或雷同,缺乏陌生感且重复在前人的脚印上,是苍白的或缺乏生机的。这里,我还想说一句,散文诗写作归宗于一点,是作者的个人行为,最需要的是自己个体内心的坦荡与自由。
  二十年前,一位从事诗歌评论的诗友一再在诗的座谈会上提出,诗人要“狂”一点,指的当然不是“狂妄”或“狂野”甚至一时的“狂热”。这对于尚蜷缩于江西一角而胆怯于“狂”闯“江湖”的年轻诗作者是有鼓动作用的。我个人觉得,面对繁嚣且有点“狂”的相对芜杂的社会现实,作为诗作者还是“冷”点好。冷是冷静的冷,冷韧的冷,冷而才可得以清醒的“冷”。我以为这样的冷,是企求自己在各式形态的现实面前,以自己感悟过的可开掘出诗的具有诗的画面又有诗的内涵的零散形象,转换为自己选择的意象并让境界藏于字里行间。有前辈提出:诗不能止于“技”,要进入“道”。我个人谫于才华,缺乏通达事物的悟性,虽也知道一点道理,但却写不出自己认为还可以的作品来。所以我说过,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天才。天才之不被泯失,时代背景及个体机遇是一方面;作为作者,要耐得住寂寞和艰苦的磨砺。
  箫风:您虽然85岁高龄了,并且身患重病,但您仍然关注着散文诗的健康发展。正如您在来信中讲的:有时还“忧患”着思考一些文学的或散文诗的问题。请问您感到当前散文诗创作的忧患有哪些?您对中国散文诗的发展前景有什么期待?
  李耕:癸已之年,我已进入86岁高龄了。病已沉重,拖了十余年虽已觉“太疲倦”,但我仍然坚持写一点短小的作品,现在实在拖不住了,不能再写了,几乎一些未了的事也无力去“结尾”了。
  我对文学或散文诗有时还“忧患”着思考一些问题,这是我的实话,但只觉“忧患”这个词重了一点,若改作“忧虑”比较合适。忧虑,作为一个已迫近坟墓的老朽,其实这点“忧虑”也只是“过虑”,往往也只是从脑际一闪而过,既留不下什么迹痕,也无法具体表达。前面我提到作者内心的“坦荡自由”,无有这种“坦荡自由”,就无有陶渊明的潇洒南山、采菊东篱,“经典”作品的产生或已是“经典”的作品,在时间的淘洗中也难以永远“经典”,便是我个人的忧虑之一。其实,这些都会在时光演进中合乎艺术规律的再一次又一次“排列组合”。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就个人的一生体验讲过一句实在的话:个人是无奈于时代的,但作为个人即是一粒小小的萤火,也是可以发光并有所作为的。
  期待,是对未来而言的。文学最讲艺术规律,时间是最严格也是最公平的运作力量,不是任何人可左右的。当下,个人或散文诗组织、刊物或刊出的作品,要力求摆脱可能有的“俗气”。诗一有俗气,就几乎无诗可言了。

 

原载:《文学报》2013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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