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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生活片断

——兼忆何其芳同志

孙 犁
在三十年代初,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何其芳同志在文学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他经常在北方的著名文艺刊物上发表文章,在风格上,有自己独特的地方。他的散文集《画梦录》,还列入当时大公报表扬的作品之中。但是,我对他这一时期作品的印象,已经很淡漠,那时文艺界有所谓京派海派之分,我当时认为他的作品属于京派,即讲求文字,但没有什么革命性,我那时正是青年时代,向往的是那些热辣辣的作品。

一九三八年秋冬之间,我在冀中军区举办的抗战学院担任文艺教官——那是一个军事性质的学院,所以这样称呼。我参加抗日工作不久,家庭观念还很深,这个学院设在深县旧州,离我家乡不远,有时就骑上车子回家看看,那时附近很多县城还在我们手中,走路也很安全。

在进入冬季的时候,形势就紧张起来,敌人开始向冀中进攻,有些县城,已被占领。那时冀中的子弟兵,刚刚建立不久,在武器上,作战经验上,甚至队伍成分上,一时还不能适应这种紧急的局面,学院已经准备打游击。我回家取些衣物;天黑到家不久,听说军队要假我家的房子招待客人,我才知道村里驻有队伍。

第二天上午,有一群抗战学院的男女同学,到我家里来看望,我才知道,所谓军队的客人就是他们,他们是来慰问一百二十师的。

这真使我喜出望外。一百二十师,是我向往已久的英雄队伍,是老八路、老红军,而更使我惊喜不已的是我们村里驻的就是师部,贺龙同志就住在西头。我听了后,高兴得跳起来,说:

“我能跟你们去看看吗?”

“可以。”带队的男同学说,“回头参谋长给我们报告目前形势,你一同去听听吧”。

我跟他们出来,参谋长就住在我三祖父家的南屋里。那是两间很破旧的土坯房,光线也很暗,往常过年,我们是在这里供奉家谱的。参谋长就是周士第同志,他穿一身灰色棉军装,英俊从容。地图就挂在我们过去悬挂家谱那面墙壁上,周士第同志指着地图简要地说明了敌人的企图,和我军的对策。然后,我的学生,向他介绍了我。参谋长高兴地说:

“啊,你是搞文艺的呀,好极了,我们这里有两位作家同志呢,我请他们来你们见见。”

在院子里,我见到了当时随一百二十师出征的何其芳同志和沙汀同志。

他两位都是我景仰已久的作家,沙汀同志的《法律外航线》,是我当时喜爱的作品之一。

他们也都穿着灰布军装,风尘仆仆。因为素不相识,他们过去也不知道我的名字,我记得当时谈话很少。给我的印象,两位同志都很拘谨,也显得很劳累,需要养精蓄锐,准备继续行军,参谋长请他们回去休息,我们就告辞出来了。

周士第同志是那样热情,他送我们出来,我看到,这些将军们,对文艺工作很重视,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是非常喜欢和爱护的。在短短的时间里,绐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请两位作家来和我们相见,不仅因为我们是同行,在参谋长的心中,对于他的部队中有这样两个文艺战士,一定感到非常满意。他把两位请出来,就象出示什么珍藏的艺术品一样,随后就又赶快收进去了。

我回到学院,学院已经开始疏散,打游击。我负责一个流动剧团,到乡下演出几次,敌人已经占了深县县城,我们就编入冀中区直属队里。我又当了一、两天车子队长,因为夜间骑车不便,就又把车子坚壁起来,徒步行军。

这样,我们才真正开始了游击战争的生活。首先是学习走路的本领,锻炼这两条腿——革命的重要本钱。每天,白天进村隐蔽,黄昏集合出发。于是十里,五十里,一百里,最多可以走一百四十里。有时走在平坦的路上,有时走在结有薄冰的河滩上。我们不知道,我们前边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后边有多少人,在黑夜中,我们只是认准前边一个人绑在背包后面的白色标志,认准设在十字路口的白色路标。行军途中,不准吸烟,不准咳嗽,紧紧跟上。路过村庄,有狗的吠叫声,不到几天,这点声音也消灭了,群众自动把狗全部打死,以利我们队伍的转移前进。

我们与敌人周旋在这初冬的,四野肃杀的、广漠无边的平原之上,而带领我们前进、指挥我们战斗的,是举世闻名、传奇式的英雄贺龙同志。他曾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我们对他向往已久。我刚进入革命行列,就能得到他的领导,感到这是我终生的光荣。所以,我在《风云初记》一书中,那样热诚地向他歌颂。

这次行军,对于冀中区全体军民,都是一次大练兵,教给我们在敌人后方和敌人作战的方法。特别是对冀中年轻的子弟兵,是一种难得的宝贵的言传身教。

何其芳和沙汀同志当然也在队伍中间。不过,他们一定在我们的前面,他们更靠近贺龙同志。最近,读到沙汀同志一篇文章,其中说到当时硝烟弥漫的冀中区,我们是一同经受了这次极其残酷、极其英勇、极其光荣的战斗洗礼。

一九四四年夏天,我从晋察冀边区到了延安,在鲁艺文学系工作和学习,当时,何其芳同志也在那里,他原是文学系的主任,现在休养,由舒群同志代理主任。所以我和他谈话的机会还是不很多。他显然已记不得我们在冀中的那次会见,我也没有提起过。我住在东山顶上一排小窑洞里,他住在下面一层原天主教堂修筑的长而大的砖石窑洞里,距离很近,见面的机会是很多的。

在敌后,我已经有机会读到他参加革命以后的文章,是一篇他答新华社记者的访问。文字锋利明快,完全没有了《画梦录》那种隐晦和梦幻的风格。在过去,我总以为他是沉默寡言的,到了延安一接近,才知道他是非常健谈的,非常热情的,他是个典型的四川人。并且象一位富有粉笔生涯的教师,对问题是善于争论的,对学生是诲人不倦的,对工作是勇于任事的。所以,并未接触,而从一时的文章来判定一个人,常常是不准确的。

在全国解放以后,有些老熟人,反而很少见面了。我和何其芳同志就是这样,相忘于江湖。最近读了他的两篇遗作,深深感到:他确是一个真正的书生,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工作,他的文字,我是很难赶得上,学得来的。他既有很深的基本功,一生又好学不倦,为革命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

197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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