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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解魅与反抗虚无——访赵稀方研究员

赵稀方 张宝林
内容提要 赵稀方(1964—),男,安徽芜湖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港台华文文学、当代理论和翻译文学研究,专著有《存在与虚无》、《小说香港》、《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后殖民理论与台湾文学》、《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后殖民理论》和《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等,译著有《人文科学导论》、《黄金法则》等,在海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曾赴剑桥大学(英国科学院WKCFellow)、哈佛大学(美国国务院FulbrightScholar)等学术机构做学术研究,应邀在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第九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塔夫茨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等海内外著名高校做学术演讲。学术兼职有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文学评论》编委、中国翻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台湾成功大学客座教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暨南大学兼职教授等。

  

  赵稀方(1964—),男,安徽芜湖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港台华文文学、当代理论和翻译文学研究,专著有《存在与虚无》、《小说香港》、《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后殖民理论与台湾文学》、《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后殖民理论》和《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等,译著有《人文科学导论》、《黄金法则》等,在海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曾赴剑桥大学(英国科学院WKCFellow)、哈佛大学(美国国务院FulbrightScholar)等学术机构做学术研究,应邀在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第九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塔夫茨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等海内外著名高校做学术演讲。学术兼职有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文学评论》编委、中国翻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台湾成功大学客座教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暨南大学兼职教授等。

  张宝林(1981—),男,甘肃定西人,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访问学者。

  一、翻译与翻译文学研究

  张宝林(以下简称张):赵老师,您好!受《甘肃社会科学》主编胡政平先生委托,我利用这次来社科院文学所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对您做一次学术专访。您近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港台华文文学、当代理论和翻译文学这三个领域。在《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一书的“后记”中,您曾写道:“前两个领域的著作较有反响,独有翻译研究应者寥寥。”其实,您的翻译研究已经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相关评论文章时常见诸报端,您从事翻译研究的敏锐学术眼光和独特学术个性无不受到称赞。您的一些观点不但被经常引用,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回应,比如中山大学的王东风教授曾针对您的研究写过回应文章。

  赵稀方(以下简称赵):我感觉,自己的香港文学、后殖民理论研究的影响较大,翻译文学研究的影响相对比较小。不过,你讲的也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在外语圈,我接触不多而已,每次参加外语系翻译研究会议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一点。这次我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参加高翻学院十周年纪念活动,同时也参加了译介学的会议,就有不少外语系的学者谈到我的翻译研究著作的影响。

  王东风的文章,是一场学术争论中的一篇。引起争论的是我写的一篇有关《红与黑》翻译讨论的文章,曾在《东方翻译》发表过,也收入了《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这篇文章讨论发生于1995年的“《红与黑》事件”。法国小说《红与黑》出现了诸多汉语译本,引起了一场大讨论,涉及到很多翻译家和海内外学者,最后许钧教授还编了一本书《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我在文章中认为,这场发生于九十年代的讨论对于中国翻译很有贡献,不过从理论上折射出了中国翻译研究观念的落后。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停留在意译和直译这样一个古老角度,西方七十年代以来翻译文化研究的思路在中国还较少为人了解和运用。五年之后,许钧教授觉得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深发,又在《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组织了一场“《红与黑》汉译大讨论再思考”,其中包括中山大学王东风教授的《“〈红与黑〉事件”的历史定位:读赵稀方“《红与黑》事件回顾——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史话之二”有感》、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的《对《红与黑》汉译大讨论的反思》、南京大学许钧教授的《理论意识与理论建设——〈红与黑〉汉讨讨论的意义》等文。

  有趣的是,许钧教授发起这样一场讨论的潜台词是不太同意我的观点,但谢天振教授和王东风教授的文章却都支持我的看法。谢天振教授的文章一开头便旗帜鲜明地支持我的观点,他认为我将这场大讨论的内容归结为一个假问题时,的确让人为之一震,“然而冷静一想,却又不能不同意稀方教授的这个‘耸人听闻的结论’”。王东风教授则在讨论注意到了我的研究方法,他提到,“从他的论文和专著看,文学史的研究显然是他的一个利器,而他近期的研究则显然偏向中国的翻译文学史。”这种研究方法,与外文系的学者比较起来,有自己的优势,“作为一个以史学见长的学者,他的论著有着史学研究所特有的严谨,文献与史料都来自第一手,几乎看不到二手的转引;同时,与仅仅依赖于史料堆积甚至二手史料堆积的所谓翻译史研究不同,赵稀方的翻译史研究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有着史学家高屋建瓴的眼光,能在特定历史断层处独具慧眼地发现具有标本价值的文献,借此以还原出那个特定时期的历史风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争论前,谢天振给我发邮件,大概意思是说,许钧想发起这样一个讨论,但他本人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后来这封邮件不知怎样转到了许钧那里,许钧有点不太高兴,说那还怎么讨论呀。(笑)

  我以前和外文系的学者没有打过交道。我第一次参加外语翻译学界的活动是参加2006年佛山的翻译研讨会,当时我作特邀嘉宾。外语学界大概觉得我的翻译文学史研究思路有独到之处,所以请我讲一下。王东风是外语学界研究翻译理论的,对理论比较敏感,那次会议讲韦努蒂(LawrenceVenuti),这是很新的理论,在会上引起注意,但有人发现我在2003年的书中就已经谈到韦努蒂了。

  张:做翻译研究的时候,中文系的学者和外文系的学者似乎有不一样的地方。您觉得区别何在?为什么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区别?

  赵:中文系和外文系的翻译研究,应该说各有所长。可以想象,外文系的翻译研究较多侧重语言,而中文系的翻译研究较具文史脉落。不过,可喜的是,两者在靠近。

  在今年《中国翻译》第一期上,我发表了研究《新青年》翻译的文章。川外廖七一教授也研究《新青年》的翻译,但与我差别较大。我基本上还是做现代文学研究,不是从语言理论出发的,希望借翻译把思想的线索理清楚。通常的外文系学者写的翻译史,只是一个基本作家作品的翻译介绍,多数没有深入研究。我的《新青年》翻译则写了五万字,其实是以翻译为线索,研究思想史上《新青年》如何从晚清走来,如何形塑现代?

  张:《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是您翻译研究的第一个重大收获。您觉得这本书的特色是什么?另外,您当时为什么要去做翻译研究?

  赵:《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我做过一次采访,我当时提到了翻译史的研究。博士毕业之后,杨义老师主持《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写作,想让我参加,我谢绝了。后来李今老师承担三、四十年代一段的写作,发现材料太多,得有人协助,结果又找到了我。我不答应,我没有和别人合作写书的习惯,我的方法可能跟别人的也不太一样,但杨老师还是坚持让我写,我就提出,如果写的话,就单独写一卷。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本无“新时期卷”,当时还没有论述新时期翻译史的著作,我倒觉得这一段比较有挑战性,就接受了“新时期卷”的写作。《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一书出版于2003年,较为侧重理论;《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迟至2009年才出版,较侧重文学史。

  我做翻译研究是先从后殖民理论进入的,本雅明《翻译者的任务》、赛义德《旅行的理论》、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及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劳伦斯•韦努蒂等,翻译研究较为接近后殖民及文化研究的思路。后来,才反回来了解了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文化派别的思路。在西方,存在“翻译的文化研究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的汇合。

  张:《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涉及的主要是新时期的翻译,您去年出版的《翻译现代性》关注的是晚清到“五四”这一时段。关于“五四”的翻译,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五四”先驱在通过翻译接受西方启蒙主义话语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掉入了西方殖民主义的陷阱,似乎有自我殖民化的嫌疑。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赵:这一点较为复杂。事实上,翻译是一种主体确认,是从他者的角度进行自我评判。早年主张西化的论者,像鲁迅这些人,他们是借用“他者”来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至于这个“他者”是谁,究竟怎么样?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他们只是要取一种和我们对立的文化系统来进行自我批判,他们对于“他者”的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想象化的过程。比如说,鲁迅虽然写了《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但实际上,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有限的。真到了《学衡》派,真正到了哈佛,到了西方文化的内部,就会发现要树立这样一种“东/西”二元对立是非常困难的。

  张:晚清到“五四”这一时段,也曾发生过很多有关翻译的论争。比如,新文化运动者对于林纾翻译的批判,表面上看是针对翻译方法——直译和意译,但这里面是不是还存在话语争夺的问题?

  赵:新文化倡导者对于林纾的批判,最厉害的是刘半农和钱玄同写的“双簧信”。我觉得这不是个人恩怨,而是时代差异。林纾时代,中国刚刚翻译外国小说,中国国力衰弱,但文化强大,因此是我化外国。林纾把西方小说译成中国文言小说,以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改写西方文化。到了“五四”,鲁迅、陈独秀等人认识到,不能以己化人,这样的翻译就没有意义,翻译恰恰是为了引进异质性的文化。《新青年》对这个论述很多,钱玄同、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都写过文章。他们认为,正因为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所以才把他们翻译过来,要是他们和我们一样了,就没必要去吸收。林纾当时出名,在于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但刘半农和钱玄同的“双簧信”中认为,这实在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他们认为,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翻译的时候只能以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化改造成中国文化。

  新文化倡导者和林纾之间的冲突,其实是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冲突。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后来对于林纾有较高评价,但这决不能抹杀“五四”批判林纾的历史贡献。这是两码事。在林纾那个阶段,中国人只能以这种形式来翻译外国文学,否则中国读者不能接受,你要是一开始就像周氏兄弟那样“直译”肯定不行,他们在1909年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只卖掉40本,就是个失败的例子。林纾具有启蒙作用,新文化倡导者是读他的书长大的,但“五四”时代反对林纾也是必然要发生的,我们要把这个区分清楚。

  张:前几年,学术界曾就翻译文学的属性和地位展开过激烈讨论,但翻译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要而又独特的组成部分”,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将翻译文学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重要内容来处理。但近些年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并没有把翻译文学包含进去。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赵:这涉及到观念的问题。开始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专门有翻译的篇幅,后来没了,只谈外国文学对作家的影响,但具体的翻译却不提,而归到外国文学史去了。王宏志近在《重释信达雅》一书索性提出: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而不是外国文学,因为翻译家用的是汉语,阅读和影响都在中国国内,与被翻译的那个作家和国度没有关系。中国作家,在现代作家中有很多可以读外文,不过不可能懂所有外文,所以还须看译本,当代作家则基本上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对翻译依赖性很大。中国当代作家所受到的外国作家的影响,准确地说,是受到了中国翻译家译文的影响。莫言就说,他受到的不是外国作家的影响,而是中国翻译家的影响。莫言认为“翻译家功德无量”。他说:“像我们这样一批不懂外语的作家,看了赵德明、赵振江、林一安等先生翻译的拉美作品,自己的小说语言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语言是受了拉美文学的影响,还是受了赵德明等先生的影响?……我的语言受了赵德明等先生的影响,而不是受了拉美作家的影响,那么谁的语言受了拉美作家的影响呢?是赵德明等先生。”邓友梅也说过,五、六十年代中国抒情诗的格式,其实受到俄苏诗歌翻译文体的影响。其实,人家本来并不这样写,诗歌翻译变形尤其厉害,翻译家创造的翻译体被我们的作家们模仿。

  张:翻译不仅与我国的现当代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近些年来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王德威、李欧梵等人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翻译进来之后,对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冲击很大。

  赵:是的,翻译跟中国当代写作的关系非常直接,新时期以来从现代派到萨特热、拉美文学热等,都与中国文坛的创作有直接呼应的关系。学术研究也是这样,中国当代的一些评论家喜欢用一些新的思想和比较时髦的术语,但不能阅读原著,因此特别依赖翻译。有一次曹卫东就对我说,他把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书翻译过来以后,才导致了中国评论家大量运用这一术语进行研究,翻译的作用就这么明显,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话语。至于王德威被翻译过来,我们才注意到“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李欧梵被翻译过来,我们才知道如何讨论“上海摩登”,翻译导致了学术研究话语的转变。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张:我最近看到有人从形象学的角度介入翻译研究,有研究某一作品在中国翻译和接受问题的,也有研究域外作家在中国形象变迁的。您如何看待这种翻译研究的思路?

  赵:这是一种比较文学的路子,北京大学孟华教授擅长于这种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学,我觉得也很有意思。需要注意的是,这其实是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构建,虽然跟西方有关系,但实际上主要是中国的认知。正如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它是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建构,与东方自身并无关系,并且他并不认为存在一个真实的东方。用福柯的理论来看,事物的存在方式只有话语,没有别的方式,我们要研究的,是对于它的描述。

  二、理论研究

  张:运用后殖民理论研究形象问题,大多侧重于社会文化机制对形象塑造所产生的影响。如果过多地从外部展开分析,是不是就忽视了形象塑造者的主体性作用呢?

  赵:东方学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机制,这种机制使得任何一个西方人在谈论东方的时候会陷于其中。赛义德也反对话语机制这种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在《东方主义》一书中,他觉得这点是很难逃避的。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个人的主体是由社会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个人的作用微乎其微。什么是自己?个人的成份并不多,比如你早出生二十年,晚出生二十年,思想就会完全不一样,受制于当时的时代。这样一来,个人如何才能逃脱这种被动的社会文化建构,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提出反抗的思想,事实上是对话语机制的一种突破。

  张:您一直比较偏爱理论,最早写的文章大多与理论有关。后殖民理论是您这几年关注较多的一个领域,也出版了专著,反响很大。请您谈谈您的理论研究吧。

  赵:我本科论文做的是艾青,硕士论文做的是徐志摩。硕士毕业后,我继续做了一阵中国现代文学,比如鲁迅、茅盾、沈从文,后来就转向思想史和哲学方面去了。当时我比较喜欢读哲学方面的书,西方现代哲学和中国思想史籍就爱读,大概由此产生了一个中西比较的视野。我写过《庄子与中国启蒙文学源流》,试图把中国思想和文学结合起来;写过《论老子思想对胡适的影响》,试图将现代与古代的思想对比观察;写过《胡适与实用主义》,试图疏理中国现代思想与西方哲学的关联。一般认为,胡适的思想是搬用杜威的实用主义,我发现并不是这么简单,胡适事实上用中国古代的自然主义思想改造了杜威实用主义。现在我们知道,这其实就是翻译的不透明性。我当时没有从翻译角度来看,而是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来看。我当时做的大部分是比较诗学和比较哲学,比如说《中西诗学比较管见》、《重新认识欧洲浪漫主义》和《中西“表现”理论思想异同辨析》。

  后殖民理论研究可以算是我博士毕业之后的第一个自主选择。为什么要选择研究后殖民理论?这实际上是与我的港台文学研究有关。我在做港台文学研究的时候,不时要碰到后殖民理论。因为这两个地方曾经是殖民统治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后殖民理论的论争,莫衷一是,我希望把这个理论给弄清楚。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去英国剑桥大学做研究。我是在两个单位,一个是东方研究所,另一个是TrinityCollege(三一学院)。后殖民研究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做的时间很长。后来社科院文学所评奖,《后殖民理论》一书得了一等奖。我觉得,研究某一个理论家,至少要把他的书及所有资料读完,才敢讲话。比如斯皮瓦克、赛义德本人著作很多,研究著作更多,都要看。这是做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但在国内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比如有人研究斯皮瓦克,就看一两篇文章,还是译文。这是很冒险的,你根据某篇文章认为他对这一问题是怎么看的,但别的书里怎么说的你又不知道;并且,很多思想家的思想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刚出道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过两年他的思想可能就有所变化。要根据那一两篇文章,无法把握其内在脉络,这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把港台研究与后殖民理论结合起来,会有一种特别的视野。2005年下半年,耶鲁大学请我去演讲,题目就是“一种主义,三种命运”,研究后殖民理论在两岸三地的理论旅行。“八九”造成了大陆后殖民主义“中国/西方”的对峙,在中国的后殖民批评中,后殖民理论是作为一种消解西方现代性话语、建立中国的“民族性”的工具而出现的。“八七”后对于国民党统治的抵触,则使得后殖民主义在台湾成了反抗中国的理论武器,从而奇妙地形成了“台湾/中国”的对峙。在香港则是“九七”,其效应则是“西方-香港-中国”的夹击。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至“九七”后回归中国,这原是十分简单的逻辑。但反常之处在于,香港已经是一个较祖国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而回归也并非港人自觉的决定。这一情形决定了香港后殖民理论的独特面目。

  三、香港文学研究

  张:前面谈的主要是翻译研究和理论研究,其实您最早成名是因为做香港文学研究。您说您最初做香港文学是杨义老师的意思,那杨老师为什么会让您做这个题目?您觉得您研究这一领域获益最大的是什么?

  赵:本来我博士论文想做理论,想把理论和整个现代文学结合起来,相当于文论,但后来杨老师不同意,让我做香港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国家研究机构,对于学术研究的格局有整体考虑,对于学生的题目选择也有针对性,比如说让黎湘萍老师做台湾文学。但香港要回归,需要有人做香港文学,杨老师就让我做香港文学,这就是我做香港文学的开始。

  这里有一个问题。经常有人说学生做论文时,应该按学生的兴趣去做,如果你给的题目他不感兴趣,可能就做不好。其实,你不进入这个领域的话,你就认识不到它的价值,也不可能有兴趣。我感觉做香港文学开阔了我的视野,这是现当代文学被忽略的一个空间。

  张:有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并不重视大陆之外的中国文学。我看到您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文学史的某些章节需要重写。

  赵:对,我们在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时候,往往只涉及中国大陆文学,完全不顾及海外。比如说,我们梳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主义的发展轨迹,从二十年代一直到新时期,中间空了五、六十年代,很遗憾。其实,现代主义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和香港很发达,我们内地的学者不知道。不但很发达,而且重要的是,是大陆学者和作家出去以后延续下来的。再比如说,旧派通俗小说的线索,在1949年后也终止了,但它们又在台港得到了延续,香港金庸新派武侠小说可以说是一个代表。

  和海外学者、台港学者交谈时,我发现他们的视野要比我们开阔很多。大陆学者完全不去谈海外,但海外学者却具有华文文学的视野,会从不同地域华语文学的视野看待问题。王德威和我谈起香港文学来如数家珍,他对香港文学的熟悉程度完全不亚于我。后来,我们俩在《当代作家评论》合做了一个香港文学研究专辑,我写“九七”以前,他写“九七”以后。他熟悉的不止于香港,对台湾更熟悉,对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也很熟悉。在知识面上,我们的大陆评论家差了不少,需要补课。这是我做香港文学的收获。

  张:您接下来还有没有到其它相关领域进一步开拓的打算?

  赵:本来我在后殖民理论做完之后,又申报了社科院的课题,想继续做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但这个课题没批下来。有人说,上面对这种西方批评理论没兴趣,你还是继续做二十世纪翻译文学史吧,这种宏观的题目肯定能批。我就报了一个“文化语境中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这个题目果然批了,被列为社科院重点课题。就这样,我这几年又做了一阵翻译文学研究,《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是其中的部分成果。现在我也不想申报课题了,打算再重新返回香港文学。

  国内香港文学研究的热潮,在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就衰落了。我倒是觉得,研究还很不充分。《小说香港》主要是从文化认同和城市文化角度来做的,下面还可以进一步做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台湾方面提出要重版《小说香港》,我开始打算增补一下,后来发现大概要另写一本书。香港是一个后殖民空间,在这里,我们很多的文学史叙述框架都受到了挑战。

  我现在研究的是香港早期的一个刊物,叫《小说星期刊》,它是1924年创办的。所有香港文学史都没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框架,从新旧文学的对立谈起。再看《小说星期刊》,事实并不是这样,香港早期的对立是语言上英语和中文的对立,白话文和旧文学反而是盟友。早期香港的官方语言是英文,官方推行英语学校,传教色彩很浓,当地人也热衷于学英文当买办,这样可以挣钱。如此,从私塾而来的中国旧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化认同的主要园地,我们不能沿用大陆“五四”的框架进行新/旧批判。考察《小说星期刊》,我们发现文言、白话混杂共处,安然无恙,关系不像大陆那么紧张。新文学工作者很难在社会上找到位置,因此立不住脚,这一点从新文学的穷愁主题之多可以看得出来。另一个问题是,因为香港社会的殖民和商业性质,文学启蒙无法展开,而是以通俗文化为主,无论文言、白话,多是通俗文学,其内在性质很值得分析。

  研究香港很难采用一种纯文学的角度,我这次打算从报刊出发,以泛文化的形式进入。香港最早的中文刊物是《遐尔贯珍》,创办于1853年,系英人创办,从此可以考察早期香港的社会形态及殖民者的文化表达。

  报刊之外,电影也可以包括进去。香港文学的影响其实很小,除了通俗小说,其它的我们几乎没人知道,但香港的电影非常成功,影响也特别大。香港的电影市场仅次于好莱坞,胜过印度,它应该是香港文化研究的重要部分。我现在就在补充一些香港电影史的知识。五十年代从邵氏开始,像李翰祥的黄梅调、风月片、宫廷剧。邵氏除李翰祥之外,第二个核心人物是胡金铨,他的代表作是《龙门客栈》。电影和文学有共同性,但也不一样。看电影时,观众是完全被它调动的,镜头到哪里,我看到那里。文本阅读你可以停下来想,而电影却只有把电影看完了之后才去评论。香港电影已经有很多研究,但与文学不撘界,我觉得可以建立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研究。至于我以后会做成什么样子,现在也不知道。

  张:您刚才谈到,您先从报刊着手研究香港文学。您为什么要先从报刊开始呢?

  赵:历史是什么?是文本。后现代史学观念的一个重要看法,就是历史文本化。历史上的报刊,是触摸历史的最切实的途径。不太有人注意香港早期报刊,它们其实还是很有文化价值的。《小说星期刊》在认同上,是以中华民国为立场的,不过有香港本地色彩。刊物刚开始有论坛、说荟、翰墨筵、剧趣、丛谈、谐林、还有中西新闻,种类非常繁杂,与同时期中国大陆的期刊体例不太一样。有意思的是,他们把这本刊物送给上海的通俗文学大家许厪父、徐枕亚看,他们俩还给《小说星期刊》写了“对于小说星期刊的批评”一文,刊登于1924年第12期。他们提到,小说刊物登载新闻之类,不合体例,另外言情小说过多。《小说星期刊》认同的是大陆的通俗文学,这是大陆文坛对于香港文坛的一次规范。他们后来果然就变了,新闻没有了,说荟等也变成了小说、散文、诗歌等现代体例。

  四、学术解魅与反抗虚无

  张:您能具备这么宽广的学术视野,取得这么多的成绩,我想除了您个人的才气和勤奋,还与您多次到海外做学术研究的经历以及与海外学术界的广泛交流有很大关系吧?

  赵:首先说明,我并无才气,也没有什么成就。说到出国,当然有关系,不过大概主要是心理的、无形的。出国的人很多,而真正有收获的人并不多。对我而言,我感觉真正的收获是在心理上的解魅。看到了最好的研究是什么样子,自己做研究的时候就心中有数了,知道以什么样的路径来做。要是没有这样的经历,总觉得人家很神秘,做出来的东西看不懂。至于收集资料,当然也很重要,要是没有资料的话,也就没法去做研究。你来北京访问,对这个也应该有体会吧!

  张:最后问您一点更为私人化的问题。您在原来工作的地方三十岁刚过就晋升了正高职称,成就一定的学术地位,但您却克服了诸多不便,到社科院攻读博士学位,接着留在文学所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工作。请问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什么动力让您当年选择了“出走”?

  赵:对我来说,来北京是解魅的第一步,去剑桥和哈佛是解魅的第二步。要达到某种境界,就要不断地克服高度。来北京之前,我和大家一样,很钦佩当时的杰出学者,如杨义、汪晖、赵园等这一批社科院文学所的学者。他们的知识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你在下面是无法看清楚的。来这里就是一个解魅,和他们熟悉以后,才明白原来如此,发现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现你自己同样也可以做得很好。再看国外的那些学者,像王德威、李欧梵、赛义德、霍米•巴巴等,在国内都觉得是如雷贯耳的名字。从烟台到北京和从北京到剑桥、哈佛的感受是一样的。你必须先有充分的知识储备,比如到哈佛以后,我已经阅读过霍米•巴巴的著作,这样参加他的研讨的时候,听他一讲,发现很容易理解,也就可以对话了。王德威讲课的时候,是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如果你不明白台湾文学、香港文学、马华文学等等,就无从进入他的学术讨论。

  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自己做学问的动力和一般人不太一样。年轻的时候,我的虚无思想比较严重,老是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这大概和我阅读庄子及萨特等西方现代哲学有关。我写的第一本书叫《存在与虚无》,主要是清理自己的思想。在这本书里面,我考察了中外思想家抵抗虚无的诸种途径,有文学的、哲学的、宗教的各种方法。对于鲁迅来说,就是反抗绝望;对于周作人来说,是“伟大的捕风”。我不是伟人,但人生的空虚同样需要填补,这就是学术。学术对于我来说,首先是一种职业,然而学术更给我提供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周作人在《伟大的捕风》中说:“对于虚空的唯一的办法其实还只有虚空之追迹,而对于狂妄与愚昧之察明乃是这虚无的世间第一有趣味的事。”在自然面前,我很宁静,人只是自然的一个部分;然而,人是惟一可以反思生存意义的物种,这种思考是人类对于自身有限性的克服,我珍惜这种思考,所以我所选择的多是与思想有关的研究。在山东,我破格副教授、正教授,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学术带头人,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进一步的见识。

  张:在这样一个非常世俗、功利的时代,您能保持这样良好的学术心态,将学术视为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方式,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在刚才的访谈中,您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既就翻译与翻译文学、后殖民理论和香港文学研究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做了精要的回答,也对学术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深刻的见解,肯定会对我们有所启迪。赵老师,谢谢您百忙之中接受这次专访!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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