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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解析

陆贵山

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一种主流文化,对当代中国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解析后现代,取其利,去其弊,对加强主流舆论,提高文学的正能量,弘扬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

  自文艺复兴始,到20世纪中期,是西方世界走向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从总体和全局上看,以封建宗法制为标志的前现代社会已到终点。这一历史转型时期的主导的文化精神是充满活力的理性启蒙精神。此后,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西方社会进入以信息技术高度发展为特征的“后现代社会”。从社会文化性质而言,前者的关键词是“现代性”,而后者的关键词是“后现代性”。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我倾向于吸纳和借鉴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和合理因素,采纳与启蒙现代性相和谐、相配合的另一种形态的审美现代性,以有利于推动和加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如何评价后现代性?既不能因为现代性具有负面影响,而否定现代性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反过来因现代性的历史功绩,忽视现代性的负面作用。应当全面地辩证地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做出客观公允的历史评价。其实,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反传统、非理性和反对现代化给人带来异化等方面也存在着精神意向上的一致性。我们既要看到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连续性,又要看到在这种高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新质态和新质变。忽视现代性的负面作用,夸大现代性的历史功绩,否定后现代性;或夸大现代性的负面作用,贬抑现代性的历史功绩,消解和颠覆现代性,甚而主张倒退回前现代,都是不妥当的。

  后现代和当代中国国情

  最为重要的是,应当考虑当代中国如何面对西方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需要探讨西方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对作为发展中的国家的当代中国的适用程度和适用范围问题。我们的国情定位,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从前现代性向现代性的过渡与生成。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种形态多元并存。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广大农村,虽然启动了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但还存在着浓厚的前现代性。在高度发展的大都市,加速实施着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同时确实滋生着越来越多的后现代因素。前现代的那种封建宗法制的社会生活形式固然表象上具有温馨、和谐、净美、安适的一面,同时实质上又具有贫穷、落后、愚昧、专制的一面,前现代的社会生活形式正在或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必须面向未来,向这种前现代的社会形态揖别,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是违反人民大众意愿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加速从前现代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的;正视并适当抑制社会历史文化结构中的后现代因素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健和正常发展的。从整体和全局上看,后现代主义对尚处于发展状态中的当代中国来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时空错位和时代反差。应当说,后现代还没有成为当代社会的主导因素,只部分地适用于当代中国。即使置于全球化的共同背景中,不同国家存在着历史发展状态的差异。不能无视这种差异,把历时态的历史社会状态共时化。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移植到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显得有些水土不服,所谓“南方为橘,北方为桔”。从总体和全局上说,把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普适化,不加选择地加以泛用,对距离后现代还十分遥远的当代中国来说,显得太过奢侈和超前消费。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忽视当代中国正在增长着的后现代现象。从发展趋势看,后现代现象的适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着,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当代中国逐步向后现代的趋近,对促进和确保历史的稳健和正常发展,防止和克服后现代和后工业社会可能产生的各种社会弊端具有前瞻性的预示和警策作用。

  后现代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是具有合理性的。

  在文化与社会变革的关系问题上,后现代主义者多半都是通过语言文化阐释谋求社会变革的左翼文化思想家。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者,实施颠覆性新思维,通过解构和改写文本,培育大众的变革意识,制造改变现实的舆论。这种富于批判精神、怀疑精神和解构精神的颠覆性思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的。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意向对启发人们解放思想,消解和破除超稳定的社会体制和思想文化结构都是有益的。特别是解构主义者都是出于消解、颠覆、改变、重塑旧的社会历史结构和文化思想结构的语言革命家。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批判精神、怀疑精神和变革精神,有利于破除僵硬的理性桎梏、异化环境的压抑和超稳定的社会体制和思想文化结构。他们操演颠覆性思维的战法,对过时的凝滞的僵硬的理性加以否定和搅扰,反、非、去那些在他们看来不公平、不合理、不民主、非人性的社会体制和文化思想结构,有利于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对颠覆、反叛、抗击、否定、拒绝、抵制历史的非人性化和社会的非民主化,提供了颠覆性和否定性的思想武器。 

  然而, 后现代主义的变革意识是通过“词句革命”、“语言造反”和“文本解构”的途经、策略和手段来表现的。自西方“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哲学成为起支配作用的主导哲学。假手于解构和颠覆文本的语言结构,妄图改变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历史结构和文化思想结构,成为欧美左翼人文知识分子的耽于幻想的时尚。追求语言的人文主义解释学变革,从策略上解读文本所蕴涵着的权力意志、意识形态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但由于只停留在语言和舆论层面,不可能推动现实生活发生实质性的变革。运筹帷幄于语言文本之中,无异于“纸上谈兵”,或许会影响社会心理,但并不意味着对书斋以外的世界发生切实有效的改变。忽视人民的力量和脱离社会实践,是后现代主义突出的理论缺憾。因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实际地改变现实生活环境,实现社会历史变革。在解构和建构、破坏和建设的关系问题上,解构是为了建构,破坏是为了建设,只解构不建构,只破坏不建设都是不行的。诚然,只有解构和破坏那些应该解构和破坏的旧东西,才能建构和建设新东西。后现代主义只强调解构,很少谈建构。有感于对后现代只主张解构这种理论偏执的不满,从后现代的营垒中开始分离出以罗蒂为代表的呼吁建构的一翼,开始发出呼吁,但缺少作为,显得空泛不实。由于后现代主义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反叛性、消解性、颠覆性,从来没有成为欧美官方的主流文化。对当代中国来说,为了加速现代化建设,增强主流文化舆论,适应社会转型和历史发展的需要,适当地抑制后现代主义的破坏性、反现代性和非主流性是完全必要的。

  在文化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后现代主义者多半都是“自然中心论”者和自然生态的维护者。受到现象学深刻影响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包括具有东方哲学色彩的晚年的海德格尔,都不同程度地反对“人类中心论”,关爱和呵护自然生态。他们看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的危害和弊端。由于不适度地高扬人的主体性和人类中心论,把人和自然的关系视为统治和被统治、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竭泽而渔”式地开发和“杀鸡取蛋”式的索取,使得自然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地球已变得不堪重负,大气污染、能源枯竭、天灾频发、人口爆炸、地球变暖、可耕土地锐减,使人类萌发了生存危机。科学并非至上,它给人带来了福祉,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的异化。然而,不能把自然和人类完全对立起来。以自然中心论反对人类中心论是幼稚的,也是行不通的。不应当在抵制一些贪婪的势力集团对自然的疯狂掠夺时,把人类对自然的合理的适度地开发和索取也一并反掉了。人类向大自然撷取和分享必要的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的活动永远不会终止。人类的生存永远无法摆脱对自然的从属关系和依赖关系。特别是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的力度和份额还很不够,以维护自然生态名义,对之进行打压和限制尤其悖谬。人类呵护自然,自然也要哺养人类。两者的关系是互哺互养的关系。

  在文化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是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实际上是宣扬有信仰的理性的人死了。德里达宣告“人的终结”,认为作为主体的人只不过是人文科学构造出来的“一个幻象”,终会像“沙滩上的脸一样被抹去”。斯特劳斯竟然这样说:“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构成人,而是消解人”。海德格尔借用推崇的“此在”,取代被形而上学污染过的“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认为,人只是孤立的封闭自足语言系统中被遮蔽着的正在消失的对象。福柯作为反人类中心主义领军人物,动摇了西方人本主义主体性哲学的基础,认为19世纪才出现的人道主义的系统学说只具有短暂的历史合理性。笔者开始领悟到,上述这些看来耸人听闻至少是十分偏激的人学观念,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后现代主义的人学理论反对“人类中心论”,系指自文艺复兴以降那种古典的、先期的、传统的人道主义所倡导、所规范的人,反对被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所制约、所支配的人,反对被权力意志、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所压抑、所污染的人。概而言之,只是反对理性意义和层面上的人,而凸显非理性意义和层面上的人。这种人学理论为相对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那些处于边缘域,具有随意性和自由度的人提供了生存空间,特别强调个体的经验、感受和诉求,尤其关心和寄情处于社会下层的弱势群体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从实质上说,完全排斥和脱净非理性元素的纯粹理性的人是不存在的。在重视理性的人和人的理性元素的同时,也不应当忽视非理性的人和人的非理性元素。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的人学理念可以理解为是对传统的理性的人学思想的丰富和补充 。

  后现代主义具有明显的非理性、非理论、反本质主义的倾向。不能在反对那些过时的僵化的理论的同时,把那些正确的有生命力的理论也一并抛弃了。如果不去探索事物的本质,只能使人们陷入盲目状态,无法遵循“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原则,实现自己的预期目的。这种意图是违反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当然,也不要把科学精神绝对化。后现代主义不加分析地对理性、理论和本质的否定,导致了真理和价值滑向绝对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自尼采提出非理性主义以降,抗击理性成为一种时尚。非理性主义对压抑人、非人、使人处于异化状态的僵硬理性的批判、消解和颠覆,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然而,非理性只是人们的思想意识结构中的一种因素,不能取代占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理性意识。对处于发展状态中的当代中国来说,需要更理性的人和人的包括启蒙理性、道德理性和科技理性在内的理性元素。启蒙理性和道德理性对培育和提升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的人是至关重要的。西方世界,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实际上主导了人文理性,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的转化不同程度地压抑着人,甚或造成人的异化。其实,科技理性不只是有压抑人的一面,同时更有提高、增强和延伸人的智慧和才能的一面。人们或许被科技理性所侵蚀,但也分享科技成果带来的实惠和福祉。不同的地域、民族和国家,由于现代化的发展程度的差别,发达国家的人可能感受到高科技对人的压抑,而像还处于发展状态中的当代中国则多半由于缺少高科技而感到被压抑。历史的沉痛教训和现实的严峻威胁警示人们,不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国家和人民是要被动挨打的。只有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才能使中华民族抬起高傲的头,挺起坚韧的脊梁,从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在文化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和开放性的思维方式 有利于确立文化思想结构的多元格局。后现代主义倡导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审美样式和平实、直朴的个体的审美体验,凸显普通人的自由、闲散,或表现附丽浪漫色彩的生活情趣,或反映带有悲剧意味的小人物的命运。后现代主义对文本和表征符号提供多层面解释的可能性。由于淡化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拒绝理性思辨的倾向、回归感觉,追求消闲、娱乐和舒适的感官享受。后现代凭借科技手段,推行着复制、仿真、拼贴、类像等创作方式。在拒绝经典的同时,后现代作品的创造者受市场原则、利益原则和快乐原则的驱动,还可以给处于底层的低消费的大众提供“大众快餐”,分享审美愉悦。

  然而,后现代主义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一种“非艺术化”和“矮艺术化”的倾向。后现代否认艺术的本质属性,破除和抹杀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有人甚至断言“艺术已经死亡”。最能体现艺术的本质和功能的传统的经典作品被消解。“去经典化”几乎成为一种时尚。追求艺术的世俗化和低俗化蔚然成风。后现代主义把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全然对立起来。后现代主义者操“去深度化”的平面思维,使文学的价值下滑,降低作品的思想性,造成文本内质的孱弱,从而缺乏振奋人心的力量。文字编码和解读的游戏化、无中心意识和多元的价值取向,必然造成价值标准的低落和贬损。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追求“非英雄化”,消解和淡化文学表现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题材,漠视美好的人生理想、崇高的历史使命,伟大的英雄业绩,淳朴的传统美德,导致文学创作的低俗化和游戏化。事实上,任何国家和人民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宏大叙事”。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当代中国的“宏大叙事”。实现壮丽的中国梦,是史无前例的宏伟事业,必然涌现出一批批既平凡又伟大的英雄形象和先进人物。我们的文学艺术要塑造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但应当在塑造新人形象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因为只有新人形象才能体现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表现出促进社会进步的正能量,负载着、实践着和凸显着先进的思想体系和核心的价值体系。因此,笼统地 “反元叙事”和“去英雄化”是有悖于历史发展要求和有违于人民意愿的。

  后现代的思维方式

  我们既要吸纳改制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中可贵的思想理论文化资源,同时也要破除在学术理念和思维方式上对西方现当代社会文化思潮的迷信和盲目崇拜。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同样也要得到人民心理的认同,接受当代社会实践的检验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选择。

  后现代主义使用体现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变革精神的颠覆性思维方式。反对、否定、消解、非、去、差异、多元、分延、撒播、零散、混沌、流动成为这种学术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关键词汇。我们应当借鉴和利用后现代的颠覆性思维方式,批判和消解那些不合理的旧体制和旧观念,同时又要防止后现代的这种思维方式的泛化,扶持和呵护那些进步的有益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新生力量和新鲜事物。

  后现代主义强调流动性、变化性和不断生成性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把流动性和稳定性、必然性、主导性、统一性、共同性、集体性、权威性完全对立起来,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形而上学的偏执。以流动性和稳定性的关系而论,事物的发展是既流动又稳定的。流动、质变和不断生成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量的积累、具备或创造必要的条件。新的流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总是呈现出不停顿的混乱无序的疯长、飚升、突发、骤变、冒进的大跃进情景。稳定中求发展,发展中求稳定,才是两者关系的正常状态。以主导性和多元性的关系而论,文学是具有多元性的,但也不能拒绝主导性。无主导的多元和无多元的主导都是不健全的。以统一性、共同性和差别性的关系而论,应当既要重视差别性,也要从差别性中寻觅出体现不同程度的统一性和共同性。以集体性和个体性的关系而论,文学活动是个体行为,但作家评论家理论家作为社会结构、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的成员,他们的创作、评论的研究也必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群体的利益、意志和愿望。以权威性和民主性的关系而论,权威性应当体现和发扬民主性,民主性应当补充和制约权威性。我们应当谋求建构具有权威性的民主性和具有民主性的权威性。

  后现代主义者是主张多元和差异、反对二元对立的。但这种主张多元的学术理念和思维方式,把主导与多元、现代与后现代、统一性和差异性、同质性和异质性、总体性和局部性、必然性与偶然性、集体性和个体性、稳定性和流变性、权威性和大众民主性、理性和非理性、经典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英雄化与非英雄化、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建构与解构、传统与创新、生活与语言,统统视为丝毫不能兼容的对立的两极。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是主张多元的,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只推崇后一系列的那些“元”,硬是要消解前一系列的那些“元”。实际上还是推崇他们所钟爱的一元或独元。他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上举一系列范畴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存在对立的一面,还同样存在着互补互渗、兼容共生的另一面,表现出一种执拗的幼稚和偏激。他们的思维方式表面上反对二元对立,却顽强地表现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弊端:即一点论、绝对化、走极端。片面性,用一种倾向反对和掩盖另一种倾向。多元并存事物之间的矛盾,总会呈现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当这种主要矛盾激化到白热化的程度时,矛盾双方必然表现出二元对立状态。多元的矛盾可以理解为是这种二元对立矛盾的发酵、延伸和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立统一规律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的合理性。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二元对立,实际上又使用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他们正是在“二元对立”的框架内,用他们所主张的东西反对他们认为与之相对立的东西。他们并没有超越“对立统一”规律的制导,仍然在“二元对立”的笼子里谈哲学。如他们反对宏大叙事,实质上他们正是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颠覆了与之对立的传统和现代主义,实施了向后现代主义转型的“宏大叙事”。他们反对中心,拒绝权威,主张多元,却又把后现代拥上了中心地位,视为统摄和压倒一切的权威,统领多元的主元。他们在反对主流意识的同时,又把后现代树立和崇尚为当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他们在反对文化霸权的同时,又制造了一种以后现代惟命是从的新霸权。他们正是假手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推行惟我独尊的理念,这种附带痴迷的“自恋情结”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不仅有违艺术辩证法,而且也是与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多元精神相背离的。

  我们应当树立和运用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择善而从,优化组合”的原则,吸纳和改制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具有合理性的学术理念和思维方式,传承和重构传统文论中那些有生命力的思想,尽可能地把上述第一系列的学理和第二系列的学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惟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加系统、完整、全面、丰富、深刻的能够适应新时代历史要求的新文论。

原载: 《文艺报》2013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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