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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与现代对话就是创新——文学史家朱栋霖访谈

高 琪
内容提要 高 琪:您在学术领域得过很多奖,最近这些奖,是在文艺领域获得的,而且都是省级以上,您怎么看自己的获奖?……

 创作需要理论指导

  高  琪:您在学术领域得过很多奖,最近这些奖,是在文艺领域获得的,而且都是省级以上,您怎么看自己的获奖?

  朱栋霖:一般认为文艺评论主要是服务功能。文艺评奖,评论占有的份额不大。紫金文化荣誉奖得主都是老一辈艺术家,每个领域一位代表性人物,我不是。但是紫金奖章有评论家的份儿,这确实体现了对文艺评论和研究的重视。

  高  琪: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过去我们对文艺评论重视不够?

  朱栋霖:20世纪80年代文艺评论为改革时代鼓与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年一些评论吹喇叭抬轿子,成了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合谋吹捧。正当的批评探讨反而认为不正常,甚至二三流的艺术家也不愿听到不同意见,你要提出不同意见,就认为你搅局,文艺界充斥着商业哄抬气氛。再一个情况是,媒体的报道代替了评论,新作问世后的声誉决定于新闻发布会的报道,而记者的夸大其词常误导观众读者。连篇累牍的娱乐绯闻与操作在决定艺术家与作品的命运。当下评论的缺位,只留下不瘟不火的评说。我认为,评论家与艺术家的对应关系,可以有三种情况:仰视、平视、俯视。我们对历史上杰出的经典作品应“仰视”,历史典范的资源让后人取之不尽。就当代评论言,评论家与艺术家个人之间应是“平视”,是对话与交流关系,切磋探讨艺术规律。对具体作品,评论家应“俯视”,他融合古今中外的美学经验,站在历史与美学的高度,检视与剖析创作现象,揭示成败得失。评论家是艺术家的知音与诤友。文艺评论,中国古代称为“批评”或“评点”。批评以其历史的深邃与理论的高屋建瓴来检视、指导创作,批评家应该锤炼真知灼见,以灼然之见点燃创作,指点艺术探索的迷津。刘勰、钟嵘、司空图、严羽深得创作奥秘,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的评点激发了晚明长篇小说的热潮,“别车杜”的评论推动了俄罗斯19世纪文学的繁荣。而理论与评论文章不参与指导创作实践,这是当代文艺评论的缺憾。在高校,学术只管自身,文学研究和创作是脱离的。更深的原因是,中国高校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教学主要是讲思想与时代,文艺理论政治化或东拉西扯一些西方理论。我长期在高校文学院,不能不怀疑大学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教学是否培养了真正懂文学的学子?而我们的评论队伍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出精品要在文化上下功夫

  高  琪:您曾谈到评弹《雷雨》改编很成功,那么经验在哪里?

  朱栋霖:评弹《雷雨》改编,我一再强调的是尊重原著,挖掘原著的精神,既不能偏离经典,又要创新。改编《雷雨》历来不少,但是学术界往往不以为然。电视连续剧《雷雨》,王姬、赵文瑄主演,收视率很高,可是遭到研究曹禺的专家严厉批评,认为歪曲了原著。我们的改编首先要尊重原著,但又不是照搬原著——评弹如果照搬话剧有何意义?我坚持的是挖掘原著、包括人物的内在精神。当初改编的时候,我们就定了一个最高标准,要到北京演出,要接受曹禺研究专家和北京人艺的检验。后来评弹《雷雨》最高的赞赏就来自学术界,来自许多大学。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郑榕、吕恩、苏民、蓝天野,演了一辈子《雷雨》,是话剧《雷雨》的经典艺术家。他们是曹禺戏剧最严峻的鉴定家,是最难通过的。他们连看两遍,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这体现文艺创作要有学术的参与。我坚持改编《雷雨》的过程就是重读经典的过程,就是学术的参与。搞学术研究,也要熟悉艺术本身。徐惠新、盛小云、吴静等演员的参与,使评弹的魅力征服了观众。

  现在我们呼唤出精品,政策已经很多,人才也不少,可是为什么出不了精品?我觉得要在文化积累这个根本问题上下功夫。出一个题目创意很好,但仓促上马急功近利,肯定不会有好作品。

  再造文化辉煌

 

  要从激活传统文化开始

  高  琪:您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宣传苏州文化,为什么要这么做?

  朱栋霖:苏州文化虽然是一个地域的文化,但是它有几个特点:一,苏州传统文化是全面发展的,有昆曲、评弹、明清吴门画派、吴门书道,有工艺美术,有园林;苏州文学在明清时期,有冯梦龙开创了通俗文学,有金圣叹的文艺批评,有清末民初市民通俗文学——鸳鸯蝴蝶派,这些艺术都曾经影响了全国。二,都臻于全国一流。三,在明清曾经领导中国文化潮流,“苏意”、“苏式”、“苏造”曾在明清宫廷流行,很快成为一代时尚。四,苏州传统文化,像苏州园林、评弹、工艺,至今还在我们周围,不像有的历史上的文化消失了,而苏州传统文化至今还在发挥作用。在今天全球化浪潮中,各地民族文化特色正在迅速消失,而苏州文化特色鲜明,恰恰最能体现优雅细腻抒情的中国文化与美学特色。

  高  琪:您觉得传统完全可以被激活,焕发出新的活力?

  朱栋霖:昆曲濒危了,可是在青春版《牡丹亭》的带动下,昆曲被激活了。苏州靠什么在全国和世界面前展示自己的文化和风采?如果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空空荡荡,没有昆曲、评弹的优雅旋律,很多来苏州的人会失望而归。工艺美术,玉雕刺绣、明清家具,过去一度消失了的,现在正在重新成为时尚。再造苏州的辉煌,就要从激活苏州传统文化开始。

  高  琪:在研究传统和创新之间,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朱栋霖:把仅仅幼儿智力水准的动漫当作文化创新的主体,一哄而上大力扶持,把低俗的影视娱乐视为现代主流文化大力发展,这不仅是误导与笑话,而且把社会文化拉向低俗。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批评“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陈独秀、胡适等“五四”先锋分子认为“必须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前提下首先进行思想革命”。他认为,那时开始的全盘反传统造成20世纪中国与本土传统文化的决裂。林提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林著中译本在1986年出版后,他的见解开始引起中国文化界的关注与反思。世界各国现代文化的建构,都是在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基础上进化,例如英国、法国、日本,你行走在欧洲各国,就会发现这些民族的文化大家的遗迹,故居、家具、咖啡馆、手稿、艺术品、雕塑被保存的完好,让人瞻仰与缅怀,空气中弥漫着古典的音乐、绘画、雕塑、文学的气息,相当于我国明代中期就创建的著名大学一直延续着严谨的学术传统。日本明治维新也提倡学习西方,但他们没有毁坏自身的文化传统,更没有发起一场攻击民族文化传统的运动。当然这些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都没有发生过颠覆性的社会革命,他们都珍视本土文化传统,激发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应现代变革。惟独中国例外。“五四”的文化先锋怀着急切的愿望批判中国文化中腐朽的方面,改造国民性。但是他们的文化指向很快为激烈的社会变革所裹挟。20世纪的中国社会潮流与政治变化,使原意对腐朽愚昧专制的批判成为对中国文化的扫荡。曾经是政治的原因,现在是经济的诱惑,文化的不自信还表现在盲目引进西方文化。中华数千年智慧创造的文化不因其被遮蔽而仍旧具有生命力。有时候激活传统就是创新。创新不是凭空想象,拼凑新奇以自标“创新”。把传统“拿来”,揭开遮蔽,给予激活,就是创新。传统和现代结合就是创新。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真正找到主体文化个性。如果一味追逐别人,把人家流行的搬过来,例如西方流行音乐剧,或者西方若干年前曾盛行的模仿过来,这哪是创新?可叹者,过去30年的当代文化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创新,并不是指非搞一些从来没有过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不可。我们过去以为中国文化陈旧落后,创新就是模仿西方,模仿国外的貌似先进的东西。这恰恰不是创新。把这些模仿舶来品拿到国际舞台上,岂不笑掉西人大牙?能够到国际舞台上展示的,恰恰是中国传统一流的文化。青春版《牡丹亭》就是古典昆曲在21世纪的创新,寂寞200年的昆曲受到当代大学生热烈追捧,在美国演出也广受佳评。苏州顾笃璜追求把原汁原味的昆曲搬上舞台,用传统乐队(不加西方乐器),全本《长生殿》在保利剧院演出座无虚席。这就是创新。因为时代与文化环境变了,今天的新观众已不是明清士大夫欣赏者,今天的舞台已不是400年前红氍毹。将昆曲传统重新搬演出来,去面对21世纪的社会与观众,展示古典的魅力。这是古典与现代的对话,这也是一种创新。

  深广的文化积累

 

  才是通向大师之路

  高  琪:您前面谈到研究和实践的结合,古代的文人对艺术实践的参与其实是非常多的。

  朱栋霖:古代文人放在今天,都要参加文联的好几个协会,他们既吟诗填词,又是书法家,还是画家,或者会写戏,而且必会弹琴,会打谱,还搞曲论研究音乐。现在一个艺术家往往一辈子只搞一项艺术,文联分十几个协会,每位艺术家参加其中一个协会。我认为,艺术家首先要有学问,有深厚的学养。也就是首要是读书。古代艺术家,画家、书法家、音乐家(曲家),他们首先是文人,古代称为“读书人”。琴棋书画,是读书人的本色当行,不是以写字画画为本行目的。如果只具某一艺,那只是“技”,而不是艺术家。王羲之本是大文人,有兰亭文才有兰亭字。李白、苏东坡、黄庭坚都是大文豪,其豪宕潇洒的书风正是其文风的展示。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祝枝山,首先是文学家,留下的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仅他们唱和的落花诗几十首和数千首题画诗就是文学史上一绝。书画是其文才与心灵的自然展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大名的作家,大都是外国留学生。上世纪中叶曾有一批工农兵作家,终究艺术生命短暂。试看100多年来百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绝大多数毕业于名牌大学。我最近参加第13届中国戏剧节,锡剧《一盅缘》令人刮目相看,结构环环相扣,令人惊心动魄,尤其唱词鲜活灵动不落俗套。编剧罗周是个小姑娘,她是复旦大学古典文学博士。深广的文化积累才是通向大师之路。

  大师是各门类兼通的,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研究苏州艺术史就会发现这个意义。精通一门,至多是专门家,绝不是大师。

  高  琪:您是否认为成就大师取决于个人的修养?

  朱栋霖:不仅是修养,修养不够,可以学习提高。每年,我给研究生上第一堂课就讲两句话。第一句话,你从事学术研究,是把它作为“职业”还是作为“事业”?有人读研究生,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高薪,把自己的生活设计好。这就是“职业”,通俗地说就是为了“饭碗”。也有人把大学教师当做职业。大学教师当然也是职业,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主体,重要的是以此为事业。事业,就要以最高的境界要求自己。作为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以学术研究和推动中国文化传承发展为担当,不计功利,不计得失,不避风险。我对研究生讲的第二句话:“取法乎上,得其中。”鼓励立志高远。我们不是天才,如果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

 

  与中国传统文化

  高  琪:苏州文化对您的成长,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

  朱栋霖:影响很大,当初不觉得。因为我在大学学的都是新潮的东西,尤其读研究生,我研究的是现代文学。在大学现代文学领域,只研究话剧,不研究戏曲,那是陈旧的。我1978年读研究生,开始走上学术道路,至今35年。前20年,也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研究的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是颠覆传统的。90年代我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探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我出版了研究1898—2000年的《中外文学比较史》。但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我在比较全面了解中西文化之后,最近的10年,我回过头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五四”以来现代文学,都比不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广厚源远;西方文化和我们是隔膜的,不能全盘照搬。

  高  琪:您说的是现代文学的总体成就比不上中国传统文学?

  朱栋霖: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五四”以来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只是历史的过渡,它的最大价值是承前启后、承担了中国文化由古典向现代的历史大转折,这个贡献与功能将载入史册。但是就具体的成就,除了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曹禺、徐志摩等少数作家,其中大部分将会被时代遗忘。20世纪的中国历史经历了过多的非正当动荡,20世纪的中国文学纠结了过多的社会政治纠扰,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不由自主中生存。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先秦散文、汉史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传奇那样的民族文化自信和本土艺术话语,我们还在文化迷失中寻找。这是我通过之前20年研究得出的结论。历史大浪淘沙。中国数千年诗歌史,诗人不计其数,今天被历史铭记的有多少?传奇昆曲3000多部,今天搬演的有几部?

  汤显祖“临川四梦”的思想、艺术成就在明代都是开创性的,他呼应了明代新思潮(汤与明代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深刻的联系),他以叛逆的思维洞察与反思时代与人性。汤显祖戏剧凝结了深刻的思想与美学,代表了一个文化时代。明代汤显祖与伊丽莎白时代的莎士比亚同时代,他们是当时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两座高峰。汤显祖的戏剧艺术与美学是中国古典文化独创与极致。曹禺是“五四”以来诞生的著名剧作家,他的《雷雨》《原野》《北京人》以话剧艺术深刻地刻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剖析人性,呼唤现代文明。曹禺的意义在于标志着话剧这种外来形式进入中国本土的成功。从全球化的角度考虑,确实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为我们曾经贫困,曾经缺少现代化,我们一度把追求西方现代化作为目标。有人说,你现在还讲传统文化,忘了我们要现代化?其实恰恰是从全球化的角度考虑,而不是从急功近利的欲望出发,明确中国文化发展的目标、路径与定位。

原载:《文艺报》2013年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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