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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理论:形式主义与意识形态批评的相互继承

刘玉宇

  作为一种文学文体,小说诞生之初就因其通俗、大众的形式而被西方文学界、批评界所轻视。这种状况虽在20世纪初现代主义小说兴盛时期有所改变,但随后的小说潮流再一次将小说与大众而非艺术精英相联系。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小说是所有文学形式中“美学”特征最弱而“社会性”最显著的一种。似乎出于同样的理由,小说理论的研究也或多或少在重复类似的过程。

  

  20世纪以前,西方批评家对小说所进行的讨论均集中于内容与人物:小说如何体现作者的智慧和道德,以及小说如何影响社会行为。但20世纪初,一些小说家和批评家开始对小说的技巧加以总结和理论化,为现代小说理论奠定了基础。20世纪初开始兴起的文学流派,从形式主义、新批评到结构主义叙事学,都试图通过分析小说的形式技巧所特有的艺术性和复杂性,为小说赢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特权。然而,近年来,随着文学批评日益为文化批评所取代,研究的焦点从文本转向社会情境,从诗学转向意识形态,小说理论面临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以文化批评为主流的小说研究空前繁荣,另一方面,小说的身份却再一次从艺术“沦落”为文化话语,其价值不再体现于其“艺术性”,而在于其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文化批评家可以无视形式主义批评,而专注于文本性、语境和意识形态。潜心小说内在结构和形式技巧探讨的叙事学家却发现,他们要么回应意识形态批评的挑战,要么只能游离于当代小说批评的主流之外。

  

  然而,小说中的形式主义批评是否真的没落了呢?黑尔(DorothyHale)在其著作《社会形式主义》中,就试图在形式主义和意识形态批评这两个仿佛泾渭分明的潮流之间寻找连接点。她的主要观点是,形式主义和意识形态批评并非互不相容,相反,文化研究深受起源于詹姆斯式形式主义批评的传统小说理论影响。此外,不仅文化研究依赖于小说理论,小说理论也并非完全与意识形态无关。黑尔探讨了小说理论发展中的脉络:从詹姆斯(HenryJames)、卢博克(PercyLubbock)对客观化批评的确立,到布斯(WayneBooth)、热奈特(GerardGenette)、巴尔特(RolandBarthes)等批评家对之的质疑和否定,经过巴赫金(MikhailBakhtin)对形式主义基本假设的挑战,最终约翰逊(BarbaraJohnson)和盖茨(HenryLouisGates)将原本关于小说家的论点应用到对底层阶级主体性的描述之中。表面上,英美文化批评家对巴赫金的接受似乎宣告了形式主义的完结,而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经过巴赫金的折射之后,重新继承了詹姆斯关于小说社会性的理论。黑尔将这些相互继承的理论统称为“社会形式主义”,视之为两股表面上针锋相对的批评理论之间一条持续发展的潜线。

  

  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詹姆斯对小说的形式主义技巧进行总结,提出了一系列客观化的标准。詹姆斯的追随者卢博克进一步将其洞见理论化,认为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要求作者抹去一切主观的痕迹,禁止自我表现,让小说人物获得真正的主体性,从而让小说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客观再现。卢博克这一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遗留了一个难题:小说仅仅是作者个人视角的产物,又如何能够提供社会生活的客观图景呢?换言之,小说如何能将作为自我主体的作者带向他者,如何能够比他者本身更彻底地理解他者?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指出,所谓的客观性不过是一种错觉,被伪装成客观性的作者主观性仍然是小说意义的出发点。在所谓客观化的小说中,作者不过是充分地信任自己的人物和读者能够透过语言符号的表现把握作者自身的(而不是人物的)主体性。在热奈特和巴尔特等人的理论中,詹姆斯所珍视的社会性并未因他们对“人类”主体的排斥而消失。实际上,小说理论家没有抛弃詹姆斯将现实主义小说作为社会的客观再现的事业,而是通过将小说再现本身视为社会经验来考察作者的主观倾向性问题。换言之,在客观化的小说中,小说家小心地隐藏自我,通过小说所展现的社会,为其自身的身份认同找到一个客观的再现。

  

  巴赫金是英美文化批评的重要理论资源。黑尔认为,表面上,巴赫金所提出的社会身份认同哲学挑战了形式主义的基本假设。实际上,在形式主义和社会再现的关系方面,詹姆斯的传统和巴赫金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巴赫金提出“复调”理论,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是表现自我意识的主体,而不是作者意识的代言人。这一论点面临与卢博克一样的问题:巴赫金的理论也赋予了作为主体的小说家以独特的完整性,让他得以抽空自我的内在,仅仅通过再现他人来获得自我的身份认同。

  

  巴赫金的理论在当代对底层阶级的文化批评有着深刻的影响。约翰逊和盖茨等人尝试借助巴赫金的理论来建构一种“本地的”表现理论,让黑人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在关于底层阶级的再现事业中,存在着同样的社会形式主义问题:文本所再现的究竟是底层人民的主体性,还是再现者的主体性?底层阶级文化批评家用来确认黑人身份认同的方式,实际上是与社会形式主义者相同的,都是借助语言的意指功能,“用文字确认黑人的在场”。这就导致了一种悖论:黑人说话主体的地位,是通过让黑人保持沉默来获得的。

  

  黑尔独辟蹊径的研究试图表明,英美形式主义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与社会意识形态研究无关。而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也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与形式主义针锋相对。恰相反,他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继承关系。通过詹姆斯式的形式主义所表现的社会性,在文化批评家的笔下,以被巴赫金的理论改造过的形式主义方式再一次表现出来。形式主义批评从来没有完全脱离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批评在表面上反对形式主义的同时,也继承了形式主义关于社会再现的基本预设。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英语系)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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