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科研工作者的光辉榜样

——纪念何其芳同志

曹道衡
何其芳同志离开我们已快九年了。但是他的声音笑貌宛在目前,深刻地铭记在文学所每个同志的心中,丝毫没有淡忘。因为我们都知道,文学研究所的奠基人就是何其芳同志,文学研究所成立以来所取得的许多重要成果,都曾化费了他无数心血。为了祖国的文学研究事业,他鞠躬尽瘁地奋斗了几十年,直到逝世。

作为一个到所较早,而又是在何其芳同志亲自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研究人员,我觉得他最深刻感人之处就在于笃实谨严、一丝不苟地对待研究工作的学风和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地对待后辈的作风。确实,在何其芳同志身上既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对工作极端负责,对业务精益求精的精神,也继承了我国学者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优良传统。

早在文学所成立之初的一九五三年,何其芳同志就亲自制定了所的作风应该是“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后来在长期的工作中,他正是这样身体力行,并通过身教和言教来感染我们这些后辈的。我们知道,文学研究所在刚成立不久,就着手计划和准备了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只是由于“左”倾路线和一系列运动的干扰,特别是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才使这一工作未能顺利进行。当文学所建立时,何其芳同志肩负着建所的种种重任,同时就亲自领导着编写文学史的准备工作。当时计划是从先秦开始,一直写到开国。由于人力缺乏,不能不先集中精力于先秦文学的研究。那是一九五三年,这一年正赶上伟大诗人屈原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的纪念活动,因此本所的文学史研究工作,首先是从《楚辞》开始的。为了搞好《楚辞》的研究,何其芳同志不知化费了多少心血!那时的文学研究所刚成立,全所工作人员还不到二十人,既没有图书资料,连办公地点也只有北京大学教室楼的四间小教室。当时为了调集人员,筹备组室,购置图书甚至设备的种种事务,都压在何其芳同志一人身上。他不能不每天上班,处理这些事务。经常一早到所,直到下午一时左右,才能回家进午餐。为了做好研究工作,他日以继夜地阅读了有关《楚辞》的几十种研究著作和注释本,收集了广博的材料,几乎每天工作到次日清晨三四点钟才休息。

何其芳同志是知名的诗人和学者,他在《楚辞》研究中有许多独创的见解。他关于屈原作品的论文,至今还影响着不少研究者。但他对此决不满足。为了深入探讨《楚辞》研究中的问题,他经常抱着请教的态度去访问游国恩先生。据沈玉成同志回忆,当时他在中文系尚未毕业,还不经常去游先生家,但前后曾多次遇到何其芳同志。为此,游先生曾教导同学们说:“看何先生的为人多么谦虚!”就这样,两位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给我们学生作出了极好的榜样。

何其芳同志谦虚刻苦的学风,在后来研究《诗经》时更进一步给人以深刻印象。那时,何其芳同志在北大燕东园的寓所,成了《诗经》研究的经常活动地点。每个星期游先生和余冠英先生都来到何其芳同志家里,对《诗经》中每首诗都逐首逐句进行讨论。当时三位老师不论对训诂、篇义及艺术价值都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们对历来各家的解说,往往评论得失,择善而从,有时也经常提出更确切的新见。我当时有幸能每次参加听讲,真是如入宝山,满载而归。每次从燕东园回来,总是记着满满的好几页笔记,至今受用不尽。每当回忆起这一段美好的经历,总使我不胜依恋。

何其芳同志在文学史研究工作中,正象他在其他工作中一样,既是一位严肃认真,不断探索新知的学者,又是一位不畏横暴,坚持真理的战士。他平生治学,决不墨守陈说,迷信“权威”;又最反对歪曲史实,哗众取宠。为了掌握全面的资料,他总是孜孜不倦地阅读大量第一手材料。他生活很简朴,而藏书很多。凡是借阅过他藏书的人都知道,在他的藏书中总是夹着许多纸条,在书页上常常批注着许多密行细字。这里就显示了他治学的刻苦。为了核实一条史料,他不惜查遍图书馆的珍本;为了校正经典著作中一段引文,他不惜校读英、德等外文版本。我们知道,他早年学的是英、法两种外文,到了晚年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身心都受到了严重摧残,还勤奋地学习德文,所以在临终前几年,已经能翻译海涅的诗歌和核校马恩著作的原文。他在研究工作中十分强调论点的科学性,经常教导我说:“写文章总得自己问问自己,如果你自己都能反驳这个论点,还拿出去发表干什么?”他最反感一些人歪曲史料的做法,认为“有些人的文章,经不起核对原书,那怎么行?”他不但这样要求自己.也用这态度教育青年。文学所年青同志写了文章送给他看,他不论工作如何繁忙,总是乐于仔细审阅、批改。他不但对文章的论点、构思提出极为中肯的意见,甚至对文中的语法、修辞以至标点都认真推敲,帮助修改。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唐诗选注》,都经过他逐字逐句的修改、审定。特别是《唐诗选注》定稿时,正逢唐山大地震,何其芳同志当时身体已很衰弱,还是坚持在地震棚里的油灯下,仔细地改完了大家的注稿。其中有不少诗的注释,由于原来分工者水平不齐,有的甚至要彻底推翻重注。这不但十分辛苦,而且在当时的气氛下,往往只能招来抱怨和责难。这种情况在我这样的人心里,不免时有“吃力不讨好”的牢骚。但何其芳同志尽管当时的处境比我困难得多,而他一心想到的是学术水平,是对读者负责,根本不计较那些事情。遗憾的是当《唐诗选注》出版时,何其芳同志已经去世,没有亲眼见到。

何其芳同志治学,一贯强调实事求是;决不屈从于流行一时的某些论点。例如: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的报告中提到所谓“典型问题经常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后,我国不少人都接受了这个论断,并且在各种文艺论著中风靡一时。但何其芳同志就没有受它的影响。相反地,他在五十年代中期写的《论阿Q》、《论<红楼梦>》及关于《琵琶记》的论文中,凡涉及文学作品的典型问题时,都着力于典型的概括意义的探讨,在当时的条件下,打破了机械论的束缚,提出了自己探索性的新见。在讨论会上,责难纷至沓来,“人性论”、“唯心主义”的帽子满天飞。面对这些议论,他只是平心静气地据理力争,体现了一个学者坚持真理和平等待人的风格。但谁也不会想到,那次学术讨论会仅仅是以后那些政治风暴的小小前奏。到了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的一系列运动中,这些论文中对一些学术问题的可贵探索竟成了某些人罗织“罪状”的口实。在一次政治运动中,何其芳同志曾对着不明真相的群众诚恳地说明自己的态度。他说:“科学研究是需要进行探索的。在自然科学的实验中,经常要遇到多次失败,才能取得成功。在文学研究中,为什么不能允许提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呢?”其实,他当时不但完全可以避免这些麻烦,而且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间苏共《共产党人》杂志关于典型问题的专沦发表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引用来为自己辩护。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不但马林科夫的论断是错误的,就是《共产党人》杂志那篇专论的说法,也不见得全对。何其芳同志是看出了问题的。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只能说:“我对这些论点还不完全理解,所以不能随便引用。”他这种实事求是,决不盲从的治学态度,只有到今天,才真正得到大家理解。

如果说何其芳同志在文学典型问题上的探索,表现了他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那末在文学史编写问题上的态度,就表现了一位党的理论工作者敢于顶歪风、战恶浪的无畏气概。现在大家都知道,在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掀起的“拔白旗,插红旗”的“学术批判”运动,其实是混进党内的那个假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窜到某高等学校中利用青年学生的幼稚煽动起来的。当时一些青年学生曾编过一些文学史著作。这些青年学生敢想敢做的积极性是很好的,但在那个“理论权威”的蒙蔽下,他们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见解,否定了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作家和作品。当时中宣部的领导同志出于爱护青年学生和帮助他们正确对待文化遗产起见,委托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学研究所,召开了“文学史问题讨论会”。那正是多事之秋的一九五九年,何其芳同志的处境颇为困难,但他仍然勇敢地担当起这任务,在会上作了《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所面临的困难,主要还不在文学史规律的理论问题,而是既要爱护天真的青年学生,又要敢于认真纠正他们的错误认识。更严重的还在于那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心家随时可能用“压制新生事物”、“反攻倒算”等政治帽子,对坚持真理的同志进行陷害。事实上那个反革命野心家的插手已多少或隐或现地为大家所传闻。但是何其芳同志还是就文学史的规律、主流等问题以及评价作家、作品的标准问题充分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其中象关于规律的理解,关于列宁“两种文化”学说的理解以及对描写山水或爱情等作品的评价等问题的看法,在今天看来,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当然,这样一个精辟的学术报告,在那时和后来的十年浩劫中,又只能给他添加了一大“罪状”!

残酷的迫害.坎坷的遭遇都动摇不了何其芳同志这样一位学者和革命家追求真理的信念。在他刚得到“解放”和恢复工作时,他就开始准备着进行编著大文学史的宏伟计划。就在何其芳同志逝世前不到两个月的一个晚上,我曾经在他家里和他作过最后一次长谈。那次淡话是这样亲切,这样诚恳,使我永世难忘。当时,《唐诗选注》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在修改中,遇到了不少麻烦。我当时颇感灰心,曾产生过调动工作的想法。对于我这种错误思想,何其芳同志一点也没有加以训斥,只是向我说明工作的重大意义和编写文学史的艰巨任务,使我不知不觉地打消了调动工作的要求。在那次谈话中,他又一次讲到了对列宁关于“两种文化”学说的理解。既阐述了列宁这一学说的重大意义,又讲到了对这一学说不应机械搬用的道理。他列举了中外文学史上大量的史实,又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者本身所存在的矛盾出发,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在刚粉碎“四人帮”不久的一九七七年,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尤其重要的是,当时我们不少同志,虽然也想到过编写大文学史的工作,却还没有对这一工作的规模、要求和体例作什么设想。但何其芳同志那时就对我说:“将来我们再写文学史,决不应该把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部分分开来写。过去我国的批评家从没有这样,外国的莱辛、别林斯基他们也从不这样做。因为这种写法最容易陷于空洞抽象,而且出现简单化和庸俗化。”这个道理,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新奇。但在当时拨乱反正还没有完成前,象我这样的人,甚至对这个问题还从未思考过。我当时似乎只有编写文学史这一空洞的要求,至于具体怎样写,根本还没有任何设想。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才逐渐感到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分开论述的简单化做法是如何不适当。据最近我所高级进修班的一些进修教师们讲,许多高校学生已经对这种做法越来越感到不满意。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何其芳同志的远见卓识和对工作计划的考虑是这样细致周密。

记得一九八〇年,周扬同志在我所召开的文学史编写工作会议上,就特地讲到了何其芳同志领导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亲自动手从《诗经》研究起的动人事迹。确实,细致、踏实,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读者、对青年极端爱护与关心,这是何其芳同志一贯的工作作风。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文学所每一个同志在科研工作的道路上迈步向前。

1986年6月13日
收藏文章

阅读数[5566]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