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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与格局——关于何其芳的对话

杨赛

{题记} 
  1953年2月2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决定,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国家文学研究专业机构。文学研究所的成立,对新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纪念文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必要追怀以何其芳为代表的一代学者的风范。
  
  何其芳是著名诗人和学者,是当代中国有时代使命感与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更是学术文化界有影响力的思想者。何其芳的一生,经历了多次转折与蜕变,由新月派诗人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由一个学者而成为新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为中国新文艺、新中国的文学研究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纪念何其芳,不仅是为了过去,更是为了文学研究的未来。
  
  何其芳(1912—1977)早期作品有《汉园集》、《夜歌》、《预言》、《画梦录》等,深受人们喜爱。1938年,何其芳奔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文艺作了大量拓荒性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他是一位20世纪大时代、大变革中成就斐然的诗人和学者,是那一代人中有理想的一位战士。他在《北中国在燃烧·黎明之前》中写道:“我们承认自然的限制。在限制里最高地完成了自己,人就证明了他的价值和智慧。”这是诗人的追求,至今读来仍带给我们力量。
  
  对话嘉宾:
  何西来:193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文学评论》主编等。著有《新时期文学思潮论》、《文格与人格》、《新时期文学与道德》(主编)、《文学的理性和良知》等。
  卓如:1934年生,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历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冰心研究会副会长。著有《闽中现代作家作品选评》、《冰心全传》、《生命的风范》、《何其芳传》等。

  对话主持人:
    祝晓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本报记者)
  
  记录整理:本报记者杨赛


  
  一、他带出了文学所几代人的学风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是文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60年,可以回忆和总结的人和事会很多。文学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最久的研究所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影响很大的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说起文学所,必绕不过何其芳先生。每当大家回忆文学所的时候,一般都是从何其芳开始,而且人们说起何其芳先生,都是满怀深情。
  
  卓如:1953年2月2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决定,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国家文学研究专业机构。任命郑振铎为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因郑振铎同时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还兼任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的日常工作由何其芳主持。文学所附设于北京大学,由何其芳精心策划组织,吸纳了诸多国内顶尖学者,如蔡仪、俞平伯、钱锺书、王伯祥、余冠英、孙楷第、吴晓铃、潘家洵、卞之琳、李健吾、杨绛、罗大冈等,以及来自延安的毛星、朱寨、贾芝等。这批人都是最优秀的学者,有他们在,文学所的影响力才会这么大,文学所才成其为文学所。
  
  何西来:何其芳对于文学所的建立作出了很大贡献。朱德总司令曾请他长期做秘书,他说他要写诗而谢绝了;在重庆,他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周总理也很欣赏他,他也婉拒了。到了西柏坡之后,他被安排到马列学院做国文教员,后来,计划建立一个文学研究所,组织就派他去了。文学研究所建在北京大学,叫“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所在他的领导下,组成了第一流的研究队伍,很多教授当时都已是名满天下的人物。因为他为人宽厚,又做过很长时间的“统战”工作,很多学者都比较服他。因此,他能把这些学者团结在一起。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都知道,文学研究所成立后,何其芳作为党内专家任副所长和领导小组(相当于党组)组长。1958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蒙难,何其芳接任所长,直到1977年逝世。这在文学研究所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时期,被称作文学所的“何其芳时代”。
  
  卓如:作为文学所的领导,何其芳认为自己也应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因此,他努力把精力放在文学研究上。他对屈原、《红楼梦》等都有一定研究,还提出现代格律诗的主张,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位系统地探索,并建立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体系的学者。他认为,“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既适应现代语言的结构与特点,又具有比较整齐鲜明的节奏和韵律的崭新的格律诗体,将是诗歌的支配形式。”何其芳创作了许多优美的诗篇,他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同时,他还熟悉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的形式规律,并编选过陕北民歌,因此,他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理论是有深厚基础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去年,是何其芳诞辰100周年。在纪念会上,张炯发言说,何其芳给文学所作的主要贡献首先是树立了文风,另外,还培养了年轻的队伍,创办了刊物等,概括得比较全面。
  
  何西来:他带出了文学所几代人的学风,即实事求是的学风,这是最重要的。
  
  另外就是培养人才。他根据周扬的意见,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文艺理论研究班,共培养了三期(四届)学员。当时,人民大学主要负责生活和党务,而具体业务主要由何其芳来管。研究班下面有个学术研究室,当时还配备了一批辅导员,教师都由何其芳来请。其芳老师兼通古今中外,他给我们授课也是古今中外均有涉猎。到了晚年,他还翻译海涅、格奥尔格·维尔特的作品。记得当时他给我们列过一个文学类图书的必读书单——“必读书目300部”,特别有价值。
  
  他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早期的工作也有一定贡献。外文所最初是文学研究所的西方文学研究组(其他三个研究组分别为苏联、东欧和东方文学研究组),随着业务的增多,直到1964年才单独分了出去。
  
  卓如:何其芳在文学所还组织编写多部文学丛书、史书等。1958年,何其芳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建议,组织外国文学界和出版界的著名学者编选外国古典名著丛书。同年,他还组织编写《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这本书自始至终由何其芳主持,1963年以编写组的名义出版,而没有署真正的主编何其芳的名字。1959年,他开始选编《不怕鬼的故事》,并提出编纂多卷本《中国文学史》的计划。
  
  1971年,何其芳因年老多病,被批准从河南干校回北京休养。回京之后,何其芳即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去。他认为,读外国名著最好能直接读原著,而且他希望自己能直接读懂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这时,60岁的何其芳开始学习德文,并开始翻译一些德文诗歌。
  
  1975年12月1日,恢复了何其芳所长的工作,他像获得了二次生命一样,虽然带病,仍然兴致勃勃地、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去。重新开始工作后,他就积极组织力量,着手准备编写十四卷本的《中国文学史》。他对曹道衡说:将来我们再写文学史,绝不应该把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部分写开。过去我们的批评家从没有这样,外国的莱辛、别林斯基他们也从不这样做。因为这种写法最容易陷于空洞抽象,而且出现简单化和庸俗化。当1976年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时,北京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何其芳家的楼震裂了一条大缝,人们都离开楼房,在楼外搭抗震棚,何其芳则全然不顾,继续在家里工作。
  二、文学所的“何其芳时代”与中国文学
  
  研究的“何其芳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报》:何先生,您去年在一篇长文中,谈到了何其芳的文学研究,大体上有一种格局,即“历史、现状和马列主义”,我觉得这个概括非常好。
  
  何西来:历史、现状、马列主义,在其芳老师的学术活动中,当然主要是起一种方法论的作用,但又不仅仅是方法论,它还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格局。从他个人的学术研究格局来说,他关注的领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文学史的研究,包括文学史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古代、现代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如《论红楼梦》、《琵琶记的评价问题》、《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论阿Q》、《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等;二是当代文学现状的研究,包括当代文艺思潮、作家作品、文艺纷争、文艺批评等,如收在《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和《文学艺术的春天》等集子里的大多数文章即属于这一部分;三是理论研究,这里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也包括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对一系列具体理论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如《实践论与文艺创作》、《用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来改进我们的工作》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特别提到,何其芳的这种思路,也体现在他所领导的研究群体的学术格局中,体现在文学所研究组(室)的设置上。这个很重要。
  
  何西来:的确很重要。文学所以中国文学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有两个研究组:一个是古典文学组,其研究范围从远古直到“五四”文学革命之前,含近代文学;另一个是现代文学组,其研究范围上起“五四”文学革命,下迄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专门负责文学现状研究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组,因名称过长,为称呼方便,后改称当代文学组。另外,还有专门的文学理论组,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兼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组的名称普遍被改为研究室,这种研究组(室)的划分法,基本上对应着历史、现状、马列主义的观念。因为文学研究所的特殊地位和它拥有的国内第一流的文学研究学者群,所以它由研究室的设置而体现出来的学术格局,不仅影响了各高校中文系相应的教研室的设置,而且影响了此后几十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划分与配置。就连文学研究学科划分的某些不尽合理、不尽科学的缺陷也与文学所的组(室)设置不无关系。比如,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学科的划分,不仅名称含义容易混淆,就是时段的切割也不尽合理。“二十世纪文学”概念提出,就是对这两个文学研究学科重新整合的结果。尽管如此,也不能抹杀其芳老师依据历史、现状、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在建立我国文学研究学科上的历史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何其芳先生的这个格局,放在历史中看,不管怎么说,也是个贡献。这样的一个格局,就像您刚才说的,应该说是有全局性影响的,是不是可以称作文学研究的“何其芳格局”呢?
  
  何西来:我看可以。历史、现状、马列主义,本来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来的一个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其芳老师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宣传者和实践者,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文学研究学术格局的建立上,也是理所当然的。由于文学所的重要地位和其芳老师个人在学术研究上的卓越贡献,这个格局产生全局性的积极影响是必然的。
  三、大家为什么爱戴他?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是何其芳诞辰100周年,您作为何其芳的学生,对他有怎样的感情?
  
  何西来:何其芳出生于四川省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包家寨是他以前读书、躲土匪的地方,如今,万州有他的墓园。在万州,其芳老师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他被评为重庆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在他生长过的镇子,有一条主路叫其芳路,他的家乡也为出了他这样一位文化名人而自豪。2012年2月5日在何其芳诞辰100周年时,我去他的家乡万州,当时写了首诗,叫《万州抒怀》:
  
  文脉溯源到万州,高山耸翠大江流。
  
  包家寨里春如海,致远仍须苦作舟。
  
  这首诗写出了我对老师的一种心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何其芳给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一点?
  
  何西来:首先是做人。他是个非常诚恳、宽厚的人,他为人低调,不以为自己了不起。在文学研究所,大家都称他“其芳同志”。他给我们授课的时候,我们称他为老师,来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以后,他就不让我们称他为老师了。他说,大家都叫我其芳同志,你们也叫我其芳同志吧,我们现在是同事。
  
  他的诗之所以好,是因为他写的都是自己的真感情。他在20世纪60年代曾写过一首诗,说自己“少年哀乐过于人,借得声声天籁新。争奈梦中还彩笔,一花一叶不成春。”他对自己早年的诗歌有感觉,毕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他晚年的古诗也写得非常好,如“文惊海内千秋事,家住成都万里桥”的诗句就好。诗贵真诚,其芳老师就是个真诚的诗人,一个真诚的革命家,后来也真诚地改造自己。
  
  他对自己的一家人要求极严,他的大儿子在新疆上大学,他坚决不让调回北京。他的夫人是30年代就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来到北京后一直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干校”回来之后在中央美院做一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
  
  他的真诚,虽然为他带来大大小小的麻烦,但是却使他的学术研究在真话遭劫的年代讲了不少真话,显现了学者的良知,也使他以一个诗人的不可遏制的求新意识,追求着学术研究的创见,走自己的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文章里面还提到,何其芳对人很宽厚,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文革”后期,他恢复工作之后,对“文革”当中写大字报批斗过他的一些人都不介意。
  
  何西来:对,他就是这样,非常宽厚,有些事情他是不是真的忘了,没有人知道,但他确实从不计较,即使在被批判得很厉害的时候也是这样。
  
  《中国社会科学报》:许多人在谈到何其芳先生时,都满怀深情。为什么大家那么尊敬、爱戴何其芳先生呢?
  
  卓如:因为何其芳是文学所的奠基者和心灵导师,而且他人格高尚。这样的例子很多。1956年,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为贯彻会议精神,中国科学院发出关于实行晋升职称、升级制度的通知,文学所由毛星、王平凡根据通知要求,拟出初步名单,一级研究员有:钱锺书、俞平伯、何其芳。何其芳将自己改为二级。征求意见时,有人提议应将俞平伯定为二级。在学术委员会讨论时,何其芳说:“俞平伯先生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而且在社会上是有影响的,应定为一级研究员。我是他的学生,老师定为二级,而学生却定为一级,这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因他受了批判,而影响晋升职称。”最终,钱锺书、俞平伯、何其芳都被定为了一级研究员。这件事在后来广为流传。
  
  何其芳有一颗水晶般透明、黄金般珍贵的心。在“文革”中,多少人贴过他的大字报,在大会小会上冲他喊口号,发言批判他。而他获得“解放”后,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哪怕是对他伤害较重的同志,也不存芥蒂,依然是那样宽厚待人,充满了长者的善意。
  四、何其芳的精神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觉得他的弱点是什么?
  
  何西来:他的弱点就是书生气。这也算是最能原谅的弱点。性格上不圆滑,只有真诚。
  
  其芳老师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共产党员,他是能够顾大局的人,他属于那一代人中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招牌,有人批评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使他非常痛苦,他亲口对我说:“你说我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好,用得不对,可以。你也可以指出我什么地方用错了,你说得对,我就改,但你不能说我‘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这太不实事求是啊!”
  
  在1958年“新民歌运动”开展的时候,其芳老师和文学所另一位副所长唐棣华到河南、陕西考察,到西安作协后,他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有幸参加,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记得他在会上讲了许多让我惊异的观点。他说许多有名的“诗村”的干部讲他们要出几个李白、几个杜甫、几个白居易、几个郭沫若,他认为那怎么可能呢?中国几千年,不就只出一个李白、一个杜甫、一个白居易、一个郭沫若吗?你一个村子,几天就要出几个,太不实事求是了。回所里作介绍时他说:这是浮夸风。后来他在《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的问题》等文章中都谈了民歌体的局限。其芳老师就是这样一个诚实的人。
  
  不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做像他这样的人。错就是错,对就是对。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何其芳现象”?
  
  何西来:“何其芳现象”不是孤立的。在1980年代,不仅仅有人提出“何其芳现象”,还有人提出“老舍现象”、“曹禺现象”,甚至“郭沫若现象”、“巴金现象”,等等,这都是同时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确实走了一些弯路,但总体上看,我们有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在国际上有了发言权,这些成就决不容忽视。
  
  我21岁成为号称“黄埔一期”的文艺理论研究班第一期的学员,其芳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我们整个班共同以“马文兵”为笔名,“马文兵”即“马克思主义文艺战线的一个小兵”的意思。周扬和其芳老师提出要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建立我们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队伍,他就是按这样的方向培养我们的。其芳老师后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青年人的培养和文学所的领导工作上了,进行创作的时间非常有限。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革命家,一个共产党员,把他放在任何一个岗位上,他都会认认真真地干。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延安整风运动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当时一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过去脱离工农的生活是不对的,接受了改造。据您了解,何其芳到晚年(1970年代之后),对于思想改造有没有再反思?
  
  何西来:没有。他不认为自己的道路走得没有任何问题,但他认为大方向是没错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延安是全国最光明的地方,即使有一些缺点,那也无碍大局。如果那些缺点被后来一些人在回忆当中歪曲成大局,那就不真实,不是历史了。为什么呢?现在写这种文章的有些人,并没有经历“国统区”的黑暗生活。当时的知识分子到延安去是奔向光明,延安是一片光明的土地。美国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外界才知道毛泽东是什么样子。他在文中写道:“这是中国一批有理想的人,未来中国属于他们。”斯诺比后来一批反思过头的人更有远见。
  
  何其芳是奔向光明去的,他受不了“国统区”的黑暗。所以对那一段历史的评价,我认为应当有一个界限。这次十八大讲得很好,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个正路“正”在哪儿呢?就是党中央提出来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不讲这个就不可能给何其芳一个正确的历史的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报》:何其芳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在这次对话将要结束的时候,两位能否用一两句话对何其芳先生作一个概括性评价?
  
  何西来:何其芳以写新诗成名,在诗歌创作上成就斐然,后来还研究古典文学,又通西洋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学贯中西,是研究和创作相结合的大师。另外,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权威阐释者。
  
  卓如:何其芳出生在苦难的年代,成长于动荡的岁月,历史造就了他,历史也埋没了他。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富有激情的散文家、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他创造了辉煌。可惜的是,他的才华没能得到正常的、充分的发挥,特别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逃脱不了历史的命运,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何其芳的悲剧就在于他过早去世,他没有赶上改革开放的春天,他来不及反思过去的一切,也就不可能去创造新的辉煌。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20日总第4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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