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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学者要时刻具有批判精神

杨敏

【核心提示】研究汉学除了要有足够的语言能力以外,还需要一套正确且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正确的研究方法不是简单地罗列、归纳和总结事实,而是要对事实进行分析。要想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小说,语言和研究方法缺一不可。
  
  
  沃尔夫岗·顾彬(WolfgangKubin),德国汉学家、翻译家、作家。目前任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顾彬所著的德文、英文、中文专著、译著和编著达50多部,主要著作和译著有《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演变》、《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主编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东方方向》和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杂志《袖珍汉学》。
  
  
  
  沃尔夫岗·顾彬是德国著名汉学家,他着迷于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李白的诗歌;喜欢鲁迅,因为鲁迅具有批判精神……近几年,顾彬更为频繁地来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近日,记者在北京见到了这位年近70的老人。谈话间,顾彬对记者所提的每一个问题都认真思考,对每个回答都力求精准,他治学的严谨态度展露无遗。
  
  1精英文学发人深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德国著名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对您个人而言有什么影响?
  
  顾彬:汉学并不是我最初的研究领域,在这之前我研究过哲学和神学。即使来到中国,我也会向学生介绍德国当代神学,或者从德国当代哲学的角度介绍唐朝诗歌等。
  
  我16岁就开始写作,迄今没有放弃。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我喜欢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从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唐朝诗歌、宋朝和明朝的散文到清朝的《红楼梦》,我都非常喜欢。尤其是《红楼梦》、鲁迅以及1979年后的中国朦胧诗派作品,这些作品对我的研究和写作思路有很大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堪称优秀?
  
  顾彬:我喜欢思想深邃、语言优美、行文结构别具特色、远离市场的精英文学,例如中国的诗歌,这类文学作品能帮助我不断思考。可惜精英文学不太符合当下图书市场的需求。在当今德国、美国、中国的文坛上,有不少为了赚钱而写作的通俗文学家,他们的作品离市场太近,缺乏优秀的形式,语言也不够精练和优美。
  
  2“袖珍汉学”致敬卫礼贤
  
  《中国社会科学报》:1989年7月,您和您的妻子一起创办了德文汉学杂志《袖珍汉学》(MinimaSinica)。请您介绍一下这本杂志的情况。
  
  顾彬:这本杂志取名“袖珍”,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德国汉学祖师卫礼贤的敬意,他曾于1928年创办名为《汉学》的杂志,但他在杂志创办后不到两年就溘然长逝;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能放在人们的口袋中,便于阅读。杂志一年出两期,上下半年各一期,由德国的汉学家、学者供稿,主要介绍中国哲学、优秀的中国作家及其作品,以及中外最新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现象等。我还主编了另一本杂志《东方方向》(Orientations),主要介绍中国和印尼的当代文学,有时也包括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文学作品。如果今后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将它们带到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未来的研究计划和研究重点是什么?
  
  顾彬:除了每天翻译作品之外,我最近在写一篇探讨鲁迅的文章,同时还在撰写《中国古代思想家综述》(共十本),近期准备撰写庄子的部分。下一个计划是撰写《大学》和《中庸》的部分,这大概需要花费两到三年的时间。在这之后,我要出版关于中国古代诗人的著作,共十卷。
  
  3未来汉学家应该先学好古汉语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批评过中国作家和学者的外语能力,您认为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语言能力意味着什么?
  
  顾彬:谈到语言,我们不能将它单纯视作一种交流和沟通的工具。语言能让人类思考更多问题。如果你要为中文下一个定义,就应该从另一种语言的视角出发,挖掘中文的特色,如果不懂外语,就很难理解中文的本质。另外,许多惯用表达都只局限于某一种语言,例如中文无法准确表达出德语中的许多词汇,即使在辞典中也只能找到一些大概的解释。汉学家是文化传播的使者,在传播过程中如果语言翻译不到位,就会导致读者流失、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等问题。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时,我就遇到一些语言上的难题。例如,尽管我能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含义,但对它们在过去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会感到困惑。我们都知道,译本是研究汉学的重要学术资料。好的译本应该是语言精练、铿锵有力、立体而有说服力、语法正确、词汇丰富并且有节奏,有时候还会运用头韵(包括小说和散文作品在内)的。在研究汉学的过程中,日本的译本资料是汉学研究重要的辅助工具,日本汉学家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中国古代汉语。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您对未来的汉学家有什么建议?
  
  顾彬:首先,汉学家要学好古代汉语,因为古代汉语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其次要学好现代汉语。研究汉学除了要有足够的语言能力以外,还需要一套正确且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正确的研究方法不是简单地罗列、归纳和总结事实,而是要对事实进行分析。要想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语言和研究方法缺一不可。如果用我做例子的话,在研究过程中,我一般会先从问题本身和最基础的概念出发,进行分析和思考,我反对对已有的材料进行浅显的归纳和总结的研究方式。
  
  要补充的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无论面对哪种文化,都应该时刻具有批判意识。
  
  4因文化“对立”而产生文化赞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德国汉学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研究的范围和重点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顾彬:按照时间跨度来看,德国汉学研究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9年至1933年,第二阶段从1945年开始到1970年初,这两个阶段的汉学家会中文的很少。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德国汉学从研究古代中国逐渐转到研究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尤其是政治、经济、现代汉语等方面。这是第三个阶段。第四阶段,我认为应该从几年前开始。现在的德语国家中有不少女性汉学家,从女性角度来研究中国的问题。第四阶段会持续多久,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总体上看,德国汉学家特别喜欢研究中国汉朝的历史、周朝的哲学、唐朝的诗歌,以及明、清两朝的戏剧。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启蒙时期至今,欧洲对汉学的看法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一开始尊重并极力推崇孔子思想中的“仁德”,随后逐渐出现了对汉学的批评和轻视。中国对于欧洲而言,有人认为中国是帮助欧洲人更加了解自己的镜子,也有说法认为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您认为呢?
  
  顾彬:首先应该说,总体上,在研究汉学的过程中,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少数的批评意见并不能完全代表大部分汉学家的观点。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西方汉学家在研究汉学时,无法脱离自己的成长背景和历史文化,他们只能遵循自己的道德标准来看待中国的种种现象。
  
  至于你说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也思考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存在对欧洲而言是一种“挑战”。从16世纪开始,欧洲人发现中国所记载的历史比《圣经》中所记载的历史更长,这促使欧洲人开始不断思考中、欧分别记载的历史孰对孰错。中国是不是欧洲的对立面?一些后殖民主义学者不允许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他们认为中国在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拥有和西方一样或相似的特点。后殖民主义学者试图说明中国哲学中也有柏拉图所提出的观点,试图证明柏拉图比孔子好,以及没必要看孔子的东西,等等。但我认为,他们没有认真研读历史,也很少研究作品原文,这种思想和做法完全歪曲了中国和欧洲各自的历史。
  
  我认为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赞同也正是因为你所提到的“对立”。我们不需要赞同与自己相同的东西,但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差异巨大,我希望我们能发现孔子、孟子、庄子思想中不同于欧洲历史思想的部分,希望中国作家的思想和我们有所差异,否则学习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还想说的是,欧洲与西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美国是西方的代表,那欧洲与美国有很多不同。美国汉学家大多主张实践主义,但欧洲人更重视幸福,更重视“认识自己”和“完成自己”。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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