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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死——访当代海外著名散文作家王鼎钧

张冠梓

采访札记:2009年五六月间,张冠梓两次前往纽约法拉盛采访王鼎钧先生。王先生近90岁依然挺拔,清瘦而硬朗,睿智而健谈,高高的身架和从容的动作给人一种闲云野鹤、舒适优雅之感。张冠梓回国后,直到2013年初,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对王鼎钧先生进行联络采访,进一步丰富、更新和完善了访谈内容。

受访者:王鼎钧,男,1925年4月生,山东省苍山县兰陵人。笔名方以直,当代著名华文散文作家。他1949年去台湾,1978年赴美,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任双语教程中心研究员,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王鼎钧一生淡泊名利,力求穷毕生之力于“写出全人类的问题”,成就卓著。他丰沛的内在能量,不渝的创作忠诚,对散文艺术的努力开拓,终使之成为一代散文大家,被称为台湾十大著名散文家中成就最大者,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崛起的脊梁”。

采访者:张冠梓,男,1966年8月生,山东省苍山县层山人,法学博士,研究员。  

 

  1文学“蝴蝶效应”永不消逝

  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果”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社会的不朽论》,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

  

  张冠梓:王先生您好,很荣幸获允采访您。上次拜访您时,您送给我的《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等几本书很好。刚读就觉得有放不下手的感觉,虽然我离书中所写的时代隔了好几十年,但是写的事,包括那些俚语、饮食习惯、风土人情,都是相似的。读完后,我打电话给我母亲,并将您的文章念给她听。我家也是苍山的,母亲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您相比略晚一些,但基本差不多。她听我读了以后,说您书中的文化味和乡土民俗味特别亲切。笔下描述的,就是他们小时候的那种生活。我想知道您下功夫写这个的初衷是什么。

  

  王鼎钧:多谢您的访问。敬问令堂大人安好。我写这些回忆录的目的,就是觉得自己活了一辈子,对生活、对后代应该有个说法,有个交代。把我的经历、遭遇和思考留给后人,我想总会有人看的,说不定会有点益处。

  

  现在文学并不能直接影响或者改变社会,而且据研究表明,过去那些关于文学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的不少说法都是夸大的。例如,林肯解放黑奴是受到一本书的影响。实际上,林肯也只是在演讲里面提到某一本书,他解放黑奴是因为他理解黑人的痛苦。

  

  因此,有些写文章的朋友灰心了,甚至宣布文学死亡。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果”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社会的不朽论》,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

  

  张冠梓:您是海内外读者都熟悉和喜爱的作家,许多读者都想多了解您为何立志从事文学创作。您在回忆录中略有交待,可否在这方面加以补充?

  

  王鼎钧:我读过几本名人传记,作传的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述说传主的一生。我现在模仿他们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我从小就在教堂里听牧师讲道,因此有很强的发表欲。但是人的发言权和他的社会地位成正比,我哪有机会?后来我发现有一种人,他的社会地位也许很低,但发言的机会却很多,这种人就是作家。我读《从文自传》,沈从文的职位很低,但是他的作品登在各大报刊上,对我影响很大。

  

  也许这样想下去可以解释一个现象:文艺小青年都是先写诗,而我先写杂文;杂文本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文体,而我是“童工”。抛开天分不论,单就满足发表欲来说,诗暧昧,小说迂回,还是杂文直接了当。我在1946年就把杂文投给东北、华北的几家报刊,赚微薄的稿酬,补贴老父的生活费。1954年我就在台北的一家日报上写杂文专栏,引起社会关注。

  

  当然,这不是全部答案。我在回忆录中说,依我的性格,适合做法官;依父母的期望,我应该做医生;要想如愿,必须受完整的高等教育。可是我在应该读书的年龄做了些什么?只有作家不讲学历,不限资历,只看你的三篇文章两首诗,我只有这一条窄路,这一条险路。我庆幸文学救赎了我,使我免于沉沦。我也庆幸后来能更进一步,超出杂文的局限,窥见艺术的殿堂。

  

  张冠梓:依照您的说法,您的文学生活是在台北正式开始的。在回忆录《文学江湖》中,您具体而微地刻画了一个作家成长的历程,这在近代作家的传记中似不多见。您由一个初中毕业的流亡青年,逃到陌生的台湾,能够立定脚跟,在广播公司主持节目制作,在民营报纸担任主笔并主编副刊,先后在4家大专院校兼职授课,长期担任3家文艺奖金的评审,一路走来,很不容易。现在可否总结一下,您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王鼎钧:说到“成功”两个字,我就汗颜了。一言以蔽之,遇见好人。我说过,“每一座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如何遇见他”。(下面一句是:“每一层天堂里都有一个魔鬼,问题是如何躲开他。”)

  

  举例来说,我当年从上海到基隆,在基隆港码头,我要了几张公文纸写文章。当时想的就是稿费,因为我一文钱也没有了。写完文章,我到邮局用公文纸糊了一个信封,装在里头。那时候,我不知道台湾有什么发表的地方。我想,台北一定有个《中央日报》,它一定有个副刊。我就请邮差按欠资投递。结果几天后就有了回音。我的回忆录第四本第一篇文章,本来的题目是《在基隆码头喊万岁》,第一个就是喊这个副刊编辑万岁,后来改了题目。那时候一千字10块钱,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一碟花生米,一块五毛钱。这样算来,10块钱我可以活一个礼拜。

  

  在回忆录第三本《关山夺路》里头,在第四本《文学江湖》里头,我有好几次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我感谢天无绝人之路,感谢人之初、性本善。

  

  2文学“大同”人生精彩藏于“小异”

  

  文学作品是在大同之下彰显小异,所见者异,所闻者异,所受所想所行者异,世事横看成岭,纵看成峰,仰观俯瞰又是另一面貌。人生的精彩和启发都藏在这些“小异”里,才不会把回忆录弄成个人的流水账。

  

  张冠梓:您已出版了42本书,四本回忆录正受到国内读者的热情关注。另外您还有很多书,国内还很陌生,如果要您自己挑出几本来推荐给国内的读者,您挑哪几本?

  

  王鼎钧:评论家把我的作品作了如下分类:励志散文《人生三书》,也就是《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用几百字一篇的小品随笔谈论人生修养,读者随时可以打开,随时可以放下。那年代,年轻人比较没有耐心,很喜欢这种写法,论者称之为“人生工程的建筑材料”。现在年轻人要自己打造自己的人生观,你只要供给砖瓦木料,即使你给他整本大套有系统的理论,他也要拆开拣着用。

  

  还有一类是青年写作指导,《讲理》、《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文学种子》,这些书以爱好文学的青少年为对象,讨论写作的方法。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样的书还很少。我做这件事受夏丏尊先生影响,也有我自己的动机。我到台湾以后一直寻找写作的方法,夏先生的书是禁书,即使没禁,他也还有一个层次没有说到。可是那时候,我听到的答案是,文学创作没有方法。我很纳闷,做任何事情都有方法,写小说、写散文怎会没有方法?我终于找到很多方法,我要把它写出来,打破某些人对方法的垄断。

  

  以上两类作品在台湾畅销了40年,台湾算是一个实验区,证明对青年有益处,可以请国内的年轻人看看。

  

  还有一类作品,评论者称为抒情散文,我认为这才是我个人最重要的作品。《情人眼》、《碎琉璃》、《左心房漩涡》、《千手捕蝶》,在我心目中这是狭义的文学、纯正的散文,给我带来一些声誉,我也希望国内的读者喜欢它们。

  

  我在台北写《碎琉璃》,本想拿它做我的第一本自传,它温柔地、伤感地歌吟我的童年,我也使用了小说常用的技巧,糅合、发酵、堆高和视角变换,加强了散文的表现力,有人称为“散文的出位”。我打算一直这样写下去。可是我出国了,远适异国,受到所谓文化撞击,心情改变,《碎琉璃》的世界我再也进不去了,我的回忆录最终写成你看见的这个样子。

  

  几本抒情散文以《左心房漩涡》得到的风评最好。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在彼此隔绝30多年以后,我和当年的亲朋故旧通信,把切断了的神经一根一根连接起来,这是一次死去活来的大手术,见肺见肝,触及灵魂。《左心房漩涡》就是那几年碰撞、阵痛、复苏的文学纪录。我用了现代诗的一些技巧,如意象切断、节奏跳跃、语意多义,有人称之为“诗化的散文”。我也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赋”的风格,吞吐开合,铺张扬厉。整本书33篇散文脉络一贯,其实就是一篇长文,有人称为“主题散文”。那时候,这样写散文的人还很少。有人问我书名《左心房漩涡》是什么意思,我说中国大陆是我的左心房,台湾是我的右心房。我本来打算再写一本《右心房漩涡》,也是因为出国了,我的台湾经验写成《文学江湖》。我也希望国内的朋友们看看我的抒情散文。

  

  张冠梓:您的四本回忆录影响很大,可否由您自己介绍一下这几本书的内容?

  

  王鼎钧:我写回忆录,写了17年。第一本《昨天的云》描写幼年在山东的生活;第二本《怒目少年》讲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经历;第三本《关山夺路》是关于在内战时期的遭遇。台湾30年的生活,因篇幅所限,我只取文学的角度来写,辑成《文学江湖》。

  

  在同时代的人中间,我的回忆录晚出,虽有那么多珠玉在前,我仍有我的特色。有人说,这些回忆录不过大同小异罢了!没错,大家都经历过抗战,都经历过内战,大环境相同。但文学作品是在大同之下彰显小异,所见者异,所闻者异,所受所想所行者异,世事横看成岭,纵看成峰,仰观俯瞰又是另一面貌。人生的精彩和启发都藏在这些“小异”里,才不会把回忆录弄成个人的流水账。写回忆录不能只写自己,要小中见大,写出众人的故事、万法的姻缘。没受过文学训练的人大半不能发现这些小异,或者虽然掌握了一些“小材”不能“大用”。有些人拿着《关山夺路》问我,你的记性怎么那样好?有人拿着《文学江湖》问我,你怎么比我们多一个心眼?我想秘密就在这里。

 

  3透过“意象”表现思想是文学的独门功夫

  

  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比总是稍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

  

  张冠梓:您的正式写作从1949年算起,曾尝试评论、剧本、小说、诗、散文各种文体。为什么自己最后定位于散文?

  

  王鼎钧:我也许受了小说家毛姆的影响。毛姆曾说,他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据我了解,故事是小说的“低阶”。毛姆的身段我很欣赏。我在台北学习写作的时候,文坛轻视散文,认为散文是未完成的小说、失败的诗,我学小说无成,也索性把自己写的东西一律称之为散文。后来我就专心写散文了,就算是“由博返约”吧。在文学的诸般体裁中,散文最适合不耐拘束、自由成文的作者;最适合性格内向、长于自省的作者;散文也适合处处被动、只能在短时间集中注意力的作者。而我,正是这样的人。

  

  张冠梓:您也有其他文体的作品。这些其他文体的尝试对散文创作有什么影响?

  

  王鼎钧:各种文体都影响了我的散文,台湾的文评家称此为散文的“出位”或“越位”。我觉得这样很好,散文的体质改变了,有了新面目、新精神,诗人和小说家也来写散文,他们把散文当作余兴或变体,使散文的阵容壮观。当然,这样的散文也只是散文的“一种”。

  

  张冠梓:您晚年的文学思想有哪些改变?

  

  王鼎钧:我一向羡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透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独门功夫。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比总是稍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我发表文章一直顺利,晚年人生经验多一点,社会关系减一点,文学境界高一点,眼底美感添一点,见贤思齐的心事重一点。

 

  4天地有文学杂然赋流形

  

  没有作家以前就有文学,没有作家以后仍然有文学。作家虽死,文学却不会死。

  

  张冠梓:台湾的十大散文家的评选总有您的名字。您的作品也受到不少文学评论家的关注。有的评价说,“鼎公散文技巧圆熟,境界圆融,态度圆通,风格圆润,信手拈来、浑然天成,不带矫揉造作”。您如何看待别人对您文学成就的评价?

  

  王鼎钧:我在台湾写作,非常希望知道海峡彼岸的同文怎样看我。我的第一个讯息来自于厦门大学的徐学教授,他在海禁未开之时就评论了我的《单身汉的体温》(后来书名改为《单身温度》),之后更多次诠释我的作品,增加能见度,使我惊讶感动。喻大翔教授是第一位与我互相通信的学者,他编写散文欣赏辞典,收入我的文章,不吝美言。还有就是中国社科院的楼肇明先生,经他安排,我在国内出版了第一本选集,他写的序文常常有人引用。这三位是我在国内最早的文字知己。

  

  后来海南师范大学以我的作品为主题,举办了第一届研讨会,我的故乡苍山县政府举办第二届研讨会,我才知道我的作品一直置于大家的检视之下,一时手足无措。我很庆幸终于得到了他们的首肯。

  

  我的《文学江湖》得史学大家高华教授品题,是意外也是荣幸。冠梓先生,承您郑重其事进行长篇访问,也是我文学生活中的大事。北京三联出版社总编辑李昕先生来信邀约,我的感觉是“叶公好龙而真龙入室”。

  

  在台湾,由于地缘关系,我也是文学评论的一个焦点。如蔡倩茹的著作《王鼎钧论》、马国光的著作《风雨阴晴王鼎钧一位散文家的评传》、张春荣的《文心万彩》,还有多篇专门以我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我得到他们的偏爱,也得到他们背后指导教授的支持。他们举我之长,也补我所不及。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文字之交就是知心之交,东鸣西应,俨如神迹。有一个现象,青眼看我的多是中生代的学者,比我年轻很多,至于老师宿儒,只有一位齐邦媛教授,我常常检讨为什么。

  

  台湾虽小,作家很多,像我这样一个人,尚且有许多聚光灯对准,何况等而上之?如果说文学已死,平面印刷要被淘汰,这种现象又怎么解释?作家不该寻找借口放弃努力。

  

  张冠梓:有人说您的文章有个“通达”的特点。

  

  王鼎钧:我常说,我是“半边人”。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曾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解放战争时期,我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身经种种矛盾冲突,追求完整,只有寻找高一级的价,以调和对立,这就出现了你所说的“通达”。这是文学。我觉得,“通达”只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面貌,不能浮出字面。

  

  张冠梓:在战争年代,没有亦敌亦我的关系,只有非敌即友。但是,在和平时代,人思考的方式,文学创作的方式发生了一些根本性变化。您当时在战争年代,有过很刻骨的记忆,但是您能写出宁静致远的作品。您当时有没有一丝闪念,说要创造一个革命文学,要做一个匕首那样的作家?

  

  王鼎钧:没有。我不喜欢斗争,甚至不喜打球和下棋。我受到的文学熏陶是“不革命”的,我希望圣君贤相除暴安良,而非由我们自己直接行动。当我工作的单位出现欺弱凌寡时,我和老板争,我认为他有责任。当然问题繁杂,我后来想通了,写出一本《黑暗圣经》来。说到底,文学不能解决问题(也许可以提出问题)。

  

  张冠梓:五四时期或后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当时是讲究一种战斗性,一种文明性,讲求突出问题的某一方面。但是到后来,就出现一些对生活的写真、写实。我觉得像您所写的,就是既可以把它看成一部文学作品,也可以把它看成一部风俗史,看成民间的一种历史,老百姓的历史。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王鼎钧:我一向认为大人物属于历史,小人物属于文学,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张冠梓:现在有一种“文学已死”的说法,您赞成吗?

  

  王鼎钧:当前来看,文学作品难销,市场喧嚷,文学已死,作家心头也有阴影,这都是事实。但是,以我估计,文学不会死,某种艺术形式一经成立,永远不死。汉赋唐诗何尝死?早期白话文学运动称它们为死文学,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革命文宣”。文学不死,只是某种体裁风格退出“主流”。须知,风水轮流转,活鱼仍在江海。

  

  进一步说,文学不死?如果作家“死”了呢?如果李贺多活10年,他的诗集可能会厚一些。楚王如果没有放逐屈原,而是将他判了死刑,当然也就没有流传后世的《离骚》、《天问》。当然,“变质”也是一种死亡,有些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写,他并非替文学续命,而是在为文学减寿。头戴作家的冠冕,不以写作为天职,而以搁笔为荣耀,这是“心死”。倘若作家都“死”了,文学怎么活?

  

  以我浅见,没有作家以前就有文学,没有作家以后仍然有文学。作家虽死,文学却不会死。姑且套用文天祥的句子,天地有文学,杂然赋流形,上则为李杜,下则为“你我”。

  

  5作家似佛

 

  作家和法师的分别是,法师“无住生心”,作家“生心无住”,一颠倒便是凡夫。我爱文学,我不做凡夫谁做凡夫。

  

  张冠梓:您自称为基督信徒并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教义之不足,用以诠释人生,建构作品。请问,宗教对您的创作境界有何影响?

  

  王鼎钧:我是基督徒,但是在文学的欣赏和创作方面佛教对我的影响较多。我从佛教知道人间是非是有层次的:有绝对的是非,党同伐异,誓不两立;有相对的是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还有一个层次,没有是非,超越是非。老祖父看两小孙子争糖果,心中只有怜爱,只有关心,谁是谁非并不重要。文学的前辈大师一直教我“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自己的心分裂成多块,分给你笔下的每一个人,我听见了,不相信。佛法教人观照世界,居高临下,冤亲平等,原告也好,被告也好,赢家也好,输家也好,都是因果循环生死流转的众生,需要救赎。我听见了,相信了。

  

  我觉得,作家和法师的分别是,法师“无住生心”,作家“生心无住”,一颠倒便是凡夫。我爱文学,我不做凡夫谁做凡夫。作家笔下的人物好比众生,作家就好比是佛、菩萨,人物依照因果律纠缠沉迷,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那样做,他们都不得不那样做,他们害人,同时自己也是受害人。作家也像佛一样,不能改变因果,但是可以安排救赎,救赎不为单方面设计,是为双方而设,他同情每一个人。萧伯纳说,他和莎士比亚都是没有灵魂的人,依我的理解,他是表示超越是非。

  

  6故乡是童年的摇篮、壮年的扑满、晚年的古玩

  兰象征着君子的高尚之德。陵,本意高平曰陵,另有攀登、超越之意,引申为乐土。“兰陵”寓意“王道乐土”,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张冠梓:您在《人,不能真正逃出故乡》中表达了对人与故乡的看法,而《一方阳光》以《吾乡》为开篇,并有许多写故乡的文章,您出国多年,思乡之情可以想见。您说过,“故乡是什么?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故乡是一个人童年的摇篮,壮年的扑满,晚年的古玩”。在您的作品里,对儿时的回忆和故乡的经历是让人印象颇为深刻的。

  

  王鼎钧:我从小出生在山东兰陵一个日渐没落的地主家庭。兰陵,民国时期属于临沂。我在那里度过了17年的岁月。七七事变以前的乡村生活依然和平安宁,我在父母的庇护下过着与自然相伴、与书香共处的日子。1938年,日本人打过来了,那年我13岁,正是求知求识的年纪,跟着父母逃难,向南一直逃到宿迁,在基督教会的庇护下做难民。这期间,不但经历了宿迁大轰炸,小小年纪甚至学做乞丐出门要饭。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势真危险。一个在天地间无以自存的家庭,几枚在覆巢下滚动不停的卵。

  

  战争打乱了一切,国民政府迁移,军队退守,百姓无处可避,一家人又回到兰陵。我失学后,和小伙伴一起跟着大户人家的长工学做农活。沦陷区的百姓在侵略者的统治下苟且生存。1942年,在好心人的帮助下,17岁的我离开家乡去往安徽阜阳国立二十二中学读书。随着战火的蔓延,二十二中迁移到陕西汉阴,我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流亡学生。

  

  张冠梓:我注意到,在您的散文中,有大量的篇幅描写故乡兰陵。

  

  王鼎钧:由于对日抗战,我少年时代就和家人分离,8年抗战,我有4年多时间在日本占领区生活,打过游击。1942年夏,我辗转安徽、河南、陕西各地。抗战末期初中毕业即辍学从军,经南京、上海、沈阳、秦皇岛、天津、青岛。1949年到台湾,1978年又辗转到美国。大半生,走了这么多地方,可谓颠沛流离。但我对故乡的感受仍然是特殊的,不能取代的。故乡兰陵凝聚着深远的文化底色。

  

  我曾经在兰陵度过了我的高中时代,但并不明白“兰陵”得名的由来。后来得知,兰陵地名应是春秋时期的楚国大夫屈原所拟,屈原既是楚国政坛上满怀理想主义抱负的政治家,又是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爱国诗人,以“兰陵”命名新县治名称,体现了屈原的特点和气息。兰,应是山中的一种草本植物,名虽为草,实乃中国之瑰宝。从字面上看,“蘭”字如一幅美丽图画:门前绿草如茵,门内有请柬的柬字。孔子寓“兰为王者香”,兰象征着君子的高尚之德。陵,本意高平曰陵,另有攀登、超越之意,引申为乐土。“兰陵”寓意“王道乐土”,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张冠梓:这个解释好,看来您对故乡的感情的确不一般。近期是否考虑回老家看一看?

  

  王鼎钧:我在梦中曾作过一千次的回乡梦。梦见“我在金黄色的麦浪上滑行而归,不折断一根芒尖。月光下,危楼蹒跚起步迎我,一路上洒着碎砖。柳林全飘着黑亮的细丝,有似秀发……”

  

  后来我没回过故乡,1978年以前我在台湾,两岸隔绝,不可回去。1978年我来美国,居留没办好,生活不安定,没有余力回去。在这段时间之内我慢慢了解故乡,理性对待乡愁,逐渐不想回去。最后,健康出了问题,也就不能回去了。这些情况,早已分散在我的作品里,只是没整合罢了。

  

  7文路无尽誓愿行

  用我的名字举办学术研讨会,我想我的创作时代大概快要过去了。即使我的确很好,那也是个已知数。

  

  张冠梓:近些年,大陆文学界和社会上很关注您。我留意到,百度贴吧建立起了“王鼎钧吧”。您本人浏览过吧?与网友探讨一下文学、人生,应是很惬意的事。

  

  王鼎钧:我很高兴和故乡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交谈。

  

  张冠梓:继2009年第一届王鼎钧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以后,第二届又于2011年11月在您的故乡苍山县,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兰陵文化广场开幕。会上,海内外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对您的文学创作的研究体会,发表了不少新的观点。研讨会期间,成立了王鼎钧文学研究会。

  

  王鼎钧:面对研讨会,我是丑媳妇见公婆,不敢问画眉深浅。20多年前,我的一本选集在国内出版,我说过,我是一颗种子,飘流到海外落地生根,长成一棵树,结出很多水果,现在把一篮水果送回来。20多年后,我的家乡开这个研讨会。我觉得人生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用品,很好用,很管用;第二个阶段是装饰品,用不着,可以看;第三个阶段是纪念品,用也用过了,看也看过了,但是舍不得丢掉。我很侥幸能够从实用品到装饰品,下一步,我希望更侥幸,从装饰品到纪念品。想渡到这个阶段,就得有读者朋友们的加持,各位的一字褒贬,就是我的生生世世。

  

  张冠梓:您如何看待用您的名字来举办学术研讨活动?

  

  王鼎钧:用我的名字举办学术研讨会,我想我的创作时代大概快要过去了。即使我的确很好,那也是个已知数。文学永远需要未知数,文学的辞典里没有知足,文学的世界里没有恤老怜贫,文学需要一代一代继续创造。

  

  张冠梓:许多人对您回家乡抱有很大的期待。

  

  王鼎钧:对我而言,人生的三个阶段可以换个说法:动物的阶段、植物的阶段、矿物的阶段。我曾经在全国各省跋涉6700公里,再渡过台湾海峡,飞越太平洋(601099,股吧),横跨新大陆,脚不点地,马不停蹄,那时候我是动物。然后我实在不想跑了,也跑不动了,我在纽约市五分之一的面积上摇摇摆摆,我只能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时候,我是植物。将来最圆满的结果就是变成矿物,也就是说,一个作家的作品,他的文学生命,能够结晶,能够成为化石,能够让后人放在手上摩挲,拿着放大镜仔细看,也许配一个底座,摆上去展示一番。这时候,也许有人为他辩护,说:“无用之用大矣哉!”有一种东西似乎没有用,但是少不了,那就是文学艺术;有一种东西很有用,但是你用不得,那就是原子弹。

  

  张冠梓:能否介绍一下您近年来的创作情况。

  

  王鼎钧:前若干年,我主要的精力是写作四部回忆录。写完后,我觉得蚕已吐尽了丝、结成了茧、变成了蛹。将来是一具僵尸,还是化成彩蛾,已不是我能决定的了。我今年88岁了,决定还是继续写下去。只有写,我才觉得我活着。三年前,我完成了最后一部回忆录《文学江湖》。最新散文集《桃花流水沓然去》刚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我认为,写作如弹道,有升弧、降弧、最高点、弹着点,四部回忆录应该是我的最高点。自己以后大概不能写得“更好”,但必须写得“可看”,如何让读者“五岳归来”还愿意“看山”,是对老年作家的重大考验。

  

  张冠梓:《文学江湖》、《巨流河》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同年出版,您如何看待这三本书?

  

  王鼎钧:我拿这三本书好有一比。如果把“海”字半边看成两只联结的“口”,这三本书的书名都有“水”与“口”。“水”代表“逝者如斯”,“口”象征“有话要说”。以风格而言,我形容《巨流河》是“欲说还休”,《文学江湖》是“欲休还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则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张冠梓:最后一个问题。您这一生,让许多年轻后生们羡慕,也肯定会有不少人很感慨。如果请您简要地回顾自己的经历,您如何总结?

  

  王鼎钧:巧的是,我曾经为自己写过一份简介,也有自我评价的成分。可以说给你,也算回答这个问题了。简介是:王鼎钧,山东临沂人。正式写作由1949年算起,迄今未敢荒废,曾尝试评论、剧本、小说、诗、散文各种文体,自己最后定位于散文。已出版《左心房漩涡》等散文集14种,其他11种。在台湾为及早力行将小说戏剧技巧融入散文之一人。诵前人“良工式古不违时”之句,日求精进。为基督信徒,佛经读者,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教义之不足,用以诠释人生,建构作品。吾生有涯,而又才力不逮,常引为恨。曾仿佛家四弘誓愿作铭以励天下同文,铭曰:“文心无语誓愿通,文路无尽誓愿行,文境无上誓愿登,文运无常誓愿兴。”

  

  (胡楠阳、石培培参与整理)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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