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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传奇之沈阳地工(三)

杨槐

  (五)


  当赵国屏收到李述笥的求访名片时,心情极为复杂,思前想后,犹豫再三:
  “这个李述笥早就参加了共产党,今天找我,必有原因。……沈阳的局势如此恶劣,自己不能不留一个后路。见还是要见见,听听情况再说吧。”
  李述笥走进客厅的时候,赵国屏站在堂中,背着脸,两只手交叉胸前,两眼故意望着窗外。
  李述笥见赵国屏如此做作,暗暗一笑,也不主动打招呼,他背着手一边欣赏着墙上的字画,一边吟咏着李白的诗句:
  “做人不倚将军势,饮酒岂顾尚书期。”
  听到老同学念诗,倒让赵国屏心里倒放下了戒备,勾起了某种朦胧惆怅的怀想,转过身敷衍说:
  “坐吧。”
  “老同学,如此对待故旧,恐不是待客之礼吧?”李述笥责问。
  赵国屏内心相当矛盾,想问候两句,可说出来的话仍是硬梆梆的:
  “啊,大战之前,登我的门,你敢莫是为共产党做说客的吗?”
  “人生在世重始终,何为升沉中道分。做说客也罢,不做说客也罢,在重兵压境的时候,我这个老同学是特意来拉你一把的。”李述笥点醒着。
  赵国屏心头一惊,脸上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想缓和紧张的谈话气氛。
  “呵!事情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吗?”
  “形势逼人,时间不等人呀,做将军尚书或当阶下之囚,决定于个人转念之间,老同学千万不要自误呀!”
  “你言过了。你我同学久别重逢,应当只谈私谊,不谈政治。”
  “不谈政治,政治却要逼你来谈!”李述笥步步不让。
  “咦,你今天说话为什么如此咄咄逼人,锋芒毕露,难道你就不怕我的军法无情吗?”赵国屏的脸皮不由地又绷紧了起来。
  “哦?赵军长真的如此不明情理,要对给你指出生路的老同学军法从事吗?好,如果你要为反动透顶的蒋家王朝陪葬,那就请你把我抓起来献功好了。不知道你的红顶子染上了多少仁人志士的鲜血哩!”李述笥毫无恐惧,反而迎头而上,将了赵国屏一军。
  一句话噎得赵国屏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得尴尬地自寻台阶说:
  “言重,言重了,我赵某还不致如此卑劣。好了,上茶,老同学,你最近的情况如何?家里都还好吧?”
  “我当然很好。”李述笥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
  “好,好,你既然来了,就安安静静地在我这儿住上一段吧,你说的那个问题,我们再找个时间谈。”
  李述笥忖道:
  “看来,正如邹部长所料,赵国屏对东北的战局还残存着一丝幻想,对起义抱着犹豫观望的态度,非到穷途末路之日,他是不会下破釜沉舟之决心的。”
  邹大鹏得知赵国屏犹豫反复的情况后,请吕正操、于毅夫写信给赵国屏,李述笥持信对赵国屏进行劝说:
  “解决东北问题时间紧迫,时机条件都是创造出来的,消极地等待并不妥当,抓不住时机是要遗憾的,依靠第三势力,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李述笥直接了当地说。
  赵国屏看着吕正操[1]、于毅夫[2]的信,沉吟了半晌才说:
  “既然形势是这样发展下去的,那么早晚是要干的,但要整干而不要零干。整干的意思自然是五十三军整军起义,而不是一个师一个团的问题。”
  此时,沈阳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逼近沈阳市郊,隆隆的炮声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
  赵国屏开始有意识地找亲信部下谈话,锦州战役开始后,赵国屏找暂编三十师长张儒彬、一一六师长赵德裕、东北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毛芝荃一起谈话。赵国屏说:
  “共军优势兵力指向锦州,这一着真厉害,锦州如守不住,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我们腹背受敌,是非常严重的局面。做为一个领军将领,应当看清形势。”
  “我的部队都是新兵,没有什么战斗力,打起仗来要沾大家的光。”毛芝荃试探地说。
  “这个仗没有办法打,一一六师和守备总队一样没有战斗力。”刘德裕支持毛芝荃的意见。
  “都不要多说了,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听副座的。”张儒彬说。
  “对,对,我们都听副座的。”大家纷纷表态。
  “好,你们是我的亲信部下,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加强联系,研究形势,今天的谈话,各位不可乱讲。”赵国屏叮嘱道。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李述笥正在院子里焦急地踱着步子,赵国屏的副官匆忙地来找李述笥,悄声地说:
  “军长有要事相商,请立刻过去。”
  一见面,赵国屏非常热情地招呼着说:
  “述笥呀,我有要紧的事情和你商量。我早有起义的打算,沈阳的处境不允许过早地泄露我的心曲,你要理解。通过这一段的工作,我已经掌握了部分五十三军的军官,准备起义,请你帮助联系解放军。”
  赵国屏详细地分析了五十三军师长以上军官的思想情况说:
  “我不是军长,只是副军长。五十三军有四个师,其中有两个师长是我当师长时的团长,跟我行动是没有问题的。一一六师长刘德裕是看风头的人,争取他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一三零师王理寰平时关系不好,没有把握。请你配合我,向各师直接进行工作,我在内部尽力而为。军长周福成非常顽固,不易争取。全军整体起义很难做到,但部分起义是没有问题的。”
  李述笥细致地介绍了决战的形势和我党对沈阳守军的政策,随后指出:
  “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得失寄于赵军长一身,值此重大抉择关头,绝对不要误国误民误己呀!”
  赵国屏的脸上有些挂不住,急忙表白说:
  “请老同学放心,其实我早看清楚了形势,只有弃暗投明,才是唯一的道路。请告诉解放军不要疑虑。”
  李述笥把赵国屏的情况做了密报。
  程光烈向邹大鹏报告:
  “赵国屏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要为解放沈阳立功出力了。辽沈决战的胜负明晃晃地摆在眼前,蒋介石已经无力再扭转败局,在我大军压境的强大阵势下,这些守军的高级将领都只得按照我们的指引做出了自己的最后抉择。”
  邹大鹏说:
  “东北剿总少将参议邱立亭[3]已经成功地为我地工人员阚福培所策反。邱立亭又联系蒋东北军法总监赵毅,同早已为我工作的军统头面人物王化一[4]和警察第九署团长胡圣一[5]分头为配合我军解放沈阳而积极奔走。至于王理寰嘛,赵国屏不可能想到,我们的情报人员就住在他的一三零师的师部。要抓紧把几条策反工作的线索结合起来,加大工作的力度,促使沈阳守军的起义和投诚,推动沈阳的和平解放。”
  “我即去落实,促使他们尽快行动起来。”


  (六)


  10月下旬,由王化一、胡圣一出面,召集有反正思想的五十三军一三零师师长王理寰、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暂三零师师长张儒彬、新一军暂五十三师师长许庚扬、沈阳第二守备总队队长秦祥征、东北剿总办公厅主任袁克征和东北军法总监赵毅等人,连续三天在王化一家开会。
  “长春、锦州相继解放,沈阳在倒悬之中。二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都在你我身上,今天请大家来,确定分担责任,共同推进起义。”王化一阐明会议的意义。
  经过讨论,会议最后决定:
  “同心同德,严守秘密,坚决脱离蒋介石,为和平解放沈阳古城做出自己的努力。指定专人同守军各部联系,以期争取一致行动。同时请共产党的代表王益、冷庆元、王佩卿等,向解放军,以求得承认和指示。”
  在第二次会议上,还研究了活捉卫立煌等一干嫡系军政首脑的计划。
  “我们应仿照张学良搞西安事变的办法,扣押卫立煌,造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促使沈阳部队的起义,这是和平解放沈阳最迅速有效的办法。”赵毅说。
  “那可不行,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卫立煌在沈阳,是那些反动势力的靠山,我们的计划应在逼卫离沈后再予以实施,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因此,我反对赵毅扣留卫立煌的意见。”王理寰对卫立煌有知遇之恩,坚决反对这个方案。
  “我同意王师长的意见,逼卫离沈,一可以减轻起义的压力,二是不要殃及过去帮助我们的老上级。”秦祥征也摇摆不定。
  争论十分激烈,会议决定暂缓再议。
  
  插图3:卫立煌、周福成和赵家骧
  10月29日晚上,第八兵团司令兼沈阳城防司令周福成把秦祥征叫到他的办公室说:
  “你那个副总队长王凤起是共产党,你知道吗?前几天,几位高级长官都向我讲过他的问题。”
  秦祥征非常紧张,试图解释一下:
  “司令官的质询,我感到诧异,我想这是个误会……”
  周福成未等秦祥征说完,就拍着桌子大发雷霆,像要吃人的样子大吼:
  “我不能再让他在沈阳钻空子。我命令你立刻把他枪毙,你要是下不去手,我亲自收拾他。准你保一位副总队长。”
  秦祥征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身上的冷汗刷地一下冒了出来,两腋都是湿漉漉的,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得连连答应:
  “既然司令官这么说,一定有道理,我一定照办。”
  秦祥征回到第二总队,立即约见邱立亭、赵毅和王凤起,商量应对办法。
  “自从8月以来,我们连闯两关,总算对付了过去。但今天周福成要我把你的人头送给他。看来,这第三关难过了。当前的情况逼着我们立即做出决定不可。”
  秦祥征说话时嘴巴有点僵硬,这是他在周福成面前硬装着太久笑容的缘故,他一边揉着下巴,一边声音低沉地对王凤起说。
  “前方战况不好,蒋已电令把辽西溃退回沈阳的部队立即收编整顿,会同沈阳留守部队,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坚守待援,共军一时是啃不动的。”
  “周福成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如果抓捕凤起,就切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周福成分而击之,搞不好只有束手待擒。”邱立亭神色不定,忧心忡忡,有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
  “我们的部队是拼凑起来的,和八兵团比起来,力量相差悬殊,形成打也不行,不打更不行的局面。所以,请大家来共同出出主意。”秦祥征述说着自己的忧虑。
  王凤起看到大家的信心不足,马上接过话头说:
  “敌人已经举起了屠刀,不容我们再迟疑!非破釜沉舟和他们干一下不可。在解放军未进沈阳之前,当然是敌强我弱,一俟解放军到来,则是我强敌弱。我已得到东北局社会部的秘密通知,解放军已经从长春南下,辽西主力也回师沈阳。周福成貌似强大,实际已是瓮中之鳖,我们分析一下,他的力量已经不如我们了。53军已多半不愿为内战卖命。王理寰师长就与我们一起酝酿过起义的事。刘德裕师长也是反蒋派。他们是不会听从周福成的命令来打我们的。我们还有许庚扬师长的共同起义的承诺。如此这般,我们何惧之有呢?东北剿总和周福成此刻还未想到我们已经准备起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以少胜众,以弱胜强的保证。即使周福成不来这一手,我们也应提前起义,打破卫立煌固守沈阳的企图。”
  秦祥征听罢这番话,阴暗的情绪一扫而光,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地说道:
  “凤起兄不愧为青年战略家,对当前情况的分析,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
  “解放军兵临城下,我们举事要尽快联系解放军,争取他们的支援。”邱立亭兴奋地说。
  “我不再犹豫了,赶紧行动吧!”
  29日夜,周福成给秦祥征打来电话:
  “我命令二总队全部兵力开到城南浑河第一线,你即刻到兵团司令部见我。”
  秦祥征放下电话,通知王凤起速回总队,召开全体军官会议,决定立即起义。秦祥征下达了作战命令:
  “一、第一线部队全部调回和平区和胜利区,确保总队司令部的安全。二、立即派出搜索监视部队,严防周福成来攻。三、对和平、胜利两区实行戒严,准备迎击犯我之敌。”
  10月30日,卫立煌将在沈阳第二招待所紧急召开军政首脑会议,部署沈阳防务。邱立亭、赵毅得知消息后,立即找秦祥征、王凤起及其妻子富平商议对策。综合大家的意见,会议经过仔细地研究后决定:
  “我们应果断地采取武装逼宫的办法,逼迫卫立煌率全体守军起义,如果卫立煌不允,即当场将卫立煌以下文武高官全部扣押起来。由王凤起率沈阳第二守备总队一个团,将第二招待所团团地包围起来,由富平同已经决意反正暂五十三师师长许庚扬联系,速派一个团前来支援。邱立亭、赵毅二人则进去向卫立煌当面陈辞摊牌,争取卫立煌率领全军起义。如劝说不成,则当场扣压卫立煌。”
  “我认为第二招待所警备森严,强行包围,必引起冲突,兵凶战危。我不忍心我的老朋友,又是我的直系长官董文琦遭此莫测的危险。仗打起来,我部是否顶得住无把握,我想先把董文崎调出来再执行扣卫的步骤。”不料秦祥征竟婆婆妈妈起来。
  “大军过后,寸草不生,玉石俱焚,秦师长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吗?你哪里像个军人的样子。”赵毅出言犀利,毫不客气地提出指责。
  秦祥征一听此话,脸上立刻挂不住了。
  “寸草不生,玉石俱焚,像你这样的军人我当不了。对帮助过我们的人,总要拉一把,能救一个是一个,避免自相残杀嘛。”
  邱立亭见此情景,只好出来打着圆场:
  “这样吧!祥征设法去调出董文崎,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我和赵毅去找富平,让她去商调许师长的部队为外围,以防其他部队干涉我们扣卫的行动。由凤起执行扣卫的任务就可以了。”
  赵毅和其他人悻悻地离去,会议就在原扣卫起义的决定上加了个小尾巴。
  散会后,秦祥征立即赶到市政府董文崎的办公室。董文崎左手夹着一支烟,右手按在窗台上,伸着脖子紧张地向窗外张望着什么。
  听到秦祥征的脚步声,董文崎转过身来问:
  “祥征,你来得正好。二总队是怎么回事?警察局的毛文佐局长刚来过电话,说守备总队的情况不对,三个团都开往市区。今天早晨和平区、胜利区岗哨林立,实行戒严了?”
  “毛文佐说得对,二总队已于昨夜决定起义了。因为东北地区的中央军主力已被全歼,共军主力已经逼近沈阳,我们打不了他们,也不能打了。二总队的士兵都是沈阳人,他们为了保全自家的生命财产和妻儿老小,都要求这样做。市长,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是我的老上司,我特来提醒你,千万不要坐以待毙啊!”
  “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呢?”
  “一则怕你不同意坏事,二则因周福成逼得太紧,没有和你商量的时间,周福成已要我逮捕王凤起,我未执行,他也准备对我下手了。”
  “你这样做非吃亏不可,卫老总打不了共产党,收拾你还不成问题,何况还有个周福成,你的处境太危险了!”
  “这一层你不必担心,现在守卫沈阳的各部队长官已经采取一致行动了。”
  董文琦听到这里,大吃一惊,但马上佯现喜色地说:
  “那么,上次谈王凤起的问题,不为无因了。既然这样,我心里就有底啦,我愿意和你们采取一致行动。为了便于研究问题,你今天就搬到市政府大楼来,我也搬过来,你现在就回去准备,午后就搬,免得引起人心不安。”
  秦祥征对董文崎能在此重要关头当机立断,选准道路,很感满意,高兴地回到了总队。
  董文崎经过权衡利弊,立即驱车前往第二招待所,向卫立煌全盘端出沈阳守军起义计划。
  卫立煌正主持会议,董文琦匆匆来到会议室。
  “沈阳部队各长官已经密商,要仿效西安事变,挟持您率全军投降,否则他们将对您采取极端行动。”
  “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呢?”
  卫立煌大为震动,焦急地踱着步子,随后,拟了一个名单,递给董文崎:
  “你通知这些人做好离沈准备。”
  卫立煌匆匆赶到会议室宣布散会,并留下了他最信任的一三零师师长王理寰进入密室。
  卫立煌说:
  “周福成对我不靠近,最靠近我的就是你了。你在外头遇到什么事情,不论什么性质,都可以跟我谈谈,这么些年,我对你怎么样,你总该信得过我。”
  “总司令对我恩同再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也不会背叛您,只要我在,您的人身安全没有问题。”
  “总统给我命令,叫我到锦西葫芦岛去指挥,把沈阳的事情都交给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负责。我听董市长说,据秦祥征报告,你们在王化一家开了会,对沈阳有办法了,不要搞漏了。”
  “卫老总说话莫名其妙,是不是知道了我们起义的计划。无论如何,起义不能另生枝节,只有他离开沈阳,起义行动才能不受干扰。”王理寰暗下决心。
  “我不走也行,不过董市长他们要求我带他们走。”
  王理寰回答说:
  “全体东北军都靠不住了,我已无能为力,为了您的安全,您还是听沈市长的话,离开沈阳吧!”
  “那好吧,我就走,你们好自为之!”卫立煌只得说。
  一三零师师长王理寰,早在1948年5月,就接到吕正操向他指明出路的手书。7月间,他从王化一家里,将我地工人员王佩卿以表兄妹的关系,接到师部去住,掩护她出入敌区递送情报。同开原情报站取得了联系。10月下旬,他又请王佩卿偕少校邢振乾去我前线指挥部联系起义反正事宜。旋即收到东北人民解放军展松涛、买春生写来的复信,得到嘉许和勉励。卫立煌和周福成逃跑后,王理寰即命令所余之部队放下武器,撤出北陵一带防线,接受改编,此是后话。
  卫立煌见内有变军,外遭重围,指挥不灵,大势已去,只得即刻仓惶出走。
  王凤起率一个整团的兵力赶到第二招待所时,仅扣住正在上汽车的东北剿总中将副参谋长宋子英。追到飞机场,卫立煌乘坐的两架草绿色C-46运输机已经窜出沈阳上空了。


  (七)


  卫立煌逃离沈阳的消息传出后,东北剿总上下一片恐慌。第八兵团中将司令周福成得知卫立煌不告而别,临危逃脱,竟未给自己留下只言片字,气愤之极,随即给蒋介石发了电报:
  “特急(密)
  大总统钓鉴:卫立煌于三十日下午逃走。沈阳秩序尚好,敌屡攻未逞,恳火速补济给养、弹药。谨禀。
  53A周福成卅晚甲电”
  蒋介石回电:
  “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误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同时发表周福成代理卫立煌职务[6]。
  从辽西溃退的第九兵团的散兵游勇嗅到了血腥,成群结队地冲到沈阳的大街上,疯狂地进行洗掠,他们的脸因为凶恶而歪邪,他们的眼睛因为兽性勃发而狰狞。他们看着值钱的东西就抢,乒乓地放枪,吓得街头行人到处乱窜。
  第二天即10月31日,第八兵团召开了紧急防守会议。周福成故作镇静,首先发言:
  “总统把东北交给我啦!我也坐坐这把交椅。一定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你们都不用怕,沈阳一丢,美国必然出兵参战,世界大战就打起来啦。总统说过,不得已时还有焦土毁灭呢,什么也不交给共产党。”
  “焦土毁灭未免太惨无人道,于心不忍,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军长想想吧。”王理寰顶了一句。
  周福成听了大不以为然地说:
  “哪个战场也不能顾虑这个。王理寰,你的勇气哪里去了,塔岗战役打瞎了眼睛你还指挥作战,打败了日本人,今天大战来临为什么泄气。”
  “塔岗是抗日,现在是内战,是自相残杀,谁给蒋介石打天下。”王理寰梗着脖子答道。
  “你怎么回事,为什么连我的意见都不听了?”
  周福成正要发火,赵国屏接过话头发了言:
  “现在形势非常不好,第一道坚固工事都守不住了,敌人正在节节紧逼,一部敌人已接近大北关及铁路以北地区,指向旧城,我军所恃两三道工事是不顶用的。会前我已和大家交换过意见,一致认为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
  “不能打了。”
  “数十万解放军兵临城下,沈阳即将成为一片火海,覆巢之下,没有完卵!”
  “沈阳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仗一旦打起来,那可是寸草不生,玉石俱焚呐!”
  赵国屏及属下师长力主放下武器,争论迅速白热化。
  周福成鼻头出火,耳后生风,咆哮如雷:
  “保卫沈阳,是总统的死令,必须死战到底。赵国屏在大战之前,动摇军心,来人!”
  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宪兵冲了进来,沿着会议室的一边站了一排。与会的师长们见状纷纷把手伸进枪套里,握住了枪把子。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起来。
  “把赵国屏给我抓起来。”
  赵国屏的火也一下子冲上了脑门,抽出手枪,猛地拍在桌子上,对着周福成大喊着:
  “我是不怕死的,若是怕死就不说了。我内有本军同人的掩护,外有共产党的支持,我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大家有个光明的前途。”
  赵国屏的秘书和卫兵也持枪冲了进来,火并一触即发。
  王化一拍案怒斥周福成:
  “你如此为蒋介石卖命,难道还要输掉项上的人头不成!”
  王理寰突然站了起来,一边走一边说:
  “空谈误事,我要回去立刻准备行动。”
  周福成恼羞成怒,狂喊大呼着,可已经没有人听他的话了。
  赵国屏和各位师长在卫兵的护卫下,愤愤离席夺门而出,会议不欢而散。
  周福成见军心已变,大势已去,思前想后,决定弃部队出走。临走前,他给赵国屏留下一个纸条:
  “国屏弟,事已至此,我无能为力,希你善后罢,我走了。周福成,即晚。”
  沈阳守军从此群龙无首,各寻出路,一片杂沓混乱,从而加速了守军各部的反正投诚。


  (八)


  10月27日,辽西围歼战即将结束,一纵、二纵脱离辽西战场,掉头自新民猛扑沈阳,从长春南下的十二纵和辽南独立师迅速抵近沈阳,南满独立一师、二师、三师从东面向沈阳逼进,由萧劲光指挥的五个独立师,由开原南下,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从四面八方合围沈阳。
  这时的沈阳各部守军纷纷行动起来,暂五十三师师长许庚扬在我地工人员的敦促下,派作战科长张社民为代表,同辽北军区副司令赵杰在北大洼进行谈判,并迅速达成协议。张社民当场交出沈阳城防图和阵地部署等军事机密文件,保证听从东北人民解放军指挥,交出防区,互相派遣信使,协助扑灭可能顽抗之敌,接解放军某师政治部主任王镇乾等进驻暂五十三师,协助准备起义、作战等准备。10月30日,许庚扬宣布暂五十三师起义,10月31日,从内部配合歼灭了敢于顽抗的蒋二零七师陶毅团,翌日凌晨即开到指定地点新城子一带,为解放军攻城让开道路,接受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
  王凤起偕同总队长秦祥征,在决定捉卫立煌的同时,就同邱立亭、赵毅商量了维护市内秩序的问题。此时,辽西溃兵散窜市内,局面非常混乱。他们于是撤出浑河防线,将部队拉回市内和平区实行戒严,并说服沈阳警察总队接受他们的指挥,协助弹压和收容溃兵,将四座军用仓库保护起来。同时多批次地出动宣传卡车,环市进行了“欢迎解放军入城、等待共产党接收”的宣传。11月1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消灭了蒋二零七师戴朴旅,进入铁西、皇姑区。他们又同邱立亭、赵毅一起迎接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城,向我辽阳部大队长刘贤权和副大队长曹灿章汇报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和工作经过,得到了亲切的抚慰和勉励。翌日,他们即将所率部队开到沙坨子、富官屯一带,全部交给了东北人民解放军。
  赵国屏直接指挥五十三军后,他当即下令所余各师放下武器,撤销周福成下达的炸毁沈阳兵工厂的命令,同时与王化一、邱立亭一起,成立“和平保乡会”,派副官长王化南出动宣传卡车,布谕军民等各安其职,各营其业,勿相惊扰,静待共产党接收沈阳。11月2日,他与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五纵队朱兴取得了联系随即交出了所余部队,听候东北人民解放军处理了。
  地工人员苗笠夫、包景华。赵志春,分别说服了从辽西溃退下来的装甲兵团及骑兵旅之残部,放下武器,接受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缴械。
  曾在四平战役中策动蒋交警大队三百余人反正的我地工人员关恒,在沈阳组织了一个“大鹏大队”,其中有医生、有教师,有职工技术人员,广泛开展了护厂护院等活动。同时告诫蒋物调会警卫大队长邓适存和东北生产管理局长李文芳,下令严饬所属等待接收,不得破坏,从而保护了市内工厂企业等单位的完整无损。
  东北人民解放军二纵一部,于31日晚抵达沈阳西郊,旋即向守敌发起进攻,从铁西区打入市内,沿着北两洞桥、中山路、马路弯搜索前进。11月1日拂晓,解放军士兵在大西门附近的世合银行门外发现一些躲避的国民党士兵,便包围了银行小楼。国民党军并未还击,解放军战士乘势冲进楼里,只见满屋都是头戴钢盔,手握武器的国民党士兵。解放军士兵把机枪和冲锋枪全部对准屋里的人,双方对峙,空气异常紧张。此时,只见一个外穿军大衣内着便服的人走了过来,低声说:
  “我叫周福成,我们正和你们三纵队联系起义。”
  “你们要老老实实,我们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一个解放军战士说。
  周福成垂头丧气地回答:
  “知道,知道。”
  随即命令他的30多名警卫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
  11月1日拂晓,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向沈阳的总攻,十二纵从苏家屯向沈阳发起攻击,一纵向铁西区发起攻击,二纵从杨士屯、张士屯、中红旗台一线展开攻击。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突破沈阳城防,敢于顽抗者只有素称党化部队的蒋青年军二零七师的两个旅,但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猛烈的炮火声中,顷刻间灰飞烟灭,沈阳城内再无抵抗的守军了。


  (九)


  解放沈阳期间,我党派遣的地下情报工作者达1200多人。1948年4月以后,蒋介石和东北国民党军的战略动向和军事行动,东北人民解放军决策机关已经全部掌握。5月10日蒋介石对东北战略意图,8月13日卫立煌在南京军事会议上对东北局势的检讨和决定,9月29日蒋军空运49军2个师援锦州,9月28日制定的辽西作战计划,接应锦州,呼应长春突围的命令全部被我情报组织获取。蒋军战斗序列、驻地、装备、编制、电报密码、波长呼号、普通口令和旗语信号等绝密机要也难逃我情报组织布下的天罗地网。
  1948年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庄严地宣告沈阳的顺利解放,同日再次收复营口。短短几天,歼灭一个剿总司令部、一个兵团部,两个军部,七个师。三个骑兵旅,共13多万人。除五十三军等起义和投诚的守军外,投降的还有:四十九军七十九师二三六团。独立炮兵七团,十六团,重迫击炮十一团,空军高射炮六团,独立装甲兵团独立铁甲车三大队,独立战车三团等部队。11月9日,被阻在锦州、葫芦岛之敌从海路逃走。
  辽沈战役经过五十二天的战斗至此胜利结束。东北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2个整编师、其他特种部队及地方部队共47万人,俘敌32万。红旗从此插遍了白山黑水之间,整个东北终于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插图4: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的胜利,使敌我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辽沈战役的伟大意义正像毛泽东不久后所论述的那样: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辽沈战役的胜利,表明已经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争取东北的任务,中共中央祝贺东北解放的电文中指出:
  “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


  (十)


  金色的阳光如同美酒,祝福着一切,温暖着因长期战争而贫穷而生冷的大地。阴暗、污浊、饥饿和罪恶,旧社会所有的一切肮脏都在强烈的阳光下融化,向四面八方流去,最终将要化为乌有,成为灰烬。东北这块广漠无垠的大地上,已经在旧世界的废墟中,诞生了一个新的世界,充满无限的美丽和新奇……。
  沈阳的解放,彻底摧毁了蒋介石反动派在东北的最后一个政治军事堡垒,它的党政统治随之全部倾亡。党的阳光从此照遍东北大地,一个东北经济全面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来到了。
  沈阳解放以后,东北局社会部后续队伍相继赶到,社会部整个机关接着于12月间全部迁到了沈阳。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东北局社会部和东北公安总处撤销,作为政府机构改为东北公安部。汪金祥任部长,陈龙任副部长。陈龙调任南京市市长后,由秘书长陈钟接任副部长。
  1945年,蒋军全副美式装备,一头撞出山海关,张牙舞爪,气焰何等猖狂。如今,沈阳平原又披上银装,这个城市的面容看起来仿佛象银子一样,显得那么地明亮,那么地光辉耀人。中国共产党再次接收了沈阳,而蒋家王朝却已“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了。时光轮换刚及三载,东北形势就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个多么鼓舞人心的胜利啊!
  环顾沈阳,街衢宛然,城垣依旧,但百业凋蔽,市面萧条,秩序混乱,处处留下了蒋介石反动派践踏蹂躏的残痕。大批散兵游勇和国民党的党政军余孽流散在社会上,滋扰着社会治安。土匪蟊贼乘机捣乱,抢案盗案十分突出。暗伏的特务们,在“进退两套准备”的调度下,伺机图谋进行情报、暗杀、爆炸等反革命破坏活动。而辽西一带的溃兵、警察、特务,又大量窜进沈阳,分散隐伏起来,形成了对我党入城接收和着手建设的严重威胁。东北局社会部决定,开展一次集中搜捕的紧急行动,以便打扫战场,扩大战果,肃清那些面目暴露的和伸头蠢动的敌人。同时必须给予暗伏的敌人以狠狠打击,及时粉碎他们反革命应变的计划部署。
  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三年痛苦的经历,他们深切地认识到国民党就是“刮民党”、中央军就是“遭殃军”,人们普遍做出了自己的正确结论。蒋家营垒中的许多中下层人员,面对巢覆卵破的现实,也迅速动摇瓦解,纷纷表示向我靠拢。这些,都和三年以前大不相同了,这是开展集中搜捕的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
  凯歌声中,东北局社会部又挑选一批有城市肃特经验和经过培训的得力干部,组成搜捕主力,并在地下人员和有关群众的配合协同下,开始了集中搜捕的战役行动。
  这是一项突击性的歼敌任务,宜速不宜迟,宜紧不宜松,不能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东北局社会部要求:
  “首先必须自上而下地循踪搜捕,集中力量摧毁敌特的指挥机关和通讯联络,打乱他们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然后继续搜索中下层骨干,各个予以捉获。抓得紧,敌人就要窜逃,必须在城市周围和交通要口,组织战士、群众张网堵截。堵得严,敌人必定更加恐慌动摇,就要乘势加强政治攻势,迫使敌人自动投案。同时要善于采用“以敌制敌”的作法,在敌人内部设下缚敌的钩索,断绝他们的后退之路。一定要给敌人造成一个“四面楚歌”的声势,布下一个插翅也难逃出的人民法网。”
  追捕的疾风迅猛地驰过东北大地,掠过坑谷,扑向山峦,扫荡着城市农村的边角旮旯,把地面上的尘土、败草和碎毛一股脑地抛上了天空。辽沈决战后,隐蔽在各地的大批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这个伟大的力量追击下,一时全部泛出了水面。国民党在沈阳的十几个大小特务系统,除少数几个特务头子在沈阳解放前乘飞机逃跑以外,其他组长、台长以上特务骨干,诸如保密局东北特别组组长吕思愆、副组长刘濂泉、电台台长钟仁文;东北督察室主任兼沈阳站站长褚大光、副站长秦士贤、潜伏组组长李冠群、支台长刘殿赓;剿总二处上校主任张荣功、副官李彬、外勤组长廖仲宾;励志社中将主任李中奇,剿总少将监察组长马得良,马占山系统少将策反组长张益三等等全部就擒。前后共捕特务干探三百二十多名,其中有中校至中将的特务头子二十七名;缴获电台八十多部,发现侦查线索八十多件。
  沈阳市党部书记长张宝慈、蒋总统府监察组长宁自鉴、绥靖第二大队长陈振山及其参谋室中校主任姜载仁等人,妄图逃出沈阳,均被群众堵获。
  亲自策划和挑动“通化暴动事件”的原辽宁省党部书记长李光忱、保密局东北工作督察室副主任滕勉等人,在大搜捕的风声鹤唳中,不得不从藏身之处爬出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与此同时,长春、锦州、营口也都及时开展大搜捕,各以凌厉攻势,取得赫赫战果,达到了在辽沈决战后,搜捕逃敌的预期目的。
  在入城五十多天内,沈阳市公安局收容散兵游勇二千多人,捕获盗匪三百多人,缴获长短枪一百多支,起出赃款赃物十亿多元。长春、锦州等新收复城市也抓紧如此办理,从而大大减少了破坏治安的危险因素,保障了入城后的秩序安定。
  敌人的党团特务指挥机构被摧毁了,土匪流贼和敢于破坏的散兵游勇基本上被惩治了,如何对待分散在地方上和留用在内部的大量党侵略者特务人员,就提上了工作日程。
  1949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在东北大中城市,广泛开展了反动党团登记工作,给陷在敌人营垒中的人,开了一条跳出深渊、悔过自新的出路,使彻底摧毁国民党各种反动组织的斗争走上了一个深化的阶段。
  《东北日报》以《赶快悔过自新》为题发表社论,各机关、单位、街道分头进行深入的宣传动员。由于政策交待得清楚,许多党团特务人员又见国民党大势已去,纷纷前来登记,很快形成了一个弃暗投明的热潮。
  沈阳市开始登记工作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万一千万余人登记坦白,到6月底,加上东北各地,登记总数达十多万人。其中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分队长以上骨干和各种特务谍报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左右。一共交出电台五十六部、密码十本、长短枪四百六十多支,各种证件文书一万多件。
  经过这次登记,使人民公安机关进一步掌握了党团特务底数,初步弄清了内部留用人员的政治面目。沈阳市查明了各种反支党团特务组织三百七十多个,新发现敌特线索四千多人。东北铁路局从已登记的二千多名反动党团员中,发现军统、中统特务五十多人。过去我们对中统材料掌握得不多,这次获得了六百九十多名全部中统特务名单,基本上把这方面的情况掌握起来了。
  在这次登记中,捕获了一批抗拒破坏登记和搞行动破坏的党团特务。沈阳市查明逮捕了这类分子200多名。辽东省有八个县发现特务行动小组二三个,有的已经混入我机关企业内部,准备组织地下军密谋暴动,但都在其他反动党团人员的揭发下,被我及时破获了。蒋军军官关世,诡称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纠集散兵游勇四五十人,在沈阳市北关关帝庙内,成立了一个地下公安局。他们打起红色旗号,抓国民党,抓资本家,设立公堂,大搞刑讯,实则是一面绑票要钱,一面破坏我党的政治影响。沈阳市公安局及时破获这个匪团,严惩全部罪犯,消除了他们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
  这是辽沈战役全胜之后的一次追歼战,也是镇反运动开展之前的一次前哨战。从集中搜捕特务到反动党团登记,这一连串战斗行动,彻底瓦解和摧毁了敌人的组织基础,对扭转社会治安和保卫内部安全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从此以后,谣言、抢劫、打黑枪等等破坏现象显著减少,城市秩序开始步入正常化轨道,为进一步开展隐蔽斗争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完)
  
  注释:
  [1]吕正操:解放战争时期,吕正操同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西满分局常委,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总司令员,西满(辽热)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在辽沈战役中,9天内把近十万大军和大量作战物资运送到前线,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2]于毅夫:1933年春起参加中共地下情报工作。1945年11月任嫩江省政府主席。1947年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吉林省永吉县委第一书记兼吉林市委书记、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吉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3]邱立亭:1945年12月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松江省宣抚特派员,1948年任东北剿匪总部少将高参,同年10月在沈阳起义。
  [4]王化一:1937年6月,任“东北救亡总会”主席团成员。1950年,曾受命前往香港从事营救张学良工作。1953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专员,后改任参事。
  [5]胡圣一:沈阳解放前夕,受组织秘密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任国民党辽宁省政府粮食管理处处长兼东北“剿总”军粮采购委员会少将副主任。
  [6]蒋介石本想借丢东北杀掉卫立煌,但考虑杀卫可能给前线国军将领带来震动,故未杀卫。卫立煌被特务监视居住于北平,丧失了人身自由。

参考书目:《风雨进行曲》、《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争取国民党高级将领纪实》、《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辽沈战役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联系电话:85196270
                                                    联系地址:建内大街5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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