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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全集》(新编本)文献辑佚价值

李圣华

黄灵庚先生辑校的新编《宋濂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简称“新编”)在三方面取得全新的突破:一是内容的新。1999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宋濂全集》(以下简称“旧编”),共收录宋濂诗文、杂著等1473篇。“新编”收录2107篇,其中626篇属新辑佚补录的内容。二是校勘的新。“新编”重定底本,参酌十余种版本详作校勘,订正“旧编”大量讹误,校勘记颇具价值。三是体例的新。“旧编”按集编排,各体杂陈,检覈不便,且不免杂乱之嫌。“新编”重定体例,分体编排,各篇注明原集版本,辑佚注明所辑出处,附入各体卷末。“新编”校勘、编纂体例的贡献,未遑细论。本文只想探讨一下“新编”本的辑佚文献价值。笔者与黄先生共事多年,亲睹《宋濂全集》辑校的过程,于其中甘苦略有体会。

    博蒐而慎取

    宋濂为元末明初的大儒,开有明一代文学、学术风气。一生著作甚富,而散佚严重,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宋濂由元入明,成为“开国文臣之首”,元末所作诗文,尤其是至正二十年前为蒙元颂歌“正统”的篇章,以不合时宜而多不存。朱元璋建国后尚酷法,时忌颇多,由此形成“文禁”。洪武十三年,宋濂以孙宋慎牵入胡惟庸案被逮,幸免一死,流戍茂州,中道而卒。这种“罪人”身份也制约着其诗文的刊刻流传。建文间,门人方孝孺编刻《宋学士续文粹》。方孝孺旋罹靖难之变,《宋学士续文粹》受到牵累,成为一时禁书。按黄先生统计,宋濂诗文集自明初到清末共刻印19次。后人每次编刻宋濂诗文集,都有佚文增补,大抵是后出转精,一次比一次全。迨清末孙锵编刻《宋文宪公全集》83卷,搜录诗文至1400余篇。“旧编”在此基础上辑补65篇,取得一定的成绩。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这个整理本存在不少问题,一大显著的不足就是未见到明刻本《宋学士续文粹》十卷、《补遗》一卷、明抄本《萝山集》五卷。

    “新编”增辑繁富,其辑佚补录文献来源主要为《萝山集》五卷、金华宗谱文献、地方志、元明清别集、书画题跋、碑刻诗帖等。《萝山集》收诗459首,其中311首为“旧编”所未见。宗谱文献辑佚诗文则达262篇之多。广而博蒐,疑而慎取,是“新编”辑佚的根本原则与特点。“新编”辑佚考证详密,所录大都可信。考据的经过十分不易,虽然案语不必一一罗列,但辨析之勤依然清晰可见。如《灵岩》二首据万历《金华府志》卷四辑录,案语指出此灵岩为永康灵岩山,并从宋濂《题栖云轩记后》寻找佐证,推断说:“虽未明其初游为何年,盖在至正十九年后还居金华潜溪之时,而重游之日则在洪武十年致仕后,其间正好二十年,亦此诗所作时也。”

    “新编”辑佚用力尤勤者乃在宗谱文献的搜集考辨。所采用宗谱文献大都来自民间收藏,一些宗谱经过明清两代反复重修,多者累计达20余次,不少文章改删严重。宗谱校刻不精的情况也十分明显,使用时需要慎于考辨。就“新编”262篇辑自宗谱的诗文来看,涉及人物、时地等多可考信,只有少量篇章可存疑。“新编”辑佚的态度是谨慎的,力求传信传疑。如《鲍氏宗图叙》,录自《兰溪石渠鲍氏宗谱》,末署:“洪武壬戌之夏吉。”黄灵庚先生案云:“濂于洪武十四年殁于夔门,焉得于十五年有作此序事乎!此篇若非预作,则必为伪作也。存之待考。”不轻言去取,盖因宗谱反复重修,且有刊刻不精之弊,存之传疑。

    “新编”辑佚历时十余年之久,数量超过“旧编”的三分之一。要求每一篇都无误,不仅非今人所能办,古人亦难。今“新编”辑佚白璧微瑕在于过信雍正《河南通志》、同治《铅山县志》,误收《赠答禄与权山居》二首、《鹅湖诗》一首。“新编”重印时可删去二题,或在按语中加以说明。

    辑佚价值举隅

    新编《宋濂全集》辑佚文献数量惊人,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宋濂研究、元末明初历史研究、元明文学研究、浙东学术史研究、文学世家研究等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萝山集》五卷的发现与校点出版,对当前元明诗歌研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贡献。这部诗集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任永安博士《日本藏宋濂〈萝山集〉抄本考述》一文着重考察了两点:补遗、校勘价值;全面、深入认识宋濂诗歌的价值(《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所论甚是。笔者看重《萝山集》文献考证作用,曾利用五卷诗校改《初明诗歌研究》。试想如果不能在元末还是明初作品之间作一清晰的判断,其错讹大是可惧。通过《萝山集》,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宋濂元末诗歌活动以及浙东诗坛的情况。

    “新编”从大量别集、方志等文献中辑佚的文字也有着多方面的价值。《赠昙霄上人序》可见宋濂的佛门交游以及洪武初年与詹同、赵埙之关系。《何氏义田遗训记》载述何真入明后的仕宦经历,可补《明史·何真传》所未详,体现了宋濂对于岭南文人关怀及对于岭南文学影响。《故晋相府长史朱府君墓铭》为朱右及其《白云稿》研究提供了一手材料。《东家子传》载述孙作生平,乃《明史·孙作传》的来源依据。《题宋蔡苏黄米四大家合卷》可见宋濂“喜事翰墨”及其收藏前代名迹之富。《华川集序》《望云集序》《春草斋集序》《草阁诗集序》四篇文字集中体现了宋濂的诗歌思想,是探讨元明诗学史的重要材料。《兰溪栖真院记》文字灵动,堪为宋濂此类文字的代表作。

    “新编”在宗谱文献辑佚价值不下于《萝山集》的发现。以下略作专门的辨析,尝鼎一脔。宗谱文献作品的署年、传记材料极具价值。元末明初这段历史时期算不上久远,但由于社会大动荡与历史变迁,文献考证不易。宋濂诗文涉及人物众多,借宗谱文献之助,不易之事反终可成之。元末明初作品断年甚难,而宗谱文献常有具体的署时,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检录宗谱辑佚署年可考信者,排攒相关内容成谱,我们可重定《宋濂年谱》,了解宋濂一生的交游、活动、心境、问学等。宗谱文献辑佚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一斑。抑有更可论者两点:

    其一,宋濂文集中的篇章少有署年,其并见于宗谱文献者,虽非佚文,却因有具体撰写时间,别有认识价值。如为张孟兼所作《送部使者张君之官山西宪府序》,收录于《翰苑续集》卷六,流传甚广,方孝孺《张孟兼传》采之。文章究竟作于何时,张孟兼具体何时赴任山西按察司佥事,未见史料、方志载及。《浦阳平安张氏宗谱》著录此文,署云:“明洪武九年,岁次丙辰夏六月乙未朔旦。”可以释疑。诸如此类,皆可资考证。至于宋濂旧刻中有作年的篇章,一部分亦是前人辑自宗谱。其二,宋濂之文并见于文集旧刻与宗谱文献者,两相参校,可确知宗谱所录当为原文。《浦阳深溪义门王氏宗谱》所收《万三府君行状》,作于至正二年二月,当为原文。《浦阳人物记》卷上之《王万传》录之,赞语则为新拟。

    “新编”宗谱文献辑佚以序跋、传赞为主。一方面,从中可见元末明初的文学风尚。如曾子所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程颐所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谱纂修之于中国历史社会,意义甚巨。元代礼学衰颓,元末士人尤其是“南人”,为振儒教,兴礼学,大力提倡宗谱修纂,浙东风气最盛。元明易代,百废待兴,儒教礼法亦然,洪武朝沿续了元末高涨的修谱风气。作为浙东之学的嫡传,宋濂、胡翰、王祎、苏伯衡、张孟兼等人都是提倡修谱的重要人物。且宋濂文名重于一时,四方求为谱牒序跋甚众,而宋濂以为“正吾史氏职也”,乐此不疲。后世学者论文,往往重于人物传记、山水游记、亭台楼记,而轻于宗谱序跋、铭赞,近世、当代尤然,不能不为一憾。文学史撰著,若疏于考察具体历史时代的文坛风云与创作风气,难免架空而论。因此,我们有必要辑佚宗谱序跋、铭赞文字,也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一创作风气。另一方面,宗谱辑佚多有佳篇。如《水竹洞天亭记》,文笔生动,意幽境远。《野航斋记》以气驭笔,擅长铺陈,跌宕自如,浑然老境。《天机流动四大篆跋》《留耕公传》等篇,不惟有助于史料的考证,亦是可诵读的篇章。

    宗谱文献辑佚的一点启示

    当前,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迎来一个繁荣的时代,这也要求我们及时总结经验。新编《宋濂全集》为我们总结经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辑佚属于材料的新发现与汇辑。数十年来,出土文献、碑刻文献以及大量罕见古籍版本的发现,有力推动了当代辑佚学的发展。然而,仍有新材料领域有待进一步开拓,收藏于民间的大量宗谱文献即其一。“新编”辑佚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宗谱文献的广泛搜集整理。黄灵庚先生用七年之力编纂《重修金华丛书》,共200册。前180册收录金华文献877种,后20册超过1000万字的材料为《金华宗谱文献集成》。“新编”宗谱文献辑佚正是在这一工作基础上完成的。可以说,没有《重修金华丛书》的编纂,就很难有“新编”这样的辑佚成果。浙江为文献大邦,尤其是南宋以来,文献著述与江苏并称,冠于海内。浙东宗谱存世数量庞巨,初步统计,不下6000种。仅就金华一地而言,兰溪宗谱传世逾900种,浦江宗谱逾300种,东阳宗谱逾300种,武义宗谱约200种,永康宗谱约200种,金华与汤溪宗谱不下300种,总计超过2000种。其中多数为清末与民国间续修,明代宗谱虽不多见,但康、雍、乾三朝宗谱并不乏见。金华宗谱卷帙富者多达百余册,收录诗文富者多达千余篇,时而还可见久已失传的别集仅藏于此。

    毋庸讳言,收入《重修金华丛书》的宗谱文献,尚是金华宗谱的一小部分,只是浙东宗谱的冰山一角,然黄先生从中辑出了宋濂佚作200余篇。笔者携门人从中辑出金履祥佚作20余篇、胡翰佚作20余篇、方孝孺佚作40余篇、苏伯衡佚作30余篇。浙东宗谱的辑佚学价值,无疑是惊人的。浙东宗谱对浙江家族史研究、文化世家研究、文学研究、学术史研究、家族教育研究、历史人口变迁研究等,都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这里只关注它的文献辑佚价值。清人汪琬《自题类稿六则》告诫门人“散失虽多,戒勿寻访,以求附益”。其说自有道理,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我们仍应搜辑遗逸,公诸于世。新编《宋濂全集》在宗谱文献辑佚方面已作出可贵的尝试,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有效的古籍整理研究途径和一种成功的经验。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原载:《 博览群书 》( 2014年09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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