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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牺牲时,手握匣子枪

杜书瀛

  

  抗日战争最苦最难的那段时间,我爸爸杜子孚(也写为杜子甫)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鲁边区同日寇浴血奋战。当时冀鲁边区包括天津以南、济南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的广大地区,六百万人口。从党的系统来说,边区共分三个地委,即一地委、二地委和三地委;相应有三个专署和三个军分区。我爸爸先后任二地委书记和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有的资料说他同时还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六旅的一位政委。

  杜子孚烈士

  2005年我曾访问过当年与我爸爸同在二地委工作的周玉峰(他后来的名字叫关锋),下面是当时的一段访问记录:

  一见面,他说:我同你爸爸很熟,一起在二地委工作了一年多,他当地委书记,我当宣传部长。

  我说:爸爸牺牲时我不到四岁,我不知道爸爸长得什么样儿。

  他说:比我高,我一米六八。你很像你爸爸,面部轮廓,眉毛,眼睛,个头儿。

  我问:你们二地委的机关设在哪里?

  他笑了:你爸爸到哪儿,哪儿就是地委机关。打游击,今天这儿,明天那儿,哪有固定的地儿?反正是在咱们老百姓家里。我们二地委管平原、禹城、德县、陵县、临邑、德平、济阳、齐河等十来个县,几个主要领导人分头去活动,每人身上别着匣子枪,带一个交通员、一个勤务员。那时我们身体好、精力旺,成天东跑西颠,从不觉累。路远的地儿,骑毛驴儿,有时还骑自行车,公家配给的交通工具。你爸爸管德县、陵县……一带,我管平原、禹城……一带,李萍(别看像个女人名儿,其实是男的,本名于梅先,组织部长)管齐河、济阳……一带。半月、二十天,顶多一个月开一次地委会议或者碰一次头,还常召集县委书记开会。你爸爸,很出色,工作有魄力,说话干脆。我们两人观点一致,在一起合得来,紧张、亲切、愉快。

  怎么同上面联系?

  有时你爸爸到边区汇报、请示,也常去开会。还有一种方式:通过无线电收听中央精神。社论,电报,几乎天天有。我是宣传部长,掌握两部电台,还办一份《黎明报》,两天一期,石印的。

  危险吗?

  危险当然有。但是你爸爸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个时候,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当时我们第二地委的工作是做得最好的。你爸爸很会做乡亲们的工作,群众基础好,老百姓保护我们。敌伪军也买我们的账,不敢惹我们。我们善于做敌伪工作,侧反,他们那里有我们的内线,经常给我们送情报、送枪、送子弹。一次,你爸爸出去活动,要在日本鬼子眼皮底下过几人深的壕沟,里面的人给我们暗号:没事儿,过吧。我们组织人去扒敌人的铁轨给老百姓打农具,敌伪不敢管,他们若动,我们就能把他们连锅端。

  当年我爸爸二十五岁,而周玉峰,二十二岁。如今,这位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虽然走路不太灵便,但思维清晰,谈起当年,历历在目。他眼睛望着窗外:

  子孚,多么好的一位同志,牺牲了!四一年下半年他调到一地委工作,四二年初我们还在一起开过会,亲亲热热见面。没几个月,传来噩耗,牺牲了,还有好多同志一起……

  爸爸牺牲的那天是1942年6月19日。

  二

  相传,我们杜家的老祖宗是明代从山西“大槐树底下”迁来的。祖祖辈辈居住在南皮县城南二十余里的后郑庄,数百年来,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到我爷爷这一代,全村数百口人,几乎没有杂姓。

  这本是一片安详静美而富有生机的土地——假如没有日本鬼子铁蹄蹂躏的话。

  这里地处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春天庄稼长起来,就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假如你是旅行家,从我家出发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步行,即使你快步疾走一天两天,也看不到一个小山包,甚至也看不到一块石头。孩子们若从外来人手中得到一块小石子(那种山里人踩在脚下看都不看一眼的劳什子),也会宝贝似的珍爱,犹如满清遗老手中把玩的和田玉。这里的人们,男耕女织,风里来雨里去,土里滚泥里爬,虽然不富裕,却能平和度日;而每到清明、中秋、春节、十五……除了集体祭祖、唱“落子戏”、放河灯、闹元宵……之外,家家户户依老规矩又量自己所能而精心庆贺,过得其乐融融,即使艰难度日的人家,也会苦中作乐。

  我们的后郑庄坐落在四女寺减河东南岸,距河不过里许,我家的祖坟和耕种的土地就在河边。其实四女寺减河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老黄河”之一部分——文献记载,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六月,黄河改道,向北经聊城西至今河北青县境与卫河相合,然后入海,此之谓“北流”,即老黄河,也称鬲津河;南宋时黄河又改道南移,空留河床于华北大地,犹如一条旱江巨龙;开凿于明永乐十年(1412)的四女寺减河,其下段(流经我家乡的河段包括在内)正是利用了老黄河(鬲津河)故道加以修整、疏浚而成。近百年来我的家乡,在区域归属上,成了有名的“飞地”——在河北、山东之间“飞”来“飞”去:它先是在中华民国2年(1913)隶属直隶省南皮县,民国17年(1928)改称河北省南皮县,抗日战争时期归冀鲁边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归河北省东光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终落脚于山东省宁津县。

  四女寺减河在我的家乡自西南向东北流过,至大沽口入海。发洪水时,浪涛几与岸齐,汹涌澎湃,像万千雄狮咆哮而狂奔;枯水期,河床见底,绿草茵茵,人马车辆可以舍桥,随其方便而过;而大多数时间,它细水长流,犹如一位身材苗条而又婀娜多姿的少女,轻轻地哼着欢快的小调,踏着碎步前行。严冬,不宽的河水结成晶莹的冰面,透过冰层,竟能看见游鱼;有一年春节回乡,我还与童年的玩伴到冰面上“砟”鱼。盛夏,四女寺减河两岸柳树成荫,酷暑午歇,爷爷、伯伯在田里挥汗如雨之余,常在柳荫下小憩;或者家人送来午饭,吃完,躺在泥土上睡一小觉。我爸爸小时候给爷爷往地里送过饭。

  住在这里的老杜家世代只出了爸爸一个读书人——爷爷种田之外,还伺弄上百棵梨树,以些许收益供他上学。爸爸讳兰友,字子孚,生于丙辰年五月初十(公元1916年6月10日)。那是中国的龙年。爸爸不愧是龙的传人,富有龙的灵动性格。据老人们说,他从小聪慧好学,爱动脑筋,喜欢思考,特别爱提问题。因为家贫,直到九岁他才入邻村大白庄冯老先生的私塾,并且老是向先生提出“子曰”、“诗云”以外的社会问题,诸如:听走街串巷的货郎说“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就问:孙中山是什么人?什么叫三民主义?惹怒这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对逊位皇上尚存余情的前清遗老,两次以藤子教鞭对我爸爸施以“击首”之罚,以示惩戒。爸爸不肯屈从,在冯先生学屋不满一年,即转至本村柴先生门下,后又跟张连福先生读书。1931年,爸爸考入南皮县立第二高小,它位于靠近南皮县城的的黑龙村,离家十几里地,住校。这年爸爸十五岁,却常常找年纪大些的同学议论国是。此时恰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便积极联络志同道合的学友,在校内校外以及附近的集市上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据老人们回忆,1932年夏天,在邸桥大集上常见一位身着粗布衣衫、双眼炯炯有神的学生,带领几个同学对乡亲们演讲。他站在一辆大车上,挥舞着拳头高呼:“同胞们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我们绝不当亡国奴!”他就是我爸爸,当时只有十六岁。1934年,爸爸已经十八岁,算是成年了,由于贫寒上学晚,才高小毕业;但善于自学和思索的他,其识见、学问岂是“高小”所能范围?而且,他还要立志继续求学;他的求知报国之心早已飞到乡之外、县之外、甚至省之外。然而,家庭财力和求学欲望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怎么办?毕业典礼之夜他通宵未眠。最后作出一个大胆决定:考学。生怕爷爷不再让他读书,毕业后他没敢回家,而是与黑龙村、桃园侯的两个要好同学偷偷跑到天津,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半月后带着既成事实回到家中。爷爷无奈,也是被他的强烈求学志向所打动,狠了狠心,当了白家窑三亩好地,供他去天津上学。是年底,爸爸与妈妈结婚。翌年,为了支持爸爸读书,妈妈把娘家陪送的十四件嫁妆卖掉,以充学资。

  在省立一师,爸爸刻苦求知、追求进步的表现受到一位李老师的注意和器重,从李老师那里,他得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逐渐懂得唤起民众救国救民的道理,并跟随李老师秘密参加一些革命活动。1935年初冬,北京爱国学生发起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天津大中学生也奋然响应,联合各界人士声讨汉奸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之卖国行径,举行了著名的“一二·一八”大游行。爸爸作为省立一师的爱国学生代表,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有时还顶着严寒深入街头巷尾和居民家中宣传抗日救亡道理,他常常向人借一条板凳,站上去进行街头讲演,揭发汉奸投降卖国的阴谋。那些日子,爸爸总是活跃在斗争的第一线,并被选为天津抗日救国运动委员会委员(一说为天津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有人说,就是在这个时候,爸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爸爸被迫于1936年初回到家乡。不久,他又考入具有浓厚革命传统(由共产党员刘格平开创)的泊镇省立第九师范,那时他读的是“后师”,相当于高中。入学后,他即投入革命运动和各种社会活动,串联同乡学生,组织“南皮同乡会”——当时我的家乡归南皮县管辖。在九师求学时的爸爸,又表现出他一贯善于自学、刻苦求知、酷爱读书的作风,很快就闻名全校;读书,成了他短短一生的最大爱好,据说直到后来参加抗战时的那些艰苦紧张、东突西奔的日子,身为地委书记,凡有时间也是书不离手,《共产党宣言》(那是成仿吾和徐冰翻译、1938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本子)和《论持久战》总带在身边,而且常常作读书笔记。妈妈说,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扫荡,她曾把爸爸存在家里的一箱子书和笔记埋在地下。据爸爸在九师的同学陈旭阿姨(后来也是他在一地委工作时的部下)回忆说:“子孚同志酷爱学习是早在学校里养成的习惯。1936年他在泊镇九师读书时,因为家庭困难,买不起书,就向同学借阅。……《共产党宣言》是他从事秘密工作时期就熟悉了的。”

  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战火燃起,全民抗战爆发,而中国也陷入更深的民族危难之中。9月28日,日军占领泊镇,爸爸立即投笔从戎,全力抗战。他最先联络大白庄的小学教员王万年、张文轩,又到老君堂、黑龙村串联同学,一起投入救亡运动;不久又与中共津南特委的负责人马振华取得联系,受津南特委指示,筹建南皮县战地动员委员会;随即在王柳林村召开了南皮县战地动员委员会正式成立大会,爸爸出任主任。他这个“战地动员”的主任,其工作首先从家里开始,动员全家力量投入抗日,我妈妈、我爷爷、我伯父,还有我的几个堂兄,都参加抗日活动,我们家成了远近闻名的抗日家庭。伯父还组织成立了村里的抗日党支部,连我十几岁的几个堂兄都作了交通员。据有关人士回忆:“战委会成立初期,南皮县各种封建势力拉队伍,占地盘,各树一帜,国民党地方政权压迫百姓,革命工作很难开展。战委会机关不能进城,只能设在董村(后搬到黑龙村)。杜子孚多在乡下活动,他积极动员开明士绅和上层人物参加战委会和捐献枪支,筹建抗日武装。对危害革命、抗拒参加民族统一战线的顽固派和恶霸地主,则号召百姓抗捐税、抗地租与之斗争。经过他的积极工作和大力宣传,刘连庄的王老六、杏行村的张庆胡、大白庄的王国文、大祠口的张加云,以及张大庄、砥桥街等村的开明绅士积极献粮筹款,捐枪出人参加抗日。他先后在董村、前后印头、芦尖庄、凤翔家等村发动贫佃农,唤起民众,打击地主恶霸,争取了中间力量,开创了南皮县抗日斗争的局面。”(见沧州党史网2011-7-2616:26:07发布《杜子孚》)

  1938年肖华奉命来冀鲁边区。听伯父说:“肖华到我们家来过,就住在三爷爷院子的南房里,人挺亲热,个儿不高,利落得很。肖华一到边区,便整顿、加强和完善领导班子。你爸爸最初被任命为津南地委宣传部长。”后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的《中共渤海区地方史》,其中第一章和第三章记载:1938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肖华率抗日挺进纵队进入冀鲁边区,肖华任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任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在他主持下,冀鲁边区建立了津南和鲁北两个地委,津南地委由李启华(后马振华)任书记,刘清林任秘书长,杜子孚任宣传部长,李广文任组织部长;鲁北地委由周东光任书记,张载云任秘书长,周玉峰任宣传部长,马英奇任组织部长。后将津南地委改称一地委,将鲁北地委分为二地委和三地委,人员也作了调整:一地委书记刘清林、宣传部长张白水、组织部长邸玉栋;二地委书记杜子孚、宣传部长周玉锋、组织部长李萍,三地委书记李广文、宣传部长王钧、组织部长阎宜生。1941年又调杜子孚任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专员石景芳兼军分区司令员,辖南皮、东光、鬲津、沧县、乐陵、宁津等地;二地委书记郝炬兼军分区政委,专员孙子权兼军分区司令员,辖平原、禹城、齐河、德县、陵县、临邑、德平、济阳等地;三地委书记李广文兼军分区政委,专员杨铮侯兼军分区司令员,辖商河、阳信、庆云、无棣、沾化、滨县、盐山、靖远、新海等地。

  1941-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鲁边区六百万人民,在天津以南、济南以北广大平原地区,与日寇展开游击战争。日本鬼子三里一个炮楼、五里一个据点,武装到牙齿,实行三光政策;我爸爸他们领导一地委和一军分区的抗日军民挖地道、挖壕沟,昼伏夜出,炸炮楼,端据点,扒铁路,打伏击,神出鬼没,与敌人周旋。我家房子下面就挖了地洞,出入口伪装在堂屋大桌子底下。屋内地洞的出入口很小(另有出入口在外面十分隐蔽的地方),但往下走,空间很大,里面纵横交错,有许多“房间”,地委和专员公署的石印股和交通站就设在那里,编辑、印刷革命文件和抗日材料,联络各方抗日志士。那时我还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就曾数次下到那地洞里。叔叔阿姨工作十分紧张,但休息时又非常愉快,常常互相开玩笑。记得当时在石印股工作的陈旭阿姨,因为是爸爸的同学,对妈妈和我特别亲切。她的丈夫叫马克勤,大概刚刚结婚,同志们总是拿她取笑,还编了一个儿歌叫我唱,现在只记得两句:“陈陈旭,旭旭陈,一心要嫁马克勤……”随着我的一句句歌唱,掀起一阵阵欢乐的笑声。建国后,马克勤叔叔是建工部的一位司长和设计院院长。当年,妈妈给石印股的叔叔阿姨们望风、做饭、当联络员,有时也送信或传递抗日报刊,还为住在我家养伤、养病的同志们做护理,成天忙的不可开交。离我村东南不到二里的大白庄就有日本鬼子的炮楼。一有风吹草动,妈妈就用暗号通知大家,地面上的人迅速潜入地洞。已经四十来岁的伯父,是基层抗日活动的领导人。有一次日寇大扫荡,地委宣传部长张白水叔叔住在我家养病不能行走,伯父和我二哥就用抬筐把他抬着跑了二十多里,脱离了危险。为了保障石印股安全,伯父和村里的党员随时进行锄奸,有一次他们秘密处决了一个向日本鬼子告密的汉奸**。我三哥成了交通员,不幸被捕,他隐瞒了身份,伯父千方百计营救,未果;据说后来被送往日本做苦力,至今不知所终。我四哥也成了地委的干部,因为念了几年书,有点文化,后来做了地委的秘书主任(地委秘书长)。我五哥当时年纪尚小,也帮着送信。一次日寇扫荡,他躲避不及,被日本鬼子追击,在河沿上中了一枪,倒在那里。鬼子走近一看是个孩子,便弃之而去。过后,伯父把他背回来,发现子弹从肩部穿出,幸未伤及要害。从此,五哥正式参加革命。建国后他在速成中学学了四年,在地方商业部门当了一名领导干部。此是后话。

  那时保密和锄奸工作做得好,石印股始终安然无恙。

  四

  1942年初夏,穷凶极恶的日寇五万余众,在岗村宁次(就是后来代表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那个敌酋)指挥下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五一”大扫荡,之后,又调头往东扫荡冀鲁边区。我军将士奋力进行“反扫荡”。在6月中旬的一次日寇扫荡中,爸爸当政委的那支部队,正由司令员傅继泽将军(建国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率领在外地作战,爸爸则率留守机关以及地委和专署的领导同志在河北省四柳林村开会。他们的开会地点被三千六百名日寇和万余名伪军里里外外包围了三层。一场惨烈的战斗打响了,两天的突围战打得天昏地暗,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中共渤海区地方史》第110页记述:“一地委书记杜子孚、组织部长邸玉栋、一专署专员石景芳、地委副秘书长赵德华、边区文救会主任吕器、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共三百多人壮烈牺牲,被俘四十余人宁死不屈,最后全部被敌人杀害。”这就是抗日战争史上震惊整个冀鲁边区和八路军总部的“柳林惨案”。

  听伯父对我说:“那时正是麦熟时节,天刚麻麻亮,你爸爸带领队伍突围。先是顺着鬲津河堤的交通沟撤,悄悄的,猫着腰,一路小跑。你爸爸提着匣子枪,通讯员还为他牵着那匹大青驴,想越过鬲津河突出去。走了五、六里地,发现前面有鬼子的动静,仔细瞧,敌人已经占领河岸。只好再往回折,兵分两路,你爸爸和石景芳专员分头指挥。渐渐的,天大亮了,被河岸上的敌人发觉。那就打吧,冲吧。枪声劈劈啪啪响起来,咱们的同志,没有一个怕死的。但是鬼子居高临下,而且轻重武器都有。先是那匹驴被打死了。接着,通讯员牺牲了。最后是你爸爸……”伯父说:“鬼子走了以后,咱们的同志在半人高的麦地里找到你爸爸的遗体,他手里还握着那只匣子枪。”

  妈妈说:“突围出来的,很少,就青救会主任燕明、专署秘书主任傅炳翰几个人。还有一个同志,一直不知道什么名字,下巴给子弹打穿了,跑咱们家来报信儿。”

  妈妈还说:“你爸爸有血性,是个烈性子。家里人嘱咐他小心。他常说:小心,还要大胆。不怕。对鬼子,就是打,消灭他。真正遭遇了,就拼个你死我活。那次他拚了,他的那些战友也拼了。听说石景芳他们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用砖头,用牙咬……同你爸爸一样的。”

  爸爸牺牲的那一天,是他刚满二十六岁生日后的第九天。

  爸爸和他的战友们的血,流在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老黄河(四女寺减河)岸边,染红了在祖国的热土。

  五

  日本鬼子扫荡刚过,伯父和乡亲们就趁夜把爸爸的遗体抬回来,安葬在四女寺减河岸边的杜家祖坟里。

  那一夜,巨大悲痛笼罩全村,压抑着的仇恨在乡亲们的心底爆发,抗日的能量迅速积聚、扩展……

  那一夜,是我们全家撕心裂肺之夜。当时我不到四岁,只记得妈妈把我抱在怀里,眼泪滴在我脸上。最痛的是我奶奶,她使劲儿用手拍打着炕沿,喊着我爸爸的乳名:“友儿呀,友儿呀……”,哭得死去活来,几次昏厥过去。

  有一段时间,奶奶几乎天天到我爸爸的坟上去哭,累了,就坐在那里,手里抓着一把坟上的土。从夏到冬,从冬到春,奶奶的眼泪流干了。

  爸爸牺牲后的第二年清明,奶奶又领着我去给我爸爸上坟。我记得那是下午,昏黄的太阳之下有些凉风。奶奶把供品摆好,叫我跪下给爸爸磕头。奶奶哭,我也哭。奶奶本已哭干了的眼泪,那天又如泉涌。她坐在那里,一直哭到天黑。哭到最后,她躺在了地上。她站不起来了,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瀛儿,回家去叫人吧。”

  天已经黑了,我一边哭,一边往家跑。

  等伯伯他们把奶奶抬回家,天已经大黑了。那天半夜,奶奶去世。临终前,还“友儿呀,友儿呀……”喊着我爸爸的乳名。

  也就是那一年,妈妈领着五岁的我和我七岁的哥哥,到爸爸工作过的一地委和一专署所在地,百里之外的乐陵县城,正式参加了革命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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