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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性、通俗性与经典的生成  ——狄更斯小说经典性的别一种重读

蒋承勇

 经典之为经典的缘由和资质各有差异,不同作家之经典性的生成之路大相径庭,而不同经典在当下的存在状态和境遇也各不相同。考察不同作家之经典性的生成差异,也是研究其创作之成败得失的独特视角。狄更斯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经典作家,然而,成名之初的他近乎今天的网络写手和通俗作家——借助新的传播媒介在娱乐读者中名声大噪,而后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家。从经典生成的角度看,透析狄更斯小说之娱乐性与通俗性及其与经典性的关系,也是对这位经典作家的一种再发现,抑或是别一种重读。

 

  一、阅读趣味、故事性与娱乐性

 

  想象力丰富而奇特的狄更斯,他的小说留给人们的一个深刻印象是扣人心弦的故事,而他小说的极强的故事性、趣味性和娱乐性便是他能征服众多读者的重要原因。

 

  19世纪的上半叶,随着报纸和出版等传播媒介的新发展,英国小说走向了繁荣,特别是长篇小说,数量之多是空前的。读小说成了民众的主要娱乐方式。当时的小说评论家R.C.特瑞里说:“我们的民族好像是小说爱好者,无论是当今首相还是普通平民家女孩都在读小说。”①“从城市到乡下……不同职业的男女老少,都喜欢读小说。”②读者众的阅读趣味虽不一致,但基本上都以娱乐消遣为目的。这种娱乐性的大众文化阅读浪潮和阅读期待孕育了小说的市场,而市场和读者趣味也反过来引导了作家的创作。尤其当一位写作者渴望成名,寄希望于通过创作来维持生计时,往往就会向这种大众文化心理与审美阅读需求妥协。

 

  早期的狄更斯是以创作迎合大众口味的连载小说“写手”身份出现于文坛的。连载小说要具有可读性,要用生动曲折的故事把读者日复一日地吸引住。所以,“一想到正在等候的排字工人,他[狄更斯]会有一种急迫感,也许从来没有过在此种条件下写作的小说家”。③这种写作状态颇似我们今天的某些网络文学写手。据《狄更斯评传》的作者安·莫洛亚说,狄更斯在创作《匹克威克外传》之初,“不知道如何写下去,更不知如何结尾。他没有拟订任何提纲,他对于自己的人物成竹在胸,他把他们推入社会,并跟随着他们。”④随着狄更斯名声日盛,拥有的读者愈来愈多,他的创作也就愈发为读者所左右,千方百计地想使自己的小说不让那些翘首以待的读者们失望。“由于广大读者日益增多,就需要将作品简单到人人能读的程度才能满足这样一大批读者。……读者太广泛的作者也许很想为最差的读者创作。尤其是狄更斯,他爱名誉,又需要物质上获得成功。”⑤狄更斯常常将读者当“上帝”,竭尽“仆人”之责。为了让读者能继续看他的连载小说,莫洛亚说“他随时可以变更小说的线索,以迎合读者的趣味。”还“常常根据读者的意见、要求来改变创作计划,把人物写得合乎读者的胃口,使一度让读者兴趣下降的连载小说重新吊起他们的胃口”。⑥为了吸引住当时在狄更斯看来拥有远大前途的中产阶级读者,“他的作品虽然着力描写了下层社会,但常常为了迎合中产阶级的阅读趣味,描写一些不无天真的化敌为友的故事”。⑦狄更斯总是一边忙于写小说,一边关注读者对他的小说的趣味动向。所以,“人们很难确定到底是他被读者牵着鼻子走,还是他牵着读者的鼻子走”。⑧狄更斯的创作与读者之间这种密切的“互动”关系,既很好地开掘和发挥了他想象的天赋和编故事的才能,也促成了他的小说的故事性、趣味性和娱乐性。

 

  想象力丰富、爱讲故事并且善于讲故事,是年少时的狄更斯的特点。他曾经根据自己阅读的故事模仿性地改写成剧本。狄更斯“能随口讲出一系列十分动听的故事。讲述自己创作的小说,十分得心应手”。⑨成名之后的狄更斯曾以惊人的讲故事才能成为闻名欧美的表演艺术家,“有的作品是在一边写作,一边外出讲述的过程中完成的”。⑩他的讲故事表演受到了听众的高度赞扬。1853年12月27日,狄更斯应邀出席一次公益晚会,为慈善事业募捐。在伯明翰的市政大厅里,面对大约六千名观众,狄更斯朗诵了自己的作品《圣诞欢歌》和《炉边蟋蟀》,得到人们的热烈掌声。这次登台演出再次激活了狄更斯的演艺才能,他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尽情发挥和施展潜能的舞台,以至一发而不可收。他不仅在英国本土,还到欧美其他国家去朗诵表演自己的作品。据统计,到狄更斯临终前,他一共举办了423次公开朗诵会,每一场演出都很成功,多次取得了轰动的效果。1858年4月在圣马丁大厅,狄更斯举办了为儿童医院捐款的朗诵会,大厅内座无虚席,还有许多人因没有买到票而发出抗议。结果朗诵会由原定的六场增加到十六场。即使在不懂英语的国家,人们也被狄更斯的出色表演所征服。1863年初,他在法国举行几场募捐演出,结果也是胜利辉煌。1867年11月至1868年4月18日狄更斯赴美访问,一路举行他的巡回讲故事演出。无论是在波士顿还是纽约,售票处都是排满长队,美国人民以他们的热情表达了对这位大洋彼岸的老朋友的敬意。狄更斯出色的讲故事表演,固然表现出他出众的表演才能,但同时也说明他的小说具有口头文学、戏剧艺术和通俗文学的那种饶有情趣的故事性,他也为了口头讲述的需要刻意追求小说的故事性。如果没有这种故事性,不可能把他的听众逗得那般如痴如醉。用故事吸引和娱乐听众和读者,成了狄更斯小说创作的强烈心理驱动。

 

  《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的成名作,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连串源源不断、妙趣横生的小故事,并辅之以幽默风趣的叙述方式。这种以串联式故事取胜的特点成了狄更斯小说的突出特色。《奥列佛·退斯特》是狄更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主人公奥列佛从济贫院到棺材铺,再到伦敦的强盗集团,故事描写完整,情节曲折而集中,紧张中富有悬念。这部小说的故事讲述技巧超越了《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的经历不再是一系列小故事的简单串联,而是一个完整集中的人生经历的描述。主人公从流浪、奋斗到圆满的结局的情节结构方式成了狄更斯后来大部分小说的叙述模式;而情节的曲折、紧张、生动也成了他小说的基本风格。从《尼古拉斯·尼古贝尔》到《老古玩店》、《马丁·米什维尔》、《我们共同的朋友》、《远大前程》、《荒凉山庄》、《小杜丽》、《大卫·科波菲尔》基本上都呈现了这种叙述模式与艺术风格。其中,《大卫·科波菲尔》既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又在故事性的追求上有所发展。这部小说的中心故事或“母故事”是由主人公大卫从流浪、奋斗到成功的曲折经历构成的。“母故事”本身一波多折,跌宕多姿,从大卫身上引发出来的悬念一个接一个,让读者不忍释手。在“母故事”之外又延伸出三组“子故事”,它们分别是:1.辟果提先生一家多灾多难的经历,其中爱弥丽的婚恋曲折和命运多舛扣人心弦;2.密考伯夫妇颠沛流离的故事;3.威克菲与女儿艾妮斯受害与遇救的故事。三组“子故事”都与大卫的生活足迹相联结,因而都与“母故事”扭结在一起。此外,还有德莱顿与苏珊、司特莱博士夫妇、辟果提与巴奇斯、特洛罗小姐等人的爱情与婚姻这三组“次子故事”,它们也与“母故事”和“子故事”相缠绕。所以,整部小说的故事情节按轻重主次可分为“母故事”、“子故事”、“次子故事”三个层次。这种多层次、多分支的故事层层展开,形成错综复杂、曲折动人的情节网络。这是对串联式口头讲述故事的超越,体现了狄更斯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与成熟,也是对可读性和娱乐性的增强。

 

  狄更斯的小说创作对读者的高度依赖和自觉迎合,满足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和娱乐需求;读者的阅读趣味和娱乐期待也反过来激励了狄更斯对故事性的刻意追求。所以,“故事”成全了“娱乐”,“娱乐”也成就了“故事”、成就了作家和出版商,成就了经典作家和他的经典叙事。

 

  二、儿童心理、童话式叙述与通俗性

 

  在叙述方式上,狄更斯小说的独特之处是其与众不同的童话式叙述。英国的小说评论家奥伦·格兰特说,狄更斯是“描写儿童生活的小说家中最杰出的”(11),但我们认为他并不属于儿童文学作家,虽然他的一些作品十分适合于儿童阅读。狄更斯对儿童的特别关注和出色描写是有其心理与情感缘由的,他小说的童话叙述模式也是其通俗性特质生成的重要缘由。

 

  狄更斯有一种特殊的儿童心理,这既和他的童年生活经历有关,也基于他宗教式的对童心的崇尚。如同W.布莱尔所说:“儿童意味着人性的自然纯真以及美与善,狄更斯经常通过儿童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理想。”(12)在《圣经》中,儿童被看做善的象征,自然纯真的儿童与天堂的圣者可以同日而语。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13)“在心志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志上总要做大人。”(14)《圣经》认为保留了童心也即保留了善与爱。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狄更斯希望人永葆童心之天真无邪,从而使邪恶的世界变得光明而美好。他在遗嘱中劝他的孩子们说,“除非你返老还童,否则,你不能进入天堂。”(15)狄更斯把美好的童年神圣化和伦理化,童年、童心、童真等成了他心目中美与善的象征。狄更斯对人道主义思想的推崇与宣扬,虽然有基督教的泛爱思想和传统人本主义思想成分,但在精神内核上却与他的儿童观念密切相关,或者说他的人道主义是以实现儿童般的天真、善良、自然、纯朴的人性和人与人的关系为核心内容的。

 

  对童心、童真的崇尚,把儿童神圣化,使狄更斯的创作心理具有儿童的心理特征,他总是用童心、用儿童的眼光去描写生活。正如安·莫洛亚所说,狄更斯笔下“这些五光十色的景象是通过一个小孩的眼睛来观察的,也就是说,是通过一个富于新鲜感的、变形的镜头来观察的……狄更斯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两重性特点:他见多识广,却又以儿童的眼光看事物”(《评传》:12)。英国作家雷克斯·华纳也说:“狄更斯的世界是巨大的世界。他像一个孩子观察一座陌生城市一样地观察着这个巨大的世界……他所看到的亮光比一般人所看到的更为强烈,他所看到的阴影比一般人所看到的更为巨大。”(16)受儿童情结的驱动,狄更斯的小说叙述明显具有童话模式。

 

  童话人物一般都以超历史、超社会的面貌出现,他们没有具体的生活时代与背景,甚至也没有明确的国籍和生活地点,他们要么以“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一座漂亮的王宫”的方式登场,要么以“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樵夫”的方式亮相。在这种虚幻的环境中活动的人物缺乏现实感,他们通常不是一个现实人物的性格实体,而是人类或民族群体的某种伦理观念或道德规范的象征性隐喻;他们一般不与具体的生存环境(其实在童话中,除了那虚幻的世界外也不存在具体的生存环境)对抗,而只是与某种对立的道德观念或伦理规范相冲突,所以,这类人物形象是抽象化或道德化、伦理化的。既然童话人物是超历史、超社会、抽象化的,因而,他们的性格也往往是凝固化的,也超脱了性格与环境的关系。

 

  狄更斯小说描写的社会环境当然是真实、具体而可信的,人物生活在一个客观实在的生存环境中,那是19世纪上半期英国社会现实的写照。然而,生活在这个环境的人物却似乎有一种飘忽感,他们并不完全按照这个环境的逻辑在生活,而是依照自身观念、自我意志和主观逻辑在行动。所以,实际上这些人物被虚幻化和抽象化了,他们的性格自然也就凝固化了,缺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特征。《匹克威克外传》通过匹克威克俱乐部成员的漫游经历所反映出来的英国19世纪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与广阔性是为人称道的,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狄更斯在这部成名作中显示出的现实主义功力。但是,小说中人物与故事的可信度是极低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物性格及人物的行动与环境之间缺乏内在联系,而且,作者在创作中几乎很少顾及这种联系。狄更斯差不多在设想出了匹克威克等人物之后,再把他们安置在那个天地里,就放心地让他们去东游西逛、笑话百出了。无论地点如何变化,无论时间如何向前推移,也无论这些人物怎样在不同的游历环境中受到挫折乃至吃尽苦头,他们永远一如既往,不变初衷。因此,时间与环境对这些人物的性格几乎是不起作用的,时间与环境的迁移只是为他们提供演出闹剧的新场所;而人物对时间与环境也丝毫不起影响作用。于是,这些人物就仿佛飘浮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飘浮在一个时间停止运转的世界里。这正是童话式的时空观和艺术境界。这位上了年纪的匹克威克始终代表着人的善良天性,他无论走到哪一个邪恶的世界里,永远不会改变这种既定的善良天性。他是一个永远快乐、永远只看到世界之光明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儿童”,或者说,他已返老还童。因为,从心理学角度讲,人越到老年,其心理意识就越像儿童。“塞缪尔·匹克威克那张圆圆的、月亮似的面孔,戴着那副圆圆的月亮似的眼镜,在故事中到处出现,活像某种圆圆的简单纯真的象征。这些都刻在婴儿脸上可以看到的那种认真的惊奇表情上,这种惊奇是人类可以得到的唯一真正的快乐。匹克威克那张圆脸像一面可尊敬的圆圆的镜子,里面反映出尘世生活的所有幻象;因为严格地讲,惊奇是唯一的反映。”(《评论集》:80)匹克威克是一个典型的童话式人物。

 

  《艰难时世》通常被认为是狄更斯小说中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之一,然而小说对主人公葛雷硬这一形象的塑造却与通常现实主义原则相距甚远。葛雷硬一出场就以“事实”化身的面貌出现,经过作者漫画式的夸张,这个人物几乎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生活中的人,而是一个飘忽不定、无所不在的“事实”观念的幽灵。他的言行时时处处都体现他的“事实”哲学,“功利主义是他真诚信仰的一种理论”,(17)他的性格也就是“事实”哲学的一种人格化体现。他永远按“事实”行事,他生存的那个环境、时间对他都不起作用。小说的最后,在西丝的感化下他的性格才开始出现了不可思议的转变,这也正是童话式叙述的神来之笔。

 

  狄更斯小说中的儿童形象是颇为人称道的。与成人形象的塑造相仿,这些儿童形象更富有童话色彩。在小说家的笔下,出身贫寒而天性善良的儿童常常面对饥饿、贫困和恶人加害,就像童话中的主人公总要碰到女巫、妖魔的捉弄一样。但这些不幸的儿童往往历经磨难而秉性不移,他们总是一心向善,永葆善良之天性。《奥列佛·退斯特》中的奥列佛,《老吉玩店》中的小耐儿,《尼古拉斯·尼古贝尔》中的尼古拉斯,《艰难时世》中的西丝,《小杜丽》中的小杜丽,《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双城记》中的露西,等等。作者往往一开始就把这些人物安置在“善”的模式中,让他们无论走到何处、经受任何磨难都依然代表着善,一如童话人物,他们是某种抽象观念的象征。善良的大卫,不管是处在何种恶劣的环境中,也不管与何种恶人在一起,他始终保持着善的本性,从童年到成年都一贯不变。小耐儿、西丝、小杜丽、露西等女性形象纯洁无瑕,多情而忠实,不管遭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境遇,始终保持着纯真和善良。她们几乎不是来自生活和存在于生活之中的人,而是从天上飘然而来的天使,是一群专事行善的精灵。狄更斯总是沉湎于儿童般的美好想象,痴心地追寻与塑造着这类形象。

 

  童话所展示的生活本身是虚幻的,它借虚幻的情境表现道德的、伦理的隐喻,从而达到训喻的目的。在童话中,善恶两种势力斗争的结局其实一开始就已明确,但作者总要借助一段曲折的故事来最终阐明,其目的是为了强化训喻的力度。既然结局总是善战胜恶,那么,这段曲折的故事也往往从善弱恶强开始,代表善的人历尽磨难,最后证明善的力量的强大,善终将克服和战胜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世界永远光明灿烂。因此,童话有一种基本固定的结构模式:从“贫儿”到“王子”或者从“灰姑娘”到“王后”,从“丑小鸭”到“白天鹅”。

 

  狄更斯不一定会自觉用童话模式来建构小说的情节结构,然而他的经历、他的深层情感—心理却决定着他不自觉地进入到了童话式的创作情境里。他看到现实的社会制约和扼杀了人类的天性,愚蠢和残酷的枷锁使人性扭曲,但他又相信人性在本质上是善的,它最终能摆脱重重羁绊回归与善。他对人性的这种信念是从未动摇,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常常以这种儿童般的天真去观察这个世界,总以为光明多于黑暗,光明总可取代黑暗。这正是精神—已经遭到破坏,觉察不到传统的价值体系已经日益趋向崩溃,而总是怀着儿童的天真与浪漫,做着善必然战胜恶的童话式的梦。狄更斯小说的情节结构也近乎是童话结构模式的翻版:要么是从“贫儿”到“王子”,要么从“灰姑娘”到“王后”或从“丑小鸭”到“白天鹅”。奥列佛一出生就不知父亲是谁,母亲也很快离开了人世,从此他就生活在充满罪恶与愚昧的济贫院。在棺材店里,他受尽了老板娘和同伴们的欺凌,逃往伦敦之后,他又陷入了贼窟,被强迫加入盗窃集团。但他那善良的本性使他陷污泥而不染,他也因此苦尽甘来,得到好报,不仅被勃朗罗收为养子,还和心爱的萝斯喜结良缘。至于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也都得到了报应。凶狠贪婪的济贫院院主本布普和妻子最后破产并沦落到济贫院,尝到了当年奥列佛的苦楚,歹徒蒙克斯最后暴死狱中,盗窃头目费金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种结局非常明晰地表达了善恶有报的童话式寓意。在这方面,《大卫·科波菲尔》更为典型。孤儿大卫小时候受尽继父和继父之姐的虐待,财产被入侵吞。十几岁当了童工,为了摆脱屈辱而无望的生活,他逃离火坑,来到姨婆贝西小姐家,心地善良的贝西小姐送大卫上学,他和艾妮斯结下深刻友谊。不久,贝西小姐受希普的坑害破产,大卫也被迫去独立谋生,他从律师事务所的小办事员做到报馆记者,后来成了名作家,在社会上拥有了地位,最后与少年时代的好友艾妮斯结为夫妇,一切都得到了美满结局。小说中所有的好人都得到了好报,如密考伯夫妇、贝西小姐等;所有的坏人都得到了惩罚,如史朵夫、希普等。《小杜丽》的结构是典型的从“灰姑娘”到“王后”的模式。小杜丽是在监狱中长大的,14岁开始做工,这个纤弱苍白的小女孩心地善良,早熟老成,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在受尽磨难之后,她找到了美好的归属。她的心灵是那么超凡脱俗的美,是美与善的完美体现。《艰难时世》中西丝的经历则是典型的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模式。由于她是马戏团小丑的女儿,自然被葛雷硬看成是不屑与之为伍的人,他曾经为女儿与儿子同西丝在一起玩而大为恼火。然而,恰恰是这个被人歧视的西丝才是最富有人性与人情因而心灵最美的人,就是她拯救了置身于精神荒漠中的露易莎和陷于困境的汤姆,还在灵魂上感化了葛雷硬。

 

  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狄更斯的儿童情结以及他小说的童话式叙述,显示了作家审美心理和写作技巧的独特性,就是凭借童话式的创作,使狄更斯的小说一步步地接近了经典之作:童话式叙述在可读性、通俗性中表达了人性的纯真、淳朴与善良,这正是经典之为经典的高雅与崇高,也是狄更斯小说能赢得当时各阶层众多读者的青睐并在广为流传后生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

 

  三、“别一种重读”的启示

 

  狄更斯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小说因其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具有社会批判与道德教化的作用。在这一方面,狄更斯继承了18世纪英国小说家菲尔丁和斯摩莱特的写实传统。狄更斯小说的笔触涉及英国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教育等各个领域,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这种对社会世态人情的真实而深刻、全面的描写,与法国巴尔扎克的传统具有相似之处,这是狄更斯的大部分小说能堪称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的基本特质。

 

  然而,狄更斯作为现实主义经典作家,其经典性是通过娱乐性和通俗性得以承载和实现的,或者说,娱乐性和通俗性不仅是狄更斯小说生成为经典的方式和途径,而且,它们本身也是经典性成分。娱乐性和通俗性原本也是相辅相成,不可截然分割的。娱乐性意味着通俗性,通俗性也是娱乐性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两者共同促成了狄更斯小说不同寻常的大众阅读效应和图书市场效益。“他的那些令人着迷的作品不只是适于贵族、法官、商人等男女老少的读书人……城乡普通百姓都为之陶醉。”(18)狄更斯的小说在当时持续畅销,这不仅让作者誉满全球,也给他和出版社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还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促进了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空前繁荣,而这仅仅靠他小说的社会批判性的经典特质显然远远不够。对于狄更斯来说,故事、娱乐,童心、童话、通俗是他的小说风格、成为现实主义经典作家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质素。娱乐与通俗是狄更斯小说显现在社会批判性之外的经典特质,或者说娱乐性与通俗性是狄更斯小说的“别一种经典性”。社会批判性和娱乐性,高雅和通俗等共同构成了更全面的狄更斯小说之经典性。

 

  站在文学经典边缘化、文学网络化的今天,对狄更斯小说之经典性的别一种重读有何启示呢?

 

  首先,文学的娱乐性是必要的,没有娱乐就没有文学经典,但不能为娱乐而娱乐,更不能“娱乐至死”。娱乐是有意味的,“文学在愉悦中让人性获得一种自由,进而让人依恋人生和热爱生命”,“引导人追求生命的意义与理想,塑造人类美好的心灵”。(19)若此,娱乐本身也蕴含了经典性成分,正是在此意义上,狄更斯小说的娱乐性成就了经典性。

 

  第二,文学的通俗性是必要的,通俗文学之价值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但通俗不等于庸俗。通俗传达着人性的美与善,于是,俗中有雅,雅俗共存。狄更斯小说以童话般的纯真、通俗的手法表现对美好人性的向往与歌颂,有大俗又有大雅。若此,狄更斯式的通俗本身就蕴含了崇高感与经典性。正是在此意义上,狄更斯小说的通俗性成就了经典性。

 

  第三,写手有可能成为大家,市场化也有可能成就经典,但前提是,作家和出版家自身要有人类的良知和道德底线,而不是一味迎合低级趣味,满足欲望宣泄并唯利是图。狄更斯小说惩恶扬善的道德追求和社会批判功能以及温情脉脉的人道关怀,融化着现实的冰冷与残酷,呵护了弱小者的尊严与期待,这也使得他在当时的商海中不是沉沦而是崛起,他的小说也在通俗和娱乐的俗世里升华成了经典。

 

  第四,现实主义经典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刻性、全面性及其社会批判性固然是其经典性的重要内质,但文学创作的想象与虚构要求也允许作家为了读者的审美期待而编造故事、高于生活,追求通俗性和娱乐性。狄更斯怀有人类之良知,为大众读者尤其是普通百姓带来了不可或缺的审美欢乐,提供了受他们欢迎的精神食粮,正如他自己说的,“文学要忠心报答人民”(20),其创作动机和艺术追求有其功利性,更有其崇高性。没有市场、没有读者的作品很难成为经典,当然,听凭市场的泛滥而牟利的作品也未必能成为经典。当今网络化时代,文学界一方面惊呼文学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又以“高雅”与“经典”的名义自觉或不无盲目地崇拜艰深乃至晦涩的现代、后现代文学(笔者并无否认其经典性的意思),甘于曲高和寡、享受“寂寞”,同时又对创作生产的数量空前而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网络和非网络文学否定多于肯定(其间确实优者寥寥)。我们的作家(写手)、传播商拿什么娱乐读者,读者拿什么成就作家(写手)、传播商?在令人纠结的价值期待、阅读趣味和文化背景下,本文对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小说之经典性作别一种重读,是否具有别一种意味和意义呢?

 

  ①R.C.Terry,Victorian popular fiction,1860-80,London:Macmillan,1983,p.2.

 

  ②Anthony Trollope,An Autobiogra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219.

 

  ③Boris Ford,The Pelican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From Dickens to Hardy,London:Penguin Books,1958,p.217.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④⑤⑥安·莫洛亚:《狄更斯评传》,王人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2、78、78页。

 

  ⑦⑨Lyn Pykett,Charles Dickens,Houndmill,Basingstoke,Hampshire:Palgrave,2002,p.5、108.

 

  ⑧(12)W.Blair,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Literature,Whitefish:Kessinger Publishing,2012,p.221、230.

 

  ⑩Julian Markels,Toward a Marxian Reentry to the Novel,Narrative,vol.4,No.3(October 1996),p.209.

 

  (11)(15)Allan Grant,A Preface to Charles Dickens,London:Longman,1984,p.92、95.

 

  (13)(14)《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9单第14、20节。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

 

  (16)罗经国编选:《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

 

  (17)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79页。

 

  (18)James M.Brown,Dickens,Novelist in the Market-Place,London:Macmillan Press,1982,pp.141-142.

 

  (19)蒋承勇:《感性与理性,娱乐与良知——文学“能量”说》,《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第16、18页。

 

  (20)狄更斯:《演讲集》,丁建民等译,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页。

 

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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