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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已经开通,航向已经指明

董学文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大家谈

  道路已经开通,航向已经指明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标志着我国文艺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我国文艺工作在习总书记讲话精神鼓舞下,加速进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主航道。在讲话发表一周年的当口,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下发,进一步细化、落实了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和战略部署 ,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再次指明了方向。

  《意见》基本是按照习近平文艺讲话的思想脉络组织结构的。所不同的是,它在六个主标题下,把具体的意见归纳为25条,显得更为清晰、具体和明确。这25条意见,不仅对当前我国文艺创作和批评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从“问题域”的内在逻辑看,可以说构成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简明表达。

  审时度势,把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为主轴

  《意见》从根本上说是围绕着如何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这个大课题展开的。如何繁荣?怎么发展?是它的根本着眼点和落脚点。要想解决好这个根本问题,就须“充分认识文艺工作的重要作用”,就须“准确把握文艺工作面临的形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才能结合实际、有的放矢。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文艺工作,把它看作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推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文艺承担着“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的使命,肩负着“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的职责。这种使命和职责,既是我国文艺遇到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是推动其走向繁荣发展的动力之源。

  当然,诚如《意见》指出的,我国文艺在百花竞放、蓬勃发展的同时,确也存在着许多亟需重视和解决的弊端。如“价值扭曲、浮躁粗俗、娱乐至上、唯市场化”;“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粗制滥造”;文艺评论“缺席”、“缺位”,“对优秀作品推介不够,对不良想象批评乏力”,等等。这些问题,增强了价值引领的需求,突显了打造精品力作的任务,强化了辨析善恶、美丑的能力,对推动改革创作、传播、消费体制机制,调整文艺业态、环境、格局的手段和安排提出了更高要求。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意见》中的许多内容是对症下药、切中肯綮的;《意见》对文艺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的论述也是高屋建瓴、振聋发聩的。

  《意见》指出:“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国精神为灵魂,以中国梦为时代主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创新为动力,以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为中心环节,深入实践、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多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这里用七个“以……为……”的句式,通过“中心”、“引领”、“灵魂”、“主题”、“根脉”、“动力”、“中心环节”的措辞,言简意赅、系统完整地把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路径揭示了出来。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创造。

  立足实践,提炼总结我国文艺发展的规律性成果

  从国情出发,《意见》紧扣时代主题,把握时代精神,破解实践难题,通过许多有现实感和针对性的“问题域”设定,对人们关心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给出了科学的解答。

  譬如,《意见》说:“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牢固树立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自觉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在人民生产生活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生动展现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歌颂光明、抒发理想,鞭挞丑恶、抵制低俗,给人民信心和力量。”这就把为什么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以及如何“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阐释清楚了。再如,为什么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意见》认为,因为“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衣食父母。”只有“虚心向人民学习、向实践学习,不断进行生活积累和艺术的提炼”,才能激发创作活力,收到切实效果。同时《意见》还列举了多种深入生活的方式与保障机制,强调繁荣群众文艺和“建立经得起人民检验的评价标准”的重要性,这又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关系的理性认识。

  中国梦是时代主题。着力书写人们寻梦的理想和追梦的奋斗,汇聚起同心筑梦的强大精神力量,《意见》给出的指示是要“不断丰富拓展中国梦的表现内容,既讲好国家民族宏大故事,又讲好百姓身边的日常生活,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叙事体现中国梦的丰富内涵,见人、见事、见精神。”如此一来,中国梦在文艺创作中就成了有血有肉的东西。特别是《意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时代表达”,把爱国主义看作是“中国精神最深层、最根本的内容”,看作是“文艺创作的永恒追求”,不管历史条件发生任何变化,都要尊敬、颂扬、记住和书写为中华民族做出历史贡献的英雄,这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了历史虚无主义,有底气有风骨地拓宽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审美空间。

  《意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是一个耀眼的亮点。而在这方面的论述中,它又突出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光彩。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做好批判继承工作,是使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灵魂的重要一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坚实根基。为此,《意见》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传统文化中提炼符合当今时代需要的思想理念、道德规范、价值追求,赋予新意、创新形式,进行艺术转化和提升,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文化底色、鲜明中国精神的文艺作品。”在这里,那种否定中华文明、无视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做法是不对的;那种“以洋为尊”、“为洋是从”或不知道对优秀传统文化要进行改造、提升、转化、创新使之符合时代需要的做法,也是不对的。

  创作优秀作品,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心。如何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则是问题的关键。《意见》在这方面提出的具体要求,可谓既符合艺术经验和规律,又发人深省、入木三分。例如,“坚持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这是常规的见解。但“坚持内容为王、创意致胜,提高文艺原创能力,在探索中突破超越,在融合中出新出彩,着力增强文艺作品的吸引力、感染力”,却颇为新颖独到。这种说明触到了创作的痛处,也抓住了主要矛盾。从多年的实践和教训来看,把原创精神提到如此高度,注重出新出彩,注重让人心动的感染力,这的确是克服创作普遍存在缺乏个性、过多过滥、低水平重复毛病的一剂良药。无论对于传统文艺还是新兴的文艺,它都有着“靶向”的功能和疗治的作用。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除了有好的方针政策,还须有好的创作主体。这同“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的道理是一样的。没有高素质的文艺人才,哪儿来的高质量文艺作品?没有富于“学养、涵养、修养”的作者,哪儿来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艺术震撼力强的大作力作”?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归根结底要培养和造就大批社会主义的歌手和文艺家。所以,《意见》斩钉截铁地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把思想道德建设放在首位”,必须“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学习教育”;必须“引导文艺工作者打牢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基”,“牢记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努力“成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拥护者、践行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行者、先倡者”。这样,无论是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还是弘扬崇高的美学精神,才会有切实的人才保障与队伍支撑。《意见》从实践中提炼和总结出的这些经验,的确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规律性成果。

  开拓创新,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

  应该说,《意见》虽以文件的形式出现,但透过这种特定的形式,将之放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大视角考察,完全可以发现它是一种提纲挈领的顶层设计,为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出了丰瞻的贡献。之所以这么说,理由之一是因为它认真贯彻了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符合我国文艺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诉求;理由之二是因为它所表达的意见,都是从实践中来的,都是对新时期文艺和文艺工作经验的总结,明显带有理论提升的色彩。如果把这些意见综合起来分析,几乎可以说看到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体性新面貌。

  毋庸讳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临的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很多。但这些问题除了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外,我认为主要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的艺术生产问题;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文艺的审美和创造的关系问题。这两方面已经和正在提出许多过去不曾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如文艺思想“多元化”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艺消费模式与格局变化问题、网络和新媒体冲击问题、作家和读者身份问题、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问题、新的文艺组织和文艺群体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对传统的文艺观和文艺政策构成了挑战。《意见》不但不回避,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做了透辟的、合理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既显现其思想的新颖性、时代性和创造性,实际上也是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前不久,习近平又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号召。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一件合乎逻辑的、理所当然势所必至的事情,因为这是我国文艺科学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是我国文艺科学未来的基本走向与基本目标。习近平的文艺讲话,已经给了我们诸多的启迪。《意见》的许多理论贡献,也值得我们认真开掘。

  《意见》谋篇布局就有深意。它先从“做好文艺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谈起,接下来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然后讲如何“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接着谈怎样“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再接下来讲“建设德艺双馨的文艺队伍”问题,最后讲“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这六个部分,某种意义上对应的正是文艺本体与价值功能论、创作论、发展论、作品论、作家论和管理论。而每部分中,又分有三至六个不等的分支问题。比如以“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这部分为例,其中就包括“13.把创作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14.把创新精神贯穿创作生产全过程”、“15.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16.大力发展网络文艺”、“17.加强文艺阵地建设”、“18.推动优秀文艺作品走出去”六个小节。其他各部分的布局也大体如此。这些“问题域”和具体“意见”,都是从现实需要中提炼出来的,非常实际也非常“接地气”,有着强烈现实感和实践性。从宏观理论体系看,就相当完整地铺展了文艺学的基本框架,而且讲了许多前人没有讲过的新思想、新道理和新观点。通过这个体系结构,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经验、听到了中国声音,了解到中国智慧,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文艺规律的尊重和把握,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描绘出的蓝图与雏形。《意见》和习近平同志的文艺讲话一样,都是号角,都是指针,它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话语体系恰逢其时。

  《意见》以体大思精的理论性和求真务实的操作性,对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自身的学科范式、话语体系以及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具有示范的意义。这种范式、话语和主体性,对抵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股源于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的侵蚀,也具有免疫的能力。它体现了我们党的战略定力、文化自觉和理论自信。历史告诉我们,靠西方文艺学说是不可能“解救”中国的文艺学研究的;靠“拷贝”外国的文艺理论也是制造不出解决中国文艺问题的“良药”的。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谈到: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那是绝对没有前途的。《意见》中也郑重指出,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评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外国文艺理论,研究梳理、弘扬创新中华美学精神,推动美德、美学、美文相结合,展现当代中国审美风范。”这才是繁荣发展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正道。《意见》还提示,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编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贯穿到课堂教学和文艺评论实践各环节”。这就鲜明地昭示出构建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方法与任务,昭示出在理论碰撞和风云激荡中获得更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权的宗旨与途径。

  时代在巨变,使命在召唤。道路已开通,航向已指明。在习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和《意见》精神的鼓舞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一定会迎来新的春天,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定会创造新的辉煌。

 

 

原载:《文艺报》2015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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