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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小说写作的先锋性

王力平

 
  一个作家“开始书写现实、日常和记忆中的生活”,就意味着“从先锋叙事中撤退”吗?或者反过来问:所谓“先锋叙事”,就是不书写“现实、日常和记忆中的生活”吗?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

  《阅读与欣赏》(载《人民文学》2015年第3期),是刘建东“师徒”系列中篇的第一部。在“卷首”,编者肯定了小说“叙述没有丝毫故作张扬的炫技痕迹”,但还是忍不住对小说“叙事的褶皱及其铺展手法、叙述的声色及其张力控制等等方面”赞许有加。由此推想,大概是刘建东执著的先锋写作以及纯熟的小说叙事手法,给编者(不妨看做是第一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意见并不一致。有论者认为:“与以往的写作不同,刘建东此次从先锋叙事中撤退,他开始书写现实、日常和记忆中的生活,但那种属于先锋的核心还在,这篇颇显传统的小说依然充沛着丰富的现代性,尤其是在对人与事的观察和追问上。”(李浩《装置在攀缘上的故事》见《小说月报》2015年5期)
  这里包含许多有趣的问题。比如,一个作家“开始书写现实、日常和记忆中的生活”,就意味着“从先锋叙事中撤退”吗?或者反过来问:所谓“先锋叙事”,就是不书写“现实、日常和记忆中的生活”吗?再比如,如果把“对人与事的观察和追问”,理解为“先锋的核心”、“丰富的现代性”,那么,该是哪些特质使得这篇小说“颇显传统”呢?不过,如果我们不去纠缠概念和逻辑的混乱,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什么是小说写作的先锋性。
  不急于回答这个问题,回到《阅读与欣赏》。
  小说写了师傅冯茎衣的两个故事,一个是放荡滥情的故事,一个是爱岗敬业的故事。
  在放荡滥情的故事里,她不讳言自己频繁地更换着身边的男人,“七八个是有的吧。我算不清楚了”;“她沉浸在情欲的暖流之中。她放荡不羁,随心所欲。”而在爱岗敬业的故事里,“师傅是个顶呱呱的技术能手。她是全厂最好的班长”。
  也许就是这两个故事,特别是放荡滥情的故事,给人留下了刘建东从先锋叙事“撤退”的印象。其实,刘建东无意讲故事,无论是放荡滥情的故事,还是爱岗敬业的故事。

  二

  当然,这个结论是需要论证的。不妨就从小说的“开头”说起。
  有许多著名的小说“开头”,寥寥数言而脍炙人口。它们或以箴言的形式,对全书主旨提纲挈领,耐人回味。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或者简捷地揭示出小说特定的叙事逻辑,成为读者进入小说虚拟世界的第一块路标。比如《百年孤独》的开头:“很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阅读与欣赏》这样开头:“那一年,我师傅冯茎衣30岁。”这个“开头”简捷而明晰地告诉我们:小说取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叙事;讲述故事的人同时也是故事中的人物;故事是“过去时”,而对故事的讲述是“现在时”。其叙事逻辑,建立在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基础上,“我”讲述的,是“我”看到的。换言之,叙事人并不承担对故事完整性的责任。
  从现实世界的生活逻辑来看,师傅放荡滥情的情感生活,最直接的原因无疑是个人婚姻的失败。并且,如前所述,师傅的“故事”是过去时,“我”对故事的“叙述”是现在时。当“我”开始讲述师傅的故事时,“我”对师傅失败的婚姻早已了然于心。但是,在“我”的叙述中,这个情节、这个最为直接的原因,既没有被首先提及,也没有作为叙述重心被展开。这意味着,作者无意在故事层面构建有说服力的因果链条。
  在一个过去时态的“故事”中,加入一个现在时态的“视角”,不是为了把故事讲得更加跌宕起伏,而是为了借助“我”的视角,打破和超越故事(无论是放荡滥情的故事,还是爱岗敬业的故事)自身固有的逻辑,为建立新的叙事逻辑开辟道路。
  在福斯特那里,故事被称作是一条“时间绦虫”,“是对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在这个由“前因”和“后果”组成的时间链条上,你尽可以使“前因”更加错综复杂,尽可以让“后果”更加变幻莫测,但它终归是一条由“前因”与“后果”组成的“时间绦虫”,这本身就是一种限制。在《阅读与欣赏》中,作者不因循生活逻辑,去追问“前因”的“后果”,以及“后果”的“前因”,而借助于“我”的视角,将“我”所看到的放荡滥情的师傅与爱岗敬业的师傅交叉叙述,从而超越了“时间绦虫”的限制。
  第一人称视角是一种限制,“时间绦虫”同样是一种限制。简而言之,艺术创造无一不是在限制中完成的,重要的是如何选择和超越所面临的限制。

  三

  建东无意讲故事,意在何为呢?
  还要从小说开头说起。小说开篇第一句话表明,师傅的“故事”是由小说人物之一“我”讲述的。“我”是师傅故事的讲述者,也是师傅生活的目击者,当然,也就成为师傅生活的审视者。这种审视,在本质上是对人的“自由”与“责任”的思考和追问。
  放荡滥情的故事,是对“自由”的追问。
  在世人眼中,自由总是和任意的、随性的、无拘无束的情感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和从一而终、白头偕老相比,一段“敢作敢当、不受任何束缚”的感情,也许更能诠释自由。并且,这种情感生活方式是师傅自由选择的,在师傅看来,这才是“女人”,你所不懂的“女人”。事实上,对自由的选择和坚守也是一种责任,所以才有“不自由,毋宁死”。
  所以,故事中的“我”,“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还是“骑着自行车,载着师傅和她的情人去约会”了;喜欢写小说的“我”,也接受并且记住了师傅的忠告,“要写真实的女人,真实的人,不要只靠想象”。
  但是,“我”对师傅的感情生活始终是心存疑虑的。在故事的层面,这种疑虑表现为,“我”一直在为师傅放荡滥情的情感生活寻找着理由,寻找着合理的解释。比如师傅的父母失败的婚姻,比如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比如师傅失败的婚姻。而在故事的背后,这一切又都表现为对师傅情感生活的思考和审视。比如在父母失败的婚姻中看到童年阴影的制约; 比如在《梦的解析》里看到师傅的情感方式受“潜意识”的支配而不自知;比如在师傅失败的婚姻里看到人性深处的空虚和焦虑。
  然而生活的悖论在于,“我”寻找到的理由越多、合理的解释越充分,师傅放荡滥情的情感生活也就离开“自由”越远。再也不是“不受任何束缚”,再也不是单纯的“遵从我内心的需要”。
  爱岗敬业的故事,是对“责任”的追问。
  责任是个体在社会关系中不可推卸的承诺、义务和担当。在小说《阅读与欣赏》中,师傅用爱岗敬业,用“顶呱呱”的劳动诠释了什么是责任。
  站在三十多米高的催化塔塔顶上:“整个厂区一览无余,大大小小的装置塔、设备、密密麻麻的管线尽收眼底,环视这些的师傅的眼神里充满了自豪和骄傲,她说:‘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丛林,成功的机会多,也隐藏着重重的危险。这些装置、设备、管线,以及它们上面的每一个螺丝、法兰、垫片、衬里,甚至是管线中的每一滴油,都是这个丛林中的一分子,它们就像是狮子、老虎、大象、猴子、蛇,等等。如果它们其中的任何一位不高兴了,闹别扭了,使小性了,炸窝了,这块丛林就不太平了。而我们就像是猎人,我们不杀戮,我们只是给它们一个小小的警告。’”
  “我”感叹师傅奇特的“想象力”,师傅摇摇头说,“这和想象力无关。我天天和它们打交道,我知道每台设备的脾气秉性。”这种自信、愉悦和自豪感,是人在劳动中认识和把握对象世界,进入到自由境界的反映。
  故事中的“我”,虽然对自己的岗位缺乏“爱”和“敬”,但对师傅爱岗敬业、充满责任感的形象,却是由衷欣赏的。这和师傅对“我”的写作爱好的欣赏交相呼应,决定了“我”能够走进师傅的私人生活,可以从爱岗敬业开始,展开对“责任”的追问。
  在父母的婚姻关系中,师傅的“责任感”是扭曲的,她其实更像一个不负责任的“旁观者”。比如在小饭馆旁观父亲和服务员为一个饺子争吵,而后又尾随醉酒的父亲回家; 比如她给母亲买了药,委派“我”送到母亲和情人的住处;比如她坚持每年拍一张“全家福”,却对全家人的不情愿视而不见。只有一次,“责任”没有被扭曲,在父亲疯狂的家庭暴力前,挺身保护受害的母亲。结果是:父亲“就像是一个板凳”,滚下楼梯,意外身亡;母亲则愤怒地指责师傅“多管闲事”;师傅更因过失致人死亡而入狱。
  在师傅自己的婚姻关系中,师傅的“责任感”同样是扭曲的。丈夫因车祸而亡故,成为师傅情感生活的转折点。此前是毫无家庭责任感的放荡滥情,此后是沉重的负罪感而禁绝与异性交往。事实上,这场车祸和师傅的放荡滥情、和师傅的感情生活丝毫无关,师傅背负起的“责任”其实是虚幻的。
  即使是师傅的“爱岗敬业”,也同样存在着被扭曲的可能。当劳模、代表、巡回宣讲、车间主任等等荣誉称号和现实诱惑出现时,那种工作中的自信、愉悦和自豪感,那种劳动中的自由境界,也会渐渐异化为名利场上不能自已的表演欲和声名之累。

  四

  现在,可以讨论一下什么是小说写作的先锋性了。
  其实,所谓“先锋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永恒不变的“先锋性”。在当下语境中,所谓“从先锋叙事中撤退”,或者所谓小说写作的先锋性,都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写作的“形式自觉”,其主要表征是叙事方式的先锋性。这种“形式自觉”是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传播和学习中获得的,它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病态心理学的观念视角和内容互为表里,而不是基于一个作家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审美感悟。因此我们说,它一方面反映了小说艺术发展的合理要求,同时,这种合理的要求却是以错误的方式提出的,是“头足倒置”的。
  如果说,先锋小说曾经以“形式的自觉”、以叙事方式的先锋性,构成了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一次否定,那么,伴随着当代文学的不断发展,小说写作应当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完成否定之否定。既不但要实现“形式的自觉”,更要把叙事方式的自觉选择和创新,建立在作家对现实世界独特的审美感悟基础上。在这个过程中,基于作家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认知,借助于视角、语调以及隐喻、象征、符号化等叙事策略和修辞手段,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逻辑以及主观世界里的观念逻辑、情感逻辑之上,建立起作品自己的叙事逻辑,服务于艺术形象的塑造和情感内容的传达。
  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与欣赏》并没有从先锋叙事中撤退,而是包含和超越了先锋叙事。这一次,自觉的形式意识和鲜明生动的中国经验互为表里,刘建东以颇具先锋性的叙事方式,完成了对“师傅”的一次讲述,展开了对自由、责任的一种思考和追问。编者说,“叙述没有丝毫故作张扬的炫技痕迹”,信然!

 

 

原载:《文学报》2015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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