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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文化卷巨澜——“听觉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傅修延 陈茜

    原始森林中,猛虎在斑纹毛皮和幽暗林莽的掩护下准备向野兔发动袭击,躲藏在草丛中的猎物虽然看不见正在发生的一切,但其灵敏的耳朵捕捉到了敌人正在接近的声息,于是在灭顶之灾到来之前跳了开去。这幅图景告诉我们,眼之所见不一定全都可靠,而耳之所听有时倒能发现表象之下的真情。

  在前不久由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听觉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用这幅场景来说明听觉感知的不可或缺,“听觉转向”成了与会者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

  “听觉转向”与中国文化中的听觉传统

  “听觉转向”并不是一味强调向听觉倾斜,而是主张恢复视听之间应有的平衡,提醒视觉盛宴上的饕餮之徒不要过度耽溺于五光十色的感官享受。自印刷文化兴盛以来,人类对视觉的倚重便呈现出一种有增无已的态势,当前这个“读图时代”更加重了读者通过眼睛摄入信息的负担。时下传媒变革的目标仿佛只有一个,这就是不断刺激和满足人们对“看”的需求,随着新一轮传媒变革的发生,各种便携式电子终端的普及,当年的“印刷人”已演变为无处不在的“刷屏族”与“低头族”,他们携带的移动电话原先只有“听”和“说”的功能,如今更多被用于阅读和观看。21 世纪电子产品开发商的目标仿佛只有一个,这就是不断刺激和满足人们对“看”的需求,时下如鲜花般怒放于各类电子屏幕上的唯美视频便是明证,这种不知伊于胡底的感觉失衡自然会引起有识之士的关切。西方自19 世纪浪漫派起就有对“视觉专制”的抗议,近期恢复视听平衡的呼吁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其推动下对“听”的关注成了人文学科的一种新趋势。

  毋庸讳言,国内首次召开的这场听觉文化研讨会是对国际大潮的响应,但有意思的是,一些与会者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听觉传统。中国古代文化中存在着对听觉感知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不是像西方文化的“视即知”那样简单地在“视”与“知”之间画等号,而是用“听”来指涉更为精微的感知,以及经常用听觉来统摄其他感觉方式。众所周知,过去人所说的“听戏”并非只听不看,而是用“听”来表示精细入微地感受戏台上发生的一切,“听政”“听事”和“听讼”等都皆有类似意涵。罗艺峰从“闻见”“耳目”和“声貌”等表达方式中看到古人思维中的“听觉优先”,他认为传统文化中“听的智慧”造成了中国思想混融的、人性的、感悟的特色,它与西方强调“看的智慧”造成分析的、物理的、逻辑的特色正相对待,从而形成“和而不同”的人类智慧。此说与麦克卢汉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麦克卢汉曾说中国人是“ 听觉人”:“中国文化精致,感知敏锐的程度,西方文化始终无法比拟。”王小盾认为,我们的古人已经明确认识到视觉对于听觉有“掩蔽效应”,古代文化中有很多重要事项,如历法、礼乐、口述史和星相占卜等,均是在排除视觉掩蔽的条件下建立的,而促进听觉进化的黑夜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说黑夜向耳朵所提供的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安静”,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古人通过长期的神秘夜生活而提炼出的“静”的哲学中看出来。在具体分析面向内心的黑夜艺术时,王小盾还以当地刚出土的海昏侯墓文物为例,这一点引起了与会人士的极大兴趣。

  愿景与警示

  对于视觉在当代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现象,耿幼壮认为,当前要做的并不是以听觉或其他感觉代替视觉,更为紧迫的任务是探讨和说明何以视觉会在当代思想、文化和生活中成为支配性感知能力的原因,并找到改变这种状况的相应对策。事实上,尽管任何感觉器官和感知能力都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但在我们的时代,真正产生实质性变化的并不是视觉感官本身,而是视觉形象或观看对象的变化,即在数量上急剧增生,在性质上出现畸变的各种图像和影像。因此,只有改变视觉形象本身,才有可能在根本上恢复各种感觉器官和感知能力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关系,进而使人得以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和生命力量,这就是思想家康德所说的“诸种心灵能力的和谐(与自由运动)”,以及马克思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

  如果说耿幼壮关注的是感知能力均衡发展的理想前景,那么王馥芳则是以“聋人文化”为参照,提醒人们警惕视听失衡至极后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聋人是完全依仗视觉能力来获取信息的人群,“读图时代”人们信奉的“图像至上主义”一旦发展到极致,原本独属聋人的一些文化属性便有可能变成全社会的一种“新倾向”,更具体地说就是导致人际间听觉互动的完全消亡。这一观点并非危言耸听,由于现代人日益习惯于只凭眼睛获得信息,加之科技开发商正不遗余力地研发无须借助语言的思维传感技术(扎克柏格和《三体》作者刘慈欣不约而同宣称人类将用心灵感应代替语言),人类有朝一日会对消耗较多时间与精力的听觉交流失去耐心,进而抵触甚至尽量避免或屏蔽各种听觉信息。时下教学、演讲等面对面交流中的听觉互动已呈减少之势,微信、微博和脸书的使用者日渐增多,表情符号作为“历史上发展最快的语言”正大举进入各种社交媒体,这些都意味着听觉文化的式微。尤其是今年11 月16 日,《牛津词典》在官方博客上公布,2015 年的年度词是个其义为“ 笑哭”的绘文字(emoji),这个没有声音的表情符号在她看来正是听觉互动走向消亡的前兆。

  王馥芳的警告不限于此,她还提出听觉互动的消亡将对既有的社会文化规范造成触目惊心的破坏:大部分社交礼仪与特定的风俗习惯将成为古董,交际中的礼貌与合作原则将被忽略,串门聊天或者聚会闲聊等行为将被视为陋习,倾听这一古老的美德将不复存在;更为严重的是,构成道德基础的同情心和同理心(empathy)将极度弱化,整个社会将陷入可怕而混乱的“规范摒弃”状态。这番言论特别是其中有关倾听的观点引起了与会人士的共鸣,事实上会议主办方在致辞中就曾开宗明义,提醒人们注意当代社会文化中存在一种“失聪”症状——许多人从未养成耐心倾听他人的习惯,其结果是自说自话的表达方式在目前甚嚣尘上,拒绝倾听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道德之弊与诸多失范行为的根源。法国解构学者说倾听是“最大的好客”,笔者理解这种倾听就是清空自我——毫无保留地向他人敞开自身,这样的倾听才能赢来对方毫无保留的倾诉。英国浪漫诗人济慈主张用“消极的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来抑制自我膨胀,现代人的问题是“积极的能力”过于强大,人人都在扯着嗓子大叫大嚷,谁都不想谦卑地听取他人的声音,结果是许多交流包括一些学术会议都成了聋子之间的对话。这种情况让人想起《儒林外史》,那里面有头有脸的儒林人物全都在不知羞耻地自吹自擂,而两位山野之人——裁缝与灌园叟,却在地老天荒之处屏神静息地抚琴和倾听,当代社会最需要的是这种内心深处的谦卑与淡定。

  声音和谐乃万物和谐

  对倾听的讨论已涉及听觉互动后面的伦理与政治。蒋晶认为声音的大小关乎权力,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基督教世界中人类制造的最大的动静就是教堂的钟声,这表明了教堂是当时最有权力的机构;法西斯主义猖獗时期的德国,高音喇叭中反复播送的纳粹言论和瓦格纳音乐不断激起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希特勒有言:“如果没有扩音器,我们就无法征服德国。”然而声音除了维护权力之外也可用于抗争,罗良功认为,惠特曼和狄金森等人以自己创造性的声音实践开创了美国诗歌与欧洲诗歌传统分道扬镳的道路,惠特曼以诗行为单位建构波涛汹涌的节奏,正是19 世纪中期美国社会走向繁荣所激发出来的美利坚心理节奏,狄金森的诗歌在声音上也是同样激进。

  这些观点让人想到,声音有史以来就被人类作为斗争武器——冷兵器时代的英雄都有如雷贯耳的大嗓门,《三国演义》中张飞的怒喝就令对方一员大将惊骇而死。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说:“我们有眼睑,没有耳睑。听的时候我们一无防护,听觉是最被动的一个感官,我们无以脱逃喧嚣吵闹。”这种缺乏“防护”的状态使人类容易受到“声音帝国主义”(夏弗以此形容声音的越界扩张)的压迫与侵犯。夏弗在《音景》一书中说工业革命须有机器的轰鸣来为其鸣锣开道,如果当年发明的是安静的机器,西方工业化的进程或许不可能完成得如此彻底;他甚至还用戏谑的口吻说如果加农炮是无声的,人们可能不会将其运用到战争当中。如此看来,现代人大叫大嚷的习惯原来是历史的产物,为声音传播和听觉互动确立规范应为后现代社会的一项当务之急。和谐社会的“和”“谐”过去或可写作“龢”“龤”(左旁“龠”为笛状乐器),这种构形后面的造字思维告诉我们,声音和谐在古人心目中乃是万物和谐的根源。

  意义、符号

  

  与听觉空间

  本次研讨会由赵毅衡对意义的论述拉开序幕。赵毅衡说,人的意义世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意识作用于部分物世界而形成的实践意义世界,这是人的意义世界的重要部分。实践意义世界是符号与物的混合:带上意义的物,已经取得符号性,因而其意义能被我们理解;而在意识之外的物,尚未被人理解,则成为自在的物世界。按此认识,听觉互动中展现的意义世界也并非只有声音这一种符号存在,其中还应有“带上意义的物”,这一观点被与会一些学者认为对听觉文化讨论有指导意义。

  陆正兰从音乐学角度对此予以回应,她认为音乐符号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本符号,对音乐的理解不能离开其伴随文本,而在音乐的所有伴随文本中,最基本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伴随文本就是音乐的空间,因为音乐必然需要空间才能成为一个解释对象。空间在一般人理解中只是音乐的传播场所,但它也会反过来决定意义的生成。当前城市生活中的许多空间,如商场、游乐场、小区庭院、咖啡厅、酒吧、舞厅和广场舞空地等,实际上都是“符号(音乐)与物(物理空间)的混合”,音乐在其中的作用类似于商场空间的装修。以此对听觉互动的探讨不能撇开“已经取得符号性”的听觉空间,声音充溢的物理空间也是听觉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西方教堂的设计早就考虑到了空间对听觉的影响,阿克曼在《感觉的自然史》中说:“如果你观察早期罗马式教堂的内部结构,比方说建于1083 年至1097 年间的法国勃艮第圣埃蒂安教堂,你就会发现一种庞大的建筑风格:高大的拱顶、平行的墙壁、长长的拱廊——不仅是列队行进的理想场所,而且也是格里高里素歌回荡的理想场所,歌声可以像黑色葡萄酒倒进一只沉重的大杯子里一样充满整个教堂。”

  伴随文本、超文本与脑文本

  研讨会上还有一些发言涉及文本与伴随文本的关系。音乐或声音不仅创造出一系列伴随文本,它本身也常常作为一些艺术样式的伴随文本。刘勇以“黑暗中的声音”为题,探讨了默片时代电影解说员(the film lecturer)的叙述功能——解说员发出的声音固然是电影的伴随文本,但由于这种声音充当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并主导着放映现场的情感互动,观众的注意力更多地被其吸引。所以有默片的研究者如此评论:“当时的观众实际上是在听辨士(按即日本的电影解说员)解说故事,而不是在看电影。”“黑暗中的声音”之所以会喧宾夺主,原因在于古往今来人们在接受故事时形成的“声音依赖”,尽管叙事的媒介已由“ 口头” 扩展到“ 笔头” 与“ 镜头”,人们仍然喜欢用“讲故事”来指代叙事,例如在已经发育成熟的章回小说中,读者仍然能看到叙述者在摹仿“说书人”的口吻,作者时不时地虚拟出“在下”(说书人) 用声音与“看官”互动的情境。赵宪章讨论的诗意图虽与听觉无关,其性质也属伴随文本,他认为诗歌文本编织的诗意在这种图像文本中“一目了然”地绽开, 但诗意图所绽开的只是“ 诗眼”而并非诗意的全部,因此,它的模仿不过是一种“例证”而非诗意的完整再现。于是,诗意图就像矗立在语义深邃中的屏风,在使诗眼绽开的同时也屏蔽了图像背后的世界。

  陈定家更多看到文本之间的相互依存,他认为超文本打破了书面世界的环境限制,赋予互文性以鲜活的生命,就如同皮格马利翁唤醒格拉提亚一样,超文本解放了被书本“纸封”的互文性,使沉睡于书页中的死文字,变成了欣悦自由的活文本。而在华中师范大学的聂珍钊看来,一切文本都必然有一个先存的文本即脑文本,人们讨论的所有表达方式,实际上都是有关脑文本的表达方式,脑文本才是真正的意义的源头,而声音和文字则是表达脑文本的工具。根据这种认识,他提出应从索绪尔的语言学概念回归传统的语言学概念,把语言以及语言学的讨论同人这个语言的主体结合在一起:如果以人为前提,可以把语言定义为以人的发音器官为媒介表达脑文本的声音符号,或者更准确地说,语言是通过人的发音器官以声音形式表达的脑文本。聂珍钊还说,人类的语言同其他类似语言的声音符号是性质不同的两种符号系统,如果不把属于人类的语言同其他声音符号区别开来,或者把人以外的声音符号作为人的语言加以讨论,我们对语言的讨论就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必也正名乎”

  作为新兴的学术领域,听觉文化研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正名”。视听的主要对象分别是“图像”与“声音”,“图像”在人文社科领域已成热词,西方通用的“Sound Studies”也可直译为“声音研究”,因此研讨会上有人主张用“声音”来统摄和涵盖这方面的研究。王敦对此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听觉文化的研究对象是被社会、历史、文化所塑造的人类听觉自身,而声音问题的文化负载也是来自听觉主体性的投射,在很多情况下,当人们说到声音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听觉的文化范畴里谈论而不自知,因此关于听觉的文化话语,较之关于声音的话语更有长远的前途。从语词分析上看,在词语、概念和话语层面来辨析有关声音与有关听觉的表述,可以发现后者更为不可或缺;从术语解剖上看,通过集中解剖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声音景观”所负载的语境历史以及内在张力,可以发现听觉文化研究话语建构的方向在听觉而不是在声音。

  此论与会议主办方的初衷可谓不谋而合:让相关学者坐在一起讨论听觉问题,为的是提前建构统一的话语体系,避免国外该领域初兴时术语混乱、各说各话的情形在国内重演。前面提到当代社会文化中存在严重的“失聪”症状,“失聪”的并发症是“失语”,听觉文化研究目前在国内遇到的一大障碍,是汉语中缺乏相应的话语工具,当前最具迫切性的任务是创建和移植一批适宜运用的概念术语。举例来说,汉语中虽然有与“听”相关的现成词汇,如“听证”、“聆讯”、“听诊”、“声纳”、“收音”、“监听”之类,但它们几乎都是舶来的技术名词,对应的全为专业技术领域的“听”。在描述“听”的行为上,汉语中缺乏一个像描述“看”那样的适用性较广的词汇——“观察”,用以指代一般情况下的听觉感知。本来“观察”应当将“听”与其他感知方式都包括在内,但由于受到视觉文化的压力,“味”、“嗅”、“触”、“听”等陆续都被挤出了“观察”的内涵,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汉语中有必要另铸新词,用带“耳”旁的“聆”字与“察”搭配,建立一个与“观察”相平行的“聆察”概念。这两个词分别对应于英语中的focalization和auscultation,这样别人就不容易对我们的表达产生误解。

  会上还有一些讨论涉及为听觉概念“正名”。金惠敏认为,钱锺书将庄子的“耳目内通”说成是文艺学上的“通感”,二者不可如此简单地等同:“通感”属于庄子“内通”的初级阶段,而“内通”则是对“通感”的扬弃,将庄子的“内通”视作“通感”,是对庄子的浅化。如同在老子那里,庄子的真髓也是“无”,只有从“无”(感官)的角度理解“通感”,才会看到道家的“通感”只是被安排在一个初级位置,更等而下之的是“ 耳目不通”。不过金惠敏说还是应当感谢钱锺书,将庄子“内通”误读为“通感”,提供了一个深入研究道家通感论的契机,后人可以借此契机勾勒出道家通感论的基本结构或特征。

  文学:经典与

 

  重要作品的“重听”

  近年来不断有重读经典的呼吁,经典当然需要重读,但是,如果重读与以往之读在方法上没有多大区别,再多次数的重读也难读出新意。视觉霸权对阅读的一大影响,是读者往往会将作品中的世界默认为“静音”,似乎故事中的人物是在无声的时空中展开行动。从听觉角度重读经典或可名之为“重听”,与会学者中来自文学领域的居多,许多人带来了自己“重听”中外经典的体会。

  首先介绍对中国古代作品的“ 重听”。周兴泰称中国古代先民有着异常敏锐的听觉辨别能力,他们对拟声词的运用达到了娴熟自如的程度,仔细倾听《诗经》可以发现,周人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声音的描摹,无论是种类数量还是细腻程度,后世文学作品无出其右。卢普玲说《史记》强调人物的语言沟通能力,注意用语气词来烘托人物的声音形象,读者遇到这种地方应当有意识地将“视读”变为“诵读”,如《李将军列传》中霸陵尉所说的“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这个带有奚落意味的“故”字须用长长的拖音念出,方能听出霸陵尉的势利与李将军“虎落平阳受犬欺”的无奈。欧阳江琳从洪昇的《长生殿》中听到“以乐叙事”,认为该剧围绕霓裳主调,频繁穿插音乐场景,以之推动故事发展,表达人物情感,建构多元主题,这种精密细致的叙事机杼,在古代剧本中实属罕见。杨志平对《红楼梦》中的听觉叙事进行了系统梳理,强调对《红楼梦》须读之以目,更要听之以耳,继而听之以心。如果说小说作者是位极佳的说书人,那么读者亦应成为上好的听书者,惟此方不负作者之苦心。

  其次是对外国作品的“重听”。刘茂生着重阐释了济慈诗歌中“音”“景”的和谐统一与生态伦理追求——其中不仅有注重视觉的“风景”,更有以声音为特殊景观的“音景”,两者相互辉映,构成了大自然的生态伦理秩序,彰显了和谐的自然与人文之美。刘亚律在聆察《包法利夫人》时发现,小说里的声响具有强大的“语力”,也是其叙事戏剧化艺术的重要手段。声音在《包法利夫人》里可以视作核心事件,它以“集束”音景的方式,叙述了一个追求畸形浪漫的女人的悲惨故事。陈国女说哥特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读者卷入恐怖的氛围当中,读者的惊悚、恐惧之感很大程度上源于小说中的声音——由于故事多半发生在黑夜或烛光昏暗的古老建筑中,人物的视觉受到很大限制,只能依靠听声来辨识事物,这种情况下声音的模糊性强化了对猜测与想象的刺激,读者也和人物一样感受到听觉空间的强烈压迫。梅晓云认为拉什迪的《午夜之子》中存在着丰富的文学之“象”,小说创造了一个由语象、物象、味象、色象、声象构成的“象的网络”,而声象又具体由声景、声事和声纹构成,它们与作者的历史时间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具有很高的理论分析价值。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重要作品也属与会者的“重听”对象。过去有批评家断言,新时期文学复兴始于感觉的恢复,从视觉中心主义转向听觉审美范式是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一大标志。徐强以新时期代表作家的作品说明了这一观点:王蒙小说中缘于“听”而产生创作冲动的不在少数,有的作品如《春之声》中听觉意象居然超过视觉意象近半;当年十几位知名作家相约创作同题小说《临街的窗》,何士光与冯骥才等人基本上写视觉,惟独王蒙的整体构思完全建立在听觉的基础之上。在转向听觉审美范式的建构过程中,王蒙以自己“看着写”与“听着写”的结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徐强举出的另一位代表作家是汪曾祺,汪曾祺曾说“所谓‘可读性’,首先要悦耳”,他在1980 年代提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实为中国当代作家中“语言中心主义”之先声。汪曾祺本人剖析过很多经典作品的语音效果,徐强觉得汪曾祺自己的作品也应成为这方面的重要剖析样本,他的象声词运用表现出极强的敏感性、摹仿力和造语能力,其中多半用法都少见于前人作品,不落窠臼而又韵味十足。徐强还以史铁生《命若琴弦》作为听觉缺位的反例,小说主角是两位失明的民间艺人,但作者在视觉本位主义的操控下,差不多完全放弃了听觉叙述,这就使得小说流于寓言化、概念化,缺少生命的质感。

  早在上世纪60 年代,麦克卢汉就尖锐批评了西方文化中的视听失衡现象,指出根源在于用拼音字母阅读和写作而产生的感知习惯,为了治疗这种“视觉被孤立起来的失明症”,需要建立与“视觉空间”感受相异的“听觉空间”(acousticspace)概念。在引力波被人类探测到的今天,我们对他所说的“听觉空间”又多了几分理解:依赖于光的电磁望远镜好比人类的眼睛,但这种眼睛在不发光的宇宙黑洞面前束手无策,而LIGO团队发明的引力波探测器则相当于人类的耳朵,有专家说人类此前就像是聋子,现在终于可以聆听宇宙的呢喃。然而聆听外太空的进步,不能掩盖现代人听觉感知江河日下这一事实,时下最为吊诡的一种现象,就是标志“人的延伸”的各类传感器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与此同时人类所有的感官功能都在不断钝化之中。据此而言,当前最要紧的是激活和提升人类自身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听觉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或在于此。

 

 

原载:《文艺报》2016年0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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