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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学者研讨全球化语境中的差异与对话

暨第五届国际东西方研究论坛召开

张聪(《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7月6—8日,“全球化语境中的差异与对话”国际研讨会暨第五届国际东西方研究论坛在京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国际东西方研究学会(IAES)、中国文学网联合举办。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山东大学以及南非科学院、加拿大布鲁克大学等单位的中外学者围绕全球化问题所带来的不同民族、文化和价值间的差异与对话,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与会学者认为,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的最大现实和思想研究的最大语境,其一方面加强了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催生和加剧了种种矛盾与对抗的发生。同一与对话是全球化问题的两种表征,不同个体间的相互对话则是超越这一对范畴的有效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金惠敏提出“差异即对话”的命题,认为在反抗资本主义规训和帝国主义霸权的各种社会运动和政治革命中,差异性话语是被规训者和被宰制者使用最频繁和最奏效的理论武器。然而任何对差异的标举,都是以对话为目的和前提的。因此,单独从同一或者差异出发,都无法解决全球化时代的诸多理论难题,而“对话主义”通过将差异置于不同价值个体的“星丛”,从而成为破解文化二元对立的有效理论出路。

  围绕差异与对话的复杂关联,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逻辑思辨与方法探究。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顾肃认为,对话的根本要求是超越各方所信奉的道德真理和价值中立,因而需要避免直觉主义和内心独白式的思维方式,防止预设一种所有人都认为是最重要的价值来压倒对手的“优胜策略”。对话约束需要坚持合理性、异质性和中立性三原则,通过以理服人和逻辑自洽的中立性来说明自己在分配资源上的权力合法性。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黄卓越提出,与之前对于普遍性的追求冲动相区别,在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时代,人们对特殊性的强调开始升温,并期望借此以解除西方中心主义长期以来的迷思与霸权。但这种对本土性、特殊性的强调,往往会和某种地区民族主义的情结关联,甚至与“官方民族主义”纠缠不清。其实在普遍与特殊之间存在着无限量的中间距离,对这种中间性的思考就要求我们走出有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笼统讨论,而去思考问题内部的阶层性分布,关注经验世界原有的交叉性和复杂性。

  同时,也有学者将对差异与对话的思考同具体问题研究相结合,以期更加有效地树立中国的文化形象,实现跨文化交际。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永清从差异的角度出发,对结构主义理论中的反人文主义进行了思考。他强调,结构主义的结构并非理论界惯常理解的冰冷形式,在结构的背后依然隐含着对人的境况的关注。不同的是,结构主义要颠覆的恰恰是启蒙以来所编制的有关人的神话,它认为人在结构之中,是结构的产物,反对将人实体化,认为人是关系性、境遇性、差异性的结果。天津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赵彦春指出,面对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华典籍英译成为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典籍英译的机制应当是以典籍的形意张力与各参数的灵活调变为主导,在满足关联与趋同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做到形神兼备以保证文本的自足性。济南大学副教授高丽萍认为,后殖民主义研究中的“新区域主义”理论拒绝自我中心的宏大叙事,使他者避免在抵抗西方中心的同时将自己设立为中心,各种文化在其中可以相互对话却不互相倾轧,从而才有可能构建出容纳各种差异的、相互平等对话的正义“星球”。

  与会的外国专家也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具参考意义的理论视角。南非科学院院士Keyan Tomaselli结合南非的复杂历史和人种问题,重点阐释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模式。他认为,“树有根,人有腿”,全球化时代的身份文化建构,具有流动、杂交等特点,是普通人借助不同的参考体系理解周遭世界的努力和实践。

 

部分与会代表图片(文学所 高军摄影)

(大会合影)

(研讨会部分现场)

 

原载:《社科院专刊》2016年7月8日总第3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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