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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法国之旅

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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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法文版书影

    
  2013年8月,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在国内出版。2016年3月,时隔三年不到的时间,该书的法文版由译者柯梅燕从中文译成法文,在法国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社出版。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毕飞宇的这部新作在法国的译介接受情况自然也引发我们的关注。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当然不是毕飞宇第一部被译成法文的作品。追溯起来,中国作家毕飞宇和法国有着深深的情缘。他曾在与高方教授的对谈中表示:“法国,或者说法语是我的第一站,我的作品都是从法语开始的”,而相较于其他西方语言,毕飞宇的作品被译成法文的数量也是最多的。自2003年起,中篇小说《青衣》在毕基耶出版社翻译出版,随后,《雨天的棉花糖》《玉米、玉秀、玉秧》《上海往事》《平原》《推拿》等作品也陆续在法国出版,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由此看来,毕飞宇的作品在法国土地上已经扎根生长了十余年。随着2009年毕飞宇荣膺法国 《世界报》 文学奖、2011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等国际奖项,其海外知名度也不断提升。很多人认为,国外读者阅读毕飞宇的作品,更多的是抱着猎奇心态,想借此一窥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因而忽视作品的文学与艺术价值。那么,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这次的“法国之旅”究竟是什么样?其接受程度又如何呢?
  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蒂博代将文学批评分为三类,即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下面,不妨按照读者的批评、媒体的批评和学者的批评,对《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在法国的接受情况加以分析。
  首先,读者的批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不受拘束地发表个人观点,具有新鲜感和时代感。法译本《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出版后,在“无国界读者”(Lecture sans frontière ou presque)阅读博客网站上,读者 A_girl_from_earth 撰文写道,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毕飞宇讲述了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作者既没有一味地抨击,也没有重构宏大的历史,而是运用儿童视角,通过童年记忆展开,将人民生活的疾苦、社会制度的弊端跃然纸上。该读者也关注了毕飞宇的写作风格问题,称她被作家简单、清晰、却强有力的叙述手法深深吸引。她把《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比作是“阿里巴巴的山洞”,其中,毕飞宇结合自己的经历、所见、所闻,讲述了各式各样的历史事件,有些也不乏生动有趣。当然,叙事内容和叙事风格之外,该读者也关注到了文本背后的社会性。尽管她直言,书中作者和自己的童年生活有着天壤之别,但通过这本书,她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变化,看到了毕飞宇是如何从一个被打上“右派”标签的农村少年,成长为今天这么一位优秀的作家。她甚至表示,如果只推荐一位中国作家,那么她一定首推毕飞宇。在这篇文章下面,其他读者纷纷留言表示赞同,普遍赞赏该书的主题和思想。这样的读者批评无疑为《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在法国的接受打下了群众基础。
  接着,我们将目光投向媒体。早在2011年,《新观察报》 的记者 Bertrand Mialaret就评论过毕飞宇之前已被翻译成法文的五部作品,称其“展现了作家真正的天才”,在法国获得很高的评价亦是“合情合理的”。而就《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我们梳理了一下,法国媒体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叙述内容、写作手法、文本的社会性等三个层面。
  法国周刊 《图书》(LIVRES)、月刊《社会研究大学办公室》(L’OURS)等杂志的评介文章不一而同,多侧重对作品内容的介绍,如毕飞宇的童年生活(“反革命分子”的儿子,父母被指控为“右派”,被迫下乡教书,经常因工作调动从一个村搬到另一个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图景、农民艰苦的日常生活(农民被当作水牛,常常食不果腹),孩子身上的童真(弹子球、爬桑树、掏鸟窝),当时体系的种种弊端,“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等等。
  除了叙述内容外,也有媒体关注文本结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有两处亮点,一是,它打破了传统的自传体小说的结构,按照主题(衣食住行、游戏、动物、自然等)进行分类描写,阿德里安·巴迪尼(Adrien Battini)在《文学事业》(La Cause Littéraire)上表示,这样可以“更好地还原作者零碎的记忆”; 二是儿童/成人双重视角的结合,正如当代华文中短篇小说网站(http://chinese-shortstories.com/)的创始人和主编布里吉特·杜赞所写:“文章布局安排精巧,将描写和回忆的章节交替进行,前者是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北生活的个人见证,后者是影响作者人格的内心创伤和悲剧,两者一起构筑了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月报《黑貂》(ZIBELINE)的文章也持有相同观点,“通过儿童视角构建了中国的概貌,而成人视角又赋予文章以深度”。
  在同一篇评论文章中,布里吉特·杜赞抛出了一个问题:《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这本书是写给谁的?她提及了一个别致的回答,是写给西方人的,因为“我们需要了解不甚明朗的过去来更好地体会现在,至少需要了解毕飞宇的过去来更好地感知他的作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媒体特别关注该作品的社会性。最典型的例子当数《快报》,文学记者玛丽安·柏姿(Marianne Payot)于3月6日、16日接连发表两篇文章,关注点集中于“文革”时期的中国。文章多次出现“苦难”、“文革”、“红卫兵”、“野蛮的时代”等字眼,还配以中国人民游行的图片,可见,柏姿深谙法国读者的阅读心理。在布里吉特·杜赞看来:“毕飞宇说自己自始至终只写了一个故事:疼痛。”他笔下童年遭遇的种种苦难,又何尝不是当时中国社会经历的苦难?“他的文字却更像是一场精神宣泄,是对过去鬼魅的清算,为的是保存记忆,记住这段还这么切近又已经远去的过往……”
  最后,谈到学者的批评,莫过于法国知名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Philippe Forest)第一时间发表在《艺术报》的文章,并称之为“在我看来是他最好的作品”。无独有偶,福雷斯特也是围绕着故事内容、叙述视角展开,但同时,他也关注到了文本的风格与更深层次的意义。首先,同样是作家的福雷斯特肯定了毕飞宇的风格,或者说是视角,称赞道“恰恰是他所采用的 ‘视角’ 赋予了它分量”。其次,毕飞宇没有仅仅停留在叙述自己的故事,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让‘伤痕’和‘寻根’的文学传统得到延续”。毕飞宇曾经戏谑地解释自己最终成为作家,是因为他一没故乡,二没姓氏。五岁开始,不断地搬家,让他感到生活一次次被“连根拔起”。之后,父亲姓名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他自己身份的不确定。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和模糊不清的姓氏,这些年来一直如影随形,让毕飞宇处于某种“失根”状态。童年时的疼痛在心里生根发芽,写作不失为一种自救的方法。当然,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忘记,相反,是为了对抗遗忘,成为“一种文学见证”。
  在国内,《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起初是源于编辑陈丰的约稿,作为明天出版社出版的“我们小时候”丛书中的一本,该丛书旨在描绘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貌,让今天的孩子看一看上一辈人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因而,国内批评的关注点侧重于“作家的成长叙事”,甚至是“教育叙事”。相反,由于西方读者对中国的陌生感,使得他们希望通过中国文学来管窥中华民族。这也是为什么除了文本以外,他们不忘记关注文本背后所折射的社会性。毕竟,一部作品的接受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国的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多重因素。毕飞宇的这部作品在法国的接受也分为诸多层次,抱有猎奇心态之人固然存在,但是不可否认,从叙事风格、写作结构、文本深度等多角度切入,更加全面地分析作品的读者亦不少。
  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文学译介是一个回避不开的话题,其中,译本在译入语国家的接受程度更是不容小觑。《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从中国出发,走进法国,有人从中读到了童真,有人感受到作家令人惊叹的写作技巧,有人更加了解那个远去的年代……作为毕飞宇第七本被译介到法国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法国之旅才刚刚开始,而它目前所收获的评价丝毫不亚于前几部译作。伴随着批评主体的多样化、批评内容的多元化,我们是否可以期待《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未来在法国更为精彩的旅行呢?

 

 

 

原载:《文学报》2016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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