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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带人生》:并非无因,并非无解

李美皆

  亚历山大·马斯特斯的《倒带人生》讲述的是流浪汉斯图尔特的真实人生,却让人感觉像虚构。我们习惯于区分正常的、不正常的,健康的、不健康的,斯图尔特的人生实在是太不正常、太不健康了,绝对异于常人,以至于显得比虚构还像虚构。

  斯图尔特前科累累,具有小偷、人质挟持者、精神病、流浪汉、街头乞讨者等多重身份,沉浸于酒精毒品,憎恨体制,是个反社会的问题人物,但他并不凶残,而是一个畸零羸弱者。亚历山大·马斯特斯是一个代表社会秩序的社工,一个作家,但他并非以救世者的姿态出现在斯图尔特的生活中,相反,他努力与斯图尔特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他需要斯图尔特的合作。二者的相遇是因为“冬日之暖”收容所的一个事件。因为被收容者进行毒品交易,“冬日之暖”负责人露丝和约翰被控罪,流浪汉们自发组织了一个营救露丝和约翰的抗议请愿活动。他们当然有道理:毒品交易既然是连政府都控制不了的事情,凭什么要求收容所百分之百控制呢?作为“冬日之暖”的义工,亚历山大参与了这次活动。斯图尔特在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感觉到了被尊重;同时,使亚历山大产生了写一写他的愿望。斯图尔特之所以同意被写,是为了“告诉人们生活在最底层是什么样子”,“因为这里面误解太深了”,他要告诉生活在正常轨道里的人们,“每天都死人!死去的一个个男男女女都是上有爹上有妈的!”他想说的是,他们——被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文明世界的人们无视或视为“非人”的他们——也是人。

  斯图尔特的倒带人生,就是亚历山大的倒述手法,倒带就是回溯,这会更有利于反思:是什么把一个乖乖少年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亚历山大要打开的第一个结是:斯图尔特是如何走上街头,成为流浪汉的?为此,他专门对流浪汉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了解到,平均来说,一个人从颠覆他的事件(虐待、破产、婚姻破裂等等)发展到流浪街头,一般要花9年的时间。接下来,再发展到“安之若素”的地步,即安于街头生活并开始无可挽回地适应街头生活,只需要四个星期的时间。所以,要把他们从街头拉回来,必须抓住最初的时间,一旦他们对街头有了归属感,再拉回来就难了。亚历山大还让我们了解了英国的收容所以及收容制度,促使我们对收容制度的根源进行反思。

  亚历山大需要了解斯图尔特最初的拐点。可是,斯图尔特拒绝给出答案,甚至拒绝被解释。因为,他感觉亚历山大理解“他们”这种人的路径是不对的。斯图尔特说:“你是在‘秩序’中长大的,所以你就靠着‘秩序’来解释所有的事情。反过来对我而言,任何带有‘秩序’的东西都是错的。那根本不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亚历山大是站在一个解释者的立场上,而不是斯图尔特的立场上,他不可避免地把斯图尔特视为“他者”。亚历山大那些从自身思考出发的问题,只能让斯图尔特抓狂。为什么要自暴自弃?斯图尔特的回答是“不知道”。

  亚历山大在为写作斯图尔特传记而接近他的过程中,数度感到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无法释然,他不能为斯图尔特做出辩护或解释,只能自我安慰:就把他原封不动地钉在书上吧。顺着亚历山大的思路,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杂乱无章的人就该是无解的,有解或试图有解都是不对的。难道真的有一些人性是天生无解的吗?不,无解的原因是斯图尔特没有把真正的伤害说出来。他之所以不说,是因为无法说,对于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我们”的文明壁垒,他有着足够的敏感和提防。他反对被解释,是因为亚历山大在按照自身的逻辑来解释他。他受过那么多伤害,但他并不伤感和自怜,他也不需要别人的悲悯和居高临下的了解。

  斯图尔特的哥哥是自杀的,妹妹却说:我很高兴哥哥死得很痛苦。由妹妹的这句话,我们开始了解斯图尔特所受到的伤害,由此也解开了母亲对于他11岁时疯了似的突然要求去儿童关爱之家、从此变成了小恶魔的疑惑:他遭到了哥哥和临时保姆的性侵,他要求去关爱之家,就是为了逃脱性侵;可是,在儿童关爱之家,他受到了工作人员更恶劣的性侵。妹妹也遭到了哥哥的性侵,因此变成双重人格,好在她说了出来,打开了症结,而斯图尔特一直说不出来。妹妹还说出一个真相:妈妈之所以对斯图尔特不离不弃,是因为她知道他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可是,妈妈却对亚历山大表示对斯图尔特变坏的不解,情愿解释为魔鬼附体。她掩耳盗铃地无视或者不敢直视那些伤害造成的死结。她自欺欺人地以为这样一切就可以过去,可是,那些伤害已经给斯图尔特留下了水印。斯图尔特一直在与魔鬼留下的水印搏斗,搏斗的过程中又留下更多水印。直到有一天,他像一头公牛一样疯狂地拿脑袋撞向对方。他终于发现,暴力和疯狂能够把对方唬住,让他们对他产生些许敬畏。由此,他从弱小一跃而为强大。为了自卫,他长出了獠牙。因为暴力让他有强大感,他渐渐对暴力上瘾了。恶魔住进心里,再也赶不走。

  斯图尔特一直对亚历山大的解释方法——“总想找一件事,怪在它身上”——不以为然。确实,这是一股合力,体弱遭欺凌,而后又遭性侵,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魔鬼似乎选中了他。命运有一股弄拧了的劲儿裹挟着斯图尔特,他的人生像多米诺骨牌那样连环倒下。他对世界失去了信任,同时亦有着很深的自我厌弃自我憎恨,所谓边缘性人格障碍。他会突然被痛苦回忆所击倒,随便拿起什么就开始自残。他每天都在努力忘却,却是在进行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人性的重建是何等艰难!偶有抚慰、润泽,依然无法把魔鬼的水印去除。他失去了及时施救的最佳时期。他的母亲最终选择了和谐的假象。

  无论怎样黑暗的人性,都会有向光性,斯图尔特自己过着垃圾般的生活,却希望儿子上商学院。当他在营救露丝和约翰的行动中获得了尊敬,就感到“受宠若惊”,就希望有一份工作。一旦消除了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壁垒,他就心怀感恩。为什么还要活着?这对他一直是一个问题。曾经,斯图尔特自觉剥夺了自己自杀的权利,因为他认为,一个家庭里只能有一个儿子有资格自杀,否则就会给父母带来太多的痛苦,哥哥已经自杀了,他不能再自杀。他其实并未放弃建立尊严与信心的努力,可是,一直没人听他说那些对他来说很重要的话,现在,对亚历山大说完了,他可以走了。不管他的结局是否属于自杀,生命的了却都是符合他的愿望的。

  剥洋葱的过程总是辣眼的,但我们总算了解了斯图尔特的杂乱无章是怎样形成的,我们总算可以确定没有不可把捉的人性,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了,我们满心都是摆脱了“无解”之后的轻松,尽管斯图尔特已经死了。我们是不是很虚伪?

原载:《文艺报》2016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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