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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编辑思想研究(上)

巢乃鹏

作为现代文人参与编辑出版业的一个典范,郑振铎的编辑生涯可谓多姿多彩。据笔者粗略统计,郑振铎一生所编辑或参与编辑的丛书、报刊达53种之多,其数量之大相当惊人;而质量之高也是有目共睹。尤其是他在二、三十年代所从事的文学编辑活动,为我国“五四”以降的新文化运动铺垫了一块强有力的基石;他所主编的各种文学刊物、文学丛书,始终是我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阵地。

一 重视对编辑理论的研究

客观地说,郑振铎最初走上编辑之路的主要原因是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五四”运动时期,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迅速高涨,形势的发展亟需理论的充实与口号的鼓舞,除李大钊等人主编的《新青年》拥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外,后起之秀如《解放与改造》、《新社会》、《少年中国》等都是应时势发展而仓促上马的,虽然这些刊物在“五四”运动中都曾刊登过一些相当精彩的、极富煽动力的文章,但由于主编者大都为缺乏编辑理论基础和深厚学术功底的热血青年,因此从整体上来看这些刊物在编辑手法上仍显稚嫩,而在内容上也流于口号性。但随着《新社会》、《人道》等的被禁,郑振铎“没有了自己的园地,写稿的机会也便少了”(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序》),于是便邀约同人,成立文学研究会,创立自己的刊物《文学月刊》。由此,郑振铎的编辑态度已从形式的需求发展成为内在的需要。不久之后,他又应邀加入商务印书馆从事正式的编辑职业,对编辑工作便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客观地说,十年商务之行应算是郑振铎整个编辑生涯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他不仅了解了整个编辑出版流程,学会了各种编辑技能,为其以后编辑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使得他对编辑工作的基础理论有了深一层的认识。

首先,郑振铎认为编辑工作者必须要明确自己的职责。他在《编辑者》发刊词里说道:“拿笔杆的人们,实在并不曾忘却他们的力量与责任。他们,相信人类社会之需要智慧也正和他们之需要食粮一样的迫切;特别在今日文化落伍,知识未开的中国,拿笔杆的人们的责任,似乎比一切更重要,……编辑者们只是拿笔杆的人们里的很微小的一部分人,但为力虽微,我们却并不愿放弃了那些重要的责任,更不敢忽视了自己所担负的职务与力量。……我们,一部分的编辑者们是时时都不愿意最小量的有毒之物传播给社会的。”

其次,郑振铎还对落后的编辑方法及恶性出版提出严厉的批评。他在《评上海各日报的编辑法》一文中强烈地指责了当时很多家报纸所采用的“最原始、最幼稚的编辑法”。尤其是对他们善恶不分、是非混淆的态度,表示深恶痛绝。他在文中列数了各日报编辑者对科学常识及编辑理论知识的缺乏,以及他们不负责任的工作;愤怒地谴责了这种“隔岸观火,呐喊称快,群观杀人,拍掌欢呼”的恶劣行径,并呼吁各日报的总经理总编辑需慎重对待;另外,他还于1920年1月1日第7期《新社会》上发表了《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一文,这是他在对1919年的中国出版业进行了初略统计后发表的一篇评述文章。文中肯定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出版界所表现出的繁荣景象,同时又对中国出版界表现出的一种无知、浅薄的出版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一年的中国出版界,又有一种坏现象:就是竞争。你出版一本家庭《万宝全书》,我又出一种《日用百科全书》,他也随即出了一本《国民百科全书》……我统计这一年间出版的书籍最多的是定期出版物,其次就是‘黑幕’及各种奇书小说,最少的都是哲学科学的书。……我很愿意以后思想界要改变态度,下实在的研究的工夫才好。诸君!杂志不过是供我们参考的,不能在那里做我们的科学研究的功夫吓!但是同时出版界要多有这类科学的书出版才好。……总而言之,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虽然很热闹,而可以总评一句话,就是浅薄,无科学的研究。”这段话读来令人深思,其中所批评的各种弊病似乎就是针对当今的中国出版界而言的。时隔近80载,这些顽疾痼瘤却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实在当令我们汗颜自愧。

再次,郑振铎还曾专门研究了各类书刊的编辑原理,对此发表了一些精辟的见解。1931年7月15日出版的《编辑者》第二期上刊登了他所撰写的题为《编译方针与编译计划》的编辑学论文,论述了一般的入门书籍的刊行,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出版、专门名著的介绍,各学科参考要籍的编辑,中国旧刊要籍与名著的整理与编印,孤本秘籍的翻印与重要佚著的辑存等重要问题,言之成据,论述精辟,即使是现在亦很有参考价值。他的另一篇编辑学论文《我对于编译丛书底几个意见》则从理论上对丛书的编辑工作做了深入探讨,特别强调编辑丛书“在精不在多”,“不能光追求数量,而更须注意质量”,“要慎重一点”;同时,要照顾各学科,各门类,要有全局计划,“应该略有系统,先出门径的根本的书,后出名家的专著”。他尤其反对赶时髦和单纯追求利润。另外他又曾专门另文对古籍的编辑出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标点古书和提倡旧文学》中,他指出,“(一)一般专门学者所需要的类书式的‘通史’与‘政书’,像‘二十四史’,‘九通’之类,应仔细的加以断句,标点,并各附以‘索引’之类的附录,如果这些笨重异常的书籍,以近代印刷的方法缩印成为二十余册或十余册的插架之物,这对于一般学者是如何的便利呢?我梦想能够有可以‘挟之而趋’的《文献通考》、《通志》,假如《通志》能印成一厚册,《史记》能订成一大本(这是很可能的),那多么有用!多么方便!(二)卷帙巨大的地志和史书,以及一切可用的参考书籍,也可用前法印刷出版,目的也是为了便利学者。(三)编辑‘经济史长编’之类不加论断仅供材料的书。(四)重要的伟大的名著,或包罗较广的总集,像《乐府诗集》、《楚辞》、《诗经》、《全唐诗》、《杜工部集》、《白香山集》、《花间集》、《陆放翁集》等,也用前法印刷出来,卷帙可以减少很多。惟书籍必须加以仔细的选择,不宜仅为了营业起见,专捡一时可以畅销的,再则,必须缩印(最好是铅印)而加以标点,且每书之末必须附以索引。”

郑振铎的这些观点至今仍是古籍出版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单就从这一点我们就可窥得他对编辑理论所作贡献之全豹了。而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郑振铎还指出各类书刊编辑不能墨守成规,应随机应变,例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郑振铎曾专门撰文呼吁“为士兵们编辑一种定期刊物。”因为“士兵们所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慰劳,同时也需要精神上的粮食。这粮食便是文艺工作者所应该给予他们的。”而又因为士兵文化水平较低,所以“文字要浅,插图要多,因此须要求漫画家们的合作。”“内容大致可分为下列九栏,(一)短论;(二)新闻;(三)战争的故事,以故事形式写出;(四)历史的故事;(五)人物传记;(六)小说;(七)诗歌,以有刺激性的诗歌为主,最好能附以歌谱;(八)短剧,以十几分钟可以演毕者为主;(九)常识,像预防毒气的常识等。全部文字最好都附以插图”。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郑振铎对编辑理论的研究还体现在他对书籍插图的认识上。他认为:“书籍中的插图,并不是装饰品,而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不必说地理、医药、工程等书,非图不明,就是文学、历史等书,图与文也是如鸟之双翼,互相辅助的。为此,他专门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二、熟练运用各种编辑方法

作为一个合格的编辑,应该能有效地利用各种编辑方法,以达到自己的编辑目的,在贯穿郑振铎一生的编辑生涯中,随着他参与编辑工作时间的增长,他对编辑工作的理解的加深,以及出于与反动派斗争的需要等各种因素,郑振铎从一个从未接受过任何编辑技能训练的新人逐渐成长为了一个善于利用各种编辑技巧来完成编辑工作的优秀的编辑工作者,并且还逐渐形成了一些自己独特的风格。由于期刊编辑工作与图书编辑工作在某些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差异,而郑振铎一生参与的编辑工作横跨了图书和期刊两个领域,因此,我们在研究他对编辑方法的运用时将分成两个部分:期刊的编辑和图书的编辑。

1.期刊的编辑方法

从郑振铎1919年6月编辑出版《救国讲演周刊》开始,他一共编辑了37种刊物。这些刊物内容不同,大小不一,各具特色。但通过这些刊物,我们仍可发现一些郑振铎别具一格的编辑方法。首先,郑振铎极擅长出各种专号和特大号。根据笔者的统计,从1920年4月11日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出版第一份《新社会》“劳动专号”开始,郑振铎共编辑出版了30种专号和4种特大号。数量不可谓不多,但质量却又相当的高,而且影响也相当大。郑振铎编辑这些专号和特大号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鼓励工人运动,探究中国改革之路;有的是为了反对内战,提倡抗日;有的则是为了宣传文化,倡导现实主义文学,这一类型的专号是郑振铎所编辑的专号与特大号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共有17种之多。从这些专号的编辑出版中,我们可以看出郑振铎宏观编辑思想与微观编辑思想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统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郑振铎与傅东华于1934年3月,4月,5月,6月的《文学》上出版的四期专号。这四期专号的编辑出版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郑振铎巧妙地利用编辑方法与国民党作斗争的一个典型例子。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当局为了配合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在文化阵地上也执行了“类似军事上的碉堡政策的书报检查制度。”他们通知生活书店,自1934年1月第2卷起,稿子要送审,刊物要署编者的名字。编好的刊物受到“检查官”的大砍大抽,致使很多左翼作家的作品不能发表,第2卷第1期被迫拖期半个多月。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茅盾写急信请郑振铎南下商量对策。郑振铎于1月22日赶到,与茅盾、傅东华等人一起研究。他们看穿了国民党方面色厉内荏的本质,同时决定了“一万全之策,避开这三斧头,化被动为主动”,即“决定从第三期起连出四期专号(第二期的稿子已送审),一期为翻译专号,一期为创作专号,一期为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一期为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他们立即在刊物上大登四期专号的预告。这样做,一方面是认定那些“检查官”都是些不学无术的蠢货,他们对外国文学翻译和中国文学研究之类是捞不到什么稻草的;一方面,这样又扰乱敌人的视线,迷惑敌人,使他们认为刊物真的“转向”,去搞“纯文学”了;同时,大登预告也是表示该刊将继续出版下去的决心,并以此争取更多的读者,造成更大的影响,迫使敌人不敢轻易下毒手。这一招果然有效,使《文学》扎稳了阵脚,顺利地度过了危机。

其次,郑振铎在编辑刊物时十分注意刊物的可读性。刊物可读性体现在它的内容和形式上,即一方面需要高质量的文章,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刊物样式的编排。郑振铎在编辑刊物时很注意图文并茂,强调封面、插图的重要性,例如,郑振铎所编的《小说月报》,在目录页上都配有插图,每期各不相同,且在内容上强调文学性,形式上注重精美漂亮。抗战胜利后的《文艺复兴》亦延续《小说月报》的方法,在目录页上搭配精致的插图。更值得一提的是《文艺复兴》的封面,设计显示了强烈的战斗精神,第一卷运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绘画大师米开朗基罗的《黎明》,意味着抗战胜利,人民觉醒,事业有前途了。未久,国民党反民主的本来面目暴露,策动内战,杀害了闻一多、李公朴,人民群众十分愤怒,于是第二卷的封面改成了米开朗基罗的《愤怒》,第三卷的封面又改为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Goya)的《真理睡眠,妖异出世》,喻指当时国统区民不聊生,一片黑暗的状况。最后出版的三册《中国文学研究号》的封面,则用了我国清代画家陈洪绶的《屈原》,既与古典文学研究的内容相合,又令人想起屈原的悲愤与爱国主义精神。(待续)

原载:《中国出版》200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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