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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编辑思想研究(下)

巢乃鹏

郑振铎在编辑刊物时还很注意版式的编排。例如在编辑《小说月报》时,前面加有“卷首语”,后面则有“海外文坛消息(或文艺杂坛)”及“最后一页”(相当于现在的“编者的话”)。尤其是“最后一页”,其中既有下期内容预告,又有读者来信回复等。而郑振铎在每期《小说月报》上还印有“本社投稿简章”,以表明《小说月报》的用稿要求,这一简章与“最后一页”的内容相互呼应,既让读者了解了投稿要求及方式,又让作者了解了自己稿件的用稿情况。再如,郑振铎在编辑《儿童世界》时一开始即声明,欢迎老师们的“投稿或见教”。从第3卷第9期开始,《儿童世界》设立了“通讯”一栏,刊登读者来信和编者的答复,让读者意识到编辑者对他们意见的重视,鼓励读者更多地关心参与刊物的发展。

2.图书的编辑方法

首先,郑振铎十分注重对丛书的编辑出版。事实上,有系统地编辑丛书正是他编辑活动的特色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作家比他编辑的丛书更多了。1920年7月2日,在《我对于编辑丛书底几个意见》中,他从理论上对丛书的编辑工作谈了自己的看法,特别强调编辑丛书“在精不在多”,不能光追求数量,而更需注意质量,“要慎重一点”;同时,要照顾各学科,各门类,要有全局计划。他还尤其反对赶时髦和单纯追求利润。从1921年2月编辑《俄罗斯文学丛书》开始,到1949年3月主编出版《晨光世界文学丛书》止,郑振铎一共主编和参与编辑了21种丛书。而在丛书编辑出版过程中,郑振铎亦很注重丛书的编排出版方式,例如,他在编辑出版《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时,为了促进创作事业,壮大声势,决定以一次同时出版10本书的方法来出版这套丛书。然而最能体现郑振铎丛书编排方式的要数《世界文库》了。一开始,他想创造“一种丛书与期刊相结合的新样式,每月定期出版一册,每年出十二册,每册四五十万字, 中国与外国的作品各占一半。凡长篇的著作均作连载,但除了极少数的以外,不超过一年”。这样做,一是为了出版速度快一点,二是想以最方便最廉价的方式印行。但当他发现以这种新的编排样式来出版后导致长篇连载不方便读者的阅读,而且中外杂糅也不方便读者的挑选,他便立即宣布改变编排方式:“(一)改成出单行本,全年共出十八卷;(二)增多外国文学部分,每月出版外国部分一卷,每隔月出版中国部分一卷。”

其次,郑振铎的选题思想立意高远,别具特色。受其比较文学思想的影响,他的选题思路也总体趋向于倡导比较文学研究,这显然与他的宏观编辑思想一致,正如前文所述,他的宏观编辑思想与微观编辑思想在内容和形式上是一致的,郑振铎的这种选题思想在其丛书的编辑中体现得尤为清楚。这从各类丛书的名称上就可窥见一二,如《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世界文库》、《大同文学丛书》、《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美国之部)等。其中,他主编的《世界文库》系统地介绍了中外文学名著。这套丛书的问世得到了生活书店及鲁迅、茅盾等人的大力支持,以鲁迅、茅盾为首的全国一百几十位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担任了此丛书的编译委员,这样雄厚的编译队伍是前所未有的。他的选题计划也是雄心勃勃的,第一集就拟编60至80种,虽然这一计划因抗战爆发而未能完成,但这一选题在当时仍是惊人之举。“这在中国确实是空前的壮举,值得大书一笔”(茅盾语)。

另外,与鲁迅、茅盾等这些文学家兼编辑家们一样,郑振铎也十分注意对古籍图书的选题策划。

三、对出版物惟质量是重

郑振铎作为编辑家,深知“质量即是出版物的生命”这句至理名言,因此他在日常编辑工作中始终抱着对出版物质量高度负责的精神,同时又具有不尚空谈而重实干的作风。他在这方面的突出之处,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编辑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郑振铎无论在编辑何种书刊前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他在编辑出版刊物前都会广泛地邀约撰稿人并预告刊登《发刊缘起》,通报刊物出版的目的、日期等。他在出版《文学季刊》时邀约了一个108人的庞大的特约撰稿队伍,这里既有鲁迅这样的文坛老将,也有很多的文学新人。他在编辑出版各类图书时也是如此。例如他在抗战期间曾与周予同、耿济之、萧宗俊等人及十位爱国工商业者,组织了一个“中国百科全书刊行会”,计划编辑出版第一部中国百科全书,为此郑振铎作了精心的前期准备。

郑振铎这种严肃认真的编辑作风并不仅仅体现在他对书刊编辑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中,而且还体现在他与读者的沟通上。例如《儿童世界》自创刊起,郑振铎便事无巨细,认真回复读者的问题,并且还从第3卷第9期开始在《儿童世界》上又设立“通讯”专栏,选择有代表性的信件及回复予以刊登。

第二,用稿不“因人而异”,而是“衡文裁夺”。这是郑振铎从事编辑工作数十年所持的一贯态度。他曾在《文学》上发表声明,他写道:“本刊正如一个小小的公开园地,谁愿意进来种植几株花草,我们都是开着大门欢迎的。”

这种毫无门户之见的风度,在郑振铎日常编辑工作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20年代,郑振铎所在的“文学研究会”与郭沫若等人所组织的“创造社”之间有所谓的“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之争,笔仗打得颇为激烈。郑振铎本人当时也不回避这点,他说:“和文学研究会立于反对地位的是创造社。”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仍然在他所主编的《小说月报》、《文学》等“文学研究会”的会刊上发表了好些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主将的精彩文章。

四、巧妙利用各种图书宣传技巧

1.强大的报纸攻势

1935年,郑振铎在生活书店和鲁迅先生、茅盾等人的大力支持下,邀集了全国一百多位著名作家学者担任编译,共同编辑大型文学丛书《世界文库》,其声势极为浩大。他在宣传该丛书的过程中,运用了连锁宣传,反复加深印象的宣传策略:1935年2月28日,在当时文化教育界最注重的《大公报》的出版消息一栏中刊载道:“上海方面,近来发起了一个《世界文库》刊行会,听说规模很大,将委托生活书店经理发行事务,同时并组织一个编译委员会担负编辑的责任,将东西各国最重要的文学著作,或全部翻译,或全部印行……”引起了各界读者的期盼心情,使他们未睹成书已有印象,促发他们产生窥其全豹的心态。不久,1935年5月中旬,当时的各大报刊上都反复刊载了该丛刊的各种宣传广告,广泛争取读者大众的预约订购。广告中都声称这是“中国文坛的最高努力”,指出它“有伟大名著的翻译,有孤本秘籍的新刊,是文学知识的渊源,是世界文化的总汇”,并认为它是“一九三五年文坛的伟大工作,光芒万丈长,千古不朽灭”。此外,在广告中还刊载了该丛刊的书影、收录范围、装帧、编译委员名单、预定方法等。各大报刊都于头版约占半个版面的宣传空间为其大作广告。当月月底,各报刊均又登出广告,告知读者“生活书店刊行《世界文库》第一册出售”,并几乎在每月该丛刊出版时,都登出广告,向读者传递信息。如此大规模的广告宣传及醒目而独特的广告用语,更加激发了读者的购买欲望,他们相互奔走传告,社会为之关注,文坛为之轰动。一时之间,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以至于社会各界都对《世界文库》予以肯定,认为它的编辑出版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世界文库》的宣传广告充分发挥出了图书宣传的传播及促销作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相对而言,更加全面地反映郑振铎对图书宣传广告的重视程度及有效策略的,则是《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的广告宣传工作。1947年,抗战胜利后,郑振铎感叹祖国历史文化遗产远未被挖掘,故而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和魄力,克服重重困难,编辑了一部形象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在这部巨著的宣传与刊行方面,他又做了大量的

工作。其正确的宣传策略及引经据典、翔实可信的广告辞,有效地扩大了《图谱》的影响,使读者了解了出版信息,增加了《图谱》的销量。“……预约纷纷到来,远在美国也有人订购,国内大中小学、机关不在少数,苏联大使馆也是订户之一”。难怪刘哲民慨叹郑振铎的宣传策略与宣传思想时,说道:“这样的经营方法,不会有人相信是既是教育家又是文学家的编辑人在规划的。”

2.发售精美的样本发

售样本是郑振铎推广宣传工作中最具特色的一点。他曾先后撰选过六部样本。它们具有资料价值,图文并茂,印刷精美,读者得到后都爱不释手,乐于收藏,具有很好的宣传效果。从既具有宣传功用,又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角度来看,当首推《〈世界文库〉样本》和《〈中国版画史〉样本》。《〈世界文库〉样本》曾配合各大报刊上的宣传广告,向全国各界发售,吸引许多读者纷纷预定。该样本上醒目地大书“中国文坛的最高努力”;“有伟大名著的翻译,有孤本秘籍的新刊;是文学知识的渊源,是世界文化的总汇”字样。并且收入了蔡元培撰写的《世界文序》和郑振铎撰写的《发刊缘起》、《编例》等,还收有第一册正文部分的二十来页样张与插图部分的五页样张。公布了已经接受邀请的编译委员会一百二十余人的名单。还刊载有胡愈之、茅盾、许地山、谢六逸、朱光潜、傅东华、陈望道、夏丐尊、叶圣陶等人关于编辑出版《〈世界文库〉第一集目录》、《〈世界文库〉第一册目录》、《〈世界文库〉预定办法》等。今天看来,这部样本已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珍贵的史料。《中国版画史》是研究中国版画史的最重要的资料,也是最精美的艺术珍品。单就该书的样本而言,其内容也已相当丰富。其中收入了郑振铎的《中国版画史自序》、《编例》、《中国版画史引用书目一斑》、《中国版画史各册内容说明》,还附有原书正文样张二页,版画样张八页等。这本《中国版画史样本》,可称得上样本中的精品,它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而且很有收藏价值。

3.以杂志为核心,宣传推广优秀作品

30年代初图书业相对萎缩、杂志业空前繁荣的时候,利用杂志进行宣传,比报纸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保存期长,二是读者面稳定,宣传针对性强,常能收到较好的宣传效果。当年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文学季刊》、《文学旬刊》、《文学》、《文艺复兴》,《儿童世界》等一流杂志,荟萃了全国众多优秀的老作家,发现并培养了初出的许多新秀,曾名震一时,尤其是《小说月报》,可以说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它在推动新文化运动史上占了很大的一页,称得上是划时代的刊物。郑振铎正是利用编辑身份的优势,推荐宣传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他利用杂志的封二、封三、插页等位置刊载各类广告,不仅宣传商务印书馆的本版书及杂志,而且宣传其他出版的优秀作品及期刊。例如,《小说月报》第14卷第3期上登出《创造社丛书介绍》与《少年中国学会文学丛书介绍》,推荐了《女神》(郭沫若著)、《沉沦》(郁达夫著)、《冲积期化石》(张资平著)、《革命哲学》(朱谦之著)、《少年维特之悲哀》(郭沫若译)、《人心》、《小物体》(李颉人译)等优秀的文学作品。

设定书评栏目宣传优秀作品也是郑振铎宣传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三十年代,书评发展起来。许多杂志的首尾登载书评成为一种时尚。书评虽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与广告相同的功用,但它以“面向读者大众”的特性,赢得了在读者心目中的权威性,日渐成为出版社图书宣传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和读者获取出版信息、评判图书价值的重要途径之一。郑振铎早已意识到书评的重要性,曾在与傅东华主编的《文学》上辟有“书评”专栏,并在接编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后,仍开设“杂载”与“最后一页”专栏,同时在与靳以共同主编的《文学旬刊》上专设“杂谭”栏目,兼容书评、书讯、作家动态等内容。更应指出的是,他于1938年为《文汇报》的《世纪风》副刊主办了一个时期的《书评周刊》。正是通过这些有利的书评园地,郑振铎宣传了许多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文学作品。

4.发售限定版、签名本

限定版,即一书出版时限定印数,并不再重版,从而在欲购而未购该书的读者心理上造成一定压力,促使其尽快采取购买行动。这种方法在我国现代出版界曾被广泛应用。郑振铎编写的《清人杂剧二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及与鲁迅共同编撰的《北平笺谱》等著作,都曾在广告中限定印数。“此书刷印手续甚烦,以后决不再版,第二百部满额时,后至者只好退款,特此声明!”这些广告用语,促使读者产生欲购必须从速的紧迫感,是一种宣扬短缺论调的促销策略。而且欲购从速、勿失良机等具有警告性的用语更使读者产生警觉性的注意,立即采取购买行为。

签名本实际上是一种迎合读者求名从众心理而采取的一种广告术。在制作上,由作者事先在出版社交给的有编目的空白纸上签名。出版社“一待出书装订时,就把这一百张纸,作为里封衬页,裱在一百册布面精装封面的背后,这样就成了作者签名本。”这样就能控制签名本的数目。“物以稀为贵”,当然也更提高了书的身价。这种书刊推销手段在30年代的出版界曾被广泛应用。鲁迅、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一书的刊行过程中,也曾运用过签名本的促销术。《北平笺谱》第一版一百部中每部都有鲁迅、郑振铎两先生的亲笔签名。鲁迅是我国新文化的旗手,郑振铎又是我国文化界有名的大家。两人的亲笔签名使《北平笺谱》一书骤然价值倍增。《北平笺谱》(再版预告)曾谈到“《北平笺谱》初版百部,不敷分配”。这其中不无签名所起到的作用。

叶圣陶先生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道:“写郑振铎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详实,他那充满了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读者受到感染了。”诚然如此,单就郑振铎的编辑生涯来说,除了鲁迅先生等少数几人外,整个新文学运动时期,绝少有人能有他这样坎坷丰富的编辑经历,更遑论其博大精深的编辑思想了。

历史总是指向现实的,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析最终的目的仍是为现实社会服务。因此,我们也希望这篇关于郑振铎编辑思想研究的文章对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出版业能有所帮助,对现在的编辑工作者能有所启迪。

原载:《中国出版》200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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