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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隐喻与心理分析

——读艾朗诺教授《才女的重负——诗人李清照及其接受》

钱建状

  近一个多月来,我有幸拜读了艾朗诺先生的新着《才女的重负——诗人李清照及其接受》(哈佛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称《才女的重负》)。这本四百多页厚重的大着,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艾朗诺先生渊博的学识、缜密的逻辑思维以及为人所叹服的文本细读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艾教授的这一新着,以女性主义为研究基石,藉助于隐喻与心理分析,对李清照近乎全部的创作进行了检视与阐释,对南宋以来出现的一系列关乎李清照的重要评论与研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书中关乎李清照研究的诸多创见及其所以如此的依据,将会迫使当今的词学研究者,重新审视这些耳熟能详的文本与数据。尽管个别观点存在可商榷之处,但此书中核心的、颇具颠覆性的结论,在词学研究乃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无疑会产生震撼与波动。这如同一块巨石甫一入久已平静的池塘,短时间内,它的涟漪不会很快消失。
  
  一、女性主义批判
  
  女性主义批判,是《才女的重负》一书一以贯之的文学批判方法。在《序言》中,作者坦言:
  
  在这本书中,对于李清照的生活与创作的重新审视,得力于最近数十年来海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其成果……研读丽塔•费尔斯基(RitaFelski)、莎拉•普鲁斯科特(SarahPrescott)、波拉•巴克希德的成果,让我受益匪浅。
  
  这种批评方法的借鉴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李清照,是一位女性,并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她的晚年,经历了守寡、再婚、入狱、离婚一系列不幸事件。仅凭这两点,就足以引起近代以来女性主义者的研究兴趣。而自宋代以来,学者围绕着李清照的创作与生平展开了各种讨论,这使得她的形象一直处于歪曲、模糊、修正、重铸进程之中。才女李清照及其接受史,是一部天才女性被男性作家边缘、歧视、?宽容、接受、膜拜的观念史,也是一部天才女性以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方式挑战、反抗、影响、征服男性作家的心灵史。她的接受史,显然与宋代以来操纵主流话语权的士大夫们的女性观的变动息息相关。
  
  正因为抓住了李清照形象演变的内在动力及其赖以产生的环境原因,《才女的重负》一书,从外在结构与内在逻辑上,都显得非常合理与圆融。
  
  全书共分十一章。第一章“宋代的女性作家”,以具体事例再现了宋代女性写作的困境:道德家们支持女性阅读但反对她们写作,退一步,她们应当减少她们作品的数量,并控制其作品的外传。再退一步,她们作品的主题应当符合当时的道德规范。在这样一个反对、轻视女性写作的历史情境之中,作为才女的李清照如何应对,而士大夫们对于不让须眉的李清照作何反应,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本书的第二章“写作及争取接受”,以细腻的心理分析对此作了回应。作者指出:
  
  作为一个才华出众的女性,她的存在以某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强有力地挑战了现存的社会和文学秩序。以前也有零星的女诗人曾赢得过些许赞誉,但没有一个获得过李清照这样的大名气。她侵入为男性所占有的文学领地,因此,要么是隐蔽地,要么就赤裸裸地,她极有可能成为被男人们怨恨的目标。(p58)
  
  诸如王灼之流的批评家,以不同的标准区别对待李清照与宋代男性词人的创作,前者加之苛评,后者给予宽容,甚至藉助于诋毁李清照的人品,进而达到否定其文学成就的目的。这种质疑、攻击甚至是辱骂的声音,是激起李清照写作《词论》的重要动机。应该这样看待《词论》,作者说,“她早期那些以政治为主题、具有令人惊讶的男子气的诗歌,实际是她作为一名女作家对她所感受到的、包围着她的怀疑和居高临下的褒扬的一种反应”(参第二章第四节“李清照的诗及其男性模式”)。对待《词论》,亦当如是观。
  
  但是,李清照的作品本身,特别是她著名的《金石录后序》,藴藏着足以改变李清照“负面形象”(再婚)的内质。这种内质,被南宋的另一些男性作家,以及元代以来流传的关于赵、李美满姻缘故事所强化。李清照的形象正发生着悄然的改变。她的创作中,那些符合男性审美标准的声音被关注。她的第一次婚姻被反复提及,而第二次婚姻则被有意忽略了。至明清时期,随着女性写作的崛起,李清照成为女性词坛标杆式的人物。王士祯甚至视李清照为“婉约词人之宗”。李清照的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但这种文坛地位的显著提升,也给李清照的研究蒙上了几层厚厚的面纱。
  
  首先是明清以来不讲道德的编选家或出版商为了射利,不加甄别地增入李清照的作品,一些仿作甚至是伪作混入于《漱玉集》中;其次,词学批评家相信李清照的作品,藴含有不同于一般男性作品的“真声”。以男子而闺音,其可信度很低。
  
  然而,对于李清照来说,词体的可信度问题消失了。批评家们简单地假设李清照在词中所用的是自己的声音。在她的词作里没有“角色”,词中的话就是她在日常生活中想说的话。她的词作是她心声的真实流露,因此人们喜爱她词的“真实”。(p250)
  
  这一观点,影响了阅读李清照的方式。“似乎作为历史人物的李清照,与其词的女性声音是不可分离的。”这种未经细审的假定,作为传统的解释李清照词作的方法,直至当代,仍为词学研究者所沿用。
  
  以上二点,涉及到辨别李清照词作的真伪和解读李清照词作的研究方法,是研究李清照的起点,必须予以回应。因此,著者专辟“研究易安词的前提”一章,一连抛出了四个问题:一是作品的真实性问题、二是自传式的阅读方式、三是为何女性诗人以如此方式被阅读?四是为什么赵明诚不寄信给李清照。这四个问题,是《才女的重负》一书相当精采的部份。关于李清照词的著作权问题,作者认为,李清照的词作,以收入《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全芳备祖》者最为可信。元明以降,李清照佚作不断出现于各类词选本中,但可信度很低。
  
  令人不安的,有不少研究李清照的当代学者,将其去世后的四个多世纪纔归于她名下的、完全说不清出处的词,与她在世时或去世不久编辑的选本中出现有署名李清照的词匆匆地拼凑在一起,并加以讨论。似乎它们可以等量齐观地揭示出李清照的为文和为人。更糟糕的是,学者们在大量著作权有问题的词作中挑选出所谓“李清照的词作”,只要是符合他们批评理念的作品,他们就欣然信以为真,以此来强调自己的观点或否定别人的观点。职此之故,持不同见解者,他们编辑的李清照文集,有显著的变动。(p102)
  
  从南宋开始,将李清照词作与其生平联系起来的阅读方式,逐渐形成传统。“似乎除了以第一人称来反映其个人遭际,李清照的词就说不出所以然。其直接的后果是,最近研究李清照的学者,其研究所得各说各话,观点相左。”
  
  这两个结论,质疑了明清以降部份词学研究者的补辑、释读《漱玉集》的研究方法,是《才女的重负》最核心的观点。全书的后续几章:“寡妇、再婚、离婚”、“此后的作品”、“《金石录后序》”、“李清照的开始——宋元时期的李清照接受”、“拯救寡妇、否认再婚——明清时期的接受”、“现代主义,修正主义,女权主义:在现代的接受”,“词的分析”,其相当多的内容,就是不断在强化、补充这两个立论。
  
  尽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是《才女的重负》一书的主要理论基础。但作者在运用这一批评方法时,注意到了近代化以前的欧美女性主义创作,与12世纪的中国,在生成机制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才女的重负》,“其研究目标之一,是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所裨益。通过一个有着自己动力与环境的新案例的研究,扩大讨论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藉此定位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心”(p8)。这是一个务实的研究态度,其好处是,它避免了生搬硬套,食洋不化。其研究重心仍落在李清照研究的具体环节之上,而不是反过来,用李清照作为案例,藉此来证实欧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通读《才女的重负》,很难觅见作者引用欧美文献。所谓“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如盐在水,不见踪影。
  
  但作者毕竟有其理论兴趣,全书通过大范围的时间跨度来观察、研究李清照的传播史,以期进行理论提升,从而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而这种极其宏观的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要遮蔽一些历史真实。换句话说,这种研究方法,其本身具有一定的闭锁性。举例而言,本书的第三章“关于作品真实性”一节,书中以图表的形式,详细列出宋元迄明清三十二种选集、总集、别集、类书、笔记当中,选录、记载李清照词的情况,从南宋初期至宋末元初,李清照词的数量是三十六首,但自此以后,特别是明代以来,各类选本中续添新增李清照词的数量不断攀升,在王鹏运编《漱玉集》以前,李清照词的总数达到了七十五首之多。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明清以来大量新增的李清照词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在李清照去世的数百年间,在她文集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在无法说明词作来源的情况下,这些新增的词理当列入著作权有问题之列。作者还进一步解释了明清时期李清照词数量不断被续添的原因:一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选本家、出版商都渴望通过新增作品来增加吸引力与购买力。一是大量模仿“易安体”的词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混进李清照集中;一是因为宋词注重表演与口头传播的传统,也易造成同一首词归于多人名下的情况。“通常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每当作品的来源处于说不清楚时,越是名家的作品,就越令人起疑心。有名望的人,在其身后,常被追授为某个作品的著者”(p99)。
  
  必须承认,无论是现象的归纳与总结,还是原因的推理与分析,抑或是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提升。这些关于李清照词真实性问题的讨论是令人信服的,其结论也相当可靠。但是,十二卷本《李易安集》,至明代陈第(1541-1617)《世善堂藏书目录》犹见着录。至于李清照的词,除?现存的毛晋(1599-1659)汲古阁辑刻《诗词杂俎》本《漱玉词》一卷外。陈第世善堂着录《漱玉集》一卷,赵琦美(1563-1624)《脉望馆书目》着录《李易安词》一本,清朱彝尊《词综发凡》、清陆漻《佳趣堂书目》并着录《漱玉集》一卷。也就是说,李清照的词集,至明清之际仍见庋藏。这是今天整理李清照词集者仍然相信明清词选可靠性的一个重要背景。由此可见,尽管明清词选中的李清照词,仍有一些(大约十首左右)存在疑问,但这些词选,对于辑补传存李清照词功不可抹。李清照的名作《声声慢》,尽管南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上曾予以节录和评赞,然至明代杨慎(1488-1559)编撰《词品》及《词林万选》、陈耀文(1524?-1605)编辑《花草粹编》始着录全篇。这个个案,也从侧面证明了明清文人保存、传播李清照词之功。正如《才女的重负》一书所指出的,明清时期,女性作家群体的崛起和图书市场对女性词的需求,是李清照词不断新增的重要文学与商业背景。李清照的伪作,固然在此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但这是从“无”处看问题,是负面的。而从“有”处看问题,则明清时期,文人热衷于挖掘、保存李清照的作品,恰是李清照词传播的黄金时期。是正面的,失去这个观察视角,讨论的议题就会显得缺少开放性。
  
  同样是选本的问题,在第七章第五节“早期的选集”中,作者注意到了从《乐府雅词》到《花庵词选》、《草堂诗余》、《阳春白雪》和《全芳备祖》,五部词选在选目上有高度重迭之处,但相异处亦复不少。李清照的词,出现率最高的是《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而《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等词,则仅见于《乐府雅词》。对于各词选间选目的同异,《才女的重负》给出的解释是:
  
  当时的男性为主体的文学界,对那些依赖丈夫且一旦失去便只有痛苦的女性十分关注。那些男性文学家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词,来不断地改变李清照的形象。当男性词集编选者遇到这样以其词作超越男性的女性,他们会被她的此类作品——经常出现在主流作家即男性作家词中——的女性形象所吸引。
  
  《如梦令》二首,词中的女性敏感、脆弱,与南宋时期被改造的李清照形象是一致的。而《怨王孙》词,出现在词中的是一位乐观的出游者,并不依赖她的丈夫而自得其乐。这与李清照依赖赵明诚的形象不符合。因此,不受男性词选家的青睐。
  
  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来看,这样的理论表述与文体解析自有其内在逻辑,并且可以增加释读易安词的一个维度。但宋代几部词选,各有其选词标准。《乐府雅词》标举“崇雅黜浮”、《草堂诗余》为应歌而设,《花庵词选》兼收并蓄,《阳春白雪》标榜高雅,而实有存词之功,《全芳备祖》则是博物学专著。这几部词选,没有一部是女性词选,并且自有意义。一部词选,操选政者不同,选词标准不同,选源有别,皆有可能影响选目。不从词选编纂学的视度来审视易安词的传播,仅从男性身份上来阐释,也有可能失之偏颇。
  
  二、隐喻与心理分析
  
  隐喻与心理分析,是《才女的重负》一书细读文本的另外两种重要的批评方法,也是作者弥缝、组合各种材料的主要手段。李清照重要作品的深层含义以及作者关于李清照其人、其文的重要创获多藉此而产生。
  
  李清照是一位善于使用譬喻的作家,她的词作,有大量具有譬喻性质的概念如植物、建筑物、空间的相对位置、梦境等。①但在《才女的重负》一书看来,譬喻不仅存在于李清照的诗、词中,甚至在她的散文作品中,也还存在着。其散文中譬喻,采用的运行模式是暗喻。但譬喻特别是暗喻,其功能的实现必须要藉助于联想与模拟。一旦文本的解读者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以联想或模拟代替了暗喻,就有可能误读文本。李清照著名的《词论》,其开篇曰:
  
  乐府声诗并着,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嗟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从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
  
  按,李清照所引李八郎事,亦见于唐李肇《国史补》卷下,文字稍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丽塔•费尔斯基曾指出:“妇女作品的真实内涵往往存在于表面之下,存在于隐蔽的信息和潜藏的线索之中。因为这一内涵是不为社会所接受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它被深深地埋藏在文中。”②从这一理论出发,《词论》这一不寻常的开头是否也寓有深意呢?答案是肯定的。《才女的重负》一书指出:
  
  无论李清照作为一个女作家致力于词的创作,还是作为一个女性批评者对其他(男性)作家进行评价。她正打乱了作为男性写作文体的正常创作源头和流通途径。她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她预感到一些人会发怒。这些人属于这一文学竞技场,同时却认定李清照是局外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这一预见,也只能间接地通过一个关于男歌手打断女歌手演唱的唐代故事来隐晦地加以表达(p89)。
  
  无论是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逻辑出发,还是从《词论》引用、改编这一则唐人故事的动机来看,结合李清照生前作品受到的无端指责来看。将李清照代入李八郎,都有其合理性。但《词论》的作年,向来有北宋、南宋二说。作者摒弃了并不流行的南宋说,而采用了北宋说。并且将此篇的作年推早至1120年以前,也即周邦彦入大晟府以前。因此,这则故事,其所暗寓的背景是值得商榷的。已有论者指出,《词论》有追记之辞,其所标榜的“五音”、“五声”之说,在北宋末年纔逐渐成熟。《词论》最早见载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而不是《前集》,该书成于1167年前后,已入孝宗朝。更为重要的是,北宋后期,苏、黄是一个而敏感的话题,李清照身份特殊(旧党李格非之女,新党赵挺之儿媳),她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词论》可能是针对南宋词坛而发。③由此可见,若将《词论》的作年放在北宋,则一方面李清照置当时的政治氛围于不顾,大胆放言,一笔将所有词坛大手笔抹倒;一方面,又在男性作家面前,遮遮掩掩,欲说还休,这是有违李清照的性格逻辑的。倘若采用南宋说,则以李八郎喻寓李清照,似乎更圆融一些。
  
  相较于暗喻,心理分析作为一种阐释文本的方法,具有一定的优势。首先,心理分析是在文本的基础上再加想象、推测。可阐释的空间很大,并且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其次,心理分析既可施之于诗、词,又可应用于散文。它直接面对文本,不太受文体的限制。《才女的重负》中一系列的精彩推论,显然得力于作者善于运用心理分析。以《金石录后序》为例,结合李清照的女性身份和南渡后的特殊遭际,作者在文本中捕捉到了诸多不多人所知的信息。
  
  (一)面对众对的掠夺者——入侵的军队、贪婪的军阀、准备偷窃的房东、第二任丈夫甚至是皇帝的亲信,他们虎视眈眈地盯着李清照身边的珍贵的金石文物。她在《后序》提及她残零的剩余——“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并不是事实,而是忌惮这些掠夺者的心理反映。
  
  (二)与张汝舟婚姻破裂以后,李清照至少要完成三个目标纔能重回上流社会。其一、重新获得因赵明诚而获赠的“外命妇”的荣誉。其二、想方设法修复与赵明诚兄弟及相关亲属的关系,他们是一群颇有社会关系与政治权力的人物,或许可以帮助李清照实现第一个目标,至少修复关系后,他们不会干预李清照实现第一个目标。其三、重新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也就是才女形象。而要实现这三个目标,赢回体面,《金石录后序》的写作显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这是李清照以赵明诚未亡人身份写作《金石录》的重要动机。
  
  传统的归纳主题之法,将《金石录后序》的创作目的集中于怀旧这个侧面上。既与《后序》所承载的大容量信息不相称,也易脸谱化李清照。心理学分析方法,特别倚重细节分析,从字里行间、结构、行文中寻找蛛丝马迹,甚至可以进行超文本的解读。时代、?背景、人性,在这种解读中更凸现出来。西方学者注重心理分析的传统,值得我们借鉴。
  
  但心理学分析方法,若缺乏有效的材料支撑,也易陷入过度阐释的陷阱,超文本阅读易流入无文本阅读。宋代的外命妇,享有月俸者甚少。据《宋会要》、《清波杂志》等记载,“外命妇即无禄令”。④南渡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挤压下,外命妇的买卖,甚至是政府的一笔财政收入。李清照被封赠为“令人”,位于外命妇十四等级第十层次。她有无月俸,是很令人怀疑的。因此,《才女的重负》将《金石录后序》的创作与李清照的经济动机联系起来⑤,还需要更明确的材料支撑。又如,本书首章,认为清初徐轨《词苑丛谈》在转录《墨客挥犀》中一则词学材料时,故意遗漏卢氏《凤栖梧》的词序:“登山临水,不废于讴吟;易羽移商,聊缘于羁思。因成《凤栖梧》一阕,聊书于壁。后之君子览之者,无以妇人窃弄翰墨为罪。”作者分析徐氏忽略词序的时代背景与心理动机时说:“《词苑萃编》编于清初,较之于宋代,其时女性诗人或词人更广泛地为社会所接受。编者徐轨,明显地经不住诱惑,更改了这则词本事的原始记载,使它更符合时代的价值观。”(P24)。实际上,明清人钞撮前人书籍,往往不检原文,全凭记忆。文字有出入,甚至张冠李戴者皆有。清冯金伯辑《词苑萃编》,其余卷二十四编二全载“卢氏题壁”条,所引书为《乐府纪闻》,然内容与《墨客挥犀》全同。因此,徐轨是否主观上有更改原文的动机,仍须进一步求证。
  
  《才女的重负》一书可资借鉴之处良多。清晰的思路、缜密的论证、情文并茂的叙事,体现著作者深厚的西学积淀;而材料搜罗之丰富、辨析之精微、取舍之有度,又昭示著作者精深的汉学功底。书中新见迭出而持之有故,议论有锋芒却不咄咄逼人。但这些优点并非本文所论之重点,故略而不谈。
  
  顺便提一下,陈鹄《耆旧续闻》卷三载:“陈述古诸女,亦多有文。有适李氏者,从其夫仕晋宁军判官。部使者以小雁屏求诗,李妇自作黄鲁直小楷题其上。”作者释读为:“在李氏写这几首诗不久,黄庭坚用小楷书题诗于屏上。”⑥若引用者依据的版本断句无误,则属作者的误读。
  
  注释:
  
  ①参林增文:《从当代譬喻理论解读李清照》,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
  
  ②转引自《才女的重负》,第85页。
  
  ③参朱崇才:《李清照词论写作年代辨》,载《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6期。
  
  ④《宋会要辑稿》帝系十一之七。
  
  ⑤《才女的重负》,第207页。
  
  ⑥原文为Sometime after Li' wife wrote the poems, Huang Tingjian inscribed the poems on the screen itself,in small regular script calligraphy.
  
  

原载:《国学学刊》201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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